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執政黨何以避免二次革命》。2008年我去西班牙，研究了西班牙的政治改革，胡安卡洛斯的民主轉型。中國在2008年市場經濟還未健全的情況下，政治矛盾已經很突出了，所以我到西班牙的時候，我是帶著這個問題去的，就是中國能從西班牙的政治轉型、和平轉型中學到點什麼？我就寫了中共何以避免二次革命，還有就是中國何以和平政治轉型。2011年，辛亥革命100週年，北京的學術界和思想界進行了很熱烈的討論，大家看到滿清遲遲不改革，等到最後想改的時候，不給機會了，直接一個辛亥革命把它推翻了。那麼對共產黨來講，那時候我們提出問題：改革與革命賽跑，如果你不主動去通過改革來化解社會矛盾，那你就等著社會底層革命。

我從西班牙回來後的半年心情特別不好。我把西班牙的和平政治轉型和中國共產黨做了四個方面比較，發現中國共產黨一條都做不到，這意味著共產黨自己是不可能去搞和平政治轉型的，非要逼到人們去鬧革命，這個國家才可能轉過來，當時我就絕望，我就心情特別不好，一旦不和平，中國這個暴力啊，不得了。所以，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新聞聯播播報以後，我一個晚上沒睡覺，我坐在那個地方呆掉了。烏魯木齊的事情可能會在全國範圍再演，所以那時我就積極地在想，怎麼推進中國的民主轉型，怎麼努力避免二次革命。我那個文章其實就是在那時候出來的，大家都在討論改革和革命賽跑，其實是在呼籲改革，避免革命。

談習時代

2013年的5月吧，「七不講「出台，就意味著習近平的意識形態是往後倒轉的...前面我是對他很有期待的，從他說「七不講」，我就意識到出問題了，但是我不知道這個問題能出多大。等到他把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拿出來，我就告訴企業家，不要再有期望了，我2013年、2014年，不斷鼓動企業家趕緊走人、人走錢走。...2016年以後，外匯就緊張了，企業家不像我們幾萬美金，人家是幾百萬幾千萬的東西，出不去了...2019年、2020年，從互聯網企業到金融，先砸大富豪們的鍋，這些人的鍋不能做大，鍋裡的飯由我決定你怎麼吃；新冠清零是砸了所有人的鍋，打工的人沒有地方打工，生活支撐不下去、貧困。所以我說，習近平最開始砸的是最頂尖的富豪的鍋，然後現在砸到最普通的民眾的鍋，全都給他砸光了。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習近平搞那個「全面改革」的方案...全部出來以後，我跟別人的情緒完全相反。那些金融界的企業家們看到方案講到市場經濟，講到私有經濟和公有經濟平等競爭、平等進入市場，大家都很高興。所以企業家問我，是不是共產黨給了我們又一個發財的機會了？我就跟他們講，你們把口袋捂緊吧，別把錢掏出來。他們說，啊？你怎麼這麼看問題啊？我說，你們都看到它是混合經濟，鼓勵大家投資，對吧？他那個話說得很好聽，但是拿什麼來保證你投給它的錢還能拿回來，且你在企業經營中會有你發表意見的餘地？我說，你們不要光看經濟改革，你們往後挪挪，你們看看，如果經濟上要往前走，必須在政治上要有權利保障，但這個方案在法治、民主、社會治理那塊兒，有沒有給你們提供這些條件？

所以2013年以後，從意識形態的倒退開始，就開始回到毛時代的那個極權主義。習近平這十年來，他沒有任何往前走，當然也沒有完全回到毛時代，因為社會有幾十年的進步，黨內和社會也是有阻力的。但經過這十年的恐怖，包括黨內的清洗，包括抓捕709律師、把深度調查記者弄掉、把公民組織和NGO全部弄掉，像我們這樣的異見人士那就不用說了。清零後，變成無差別地控制和監控全社會，借助高科技的力量，不是拿來造福社會推動文明，恰恰是拿來鞏固極權統治。

等到習近平這個上來以後呢？你就發現他這個沒有文化的人，他可以把整個黨的這個文化徹底拖到一個完全返祖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