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也沒能跳出歷史興亡週期律
黃炎培與毛澤東在延安有一段著名的“延安窯洞對”，探討的是歷史興亡的週期律，有沒有可能跳出這個歷史興亡的週期律？誰能跳出這個歷史興亡的週期律？
1945年，在延安的窯洞裡，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訪問有什麼感想。黃炎培說，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律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律。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週期律的支配。
黃炎培指出，歷史上歷朝歷代都沒有能跳出興亡週期律。他特別提到了“人亡政息”的歷史現象。“人亡政息”，出自《中庸》。原文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意思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記載在典籍上。他們在世時，其政令都能得到執行；他們亡故後，其政令便停止執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貫徹因人事更迭而中斷；政治局面因執政者的代謝而改變。
毛澤東聽了黃炎培的一番話，當即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不過從中國共產黨建黨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年以來的情況看，毛澤東當年要跳出中國歷史興亡週期律的自信推斷要實現，簡直就是一個世紀大笑話，或者說，毛澤東的判斷本來就不符合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
首先，“人亡政息”這一規律已經在毛澤東本人身上得到了驗證。事實上，毛澤東在位時，經過多年實踐，確立了自己的治國理念和方針政策，稱為“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他所確立的各項政策和治國理念基本上已經被徹底改變。在現在的中國，“毛澤東思想”已經基本不提了，雖然還不時提到毛澤東，但那更多的只具備象徵意義，已經沒有任何實際導向作用了。
自鄧小平讓毛澤東“人亡政息”之後，也確立了自己的方針政策和治國理念，現在稱為“鄧小平理論”。鄧小平吸取毛澤東被“人亡政息”的教訓，對體制內的官員及其親屬後代，是倍加關愛。現在我們知道，很多高幹子弟都成為了高官，沒有成為高官，也已經成為一方富豪，或者至少也是個政協委員、什麼理事之類的。
具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根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的資料，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含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佔據了億元戶的91%，擁有資產20450餘億元。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資本。
高幹子弟在億萬富翁中占91%的極高比例，那麼，中、低級幹部及其子弟們，在千萬富翁、百萬富翁中占的比例又是多少呢？還沒有見到有人統計具體資料，但憑我們對周圍有錢、有勢的家庭和個人觀察，這個比例一定不小！
因此，這些體制內的群體對他是很滿意的，所以在鄧小平身後，雖然歷經兩代，仍然還在高舉“鄧小平理論”，沒有出現“人亡政息”的結果。
那麼有了“鄧小平理論”，就能跳出“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律嗎？恐怕也是困難的。因為高舉“鄧小平理論”的群體仍然只是體制內的獲利群體，體制外很多利益受損或者獲利很少的群體，早已對其產生了懷疑，並極力否定之。
回顧鄧小平主政以來三十年的歷史看，體制內的人及其親屬後代們都非官即富，或者是又官又富，至少撈個什麼委員、理事之類的做做，獲得了巨大榮耀和財富，因此，體制內不會出現毛澤東式的“人亡政息”。
但他們正在走向另一條不歸路，那就是“求榮取辱”。的確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體制內的人在追求榮耀、追求財富上，可以說是捷足先登，業績輝煌，舉世矚目，令普天下人無不仰視。
然而，在他們追求、並獲得非凡榮耀和財富的時候，體制外的人則表現了極大的不滿，仇富、仇官正在成為普通民眾的基本思維。他們取得榮耀和財富的事實，並沒有博得普通民眾從心中發出的讚揚，相反，他們正在被普通民眾視為極大的恥辱。他們獲得的榮耀，事實上已經被相當部分的普通民眾視為恥辱。
他們獲得的官職、財富和政協委員之類的物質佔有、政治榮譽，並沒有得到普通民眾的認可，而是更多的增加了普通民眾的不滿和仇恨。一些偶然小事件誘發的打砸燒政府機關、警用車輛等等事實告訴我們，他們正在走向一條“求榮取辱”的不歸之路。他們在不斷追求財富、榮譽的同時，也正在不知不覺的把自己置於廣大普通民眾的對立面，也正在向“取辱”的歸宿走去。
貧富差距無休止擴大，將使“鄧小平理論”也同樣會有“人亡政息”的結果，“鄧小平理論”也無法跳出歷史興亡的週期律。不過，這次讓“鄧小平理論”“人亡政息”的，不會是體制內的群體，推動其“人亡政息”的力量主要是體制外的，利益受到損害的群體。
從歷史的經驗看，這種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過程，也就是社會革命醞釀的過程，也就是當權者由興到亡的過程。雖然一些體制內的所謂精明人士已經感到了這種危機，並試圖改變這一進程，但趨勢一旦形成，逆轉也是不可能的了。
客觀的看，組成組織、政黨的仍然是人，而不是神，那麼他們應該具有人的本性，因此，所作所為也難以跳出人的思想行為範疇。因此，其不能跳出中國歷史興亡的週期律，也是符合客觀實際的。
毛澤東之所以自信的得出：有了民主就可以跳出這一週期律的推斷，一方面是他過高的估計了他領導的黨的成員們的思想覺悟；另一方面，他沒有考慮到中國沒有實現民主的現實；再者，恰恰是“千秋萬代”、“革命江山要萬年紅”、“要跳出這一興亡週期律”的思想，阻礙了民主的實現，這種思想阻止了民眾實施自由選擇和有效監督的權力。沒有民主也就談不上民眾對官員的監督。所以，毛澤東的自信推斷，也應該是一個脫離實際的推斷。實際上，任何所謂“千秋萬代”、“萬歲、萬萬歲”，那都只不過是脫立人類社會發展實際的空想、夢想了。
那麼真的民主了，就能做到一人、一家、一組織、一政黨的千秋萬代、萬歲萬萬歲的執政當權了嗎？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看看台灣的政黨輪替又輪替就知道了。
觀察世界上其他的民主國家，其執政當權的人和政黨則是換的更快，而民主國家的相對穩定，則正是建立在執政當權的人和政黨的相對不穩定基礎上的。實際上，執政當權者的不穩定並不代表社會的不穩定，而執政當權者的穩定也不代表社會的穩定。民主國家中這種執政者頻繁變更的好處，在於不會使矛盾累積惡化，因此，爆發激烈社會革命的可能性要小一些而已。

歷史興亡週期律

1911(辛亥革命成功之年)+34=1945(對日抗戰勝利之年)

1945(對日抗戰勝利之年)+21=1966(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年)

1966(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年)+13=1979(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年)

1979(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年)+34=2013(胡錦濤卸任之年)

1966(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年)+34+21=2021(聖人行道開始之年)
能跳脫歷史興亡鐵律者...其惟聖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