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知道自己運行的分稅制是什麼情況,以及能不能運行下去,運行到終點無法維繫時要面對什麼。

比國內絕大部分人都清楚未來三十年分稅制會到一個財政危機分水嶺,而中共設有任何有效辦法去解決,所以提前進行危機應對,習近平上台後十年內,後五年都在專注於這件事上。

早期嘗試優先對外輸出國內產能擴大經濟層面支柱,一帶一路、亞投行都是典型,但之後效果不足以達到持續支撐中國發展與躲避分稅制終局危機。

隨後習近平政府開始轉向推動高端人才回流,或國內企業對外併購, 以及國內產業升級來規避財政危機。

但引發了新一輪資金與人才外逃,最後是併購潮多數被叫停,被認為有資金外逃傾向的都開始遭到處理,隨之出成了一個被嚴查的重點,管控也越來越嚴格。企業收購上,多數公司的審批權實際已經歸於黨委,大企業入駐黨委行使監督權也開始逐漸普遍化。

然而產業升級方面,因為中共自身無法掌控一個成熟的城市資產階級,以及一個有凝聚力的知識分子社會,所以多有限制,一直希望所謂產業升級,能完全在黨的控制體系內成長。

但事與願違,落後製度與下個階段的社會形態本身就是互相排斥的, 如果黨的體制可以在其控制下變成產業升級後的發達內需消費社會, 那麼該體制就不是原來的東西了。

也因為這個原因,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資金,對土地財政依賴不能停,另一方面又有潛在的經濟下滑逐漸開始明顯。

中央開始全方位進行財政縮減,以及對經濟的重新劃分。

典型的體現是教師欠薪、醫保改革與耗材轉變,醫保中質量更好的耗材減少,醫生個人醫保禁止給他人使用,並且醫院每年有醫保限額, 超過會被追責,從組織到個人。

許多三線或開外的政府麾下部門關停或縮減,公務員甚至有出現降薪或凍薪問題。

同時中央開始要求全面擠水分,從而掌握真實數據,對債務體系進行重組,試圖拖延債務危機的總爆發,轉嫁更多債務壓力給社會而非直接給地方政府本身,對債務配額也多加限制,取得一定成果,但疫情后開始有些破功了。

又因為意識到了未來財政危機後,可能要面對的社會異議分子與潛在, 地區風險,開始對國內的輿論環境全方面進行控制與侵蝕,從知乎到B
站,一個個進行整肅,扶持極端民粹或政府支持者發聲,盡最大可能「剪除網絡社區自留地的存在。

包括了對文化創作的審核,避免在宣傳或意識形態層面出現漏洞,將中國市場作為一種為黨國存續的工具,脅迫任何可能唱反調與違背黨國意志的人與之無緣。最初的歐美廠商願意配合,但漸漸的隨著黨國要求嚴格,也開始逐一放棄內地市場。

哪怕國內本地的拍攝,獻禮片的數量也在增加,對社會題材的嘗試漸漸收縮,審核體係不單純是存在於網絡社區,也包括生活當中。

現實方面,對工人罷工或左翼青年身體力行重拳出擊,對最有可能走法律途徑干擾的律師進行大規模抓捕,然後開始在各大平台推入一些對黨國法規則的基層宣傳。新疆方面開始大規模投入資金,提高了警戒和執行等級。

香港方面尤甚,因為香港有地理空間,以及結社傳統,老一代民主派別有資源和經驗組黨,香港本地知識分子按規則與中共拉鋸,中共一直處於下風,當出現香港運動後,為了挽回威權地位強調服從性,避免被人認為軟弱,把原本吃相難看十年內慢慢做的事,一口氣靠掀桌子完成。

實際體現的是中共的焦急感,在最重要的香港環節上出了差錯,反而刺激台灣徹底倒向另一面,緊接著投入更多與論宣傳資源聚焦在台灣,對內外都宣傳擺出了五十萬的姿態,用以調動國內民眾情緒。

國內經濟體系本身,也正在被逐漸壟斷,該壟斷主要是指政府默許的私企(或有控制權,或有白手套身份),或者有紅色血脈背景的公司,逐漸在全國各行各業進行壟斷。

從而製造出哪怕不是計劃經濟,也能通過控制這些龍頭壟斷公司,快速控制全國經濟的目標。這樣就能把大量的資源集中控制在黨的手中。

因為經濟下滑,產業升級不理想,社會就沒能轉向傳統應有的內需消費型社會,這造成了經濟總體擴展減少,剛需房產壓力增大(因土地財政不能輕易下滑,地方政府依賴度極高),人均可支配消費收入無明顯增長甚至下跌,大量公司被迫靠增加工時,進行低效產出來增加未必能有的產能,直接導致996各類內捲現像出現。

這又讓原本通過戶籍制度圈農村鄉鎮人口入城降低勞動力成本,致使城市過密化的現象加劇,出現大量過遠通勤、收入增速極低、生活空間縮減,租金上漲等一系列異常化的大城市病。

而現有規劃太慢或畸形,大多數甚至根本沒有,完全無法滿足快速增長的人口所需。

在有限的資源增長中,分配效率已經不足夠保證國民在勞動與所得之間獲得平衡,黨國體係依然選擇與民爭利,盡可能在獲取資源和財富的分配上,確保中央政府獲得最多資源,其次是地方政府,然後是被「扶持的壟斷企業與白手套們。

在這種背景下,哪怕服從黨國體系,也不一定有好果子吃,近來例子就是房地產商,各種政策出台,房地產商既要被強迫按照民眾收入價格出售房屋,又必須為維持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負責,利潤被人為控制在一個較低的點,而政府仍然抽取大頭。

類似現象普遍存在於各類查稅,找藉口罰款,各種對中小民企的敲打。

隨著疫情到來,政治化的抗疫任務,直接成為經濟下滑的直接原因, 沒有盡頭的封鎖,對生活、就業、發展、言論、教育、娛樂等一系列生活的必要權力,都被迫因為缺乏對抗手段,要聽從黨國安排,平民被迫唯命是從,健康碼順水推舟成了銀行儲蓄暴雷和房地產爛尾後的維穩工具,民眾無所遁形。 (這不完爆信用分?那個還扣分,這個一紅你人就變編外賤民了)

對內對外,翻車狀況越來越多,原本以為五年到十年走完的情況,有的甚至一年內就突飛猛進,2022年一年而已,烏克蘭預測被打臉翻車不知所粗,疫情封城數月民不聊生,佩羅西訪台開足馬力宣傳結果眾所周知,銀行暴雷處理手法引發多數普通人的信任危機,疫情后幾年內出現大量反對者,潤學盛行,民心期與而仁義不施,攻守之勢將異　

香港運動就跟打響信號器一樣,隨後三年內共和國的執政黨威信,客觀環境的經濟壓力,都從一個看起來沒問題,甚至是威望頂點,迅速開始下滑,哪怕能爬上來,又會遭遇來自中央的政治不可抗力干擾。

部分地方政府開始出現財困,甚至有破產危機,這僅僅是十年而已, 相當多加速還是在近一兩年,如果從一帶一路開始算起,也不過八年而已,那麼來足十年又會發生什麼?

如果速度足夠快,我們這一代人未必不能千里命於國家。
用堅哥的一句話:“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