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佛教 （林子青）
元代佛教，是指元世祖即位至順帝末年的百餘年間（1260—1368）蒙古族在全中國範圍內建立元王朝時期的佛教。爲了敍述方便，將元朝未正式建立以前蒙古時代的佛教也在本文內略加敍述。自十三世紀初葉，元太祖成吉思汗就曾命其後裔，給各種宗教以平等待遇。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前，即邀請西藏地區的名僧帕思巴東來，即位後，奉爲帝師，命掌理全國佛教，兼統領藏族地區的政教。帕思巴圓寂後，他這一系的僧人繼續爲元帝師的有亦憐真、答兒麻八剌乞列、亦攝思連真、乞剌斯八斡節兒、輦真監藏、都家班、相兒家思、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蔔、旺出兒監藏、公哥列思八沖納思監藏班藏蔔、亦輦真吃剌失思等喇嘛（《新元史·釋老傳》）。又終元之世，每帝必先就帝師受戒，然後登位。凡舉行法會，修建佛寺，雕刻藏經等佛事費用，多由國庫支出，並常給與寺廟大量田地以爲供養。而喇嘛僧則享有一些政治經濟特權。
此外，漢族僧徒與河西回鶻僧，仍受到相當的待遇。元初佛教界一些著名人物，如耶律楚材、劉秉忠等，或爲朝廷所尊信，或居政府的要職，對於當時佛教的護持，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且禪宗盛行江南，天臺、白雲、白蓮等宗亦相當活躍。但對佛教教義未有多大的發揚，僅寺院經濟的發展與僧尼人數之增加，有甚於過去。而寺院大力經營工商業等，尤成爲元代佛教的一特殊現象。
元代管理佛教的機構，最初設總制院，即以國師爲領導。後又設功德使司（簡稱功德司）。至元二十五年（1288）總制院改稱宣政院，擴大管理職權，且在各路設行宣政院，代替了功德司的事務。僧官如僧錄、僧正、僧綱等，也都由宣政院管轄。後來到至順二年（1331）撤銷行宣政院，另於全國設立廣教總管府十六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務。元統二年（1334），又罷廣教總管府，複立行宣政院。
元代寺院和僧尼的人數，據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統計：全國寺院凡二萬四千三百一十八所，僧尼合計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若將私度僧尼糀E算在內，恐怕還不止此數。
元代皇室所建官寺很多。從至元七年（1270）到至正十四年（1354）在京城內外各地，建有大護國仁王寺、聖壽萬安寺、殊祥寺、大龍翔集慶寺、大覺海寺、大壽元忠國寺等，這些土木費用都很浩繁。英宗至治元年（1321）所建的壽安山佛寺，鑄一佛像曾冶銅五十萬斤（即今北京西山臥佛寺的臥佛）。
隨著寺院的興造，又規定每寺住僧約三百人，於是朝廷將大量田地給與寺院。例如，中統初（1260）給慶壽、海雲二寺地五百頃。大德五年（1301）給興教寺地一百二十頃，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萬安寺地六百頃，南寺地百二十頃。皇慶初（1312）給大普慶寺田八萬畝，崇福寺河南地百頃，上都開元寺江浙田二百頃，普慶寺山東益都田七十頃。至正十二年（1352），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成，以江浙廢寺之田歸之。據大略統糀E，自世祖中統二年（1261）到至正七年（1347），前後共給寺田三千二百八十六萬一千畝（《續文獻通考》卷六）。這些寺院土地的主管機構是太禧宗禋院。各寺都設有總管府、提舉司或提領所來經管業務。其一寺的田地散在各路的，便就各地設立主管機構。如大護國仁王寺，有襄陽、江淮等處營田提舉司、大都等路民佃提領所。大承華普慶寺，有鎮江、汴梁、平江等處稻田田賦提舉司。大承天護聖寺，有平江善農提庫司、荊襄等處濟農香戶提舉司、龍慶州等處田賦提領所等（《元史·百官志》）。
元代寺院經濟成了畸形的發展。因爲寺院在擁有大量土地的同時，還大力從事商業和工業。當時各地解庫（當鋪）、酒店、碾磑、湖泊（養魚場）、貨倉、旅館及邸店（商店）等，很多是寺廟所經營。如皇慶初（1312）給與大普慶寺腴田八萬畝外，還有邸店四百間，即其一例（《陔餘叢考》卷十八）。其在工業方面，如開採煤炭和鐵礦，也有寺僧參加。成宗大德元年（1297）有禁權豪僧道擅據礦炭山的命令（《元史·成宗紀》）。仁宗延祐三年（1316）於山西五臺山靈鷲寺置鐵冶提舉司（《元史·仁宗紀》二），這也是前代寺院所無的經濟活動。還有銀礦的開採雖非寺院直接經營，而其收入卻歸寺院所有。如至順元年（1330），聞蔚州廣靈縣地産銀礦，文宗即令中書太禧院派人經營，而以其所得歸大承天護聖寺（《元史·文宗紀》三）。寺院的工商業經營，當然和政府賦稅收入有關。政府對於寺營的解庫，有時禁止，有時命其納稅。而政府對於各處住持僧人將常住金穀掩爲己有，修建退居私宅，開設解庫，也有禁令（見《元典章》卷三十三）。至元三十年（1293）曾命僧寺之邸店、商賈舍止（旅館），其貨物照章納稅(《元史》卷十七)。其後更時有明令，使僧道爲工商者納稅。特別是諸河西路僧人有妻子者，當差發、稅糧、鋪馬、次舍，與庶民同；以防止當時富戶冒爲僧道，規避差役（《元史·刑法志》卷一百零三）。
元代沒有大規模舉行官刻藏經的事，這是因爲大都（今北京）弘法寺原來已有金代刻成的大藏經版，世祖至元中曾重加校訂，成爲元代的弘法寺大藏（當時有《弘法入藏錄》，今已佚）。至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間，更召集漢藏大德僧人學士等對勘漢藏兩種大藏經的異同，編成《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此外，民間私刻的藏經也還有幾種版本。先是杭州余杭縣南山大普甯寺白雲宗僧徒于至元中募刻了大藏經版一副，約六千卷，此即通稱的普寧寺本。稍後，在成宗大德年間（1297—1307），宋末創刻未完的磧砂版藏經繼續雕刻，至仁宗至治末年（約1323頃）完成，共六千三百餘卷。又在大德十年間（1306），松江府僧錄管主八從弘法寺大藏中選出南方各種藏經刻版所缺之秘密經類等，刻成二十八函，約三百一十五卷，以爲普寧寺版和磧砂版的補充。管主八還於大德六年（1302）以來刻成西河字（西夏文）大藏經版一副，共三千六百二十卷，並印施三十余部於各地。又白蓮宗復興而傳入福建之後，也于仁宗延祐二年（1315）在建陽縣發起開雕毗盧大藏，得到當時福建行省長官亦黑迷失的贊助，擔任了勸緣主，但只刻成《般若》、《寶積》、《華嚴》、《涅槃》四大部，今福州鼓山和山西太原崇善寺還存有它的一些印本。至於蒙、藏文大藏經亦于武宗至大年間（1308—1311）由嘉漾在內地和西藏地區分別刻成版片，但印本久佚。
元朝喇嘛教的著名人物，首推帝師帕思巴（1239—1280）。他在至元六年（1269）曾受命爲蒙古族製造文字，進號大寶法王。他曾說出《根本說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圓羯磨儀軌》一卷。後來又爲世祖太子真金講《彰所知論》。其著名弟子有膽巴、阿魯渾薩裏、沙羅巴、達益巴、迦魯納答思等。
膽巴（？—1303），藏族人。幼年依止帕思巴，被命赴國外學習梵典。中統間（1260—1264）帕思巴薦之於朝廷，號爲金剛上師。因不容于宰相桑哥，被謫於潮州，後召還。寂後進號帝師。
阿魯渾薩理（1245—1307），維吾爾族人。從帕思巴修學，旁通一些民族語言並漢文經史百家之學。帕思巴回西藏時，攜他同行；後薦之於朝廷，官至集賢館學士、平章政事。
沙羅巴（1259—1314），西域人。幼從帕思巴剃染爲僧，學諸部灌頂法。他能操一些不同民族的語言，尤精通藏文，任世祖和帕思巴之間的譯人。他譯有帕思巴《彰所知論》二卷、《藥師琉璃光王七佛本願功德經念誦儀軌》二卷、《佛說壞相金剛陀羅尼經》、《佛頂大白傘蓋陀羅尼經》、《文殊菩薩最勝真實名義經》各一卷。後授江浙等處釋教總統，所譯經典都雕板流通。
達益巴（1246—1318），師事帕思巴十三年，帕思巴回西藏時，他送到甘肅臨洮，又親近其地學者綽思吉十九年。武宗即位，召問法要，寂後諡祐聖國師。
迦魯納答思，維吾爾族人，通達佛教及諸民族語言。他被薦入朝後，世祖命他從帕思巴學習佛法和藏文，期年而通。他曾用維吾爾文翻譯梵文和藏文的經論，世祖命鋟版，散給諸王和大臣。
此外，還有必蘭納識裏（？—1331），是帕思巴死後仕於元朝的維吾爾族學者。他精通佛教三藏及諸國語言。皇慶中，受命翻譯梵文經典。西域各地送來的文書，都由他翻譯。至順二年（1331）給以國師之號。他用蒙古族文字譯了漢文的《楞嚴經》，梵文的《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大乘功德經》和藏文的《不思議禪觀經》等，皆行於世。
元代的禪宗，北方有金代萬松行秀、雪庭福裕一系的曹洞宗師、與海雲印簡一系的臨濟宗師。南方則有雲峰妙高、雪岩祖欽、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元叟行端等著名臨濟宗匠，傳持禪學。
萬松行秀（1166—1246），在金代極有盛名。他撰有評唱天童正覺《頌古百則》的《從容錄》六卷，與當時江南的天童如淨並稱爲曹洞宗二大宗匠。他的及門弟子有雪庭福裕、林泉從倫、全一至溫及居士耶律楚材等，而以福裕的法嗣繁衍最盛。
耶律楚材（1190—1244），出身遼的皇室而仕于金，後來成了有名的政治家。他從萬松行秀參禪三年，得到印可，號湛然居士。他隨成吉思汗出征西域時，致書請行秀評唱天童正覺的《頌古百則》，行秀即在燕京報恩寺內從容庵撰出，楚材爲作序刊行，即後來有名的《從容錄》（《從容錄序》）。
海雲印簡（1202—1257），曾爲忽必烈講說佛法並傳戒。他重興真定臨濟寺，時人稱他爲臨濟中興名匠。嗣法者十四人，有語錄曰《雜毒海》。元代著名政治家劉秉忠，就是他的弟子。
劉秉忠（1216—1274），原是雲中南堂寺僧人，名子聰。印簡應忽必烈之召赴蒙古，途經雲中時，聞他的才名，約之同行，很受忽必烈器重。印簡南還，他遂留於行帳，參決軍政大事，後恢復本來的劉姓，命名秉忠。世祖即位時，他起草的朝儀、官制等一切典章，成爲元朝一代的政治制度。遺著有《文集》十卷。
當時南方，自南宋以余杭徑山、臨安靈隱等爲禪宗五山小刹後，禪門宗匠輩出，其代表人物有：
雲峰妙高（1219—1293）於至元十七年（1280）住徑山，時教家大毀禪宗，妙高與一、二同志入京力爭。和教僧仙林論辯得到勝利（《佛祖通載》卷二十二）。
雪岩祖欽（？—1287）得法於徑山無准師範。曆主潭州尤興寺、湖州光孝寺，最後主江西袁州仰山，人們稱他所住的地方是法窟。他的語錄力說儒釋一致。有《雪岩祖欽禪師語錄》行世。
高峰原妙（1238—1295），從雪岩祖欽問道，後入臨安龍須山力參。又至天目西峰獅子岩隱居，常設三個疑問（三關）勘驗學者，時稱“高峰古佛”，有語錄行世。
中峰明本（1263—1323）是高峰高足。他有時住庵，有時住船，到處稱其所居爲“幻住”。丞相脫歡和翰林學士趙孟等多從他問法。仁宗時高麗王子王璋特往參謁，明本作《真際說》開示之。遺著有《幻住庵清規》、《山房夜話》及《語錄》等，收於《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元代編入大藏經中流行。嗣法弟子天如惟則、千岩元長等，皆爲宗匠。
元叟行端（1255—1342）和天目中峰同時，闡揚大慧（宗杲）門風於徑山，名聞京國。門下人材甚盛，楚石梵琦，夢堂曇噩是他的高足。有《語錄》行世。
一山一寧（1247—1317）是南海普陀山的名僧。大德三年（1299）奉成宗命持詔書使日，住鐮倉建長寺、圓覺寺及京都南禪寺等處。寂後，給以國師之號，稱一山國師。其所傳禪學稱一山派（《元亨釋書》卷八）。
此外，天臺、華嚴、慈恩、戒律諸宗，仍餘緒未絕。如天臺宗的湛堂性澄、玉崗蒙闊、浮休允若、大用必才、絕宗善繼等；華嚴宗的仲華文才、大林了性、幻堂寶嚴、麗水盤穀等；慈恩宗的普覺英辯、雲岩志德、吉祥普喜，以及律宗的光教法聞等，都是當時各宗碩果僅存的學者。
湛堂性澄（1253—1330）從佛鑒銛（音先）學天臺教觀，弘法於杭州演福寺。至治元年（1321）應召入京，校正大藏。著有《金剛經集注》、《彌陀經句解》等行世。蒙潤、允若、善繼等，都出其門下。玉崗蒙潤（1275—1324）從古源、湛堂等受業，盛弘《法華》於杭州。晚年隱居龍井白蓮庵，率衆修法華三昧，著有《四教儀集注》，爲台宗學徒入門書。浮休允若（1280—1359）從大山恢學天臺教儀，後依湛堂于南天竺寺，極受器重。他的風度嚴峻，被稱爲僧中禦史，著有《內外集》。大用必才（1276—1343）從蒙潤受教，遂嗣其法。至正二年（1342）大弘天臺教於杭州。著有《法華》、《涅槃》諸經講義。絕宗善繼（1286—1357）爲湛堂法嗣，曆住天臺薦福、能仁等寺，闡揚《法華》三大部教義，晚年專修淨業。他的弟子如玘是明初的名僧。
仲華文才（1241—1302）是元代華嚴名僧。他講授經論，主張通宗會意，視語言文字，不過糟粕而已。世祖命爲洛陽白馬寺住持，號“釋源宗主”。後爲五臺山佑國寺開山第一代住持，署真覺國師。了性、寶嚴等是他的高足。所著有《華嚴懸談詳略》五卷、《肇論略疏》三卷、《慧燈集》二卷（《佛祖通載》卷二十二）。大林了性（？—1321）曆遊諸方講席，學賢首教，後從文才至五台，備受啓迪。當時喇嘛受朝廷尊寵，所有名僧莫不摳衣接足，乞其摩頂，謂之攝受；了性惟長揖不拜。寂後諡曰弘教。幻堂寶嚴（1272—1322）是文才的嗣法弟子。文才三坐道場，他都隨從。後住普安、佑國二寺，與了性大弘《華嚴》教義（《大明高僧傳》卷二）。麗水盤谷的師承不明。他一生好遊名山。詩名著當世。世祖的附馬高麗王子王璋，請他講演《華嚴大意》於杭州慧因寺，備致禮敬。有《遊山詩集》三卷行世（《大明高僧傳》卷一）。
普覺英辯（1247—1314），受慈恩學于柏林潭，弘法于秦州景福寺，道俗稱爲無佛世之佛。雲岩志德（1235—1322）從真定龍興寺法照學慈恩教義。至元二十五年（1288）朝命江淮諸路立禦講所三十六所，他被選爲講主，開講《法華》、《唯識》等疏，號佛光大師。吉祥普喜通達《唯識》、《因明》諸論，也是江淮禦講所的講主之一。當時雲南僧端無念爲《唯識》名家，曾和普喜辯論《唯識》，對他的造詣極爲傾服（以上見《大明高僧傳》卷二）。
光教法聞（1260—1317）是元代唯一律師。他從溫公受學《法華》、《唯識》及《四分律》。帝師亦憐真請他講《般若》，指授《因明》要義。後被召居京師大原寺、大普慶寺。當時從他受戒的僧俗很多，號光教律師（《佛祖通載》卷二十二）。
元代佛教在傳統的各宗以外，江南還有白雲宗、白蓮宗等教團。這兩家都起源于宋末，都提倡念佛，勵行菜食，只是白蓮宗許有妻室爲異。白蓮宗是宋蘇州延祥院沙門子元所倡。子元自稱白蓮導師，其徒號爲“白蓮菜人”。此宗因發展迅速，遭受“妖妄惑衆”之嫌，子元被流放到九江，教團也被解散。後來小茅闍黎糾集信徒，重新倡導，但他的見解就差遠了（《釋門正統·斥僞志》）。另外，白蓮在被禁以後，由於優曇宗主普度的活動，在廬山得到復興。普度所著《廬山蓮寶鑒》旨在顯彰子元的教義,破斥當時彰德朱慎寶、廣西高仙道等附托白蓮的異說。至大三年（1310）他親自入都，呈上白蓮宗書，進行白蓮宗的復興運動，因而得到宣政院的認可。以後，一般遂以白蓮教中得到朝廷認可的稱爲正宗，未得到認可的稱爲邪宗（明果滿編《廬山複教集》）。
元代的佛教藝術有好些特色。特別是由於帕思巴等弘傳西藏地區流行的密教，使元代的佛像塑造及雕刻藝術起了一大變化。尼泊爾著名的佛像工藝家阿尼哥擅長畫塑及范金爲像。中統元年（1260）帝師帕思巴在西藏地區建黃金塔，阿尼哥和尼泊爾一批匠人到了西藏。帕思巴因他技術優異，命他監工。塔成以後，即從帕思巴出家，相隨至北京。最初奉命修補了明堂的針灸銅像，京師金工都佩服他的巧妙。至元十五年（1278）還俗，授大司徒，領將作院事。兩京（大都和上都）寺觀之像，都出其手（《新元史·阿尼哥傳》）。其他自西藏地區和蒙古地區來的工匠，如塑造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大小一百四十尊的稟搠思哥斡節兒八哈失，塑造青塔寺四天王像助手阿哥撥，鑄造玉德殿三世佛、五方佛等鍮石像，又製造文殊、彌勒布漆像的諸色人匠總管府總管雜兒只，及奉文宗皇后命鑄造八臂救度母等鍮石像的八兒卜等，多是阿尼哥的徒弟（《永樂大典》本《元代畫塑記》）。
從阿尼哥學塑梵像最矨E絕藝的是漢人劉元。至元七年（1270）世祖建大護國仁王寺，求造梵天佛像奇工，劉元被薦見阿尼哥，從學西天梵像，遂成絕藝。元朝兩都名刹的塑土、范金、摶換（即夾紵漆像俗稱脫沙）爲佛像，出於劉元之手者，皆精絕無比。官至正奉大夫秘書監卿。後人稱爲劉正奉（虞集《道園全集·劉正奉塑記》）。
阿尼哥、劉元一派以前的佛像手法稱爲漢式佛像。自阿尼哥始稱爲梵式佛像。這種梵式佛像，不但盛造於北方寺刹，現今南方杭州也有一些遺迹。如著名古刹靈隱寺前飛來峰岩壁上的幾百尊佛像，就是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1287—1292）之間所鑿造的梵像。
元代僧徒的著述，雖不及唐宋之盛，但如禪宗僧徒行秀的《從容錄》、明本的《中峰廣錄》、普度的《蓮宗寶鑒》、德輝的《敕修百丈清規》、慶吉祥的《至元法寶勘同錄》、念常的《佛祖歷代通載》、覺岸的《釋氏稽古略》等，都是一代的要著。
元代僧人中以詩文著名者頗多，如明本、行端、祖銘、栯堂、大圭、宗衍、子庭、本誠、子貢、圓至、實存、善住、大
編輯者： 不才 (2004-04-05 10: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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