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很多天象不出漢出自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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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太乙紀年上推中華文明
《奇門五總龜》記載:昔黃帝命風後作太乙,雷公和九宮法。。。。。而我們知道太乙是以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為曆法起點。那麼我們可以通過求出此曆法起點與現今西元紀年的對應求出黃帝時代距今多少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的換算過程如下:
我國有典為證的科學曆法是《史記》中保存的《曆術甲子篇》,它施行於西元前(BC)427年即周考王十四年,取歲實365 1/4日,朔實29 499/940 日,結合60甲子以“閏月定時成歲”。古人以冬至為年始,朔日為月始,夜半為日始。該曆取甲寅年甲子月己酉日甲子時合朔並交冬至為曆元推算起點 。
(註:我我倒想請問魯夫先生曱子曆法是後來的事?)
為了使歲實365 日同十二個朔望月(354日)取齊,並使歲實、朔實和60甲子等三個資料能彼此調和,我們用現代數學的簡便方法可取歲實365日、朔實29 日及60甲子的最小公倍數,即166550日。合為4560年。即甲寅年甲子月己酉日甲子時合朔並交冬至是西元前4560+427=4987年,由於甲寅是第51年那麼甲子為前推50年。即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為4987+50=5037年。
古代星曆家們則是採用用章、蔀、紀、元的計算方法:
十九年七閏為一章,即:12×19+7=235(月)
四章為一蔀,即:19×4=76(年)
235×4=940(月)
3651-4×76=27759(日)
二十蔀為一紀,即:76×20=1520(年)
三紀為一元,即:1520×3=4560(年)
得出結果是一樣的。需要指出的是,猶太曆法也是19年7閏。根據現代考古研究猶太曆法源于埃及古曆法。而埃及古曆法據傳傳自透特神。在埃及傳說中透特神是算術,知識和曆法的神。他是月神!
由上計算可知,黃帝年代至少距今5037+2003=7040年!如果我們能再根據史書確定炎黃大戰,蚩尤大戰的前後年份,那麼可以明知很多中華歷史。比如可以推知大洪水發生時間,共工與火神大戰的時間。可以說他們都發生在距今15000左右。
皇極經世推算帝堯在位的年代
根據《皇極經世》記載,帝堯所處年代在皇極是6會30運6世,為皇極積年64590年。而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是皇極積年61980年。因此帝堯所處年代為64590-61980=2610年,即西元前大約5037-2610=2427年B.C.
帝蕘繼位元根據王文為西元前2357BC,已知黃帝甲子年是5037BC,那麼5037-2357=2680,求2680對於60甲子的同余的44余40,查60甲子表1數為甲子,那麼40位後是甲辰。因此帝蕘繼位是甲辰元年。查皇極經世書,白紙黑字寫明甲辰年唐蕘繼位。至此得出,邵雍的皇極理學是與天文曆法相同。邵雍用64卦配合天文星象推演歷史變更,因此皇極是古曆法的傳承。但凡古曆法必然重視兩至兩分
那麼邵雍的皇極計算是否如有些人認為得是胡編亂造的呢?回答這個問題,最有利的證據是來自於考古學。以下摘錄《三皇五帝時代》一書的作者王大有先生對此書的概述如下:
如何重寫中華上古史
重寫中華上古史必須直面正視歷史上和當代在該領域研究中的誤區和錯誤,確定重大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轉折的關鍵點,用新的科學方法進行操作。
唐蘭明確指出孔子和司馬遷的錯誤是:①自黃帝至夏商周“萬世一系”皆源于黃帝一人,以黃帝為人文初祖;②以父子相繼計算五帝的積年與“壽數”,不足憑信;③司馬遷認為《山海經》、《禹貢》百家言黃帝“不雅馴”,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是司馬遷不懂得五帝是處於圖騰徽銘時代,孔子也如此,因此曲解“?足”與“黃帝三百年”,二人因此皆刪削歷史而造成千載訛誤。④由此引申出大漢族主義和中原中央王朝正統論,視其他民族為異族;⑤又由此而引申出炎帝、神農、伏羲、燧人不是人文初祖,以及歷史上失敗的民族領袖炎帝、蚩尤、共工、少昊、鸛兜、鯀等不是中華民族的祖先,視為“不從帝命”的“亂者”。糾正上述錯誤之後,則應建立中華民族血緣、地緣、文化緣的共認心理大一統觀,重新評價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及締造中華文明的歷史地位和相互關係。
現代西方人把遺傳學吹得神乎其神,但其核心主旨是想證實現代一切人都來自非洲的一位“母親”,荒謬之極。因此我從體質人類學的科學界標論證現代黃色人種為中華人種,具有“鏟形門齒”等典型特徵,已有四百萬年史。根據地球在太陽系亞銀系、銀河系的運行週期而有10萬年一次冰期,3萬年一次小冰期,並同時伴有二萬六千年(約3萬年)的章動歲差,每六千五百年一季一個象限,由此而有海洋進退水文曲線與洪水災害週期,它決定了考古學文化的轉換和三皇五帝時代的更替。據此規律的發現,我以中國考古學文化類型的序列譜系、碳十四年代譜系,區系類型譜系定三皇五帝的年代;以美術考古、圖騰徽銘文化定三皇五帝的族屬;以文獻史籍、古歌、古史傳說記載定族譜;以天文星象曆法名稱、歷史地理名稱定族屬年代和分野;以古文字學、服飾、宗祠神廟、祭祀神主靈台,定徽銘。圖騰徽銘是氏族、氏族合婚、國族、王族、國家社稷、政權的標誌,是嚴格的族文化,是本初文字,由此分化出曆法、文字、祭祀禮儀、造型藝術,形成純文化的傳統,由此重構文明、文明層次、文明時代界說,以此劃分三皇五帝時代分期與年代框架。
經過上述努力,自1978—1997年,我逐步理清了三皇五帝時代的歷史序列大系:
(一)燧人氏時代(1.5萬年~7724年B·C)。中國文明發祥於昆侖丘,燧人氏在昆侖山(今甘肅合黎山、龍首山,《山海經》載昆侖山在此)立天表,作為天齊,確立天北極,由?茲氏雷澤氏(時居龍首山、山丹河),創制結繩紀曆的《河圖》、《洛書》,為北斗九星懸朗時代,依章動歲差計算創制於1.48~1.47萬年間。
(二)伏羲氏時代(7724~5008年B·C)。據《易》帝出乎震,建寅作孟春,28宿始於大角、角,依章動歲差計算7750~7675年B·C稱帝,校正為7724年B·C。又據苗族古歌,伏羲稱帝號“羅奉”,西元前7724年為羅奉元年,初都榆中,遷榜羅,再遷陳倉、華山牛鳩原、王屋山,崩雞公山。漢湖南長沙楚帛書乙篇載伏羲氏族譜系。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為太昊遺址,自西元前7000~5800年,共1200年,發現文字25字,七聲音階骨笛25支,以及牙璋、白龜等,南傳于淮河青蓮崗文化龍虯莊,發展為大汶口文化。伏羲上元太初歷年代為西元前104+4617=4721年,已進入神農氏時代。
(三)炎帝·神農·蚩尤時代(5000~4513年B·C)。大地灣—老官台文化—仰韶北首嶺半坡文化是炎帝·神農氏文化;磁山·斐李崗·龍虯莊·北辛文化是蚩尤氏文化。貴州安順關嶺紅崖丹書是炎帝族自六盤山南下四川—貴州—雲南的共工支所留族譜,《山海經》載有炎帝九世的族譜,第九世為誇父,時居潼關至靈寶三百里桃林塞誇父八大社(營);神農氏第八代名榆罔(參廬),都河南盧氏縣祁村灣、陳留、曲阜;蚩尤氏與共工氏據晉、冀、魯。蚩尤死葬濮陽西水坡M45,時西元前4515~4510年。
(四)黃帝時代(4513~4050年B·C)。《黃帝四經》出土,記黃帝與蚩尤征戰事及顓頊與共工(時稱涅)征戰事。河北涿鹿有黃帝城、蚩尤城、蚩尤寨、阪泉之野張公泉(共工氏漢姓張)、釜山會盟石仰紹文化遺址。紅山文化是黃帝族文化。
(五)少昊顓頊時代(4050~3380年B·C)。山東大汶口文化和江蘇連雲港雲臺山將軍岩刻文字、天文曆法曆是少昊文化。河南仰紹文化大河村類型是顓頊·鸛兜族文化,始自4000年B·C,第三期3685±125年B·C。此期的文化特徵在北美洲加利福尼亞聖塔·巴巴拉海灣地區原封不動地移植,時在3641~3113年B·C,為瑪雅曆起算年,即山東少昊顓頊裔民遷入美洲的年代。其後鸛兜氏遷入鄭州西山古城。仰紹文化早期廟底溝文化是其文化。共工氏時居濁漳河上游涅水(今仍此名)。
(六)帝嚳帝摯帝堯舜禹時代(3380~2073年B·C)。仰紹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和早期龍山文化是帝嚳文化(3380~2799年B·C),典型龍山文化是帝摯堯舜禹文化。帝堯2357B·C即帝位,帝舜2136~2100年B·C(含攝政)即帝位,帝禹2103~2073年B·C,(含攝政)即帝位。夏啟守孝三年,於2070年即帝位,為夏朝(代)開始。故西元前2070年為夏元年。
西元前2070年是如何推算出的呢?
1.秦滅西周於西元前256年,滅東周於西元前249年,以此為推算原點。
2.周積年867年,商積年496年(《竹書紀年》)、夏積年471年(《竹書紀年》),則三代相加為249+867+496+471=2083年(B·C)。
3.晉皇甫謐《帝王世紀》商積年629年,夏積年432年(西漢劉歆《三統曆》),三代相加則為249+867+629+432=2177年(B·C)。
4.取西元前2083年為三皇五帝時代的下限。
為什麼不取2177年為下限呢?這涉及到五帝紀年與堯舜禹治水的洪水災難的年代定位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靠考古學文化的年代確定。
將考古學年代C14測定與樹輪校正年代的譜系,從距今約一萬年到距今四千年前後(西元前2000年前後)各相關的考古學年代資料,按時間先後、區欄位型別排出一個自然發展的連續譜系。我特別注意了同一個文化類型,例如龍山文化,不同地域不同遺址的年代資料,這些資料分期越細、資料越多、年代誤差越小。當我把這些資料排成一個縱坐標時,發現同一個文化類型的起始和終止的年代幾乎在同一個年代點上。又發現同一個歷史時期不同地域的文化類型的起止年代,有同樣的規律。這樣就取在年代點上最近的一個年代,為絕對年代。這個絕對年代,去掉±值,作為歷史年代的關鍵點。於是:
1.據龍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終止點,確定為堯遭洪水的始點,然後根據文獻記載確定堯舜禹治水(含共工、鯀等治水)的大事記年代點。
2.龍山文化、良渚文化時代的洪水年代約在西元前2200~2208年之間,這同時參照水文考古資料可定。據此舍去劉歆、皇甫謐的2177年的帝禹下限。
3.據《堯典》四仲星的考古天文學的復原,推算其觀測年代為西元前2357年,定堯登帝位的年代。
4.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等典籍中堯舜禹等五帝的壽數皆有百年,在位幾十年到近百年不等,顯然是把氏族在位與個人執政混而為一,因此我們儘量把氏族與個人相分離,給出其相對年代和大事記。但難以分得很細。所以禹、舜、堯、摯既作氏族又作氏族首領對待,沿襲了傳統的“約定俗成”的說法,又做了與考古文化相對應的協調或調合。但從嚴格的史學意義上說,這可能是不徹底的,目前似乎只能做到這一步。這或許是一個“尾巴”,留待以後慢慢去割。
由上可以印證,考古結論與皇極之學是相同的。如果邵雍真的是從純易理角度推導出帝堯年代的,那麼其對易理的認識簡直是驚人。看來我們不能因為不明白皇極原理或與自己的理論不同而簡單否定它。
天機站長在其文章底下有一篇(怕你們看簡體不方便我也轉繁)
轉貼本人(yongbin)以前探討古曆法的文章互參
從太乙紀年上推中華文明
《奇門五總龜》記載:昔黃帝命風後作太乙,雷公和九宮法。。。。。而我們知道太乙是以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為曆法起點。那麼我們可以通過求出此曆法起點與現今西元紀年的對應求出黃帝時代距今多少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的換算過程如下:
我國有典為證的科學曆法是《史記》中保存的《曆術甲子篇》,它施行於西元前(BC)427年即周考王十四年,取歲實365 1/4日,朔實29 499/940 日,結合60甲子以“閏月定時成歲”。古人以冬至為年始,朔日為月始,夜半為日始。該曆取甲寅年甲子月己酉日甲子時合朔並交冬至為曆元推算起點 。
(註:我我倒想請問魯夫先生曱子曆法是後來的事?)
為了使歲實365 日同十二個朔望月(354日)取齊,並使歲實、朔實和60甲子等三個資料能彼此調和,我們用現代數學的簡便方法可取歲實365日、朔實29 日及60甲子的最小公倍數,即166550日。合為4560年。即甲寅年甲子月己酉日甲子時合朔並交冬至是西元前4560+427=4987年,由於甲寅是第51年那麼甲子為前推50年。即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為4987+50=5037年。
古代星曆家們則是採用用章、蔀、紀、元的計算方法:
十九年七閏為一章,即:12×19+7=235(月)
四章為一蔀,即:19×4=76(年)
235×4=940(月)
3651-4×76=27759(日)
二十蔀為一紀,即:76×20=1520(年)
三紀為一元,即:1520×3=4560(年)
得出結果是一樣的。需要指出的是,猶太曆法也是19年7閏。根據現代考古研究猶太曆法源于埃及古曆法。而埃及古曆法據傳傳自透特神。在埃及傳說中透特神是算術,知識和曆法的神。他是月神!
由上計算可知,黃帝年代至少距今5037+2003=7040年!如果我們能再根據史書確定炎黃大戰,蚩尤大戰的前後年份,那麼可以明知很多中華歷史。比如可以推知大洪水發生時間,共工與火神大戰的時間。可以說他們都發生在距今15000左右。
皇極經世推算帝堯在位的年代
根據《皇極經世》記載,帝堯所處年代在皇極是6會30運6世,為皇極積年64590年。而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是皇極積年61980年。因此帝堯所處年代為64590-61980=2610年,即西元前大約5037-2610=2427年B.C.
帝蕘繼位元根據王文為西元前2357BC,已知黃帝甲子年是5037BC,那麼5037-2357=2680,求2680對於60甲子的同余的44余40,查60甲子表1數為甲子,那麼40位後是甲辰。因此帝蕘繼位是甲辰元年。查皇極經世書,白紙黑字寫明甲辰年唐蕘繼位。至此得出,邵雍的皇極理學是與天文曆法相同。邵雍用64卦配合天文星象推演歷史變更,因此皇極是古曆法的傳承。但凡古曆法必然重視兩至兩分
那麼邵雍的皇極計算是否如有些人認為得是胡編亂造的呢?回答這個問題,最有利的證據是來自於考古學。以下摘錄《三皇五帝時代》一書的作者王大有先生對此書的概述如下:
如何重寫中華上古史
重寫中華上古史必須直面正視歷史上和當代在該領域研究中的誤區和錯誤,確定重大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轉折的關鍵點,用新的科學方法進行操作。
唐蘭明確指出孔子和司馬遷的錯誤是:①自黃帝至夏商周“萬世一系”皆源于黃帝一人,以黃帝為人文初祖;②以父子相繼計算五帝的積年與“壽數”,不足憑信;③司馬遷認為《山海經》、《禹貢》百家言黃帝“不雅馴”,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是司馬遷不懂得五帝是處於圖騰徽銘時代,孔子也如此,因此曲解“?足”與“黃帝三百年”,二人因此皆刪削歷史而造成千載訛誤。④由此引申出大漢族主義和中原中央王朝正統論,視其他民族為異族;⑤又由此而引申出炎帝、神農、伏羲、燧人不是人文初祖,以及歷史上失敗的民族領袖炎帝、蚩尤、共工、少昊、鸛兜、鯀等不是中華民族的祖先,視為“不從帝命”的“亂者”。糾正上述錯誤之後,則應建立中華民族血緣、地緣、文化緣的共認心理大一統觀,重新評價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及締造中華文明的歷史地位和相互關係。
現代西方人把遺傳學吹得神乎其神,但其核心主旨是想證實現代一切人都來自非洲的一位“母親”,荒謬之極。因此我從體質人類學的科學界標論證現代黃色人種為中華人種,具有“鏟形門齒”等典型特徵,已有四百萬年史。根據地球在太陽系亞銀系、銀河系的運行週期而有10萬年一次冰期,3萬年一次小冰期,並同時伴有二萬六千年(約3萬年)的章動歲差,每六千五百年一季一個象限,由此而有海洋進退水文曲線與洪水災害週期,它決定了考古學文化的轉換和三皇五帝時代的更替。據此規律的發現,我以中國考古學文化類型的序列譜系、碳十四年代譜系,區系類型譜系定三皇五帝的年代;以美術考古、圖騰徽銘文化定三皇五帝的族屬;以文獻史籍、古歌、古史傳說記載定族譜;以天文星象曆法名稱、歷史地理名稱定族屬年代和分野;以古文字學、服飾、宗祠神廟、祭祀神主靈台,定徽銘。圖騰徽銘是氏族、氏族合婚、國族、王族、國家社稷、政權的標誌,是嚴格的族文化,是本初文字,由此分化出曆法、文字、祭祀禮儀、造型藝術,形成純文化的傳統,由此重構文明、文明層次、文明時代界說,以此劃分三皇五帝時代分期與年代框架。
經過上述努力,自1978—1997年,我逐步理清了三皇五帝時代的歷史序列大系:
(一)燧人氏時代(1.5萬年~7724年B·C)。中國文明發祥於昆侖丘,燧人氏在昆侖山(今甘肅合黎山、龍首山,《山海經》載昆侖山在此)立天表,作為天齊,確立天北極,由?茲氏雷澤氏(時居龍首山、山丹河),創制結繩紀曆的《河圖》、《洛書》,為北斗九星懸朗時代,依章動歲差計算創制於1.48~1.47萬年間。
(二)伏羲氏時代(7724~5008年B·C)。據《易》帝出乎震,建寅作孟春,28宿始於大角、角,依章動歲差計算7750~7675年B·C稱帝,校正為7724年B·C。又據苗族古歌,伏羲稱帝號“羅奉”,西元前7724年為羅奉元年,初都榆中,遷榜羅,再遷陳倉、華山牛鳩原、王屋山,崩雞公山。漢湖南長沙楚帛書乙篇載伏羲氏族譜系。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為太昊遺址,自西元前7000~5800年,共1200年,發現文字25字,七聲音階骨笛25支,以及牙璋、白龜等,南傳于淮河青蓮崗文化龍虯莊,發展為大汶口文化。伏羲上元太初歷年代為西元前104+4617=4721年,已進入神農氏時代。
(三)炎帝·神農·蚩尤時代(5000~4513年B·C)。大地灣—老官台文化—仰韶北首嶺半坡文化是炎帝·神農氏文化;磁山·斐李崗·龍虯莊·北辛文化是蚩尤氏文化。貴州安順關嶺紅崖丹書是炎帝族自六盤山南下四川—貴州—雲南的共工支所留族譜,《山海經》載有炎帝九世的族譜,第九世為誇父,時居潼關至靈寶三百里桃林塞誇父八大社(營);神農氏第八代名榆罔(參廬),都河南盧氏縣祁村灣、陳留、曲阜;蚩尤氏與共工氏據晉、冀、魯。蚩尤死葬濮陽西水坡M45,時西元前4515~4510年。
(四)黃帝時代(4513~4050年B·C)。《黃帝四經》出土,記黃帝與蚩尤征戰事及顓頊與共工(時稱涅)征戰事。河北涿鹿有黃帝城、蚩尤城、蚩尤寨、阪泉之野張公泉(共工氏漢姓張)、釜山會盟石仰紹文化遺址。紅山文化是黃帝族文化。
(五)少昊顓頊時代(4050~3380年B·C)。山東大汶口文化和江蘇連雲港雲臺山將軍岩刻文字、天文曆法曆是少昊文化。河南仰紹文化大河村類型是顓頊·鸛兜族文化,始自4000年B·C,第三期3685±125年B·C。此期的文化特徵在北美洲加利福尼亞聖塔·巴巴拉海灣地區原封不動地移植,時在3641~3113年B·C,為瑪雅曆起算年,即山東少昊顓頊裔民遷入美洲的年代。其後鸛兜氏遷入鄭州西山古城。仰紹文化早期廟底溝文化是其文化。共工氏時居濁漳河上游涅水(今仍此名)。
(六)帝嚳帝摯帝堯舜禹時代(3380~2073年B·C)。仰紹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和早期龍山文化是帝嚳文化(3380~2799年B·C),典型龍山文化是帝摯堯舜禹文化。帝堯2357B·C即帝位,帝舜2136~2100年B·C(含攝政)即帝位,帝禹2103~2073年B·C,(含攝政)即帝位。夏啟守孝三年,於2070年即帝位,為夏朝(代)開始。故西元前2070年為夏元年。
西元前2070年是如何推算出的呢?
1.秦滅西周於西元前256年,滅東周於西元前249年,以此為推算原點。
2.周積年867年,商積年496年(《竹書紀年》)、夏積年471年(《竹書紀年》),則三代相加為249+867+496+471=2083年(B·C)。
3.晉皇甫謐《帝王世紀》商積年629年,夏積年432年(西漢劉歆《三統曆》),三代相加則為249+867+629+432=2177年(B·C)。
4.取西元前2083年為三皇五帝時代的下限。
為什麼不取2177年為下限呢?這涉及到五帝紀年與堯舜禹治水的洪水災難的年代定位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靠考古學文化的年代確定。
將考古學年代C14測定與樹輪校正年代的譜系,從距今約一萬年到距今四千年前後(西元前2000年前後)各相關的考古學年代資料,按時間先後、區欄位型別排出一個自然發展的連續譜系。我特別注意了同一個文化類型,例如龍山文化,不同地域不同遺址的年代資料,這些資料分期越細、資料越多、年代誤差越小。當我把這些資料排成一個縱坐標時,發現同一個文化類型的起始和終止的年代幾乎在同一個年代點上。又發現同一個歷史時期不同地域的文化類型的起止年代,有同樣的規律。這樣就取在年代點上最近的一個年代,為絕對年代。這個絕對年代,去掉±值,作為歷史年代的關鍵點。於是:
1.據龍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終止點,確定為堯遭洪水的始點,然後根據文獻記載確定堯舜禹治水(含共工、鯀等治水)的大事記年代點。
2.龍山文化、良渚文化時代的洪水年代約在西元前2200~2208年之間,這同時參照水文考古資料可定。據此舍去劉歆、皇甫謐的2177年的帝禹下限。
3.據《堯典》四仲星的考古天文學的復原,推算其觀測年代為西元前2357年,定堯登帝位的年代。
4.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等典籍中堯舜禹等五帝的壽數皆有百年,在位幾十年到近百年不等,顯然是把氏族在位與個人執政混而為一,因此我們儘量把氏族與個人相分離,給出其相對年代和大事記。但難以分得很細。所以禹、舜、堯、摯既作氏族又作氏族首領對待,沿襲了傳統的“約定俗成”的說法,又做了與考古文化相對應的協調或調合。但從嚴格的史學意義上說,這可能是不徹底的,目前似乎只能做到這一步。這或許是一個“尾巴”,留待以後慢慢去割。
由上可以印證,考古結論與皇極之學是相同的。如果邵雍真的是從純易理角度推導出帝堯年代的,那麼其對易理的認識簡直是驚人。看來我們不能因為不明白皇極原理或與自己的理論不同而簡單否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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