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明君之求賢也,不避遠近,不論貴賤,卑爵以下賢,輕身以先士。
意解:古代明智的君主為國家尋求賢良人才,不論關係親疏,不管地位尊卑,都會放下自己的爵位來迎接賢良人才,降低自己的身分來善待有德士人。
今君之位尊矣,待天下之賢士,勿臣而友之,則君以得天下矣。
意解:如今君主的地位尊崇,若對待天下的賢士,不把他們當作臣下,而以朋友相待,那麼君主就可以得到天下了。
為人君之務,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
意解:做君主的關鍵,在於能夠去除蒙蔽;去除蒙蔽的關鍵,在於能夠讓下屬進諫;讓下屬進諫的方法,在於廣泛地聽取各種意見;廣泛地聽取意見,就是能夠做到無視下屬的高低貴賤,即使是奴役、童僕、放牧、養馬的人,也要能夠讓他們的意見傳達進來。
明君蒞眾,務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拒言,未必言者之盡用也,乃懼拒無用而讓有用也。
意解:賢明的君主治理百姓,務求臣下之言,來昭示於朝廷外;恭敬地接納卑賤之人,來吸引賢士。君主不拒絕進言,未必所有的進言都採用,只是擔心拒絕無用的意見而會使有用的意見受到排斥。
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
意解:能容納正直的臣子,則君主有失誤也不會貽害百姓,而百姓的憂患君主也能聽到。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海之士,為銘於筍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訟獄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廷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朝廷間,可以羅雀者。
意解:禹王通過聆聽五種聲音來治理天下。朝堂門上懸掛著鐘、鼓、鐸和磬,旁邊擺放著鞀,以此接待天下士人,並在懸掛鐘磬的木架上刻著銘文,說:「以道教導我的請擊鼓;以義教導我的請敲鐘;教導我如何處理國家大事的請搖鐸;告知我國家憂患的請擊磬;告訴我訴訟之事的請搖鞀。」這就是所謂的五聲。因此,禹王曾經在吃一頓飯的期間七次起身處理政務,一直忙到正午都沒有時間吃飽飯。禹王說:「我不怕天下的賢者停留在路上,我擔心沒有及時聽取寶貴建議並加以處理,而讓他們滯留在我的門廷啊!」因此天下士人紛紛到來,也因此,禹的朝廷很清靜。
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為名也,以為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耳目塞於內,諛者順之於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
意解:敞開直言之路,招引獲得諫言,不是為取得好名聲,而是認為聽不到正直的言論,自己就會耳目閉塞。自己耳目閉塞,阿諛的人又凡事順從自己,這就是夏、商、周三代末年的君主滅亡的原因,而他們自己卻不知道。
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善言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夏亡;纣有三仁而商滅。故不患無夷吾由余之論,患無桓、穆之聽耳。
意解:扁鵲不能醫治不接受針灸和藥物的疾病,賢人和聖人也不能糾正不接受勸諫的國君。因此,夏桀雖有關龍逢,夏朝還是滅亡了;殷纣雖有微子、箕子、比干三個仁人,但商朝還是滅亡了。可見不用擔心臣子沒有像管仲、由余那樣好的見解,就怕國君不能像齊桓公、秦穆公那樣願意聽取諫言。
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扶之之道,莫過於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為孝;臣苟順者,不得為忠。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
意解:因此(孔子)說:「君主遇到危險而不去護持,君主就要跌倒而不去攙扶,那君主還要這樣的臣子幹什麼呢?而扶持的方法,沒有比諫諍更好的了。因此,做兒子的如果只是一昧聽從父母的話,算不得是真正的孝;做臣子的只是一昧順從君主的意思,算不上是真正的忠。因此國家將要興盛,貴在有能夠直言諫諍的大臣;家庭將要興旺,貴在有能夠勸諫父母的孩子。」
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
意解:墨子說:「現在朝廷中從政的王公大臣,都希望國家富強、人口眾多、刑律政教都井井有條。然而卻不能如此,這是什麼緣故呢?究其原因,在於現在朝廷中從政的王公大臣,不能把尊重賢才、重用有德能的人作為執政方略。國家擁有的賢良之士愈多,那麼國家的治化就愈深厚。所以大臣們的要務,就在於使賢才愈來愈多而已。」
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意解:孔子說:「上天所輔助的是能夠順從正道的人,人們所扶助的是篤守誠信之人。按照誠信的要求去做事,而時刻不忘記順從天地之道的人,能夠從上天得到保佑,吉祥而無不利。」
君子不與人之謀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也。君子非仁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而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意解:君子不為人出謀劃策則已,如果為人謀劃,就一定會依循道義。所以君子的謀劃,一定能夠做到遵從道義,但不一定會被人接受;一定能做到盡忠無私,但不一定會被人接納;一定能做到誠實不欺,但不一定會被人相信。君子指正他人,不表露於言辭,而是體現於行動。所以要指出事情錯誤,就自己去把正確的做出來;厭惡惡行,就自己努力行善來予以補救和感化。這樣一來,道理自然就彰顯了。
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得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意解:天有四時、地有財富,能和人民共同享用,就是仁愛。實施仁愛者,天下人就歸附他。使人民免遭死亡、解除人民的困難、救助人民的災患、接濟人民的急需,這些就是恩德。廣施恩德者,天下人就歸順他。和人民同憂同樂、同好同惡,就是義。踐行道義者,天下人就歸附他。所有的人都害怕死亡而樂於生存,喜歡得到好處和利益。能使天下人都獲得利益的,就是道。有道者,天下人就歸附他。
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之;無道以臨之,命雖眾足以亂矣。
意解:遵循道來治理天下,法規雖少,卻足以使天下太平安定;不遵循道來統治天下,命令雖然眾多,卻只能使天下混亂。
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不失仁心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矣。
意解:有功勞卻喪失了仁義之心,就會被懷疑;有罪過卻沒有喪失仁義之心,一定會得到信任。所以,仁義是做任何事都要依循的常道,是天下最為尊貴的品德。雖計謀得當,事先考慮預防禍患,而禍患也得以消除,謀劃著立國而國家也得以建立,但是如果所做的是有違背仁義的地方,其功業一定不會圓滿實現。
意解:古代明智的君主為國家尋求賢良人才,不論關係親疏,不管地位尊卑,都會放下自己的爵位來迎接賢良人才,降低自己的身分來善待有德士人。
今君之位尊矣,待天下之賢士,勿臣而友之,則君以得天下矣。
意解:如今君主的地位尊崇,若對待天下的賢士,不把他們當作臣下,而以朋友相待,那麼君主就可以得到天下了。
為人君之務,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
意解:做君主的關鍵,在於能夠去除蒙蔽;去除蒙蔽的關鍵,在於能夠讓下屬進諫;讓下屬進諫的方法,在於廣泛地聽取各種意見;廣泛地聽取意見,就是能夠做到無視下屬的高低貴賤,即使是奴役、童僕、放牧、養馬的人,也要能夠讓他們的意見傳達進來。
明君蒞眾,務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拒言,未必言者之盡用也,乃懼拒無用而讓有用也。
意解:賢明的君主治理百姓,務求臣下之言,來昭示於朝廷外;恭敬地接納卑賤之人,來吸引賢士。君主不拒絕進言,未必所有的進言都採用,只是擔心拒絕無用的意見而會使有用的意見受到排斥。
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
意解:能容納正直的臣子,則君主有失誤也不會貽害百姓,而百姓的憂患君主也能聽到。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海之士,為銘於筍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訟獄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廷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朝廷間,可以羅雀者。
意解:禹王通過聆聽五種聲音來治理天下。朝堂門上懸掛著鐘、鼓、鐸和磬,旁邊擺放著鞀,以此接待天下士人,並在懸掛鐘磬的木架上刻著銘文,說:「以道教導我的請擊鼓;以義教導我的請敲鐘;教導我如何處理國家大事的請搖鐸;告知我國家憂患的請擊磬;告訴我訴訟之事的請搖鞀。」這就是所謂的五聲。因此,禹王曾經在吃一頓飯的期間七次起身處理政務,一直忙到正午都沒有時間吃飽飯。禹王說:「我不怕天下的賢者停留在路上,我擔心沒有及時聽取寶貴建議並加以處理,而讓他們滯留在我的門廷啊!」因此天下士人紛紛到來,也因此,禹的朝廷很清靜。
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為名也,以為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耳目塞於內,諛者順之於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
意解:敞開直言之路,招引獲得諫言,不是為取得好名聲,而是認為聽不到正直的言論,自己就會耳目閉塞。自己耳目閉塞,阿諛的人又凡事順從自己,這就是夏、商、周三代末年的君主滅亡的原因,而他們自己卻不知道。
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善言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夏亡;纣有三仁而商滅。故不患無夷吾由余之論,患無桓、穆之聽耳。
意解:扁鵲不能醫治不接受針灸和藥物的疾病,賢人和聖人也不能糾正不接受勸諫的國君。因此,夏桀雖有關龍逢,夏朝還是滅亡了;殷纣雖有微子、箕子、比干三個仁人,但商朝還是滅亡了。可見不用擔心臣子沒有像管仲、由余那樣好的見解,就怕國君不能像齊桓公、秦穆公那樣願意聽取諫言。
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扶之之道,莫過於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為孝;臣苟順者,不得為忠。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
意解:因此(孔子)說:「君主遇到危險而不去護持,君主就要跌倒而不去攙扶,那君主還要這樣的臣子幹什麼呢?而扶持的方法,沒有比諫諍更好的了。因此,做兒子的如果只是一昧聽從父母的話,算不得是真正的孝;做臣子的只是一昧順從君主的意思,算不上是真正的忠。因此國家將要興盛,貴在有能夠直言諫諍的大臣;家庭將要興旺,貴在有能夠勸諫父母的孩子。」
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
意解:墨子說:「現在朝廷中從政的王公大臣,都希望國家富強、人口眾多、刑律政教都井井有條。然而卻不能如此,這是什麼緣故呢?究其原因,在於現在朝廷中從政的王公大臣,不能把尊重賢才、重用有德能的人作為執政方略。國家擁有的賢良之士愈多,那麼國家的治化就愈深厚。所以大臣們的要務,就在於使賢才愈來愈多而已。」
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意解:孔子說:「上天所輔助的是能夠順從正道的人,人們所扶助的是篤守誠信之人。按照誠信的要求去做事,而時刻不忘記順從天地之道的人,能夠從上天得到保佑,吉祥而無不利。」
君子不與人之謀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也。君子非仁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而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意解:君子不為人出謀劃策則已,如果為人謀劃,就一定會依循道義。所以君子的謀劃,一定能夠做到遵從道義,但不一定會被人接受;一定能做到盡忠無私,但不一定會被人接納;一定能做到誠實不欺,但不一定會被人相信。君子指正他人,不表露於言辭,而是體現於行動。所以要指出事情錯誤,就自己去把正確的做出來;厭惡惡行,就自己努力行善來予以補救和感化。這樣一來,道理自然就彰顯了。
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得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意解:天有四時、地有財富,能和人民共同享用,就是仁愛。實施仁愛者,天下人就歸附他。使人民免遭死亡、解除人民的困難、救助人民的災患、接濟人民的急需,這些就是恩德。廣施恩德者,天下人就歸順他。和人民同憂同樂、同好同惡,就是義。踐行道義者,天下人就歸附他。所有的人都害怕死亡而樂於生存,喜歡得到好處和利益。能使天下人都獲得利益的,就是道。有道者,天下人就歸附他。
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之;無道以臨之,命雖眾足以亂矣。
意解:遵循道來治理天下,法規雖少,卻足以使天下太平安定;不遵循道來統治天下,命令雖然眾多,卻只能使天下混亂。
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不失仁心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矣。
意解:有功勞卻喪失了仁義之心,就會被懷疑;有罪過卻沒有喪失仁義之心,一定會得到信任。所以,仁義是做任何事都要依循的常道,是天下最為尊貴的品德。雖計謀得當,事先考慮預防禍患,而禍患也得以消除,謀劃著立國而國家也得以建立,但是如果所做的是有違背仁義的地方,其功業一定不會圓滿實現。
編輯者: 文靜的太陰星 (2015-07-27 08: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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