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佛教（黃懺華）
南朝佛教，包括從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到陳後主禎明二年（588）中國南北分裂時期，在南方宋、齊、梁、陳四個朝代的佛教。
南朝各代對於佛教的態度，大略與東晉相同，統治階級及一般文人學士也大都崇信佛教。宋諸帝中，文帝（424—453）最重視佛教。他聽到侍中何尚之等告以佛化有助於政教之說，即致意佛經，後來常和慧嚴、慧觀等論究佛理。又先後令道猷、法瑗等申述道生的頓悟義。孝武帝（454—464）也崇信佛教，嘗造藥王、新安兩寺。先後令道猷、法瑤住新安，“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並往新安聽講。孝武帝還信任僧人慧琳，使他參與政事，世人稱爲“黑衣宰相”。
肖齊帝室也崇信佛教，就中武帝（483—493）子竟陵文宣王肖子良（460—494），從事佛教教理講論，著有《淨住子淨行法門》、《維摩義略》等。其平生所著宣揚佛教的文字，梁時集爲十六帙，一百十六卷。並撰制經唄新聲等。當時荊州名士劉虯（437—495），研精佛理，曾述道生的頓悟成佛等義。又撰有《注法華經》、《注無量義經》，並對佛教立頓漸二教五時七階的教判。子良曾作書招請他，共同講論法義。
南朝佛教到梁武帝（502—549）時達到全盛。武帝起初崇奉道教，即位的第三年（504）四月八日，率僧俗二萬人，在重雲殿重閣，親制文發願，舍道歸佛，對佛教表示信仰。建有愛敬、光宅、開善、同泰等諸大寺。所造佛像，有光宅寺的丈八彌陀銅像，愛敬寺的丈八旃檀像、銅像，同泰寺的十方佛銀像等。所舉辦的齋會，有水陸大齋、盂蘭盆齋等。又以僧旻等爲家僧。還在四部（即比丘等四衆）無遮大會中四次捨身同泰寺爲寺奴，由群臣以一億萬錢奉贖回宮，這樣充實了寺院的經濟。
武帝還著有《大涅槃》、《大品》、《淨名》、《大集》諸經的《疏記》及《問答》等數百卷。在重雲殿、同泰寺講說《涅槃》、《般若》。又命僧旻等編纂《衆經要鈔》八十八卷，智藏篡集衆經義理爲《義林》八十卷，寶唱抄撮經律中殊勝因緣爲《經律異相》五十五卷，纂集佛教傳來後僧俗敍述佛理的著作爲《續法門論》七十餘卷。
武帝並重視譯事，天監二年（503）命扶南沙門曼陀羅（仙）、僧伽婆羅共同譯經。著名的譯師真諦從扶南應武帝的邀請而東來。他特別尊敬禪師寶志。任《十誦》名家法超爲都邑僧正，並欲自爲白衣僧正。又以律部繁廣，命法超撰《出要律儀》十四卷，分發境內，通令照行。此外，武帝極力倡導《涅槃》等大乘經的斷禁肉食，影響及於後世者很大，改變了漢代以來僧徒食三淨肉的習慣。他並作有《斷酒肉文》四首，嚴令僧徒遵守。
由於武帝篤好佛教，他的長子昭明太子肖統、第三子簡文帝（550—551）、第七子元帝（552—554），也都好佛。但在這方面滋生的流弊，亦不一而足。不久即有侯景的事變，寺塔被毀，僧徒被殺，建康佛教頓告衰微。
此後陳代諸帝由於政治上的需要，仍多少效法梁武帝的成規。康舊有七百餘寺，因侯景事變受到嚴重的破壞，到了陳代，多數修復。武帝（557—559）曾設四部無遮大會，到大莊嚴寺捨身，由群臣表請還宮。他對於文學，據說曾“廣流《大品》，尤敦三論”。嗣位後的文帝（560—565），任寶瓊爲京邑大僧正，也在太極殿設無遮大會並捨身，招集僧衆舉行《法華》、《金光明》、《大通方廣》、《虛空藏》等懺，並別制《願辭》自稱菩薩戒弟子。宣帝（569—582）命國內初受戒的沙門一齊習律五年。後主（583—588）也在太極殿設無遮大會捨身大赦。
南朝各代寺院、尼僧之數甚多。據傳，宋代有寺院一千九百十三所，僧尼三萬六千人。齊代有寺院二千零十五所，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萬二千七百餘人。後梁有寺院一百零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陳代有寺院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萬二千人。
南朝歷代的佛典翻譯，相繼不絕。這在劉宋的前半期，已相當發達；到了齊、梁二代，佛教雖更隆盛，而譯事反有遜色；進入梁末陳初，由於真諦的偉績，發展了南朝的譯業。宋代從西土東來的譯人，有罽賓的佛陀什、曇摩蜜多、求那跋摩，西域的畺良耶舍、伊葉波羅，印度的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羅等。中土的譯人，有西涼的智嚴，涼州的寶雲、沮渠京聲，幽州黃龍的曇無竭（法勇）等。其中佛陀什于景平元年（423）七月來到建康，應道生、慧嚴諸僧之請，在龍光寺譯出彌沙塞部的《五分律》三十卷。至此完成了漢地流行的四部廣律（《十誦》、《四分》、《僧祇》、《五分》）的傳譯。
畺良耶舍于元嘉元年到建康，在鍾山道林寺譯出《觀無量壽佛經》、《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各一卷。從而有利於淨土教的傳播。
求那跋摩（367—431）於元嘉八年（431）到建康，在祇洹寺譯出《菩薩善戒經》共三十品。爲大乘戒法和瑜伽系學說傳於南方的開始。他並補譯了伊葉波羅傳譯未竟的《雜阿毗曇心論》後三卷，而完成全部十三卷。又有僧伽跋摩精于《雜阿毗曇心論》，於元嘉十年（433）到建康。既而獅子國（今斯里蘭卡）比丘尼鐵薩羅等到建康，滿足十衆，慧果等乃共請僧伽跋摩爲師，爲尼衆受戒，同受者數百人。同年跋摩在長幹寺重新翻譯《雜阿毗曇心論》，到十二年（435）譯完。爲毗曇學和比丘尼戒的傳持作出了業績。
求那跋陀羅（394—468）於元嘉十二年來廣州，文帝迎請到建康，住在祇洹寺，既而譯出《雜阿含經》五十卷，又在丹陽郡譯出《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等。後來往荊州，又譯出《相續解脫地波羅蜜了義經》等，多數是弟子法勇傳語。他所譯《楞伽》、《勝鬘》均爲後世所通行。
總計劉宋一代，中外譯師共二十二人，所譯出的經律、論及新舊失譯諸經共有四百六十五部，七百十七卷。
其次，齊代外來的譯人有印度的曇摩伽陀耶舍、求那毗地，西域的摩訶乘、僧伽跋陀羅、達摩摩提等。其中有幾位是泛海而來的。如曇摩伽陀耶舍於建元三年（481）在廣州朝亭寺譯出《無量義經》一卷。僧伽跋陀羅於永明七年（489），在廣州竹林寺譯出南方所傳《善見律毗婆沙》十八卷。僧伽跋陀羅於譯出《善見律毗婆沙》之後，在七月十五僧自恣日，按照他以前諸律師的成法，在律藏上加記一點。那一年計算從上以來所下之點已有九百七十五點，即佛滅後已經九百七十五年，這就是所謂《衆聖點記》（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一）。達摩摩提於永明八年（490）在建康的瓦官寺，譯出《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後來編入《妙法蓮華經》）等二部二卷。求那毗地于建元初（479）到建康，在毗耶離寺，譯出其師僧伽斯那抄集的《百喻經》二卷。肖齊一代共二十四年，外來的譯師七人，譯出經、律共十二部三十三卷。
梁、陳二代的譯師，有曼陀羅、僧伽婆羅和真諦等。曼陀羅於天監二年（503）和僧伽婆羅同譯出《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法界體性無分別經》、《寶雲經》。僧伽婆羅從天監五年（506）起，在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五處傳譯，到十七年（518），譯出《孔雀王咒經》、《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十部。
到梁代末年，真諦（499—569）從扶南帶回許多梵本經論，於大同十二年（546）來到南海，經二年（548）入建康，武帝安置他在寶雲殿，正想請他傳譯經論，遇到侯景的事變，沒能著筆。於是輾轉到了富春，才獲得傳譯的機會。他于梁代在富春、建康、豫章、新吳、始新、南康等地，先後譯出《無上依經》二卷、《十七地論》（即《瑜伽師地論本地分》五卷）等經、論十一部二十四卷。後於陳代在豫章、臨川、晉安、梁安、廣州等地，又先後譯出《解節經》、《律十二明瞭論》、《佛性論》、《攝大乘論》、《俱舍釋論》等經、律、論、集三十八部一百十八卷，合計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真諦在中土一共二十三年，正當梁末陳初，戰禍相續，流浪諸方，備嘗艱苦，他的譯典大率成於顛沛流離之間，而能留下許多重要典籍，實在是一位巨大的譯人。所譯無著的《攝大乘論》三卷和世親的《論釋》十五卷，對佛教義學的影響特大。從此南北攝論師輩出，從而開創了攝論學派。
梁代因對譯經的重視，還連帶編輯了三次衆經目錄：其一是《華林殿衆經目錄》，天監十四年（515）僧紹撰，其二是《衆經目錄》，天監十七年（518）寶唱撰，其三是《出三藏記集》，天監中（502—519）僧祐撰。就中只《僧祐錄》十五卷現存，成爲較古而且較爲完善的經錄。
在梁代外來譯師共有八人，譯出的經、律、論及傳記等，並新集失譯諸經，共四十六部二百零一卷。陳代外來譯師共有三人，譯出的經、律、論及集傳等共四十部一百三十三卷。
南朝的佛教有許多義學沙門，分別就《毗曇》、《成實》、諸律、三論、《涅槃》、《攝論》等從事專研弘傳，而形成許多的學系，具備宗派的雛形。其最著的有以下幾種：
一、毗曇師 這是專研並弘傳有部諸論的一派。所謂“毗曇”，原來包含迦旃延子的《八犍度論》和《毗婆沙論》等在內，但當時學者所弘傳，主要是法救的《雜阿毗曇心論》（簡稱《雜心論》）。這一時期的毗曇師，在宋代有法業、慧定、曇斌等，齊代有僧淵、僧慧、慧基等，梁代有道乘、僧韶、慧集、智藏等，陳代有慧弼等。其中梁建康招提寺慧集（456—515）爲南朝最著名的毗曇學家。前此所研習的毗曇，多半是《雜心》，到了慧集，才於《雜心》之外廣究《八犍度》、《毗婆沙》等，所以唯毗曇一部，獨步當時，每一開講，學者都到千人，一代名僧僧旻、法雲也列席聽講，所撰《毗曇大義疏》十余萬言行世。
二、成實師 在宋代有僧導、僧威、道猛等，齊代有僧鍾、僧柔、慧次等，梁代有僧旻、法雲、智藏等，陳代有法假、慧布等，皆敷揚《成實論》不絕。這一學派興起于齊，至梁而極盛，陳末才漸次衰微。原由列席羅什《成實》譯場的僧導和其同門的僧嵩的傳播，分別成爲兩大系統。僧導初在關中著《成實》、三論的義疏等，後來在壽春（今安徽壽縣）立東山寺，講說經論。當時有名的成實師，要推道猛（411—475）。道猛本是西涼州人，少遊燕趙，後來在壽春（當時僧導在其地）精研《成實》，時稱獨步。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到建康，先後在東安、興皇二寺開講《成實》。道猛的弟子有道慧（451—481），當道猛講《成實》時，張融反復辯難，道慧代答，竟把張融折服。齊代名宿僧柔（431—494）、慧次（434—490），於永明七年（489）應蕭子良之請，在普弘寺輪講《成實》，並就論文刪繁存要，稱爲《略成實論》九卷。子良即寫百部流通，並令周顒作序。梁代的三大法師法雲（467—529）、僧旻（467—527）、智藏（458—522）早年也分別就僧柔、慧次受成實學，後來盛弘《成實》。
三、三論師 三論學的興起，始于梁代的僧朗。僧朗，遼東人，初入關內習學羅什、僧肇的教義，後到建康，住在鍾山草堂寺，遇周顒，授以此義，周顒因著《三宗論》。既而移住攝山棲霞寺，開講《華嚴》及三論，後人稱爲攝山大師。天監十一年（512）梁武帝遣中寺僧懷、靈根寺慧令等十人入山，諮受三論大義，內中只僧詮習學最有成就。僧詮後住攝山止觀寺，盛弘三論，稱爲新說，而以在其前者爲關河舊說。其門下有興皇寺法朗、長幹寺智辯、禪衆寺慧勇、棲霞寺慧布四人，都長於三論。但繼承僧詮的學統的是法朗。法朗（507—581），初從寶志、彖律師靖公等受禪、律、《成實》、《毗曇》，從僧詮受《智度》、三論、《華嚴》、《大品》等。陳永定二年（558）應武帝請，入建康住興皇寺，自後二十餘年，繼續講四論及《華嚴》、《大品》等。嘗承僧詮所說，作《中論疏》（今不傳），其說散見於吉藏的著述中。弟子知名的有羅雲等二十五人，分佈于長江上下乃至關中各地。後至隋代的嘉祥吉藏而形成宗派。
四、攝論師 主要是傳習真諦的攝論之學。真諦的講譯，原以《攝大乘論》爲宗，講說之外，並撰述《九識義記》二卷，《解節經疏》四卷等，助成論義而成一家之言。其弟子中傳承其學的，有智（一作慧）愷、法泰、曹毗、道尼四人。智愷（518—568），擅長文學，曾和真諦對翻《攝論》，筆受論文並作疏，七個月便成，共二十五卷。後對翻《俱舍》，亦十個月即了，論文及疏共八十三卷。曹毗是智愷的叔父，智愷帶他到南方，爲真諦菩薩戒弟子，受攝論學。晚年住在江都綜習前業，常講諸論，聽衆多半是知名之士，弟子有僧榮、法侃等。法泰是繼承真諦《攝論》學統的。他先住在建康的定林寺，在梁代已經知名，後到廣州，入真諦門，筆受文義，差不多二十年，並撰義記。道尼本住九江，曾聽智愷講《攝論》，並親受真諦攝論之學，海內知名。後在隋開皇十年（590），應請入長安敷講，以後南地不復有《攝論》的講主。
五、十誦律師 東晉時，卑摩羅叉校改《十誦》後，曾在江陵的辛寺開講，《十誦》之學自此大興。宋、齊、梁間弘傳此學的有僧業、僧璩、曇斌、慧詢、慧猷、法穎、僧隱、超度、智稱、僧璩、法超、道禪、曇瑗、智文、道成等。其中僧業（367—441），從羅什受業，專習《十誦》，厘定戒本與廣律不同的譯語，羅什讚歎爲後世的優波離。既而避地建康，和他的弟子慧光等相繼在吳中講說。慧詢亦從羅什受業，尤長於《十誦》、《僧祇》，後回到廣陵、建康弘講。慧猷住江陵辛寺，專修律典，深通《十誦》，講說不斷。南方的律學差不多局限於《十誦》一律，到齊、梁間由智稱弘揚，遂極一時之盛。智稱（430—501），世居京口，出家後，專修律部，尤精《十誦》。後在普弘寺開講《十誦》，並著有《十誦義記》八卷，盛行于齊、梁二代。僧祇（445—518）是南朝有名的律師，出家後，受業于律學名匠法穎，竭慮鑽求，精通律部。永明年中（483—493），奉命到吳中試簡五衆，並宣講《十誦》，更申受戒之法。著有《十誦義記》十卷。法超，是智稱的弟子，曾摘錄律部要文成《出要律儀》十四卷。曇瑗、智文有名于陳代。曇瑗著有《十誦疏》十卷、《戒本疏》、《羯磨疏》各二卷等。智文平生講《十誦》八十五遍，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餘遍，著有《律義疏》、《羯磨疏》、《菩薩戒疏》等。
六、涅槃師 主要研習弘傳涼譯《大般涅槃經》。其先，法顯譯出六卷本《大般泥洹經》，說一闡提無有佛性。龍光道生（？—434）剖析認爲闡提也是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但經本傳來未盡而已；於是唱“一闡提人皆得成佛”之說。爲舊學僧徒所擯斥。於是入吳中虎丘山，住龍光寺，又入廬山。後來涼譯《涅槃》傳到南方，經中果有闡提皆有佛性之說，證明其主張不虛。他說闡提成佛義外，還有頓悟（頓悟成佛）義，論文已佚。其後，龍光沙門寶林，祖述道生諸義，著《涅槃記》。弟子法寶更繼其後，著《金剛後心論》等，涅槃之學漸盛。另外，涼譯《涅槃》傳到建康時，慧觀、慧嚴及謝靈運等曾依據法顯譯本加以修訂，成爲南本《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慧觀更立二教五時的教判，以《涅槃》爲第五時常住教，也就是把它看成如來說法的歸結。又著《漸悟論》。同時羅什的弟子曇無成著《明漸論》。又謝靈運著《辨宗論》，主張頓悟。其餘的涅槃學者，宋代有慧靜等，齊、梁二代有僧慧、寶亮及梁三大法師等。慧靜著有《涅槃義記》，他的弟子法瑤，住吳興武康小山寺，主張漸悟。後應請入建康，和主張頓悟的道猷一同住在新安寺，著有《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經及《百論》的疏釋。法瑤的後輩，有建康太昌寺僧宗，後來又受業於曇斌、曇濟，曇斌曾問學於法瑤。
僧宗爲涅槃名師，講說將近百遍。其時寶亮（444—509），尤爲齊、梁間重要的涅槃學者。他少年出家，師事義學名僧道明，又到建康，先後住中興寺、靈味寺，盛講經論，共講《涅槃經》八十四遍，其他經論多遍。天監八年（509）梁武帝命他撰《涅槃義疏》，他於是捃摭諸家的學說，總爲七十一卷。寶亮的弟子，有僧遷、法雲，聽講者有智藏、僧旻，所以梁三大法師也都是涅槃學者。就中智藏曾講涅槃，並著義疏。僧旻和智藏的弟子慧韶，于成都法席率聽衆諷誦《涅槃》。法雲的弟子寶海也奉武帝命論佛性義。此外會稽嘉祥寺慧皎（497—554），著有《涅槃義疏》十卷。後梁荊州大僧正僧遷（？—573），講《涅槃》等十八部經各數十遍，並都著有義疏。陳代名僧寶瓊（504—584），講《涅槃》三十遍，著疏十七卷。
總起來說，南朝的佛教義學，在宋、齊二代，先是《涅槃》代《般若》而興，到梁代而極盛。同時三論漸見推行，和《成實》各立門戶。到了陳代，武帝、文帝、宣帝均推重三論，《成實》遂不復與三論抗衡。另有《華嚴》，從宋初的法業以後一直到梁代，幾乎無人研習，到梁代以後而漸盛，南地三論學者僧朗、僧詮、法朗等，大都兼習《華嚴》。由此南朝學派雖甚繁衍，而其間盛衰更叠，亦極多變化。
宋初，沙門慧琳，作《黑白論》（又名《均善論》），論儒佛的異同，而和佛理甚相違反，爲衆僧所擯斥，但何承天卻加激賞，把此論送給宗炳評判。宗炳複書，破斥慧琳的異見，遂和承天往復辯難。他更作《明佛論》（又名《神不滅論》），唱導“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之說。承天作《達性論》反對說：“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顔延之又作《釋達性論》，說“神理存沒，儻異於枯荄變謝。”如是往復論辯達三次。其主要爭點都是神滅、不滅義。到了齊末，又有範縝，作《神滅論》，說“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之於質，猶利之於刃”；“舍利無刃，舍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蕭琛、曹思文、沈約等和縝往復論難，力主神不滅。後來梁武帝即位，命當代碩學答復範論，當時作答者六十五人，都迎合武帝的意旨，主張神不滅。這是南朝儒佛神滅不滅的論爭。
宋末，道士顧歡，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毀，於是作《夷夏論》以會通二教，但力持華戎之辯，意在抑佛而揚道。明僧紹作《正二教論》、謝鎮之作《折夷夏論》、朱昭之作《難夷夏論》，朱廣之作《諮夷夏論》、釋慧通作《駁夷夏論》、釋慧敏作《戎華論》加以駁斥。後來劉虯卻以爲道家的虛無與佛家的修空一揆（見《無量義經序》）；同時司徒中郎張融作《門律》，也以爲道家與佛家並無二致，而以道爲主，以示汝南周顒，顒複書加以非難，說般若所觀法性與老子所說虛無其爲寂然不動雖同，而其義旨卻大有差別。也往復論辯了幾次。在這時期，還有道士託名張融，作《三破論》，醜詆佛教，說它入國破國，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佛教“不施中國，本止西域”，依然不出《夷夏論》的範圍。劉勰又作《滅惑論》、僧順又作《析三破論》、玄光又作《辯惑論》來反駁。這是南朝佛教和外界的論爭。
南朝佛教一般偏尚玄談義理，所謂“江東佛法，弘重義門”（《續高僧傳》卷十七《慧思傳》）。又“佛化雖隆，多遊辯慧”（同上卷二十《習禪篇》）。在實修方面，只是宋初曾一度有盛傳禪法的風氣，其流行的區域爲建康、江陵及蜀郡。沙門以專習禪法知名的，有僧印（見《名僧傳抄》）、淨度、僧從、法成、慧覽、法期、道法、普恒（均見《續高僧傳》），就中慧覽（？—464），即和北地著名的禪師玄高同以“寂觀”爲世所稱，後遊西域，從罽賓達摩比丘諮受禪要，回國後在蜀、建康以傳授禪法著名。宋末以後，禪法即衰，只齊、梁間，有寶志（？—514）以修習禪業，受到梁武帝的崇敬。他圓寂後，令葬于鍾山獨龍埠，並在墓側立開善寺。後世稱爲志公。世傳他作有《十四科頌》、《十二時頌》、《大乘贊》等（見《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九），但以上內容似都不外乎唐以後的禪家思想。和寶志同時有傅翕（？—569），義烏人，日間傭作，夜間修禪。梁武帝請他到建康，世稱爲傅大士，著有《心王銘》（載《傳燈錄》卷三十，一說後世的僞作）。
其次，這時傳戒持齋等佛事漸興，據傳“求那跋摩，于南林寺立戒壇，爲僧尼受戒，爲震旦戒壇之始”（見《佛祖統紀》卷三十六《法運通塞志》）。在家菩薩戒的授受，這時也已經流行。此外還有誦經、設齋、禮懺、立寺、造像、轉讀（梵唄）、唱導（宣唱）等佛事活動。齊梁之間，還流行月六齋(六齋日)、八王齋、歲三長齋（三長齋月）等。
佛典翻譯文學到了這一時期，對於一般文學的影響更大，運用佛典的理趣、風格及故實入詩文的作家比前代亦更多。在詩的方面，宋代有謝靈運、顔延之，齊代有沈約、王融，梁代有武帝、昭明太子、簡文帝、阮孝緒，陳代有江總、徐陵等。特別是謝靈運，是一位傑出的佛教詩人，所作有《佛影銘》、《祇洹像贊》、《無量壽頌》、《維摩詰經中十譬贊》等。沙門智愷、智藏也是佛教詩人。在文的方面，宋代有宗炳、顔延之，齊代有明僧紹、周顒、沈約，梁代有江淹、劉勰，陳代有姚察、江總、徐陵等。這時期的佛教文學作品，多數是說理的論文，而尤以宗炳的《明佛論》、周顒的《三宗論》最爲世所稱。劉勰（後來出家，改名慧地）的文學造詣很深並長於佛理，當時京師寺塔及名僧的碑誌大都請他製作。
南朝佛教建築方面，各代帝室所造寺塔甚多，王臣達官及文人學士乃至民間清信士女，也靡然從風，於是梵宮琳宇遍佈江東，而以梁武帝所造爲最多，也最奢麗。特別是同泰寺，“樓閣殿台，房廊綺飾，淩雲九級，儷魏永寧”（《歷代三寶紀》卷十一）。其次，大愛敬寺，“經營彫麗，奄若天宮”(《續高僧傳》卷一《寶唱傳》)。大智度寺，“殿堂宏壯，寶塔七層”（同上）。此外，皇基、光宅、開善，也都是著名的大寺。
造像在南朝也很盛。宋武帝造有無量壽金像。明帝造有丈四金像及行像八部鬼神。此外，丈六、丈八銅像的製造甚多，小金像也多有鑄造，塑像、旃檀像更爲普通，而以戴顒所造爲最精妙。齊武帝時，石匠雷卑造瑞石釋迦像，鐫琢極巧。蕭嶷、蕭子良並造像甚多。明帝也造有千軀金像。梁武帝造有光宅、愛敬、同泰諸寺的丈六彌陀銅像等，簡文帝也仿造印度祇園精舍的旃檀像，並造有高約一、二寸的千佛像。陳文帝造有等身檀像十二軀，金銅像百萬軀，宣帝造有金銅像等二萬軀。此外名僧及信衆所造，不勝枚舉。在這時期，外國的造像也輸入不少。齊代有扶南國所送金縷龍王像、白檀像等。梁代有從天竺請來的優填王所造旃檀佛像及扶南國所送珊瑚佛像、旃檀瑞像，盤盤、丹丹兩國所送牙像，于田所送玉佛等。
佛畫在南朝也很盛，著名的作品，宋代有陸探微的靈台寺瑾統像，陸綏的立釋迦像，顧寶光的天竺僧像，宗炳的惠持師像，袁倩的維摩詰變相圖。齊代有姚曇度的白馬寺寶台樣，毛惠秀的釋迦十弟子圖。梁代有蕭繹（元帝）的文殊像，張僧繇盧舍那佛像，行道天王像、維摩詰像，張差果的悉達太子納妃圖，靈嘉寺塔樣，張儒童的楞伽會圖、寶積經變相圖，聶松的支道林像，解倩的五天人樣、九子魔圖。這時期外國沙門中擅長佛畫的，有著名的譯人求那跋摩。他曾在始興靈鷲山寺的寶月殿北壁上，繪出了羅雲像及定光、儒童布發之形（《高僧傳》卷三本傳）。此外有吉底俱、摩羅菩提、迦佛陀等。南朝的佛畫作家，以張僧繇爲最。僧繇，吳人，以丹青馳譽于梁天監中，武帝所建佛院寺塔，大都令他作畫。當時由郝騫等的西行和迦佛陀等的東來，曾把印度陰影法的新壁畫介紹到中土。僧繇所畫建康一乘寺的扁額，就是活用這種手法的新佛畫。又南朝限於天然地形環境，鑿窟造像之風遠不及北朝之盛，只攝山（棲霞山，在今南京東北約四十裏）的斷崖上，有齊、梁間所開鑿的許多石窟、石佛，盛稱於世。
編輯者： 不才 (2004-04-05 10: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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