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古義考（下）
三、
在對帛書《易傳》所留給我們的古義蹤跡進行上述考索的過程中，《淮南子》的價值得以初步顯現。以下我們將以《淮南子》為主，進一步考稽《周易》古義之內容。
案《漢書•魏相傳》記載魏相上表言事中，表達了其《易》學觀：“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由以上所引考之，魏相所引“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云云，當屬於《易陰陽》的內容。魏相所云東、南、西、北、中央五神各執“規”“衡”“矩”“權”“繩”而司春、夏、秋、冬，此說亦與《淮南子•天文訓》所載“五星”之說基本相同。
《淮南子•天文訓》說：“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其獸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後土，執繩而治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與此相似的記載，亦見於《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等。
只是魏相以八卦中震、離、兌、坎四卦司一年春、夏、秋、冬四季，此不見於《淮南子•天文訓》。據筆者考察，魏相歿于宣帝神爵三年，即西元前59年，他先後任郡卒史、茂陵令、河南太守，被霍光逮捕下獄後又復為太守，並逐步升至大司農，御史大夫。如以其壽為60—65歲計，則魏相約生於西元前120—125年左右，《漢志》既稱其“少學《易》”，則魏相學易當在西元前105—110年左右。而《淮南子》修成正當漢武帝“方好藝文”的“元光”“元朔”年間，約西元前130年左右，與之相距不過二十餘年的時間。魏相引《易陰陽》《明堂月令》言之，且其說“有師法”。故《淮南子》作者肯定亦會見到此書，但此處意在引“五星”而說天文，故而未提震、離、兌、坎諸卦。另外，我們知道，在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即有《五星占》一書，另外還有篆書及隸書的《陰陽五行》等數術類書。
考之《隋書•經籍志》其“天文類”中有《巫咸五星占》一卷《五星占》一卷，陳卓另撰有《京氏釋五星災異傳》一卷，故而以五星說災異當與《易》有關，特別是與《易》中的陰陽寒溫有關，故而京氏才特予釋之。《淮南子•天文訓》此處意在釋天文，故而略去八卦不談也。
《淮南子•時則訓》說：“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
而魏相亦說：“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漢書•魏相傳》）所謂“春興兌治”即春興秋治；“秋興震治”即秋興春治；“冬興離治”即冬興夏治；“夏興坎治”即夏興冬治也。故《淮南子•時則訓》中如上之說與《易陰陽》說正合，亦證屬“古義”內容。
《淮南子•天文訓》未言震、離、兌、坎諸卦，不能說明當時尚無此說的另一條證據是，如前文所引，魏相還曾提到“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案《白虎通義•八風》釋“八風”曰：“風者何謂也？風之為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陽生於五，極於九……行獄川。”
《白虎通義》所釋“八風”內容與《淮南子•天文訓》之“八風”相同，重要的是《白虎通義》釋“八風”時特別強調：“風之為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其旨與《漢書•魏相傳》中魏相言“八風之序立”後，震司春、離司夏、兌司秋、坎司冬相同，亦與孟、京“卦氣”說相同，據筆者考察，施、孟、梁丘三家易的完成約在西元前70年左右，由魏相“少學《易》”“明《易經》，有師法”（《漢書•魏相傳》語）故魏相所學之《易》顯然早于孟喜，《漢書•魏相傳》又記載魏相奏請皇帝“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由以上所考思之，漢人所存“古義”見於《古五子》《易陰陽》及《明堂月令》等書，《淮南子•天文訓》在言及“五星”“八風”時，因其在論天文，故未涉及“所以象八卦”的內容，故未明確點出震春離夏兌秋坎冬諸卦象，但由以上所考看，當時早已有此說是無疑的。
四、
為了進一步證明上文我們所闡述的觀點，茲再看《淮南子》中的另一段文字。
案《淮南子•地形訓》曰：“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鬥，鬥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于水，鳥飛於云，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為蛤。”此段文字亦見於《孔子家語》，可證《孔子家語》一書雖出自後儒所撰，但其多數內容實出自先儒之手，篇幅所限，茲不贅述。
重要的是，帛書《繆和》篇有這樣一段文字：“凡天之道，壹陰壹陽，壹短壹長，壹晦壹明，夫人道九之。”筆者以為，凡解帛本“人道九之”的資料，皆不如上引《淮南子•地形訓》中“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說的更為清楚明白。同時，如上引文中還有一段文字，透露出《淮南子》早已先于孟、京而以“卦氣”說《易》了：
“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先儒在注《淮南子》與《孔子家語》時，因其不明“卦氣”之說，故注文多以改字讀經方式注之，如《淮南子集釋》引楊樹達云“‘月’字《集證》本作‘日’，是也。《說文》十三篇下‘風部’云‘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論衡•商蟲篇》亦云‘蟲八日而化’並其證。”《淮南子集釋》撰者何寧也認為“楊說是也。蓋涉上諸‘月’字而誤。”
其實，楊樹達先生之說及何甯先生案語皆不確。所謂“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實指“卦氣”中秋分之“次候”“蟄蟲培戶”，因依“卦氣”說，巽為風，又為八月之卦。秋分在八月，其次候為“蟄蟲培戶”，故“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此句是依“卦氣”而出，先儒未能明察於此而改字讀之，至憾！
重要的是，《淮南子》中還有《古五子》的內容。
如前所引，《漢書•藝文志》載“《古五子》十八篇”，顏師古注：“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可知《古五子》是一本解說《易陰陽》的書，其主要內容是以“自甲子至壬子”解說《易陰陽》之要。
考《淮南子•天文訓》曰：“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可知所謂“自甲子至壬子”乃指甲子至丙子、戊子、庚子，以至壬子，由此五子示木火土金水，五行各領七十二日而終一歲也。
《淮南子集釋》釋此曰：“補曰：‘置一歲日，以五氣分之，則七十二日為一節，而得其用事之日。’《藝文志》有《古五子》十八篇，師古云‘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始即《淮南子》所云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複》生《坎》七日’是冬至常為甲子受制。”由此注可知，《古五子》在解說《易陰陽》時，貫穿了“卦氣”之說。《淮南子•天文訓》又說：“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群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粰鬻、施恩澤，戊子受制，則繕垟垣、修城郭、審群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其實，《古五子》的內容，早在《管子》一書中已有表述，案《管子•五行篇》：“日至睹甲子木行禦，命左右工師內禦……七十二日而畢。”劉績注曰：“自甲子起，週一甲子六十日，又零十二日得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下皆仿此。”另外，《淮南子•時則訓》及《春秋繁露•治水五行》中皆有與此相似的內容，此不一一引之。
接下來又說：“丙子幹甲子，蟄蟲早出，故雷早行。”云云，亦與《淮南子•時則訓》及《春秋繁露•治亂五行》之說相同。由此可知，《古五子》之大要與“五官”說基本相同，亦與《禮記•月令》及孟、京之說相合。這進一步證實了孟、京說與帛書《易傳》及《古五子》《易陰陽》的內容相通，因而確為《周易》古義也。
結語
通過如上考察，我們發現《淮南子》一書保存了大量古義資料。書中除對帛書所講“五官”“六府”等古義內容作出具有針對性地回答外，同時亦有“五正”說的內容，並有《易陰陽》《明堂月令》中屬於“八風”“五星”內容的解釋。《淮南子•天文訓》及《漢書•魏相傳》所云東、西、南、北、中央五方各執“規”“衡”“矩”“權”“繩”司“春夏秋冬”說，在《淮南子》中亦有專門解釋。案《淮南子•時則訓》：“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准，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由“陰陽大制有六度”，似可證明其說出自《易陰陽》也。而帛書《要》所云“五官”中亦有如上內容，這說明帛《易》與《易陰陽》的內容是互通的。同時，據上所考，《淮南子》一書用“卦氣”言事，可知已佚之《淮南道訓》中肯定已使用了“卦氣”說。
《淮南子》保存了有關《古五子》的內容，因而據此可考《易陰陽》之大要也。筆者以為，《淮南子》還記錄了一條以《易陰陽》解釋《周易》經文的重要資料，此即《淮南子•人間訓》之“‘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這種和陰陽順天時而“動”“息”的思想，正合魏相所表采之《易陰陽》的主旨，顯然是一條純以古義釋經的資料。帛書《二三子》及《衷》篇釋《乾》卦九三爻時，其說與《淮南子》此說相同，此《淮南子》所講之《易》，實與帛本相承相通的又一證據。
由於漢初田何授《易》時，今古義並傳，由《漢書•藝文志》考之，古義當時在“凡《易》十三家”中尚佔據一定份量，且嚴格地講，今義與古義也很難劃分出一條明確的界限。今義的特點在“觀亓德義”，但“觀亓德義”需“明數而達乎德”。如研《易》不明數，則難“達乎德”，故今義亦須“明數”，只是較之于古義來說，“後亓祝卜”而已。其實，由《漢書•藝文志》看，當時位居“凡《易》十三家”之首的施、孟、梁丘之《易》，雖然公開傳授的是今義，但梁丘賀等人所以得天子之寵，還在於“筮有應”也。他們利用官學的地位，“博士”的身份，雖取得傳《易》的正統地位，但據《漢書•藝文志》載：“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漢書•儒林傳》並介紹：“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由前文所考看，“專說陰陽災異”即《周易》古義也，故由丁寬傳之。由“專說陰陽災異”，亦可知其學主旨與魏相所介紹的《易陰陽》主旨相同。由《莊子》稱：“《易》以道陰陽”及《晉書•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可知古有《易繇陰陽卦》之書，《易陰陽》之書或即由《易繇陰陽卦》而來。
為了不使“後世之士疑丘”，故《周易》今義以正統地位在孔門弟子及再傳弟子中傳授。古義由於周王孫與丁寬的傳授，漢初在民間仍有流傳，估計當淮南王劉安招引天下才俊時，這些人投向了劉安。於是，淮南王劉安“聘明《易》者九人”，撰成《淮南道訓》一書。《淮南子》一書的撰寫，肯定亦有此九人的參與或受此九人《易》學觀的影響。筆者以為：這，恐怕就是《淮南子》一書保存大量《周易》古義的根本原因。唯《周易》今義的誕生與傳承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周易》古義的傳承與衍展也是值得研究開掘的，因為後者籠罩在本天道以立人道的高度哲學性的天人之學的氛圍下，同樣寄寓了先哲獨特的總體宇宙關懷和終極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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