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卦氣說」(一)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魯國十二公首年即位的書寫條例,除了隱公、莊公和定公外,魯公即位的首年都完整地寫上這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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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春秋》書寫魯公即位的常例。在《春秋公羊解詁》中,《春秋》尋常的書法往往有深一層的詮釋。在字面的意義上,「元年春王正月」是用來說明「公即位」的時間。當中除了「王」字以外,「元年」、「春」、「正月」都是表示時間的單位,沒有深層的特殊意義。不過,何休把它們視為天道與人道契合的表徵,使「元年」、「春」、「王」、「正月」和「公即位」呈現出層級性的縱向排列,而且下層級的認受性必須由上層級來確定。《公羊傳》隱公元年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休注曰:
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代表魯公即位,新政權的開始,他的認受性肇端於「五始」的端正。在《文諡例》中,何休曾提出《春秋》「五始」的說法,而「五始」的思想本源於緯書。
《春秋緯.元命苞》云:黃帝受圖有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
據此來看,若然把《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各詞獨立標出,正好代表「五始」中的各個層級。層級之間的關係是「元」為「氣之始」,以下端正「天之端」;「春」為「四時之始」,以下端正「王即位」;「王」為「受命之始」,以下端正「王之政」;「正月」為「政教之始」,以下端正「諸侯之即位」,至「公即位」為「一國之始」,以下端正「境內之治」。從各層級的先後次序來看,「五始」的性質是從天道的綻現逐步推展至人道的頒行;在句式上,「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便由偏正的修飾關係演變成為並列的層級組合,這就是說「元年春王正月」由原來表示「公即位」的時間修飾,成為端正它的認受性的重要天道根據。
何休為「元年春王正月」注入天道內涵,看來與《春秋》性質不合。《春秋》本是魯國史記,其用為「上明三王之說,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春秋》經世致用,為後王垂撥亂反正之法,它所關心的是人道,而不是天道。不過,漢代是討論天人關係最為熱烈的時代,經儒在詮釋《春秋》時又往往向《周易》學說靠攏。西漢劉歆便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參證。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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