先王為禮，以達人之性理，刑以承禮之所不足。故以仁義為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無本也。以刑法為不可用者，是不知情偽者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久則民忽，民忽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民慢，民慢則姦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夫仁義雖弱而持久，刑殺雖強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意解：古代先王制定禮法來實現人們本性的仁義，調整刑罰來彌補禮制的不足。所以認為仁義不足以治國，是不懂得人性本善，於是就缺乏教化，缺乏教化的治理就失去了根本。認為刑罰不可以治國的，是不了解人習性的偽詐，於是就失去威攝，失去威攝就不能禁止惡行。所以有刑法而沒有仁義，時間久了百姓就會疏忽道義，百姓疏忽道義就會發生叛亂；有仁義而沒有刑法，百姓就會怠慢，百姓怠慢，就會作奸犯科。所以說，以仁義為根本，以法律為佐助，使兩者結合而不偏重，這是治理國家的最高境界。仁義教化雖不顯著，但是效果持久；刑罰效果顯著，(過分依賴) 卻會加速國家的滅亡。這是治理國家的自然之道啊。



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邢。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也。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

意解：古時候，聖人竭誠用孝悌仁義的教化來引導百姓，把法令宣講清楚以依法執行刑律。用刑律來治理國家，就像用馬鞭駕車一樣。技藝再高的駕車者也不能沒有馬鞭駕車，而是拿著馬鞭但不輕易使用罷了。聖人藉助於法令來做好教化工作，教化成功了，也就不用實行刑罰了。



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為人臣者，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

意解：英明的君主好比是身體，臣下就如同手臂；君主好比喊聲，臣下就如同回聲。君主謀劃根本大計，臣下操辦具體細節；君主治理關鍵問題，臣下實施詳細措施；君主掌握國家權柄，臣下從事日常事務。作為臣子，手握符契(任職憑證) ，就要以此要求自己名實相符。名，是天地的綱紀，是聖人 (做事) 的符節。伸張天地的綱紀，使用聖人的符節，那麼萬事萬物的情況，就無所隱瞞了。



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也。此上天之理，而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

意解：(董仲舒回答策問說：) 富有的人生活奢侈，豐裕過度，貧窮的人窮困急迫、愁苦不堪，而在上位者不去治理救助，那麼人民就會感覺到活著沒有樂趣。人民如果不樂意活著，那就連死都不會躲避，又怎能懼怕犯罪呢？這就是刑罰繁多但姦邪仍然制止不了的緣故。所以享受俸祿的人家，以俸祿為生就行了，不應當再與人民爭奪產業，然後利益就可以普遍分布，而百姓也可滿足家用了。這是上天的公理，也是遠古的治國之道，天子應該效法作為制度，大夫也應當遵循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橈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意解：凡是法令變更，利害情況就跟著改變；利害情況改變了，民眾就會改變其所從事的工作；從事的工作改變，就稱為改行。所以從這個道理來看，讓大眾做事業如果頻繁地變動他們，就少有成功；收藏珍貴器物假如經常遷移，就會多有毀壞；烹煮小魚如若經常攪動，就會有損廚師的烹飪之功；治理大國要是政策經常朝令夕改，那麼百姓就會深受其苦。因此懂得治國之道的君主最重清虛恬靜，而對於變更法令很慎重。所以說：「治理大國，就像烹飪小魚一樣。」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缀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恭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國順服，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

意解：子張向孔子請教君王如何實施教化治理政事，孔子說：「子張啊，我來告訴你。聖王通曉『禮』和『樂』，把它們交互施用罷了。」子張進一步請教，孔子說：「子張，你認為依定要大擺宴席，賓主拱手相讓上座下座，相互斟酒敬獻，這樣才叫做『禮』嗎？你認為一定要舞者排列好行列跟位置，手拿雉羽和樂器，擊鳴鐘鼓，這樣才叫做『樂』嗎？說出來的話可以踐行，就是『禮』；施行起來能夠使大家歡樂，就是『樂』。聖王能勉力做到這兩點，以恭敬律己的態度居於帝位，因此天下得以太平，各國順服，百官盡職盡責，上上下下都有禮節。」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損益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

意解：傅子說：「能夠用禮義教化而興旺國家的，是知道治理國家的大根大本啊！」大根大本，是與天地同在的，是與人倫相互依存的。即使天地被蒙蔽了，大根大本的形式有所增減，但實質從未改變。根本有三：一是君仁臣忠，這是安邦定國之本；二是父慈子孝，這是安家立業之本；三是夫義婦德，這是區分內外之本。這三種根本關係的道義確立了，則天下歸於正道；反之，天下就不能歸於正道。天下不能歸於正道，有國的諸侯、有家的卿大夫會很快衰亡，立身做人的準則也會廢棄。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意解：古聖先王創立的禮，既有根本精神，又有外在文飾 (制定形式的原則)。忠信，就是禮的根本精神；合宜得理，是禮的外在文飾。沒有忠信這一根本精神，禮就無法成立；沒有合宜得理的形式，禮就無法在現實中推行。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意解：有子說：「禮的運用，就是以和為貴。古聖先王的為政之道就是制禮用和，以用和為最美，無論小事大事都注重溫和融洽。但也有行不通的，就是若知道『和』的可貴而一昧求和，不用禮來節制，那也是不可行的。」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易俗。

意解：情志透過宮商之聲流露出來，五聲音律聲聲相應而成韻律便叫做「音」。太平盛世的音樂安詳而歡樂，反映當時政治平和；亂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反映當時政治乖戾僻違；滅亡或瀕於滅亡的國家的音樂哀傷而憂愁，反映當時的百姓流離困苦。所以要矯正政治得失、震動天地、感動鬼神，沒有什麼比詩歌更近於能實現這個目標。前代君王就是以詩來調理夫婦的關係，培養孝敬的行為，敦厚人倫常道，使教化美善，以及改變風氣和習俗。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意解：(漢文帝下詔說：) 農業是天下的根本產業，是百姓賴以生存的基礎，如果大部分的民眾拋棄最根本的農業生產去從事工商業，糧食就會匱乏，國民生活就不能得到保障。



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不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意解：珠寶美玉和金銀，飢餓時不能吃，寒冷時不能穿，然而大眾卻認為它們很貴重，這是因為君主使用它們的緣故。金銀珠寶這些物品，輕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中，可以走遍天下而不會有飢寒的憂患。這樣就使得人民容易離開家鄉，盜賊受到鼓勵，犯罪逃亡的人有了便於攜帶的財物。粟米布帛產生於田地中，隨時令而生長，凝聚了人力在其中，不是一日之間就能長成的。幾石重的糧食，一般的人難以拿動，也不被姦邪之人所貪圖，然而一天得不到就會感到飢寒。所以，英明的君主重視五穀而輕視金玉。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無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於朝，湯有總街之庭，以觀民誹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意解：齊桓公問管仲說：「我想擁有天下而不失去，得到權力而不喪失，做到這一點有方法嗎？」管仲回答說：「不要刻意創新，時機來臨就隨之行事，不要以個人的好惡來損害公正，了解人民所討厭的事，以便自己引以為戒。黃帝建立了明臺的議政制度，堯帝設有衢室的諮詢制度，舜帝設有獎勵人們進諫的旌旗，夏禹在朝廷上設立了進諫之鼓，商湯有通衢大道旁的亭舍，用來了解百姓的批評意見。這就是古代聖君賢王所以擁有天下而不失去、得到權力而不喪失的方法。」



先王重於爵位，慎於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是以見其爵者昭其德，聞其祿者知其功。

意解：《易經》說：「聖人之大寶，在於有崇高地位 (因為擁有地位可以更好地利益人民)。 怎樣保守其位？在於仁愛的美德。」所以上古賢明君王對於爵位很重視，對授予官職很謹慎。賞賜爵位必定授予賢德的人，頒發俸祿必定施與有功的人。所以看到官員的爵位就明白他的德行，聽說官員的俸祿就知道他的功勞。



為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後民乃從令。己所不欲，不施之於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簡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身而民象之，則民不怨。

意解：治理政事的人不能不了解民情，了解民情然後百姓才會聽從命令。自己不想要的，不強加給他人，百姓怎麼會不聽從命令呢？所以善於治理政事的人，政令簡明容易推行，百姓就不生變亂；以身作則遵守政令而百姓效法，那麼百姓就不會埋怨。



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今之為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辯輕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

意解：以公心執法，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只要出於公心，) 用法輕一點也行，用法重一點也行(人民都會心服)；以私心執法，都是不可以的，用法太輕就會縱容姦邪，用法太重就會傷害善良。今天那些執法者，不平衡公私的區別，卻來辨析法律輕重的條文，不以民心為出發點，而只謹慎於使上奏判罪的文書得當，就好像治理教化之道本在自身卻跑去別處尋求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