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對元末亂象冷眼旁觀、置身事外，是伯溫對短視近利的元朝一再應聘出仕的主因，也因為劉基根深蒂固的儒家君臣思想，他在滿目瘡痍的時代仍然想經世濟民，開創太平。


亂世俠心著經典

才剛賄賂完核心大臣接受了偽裝的“招安”，遂其所願、志得意滿的方國珍在擺脫了劉基眼中釘後，便趁此大好機會發展自己的力量，隔年他聯合了各地農民軍，海陸兩處起義又叛，而且聲勢愈來愈大。浙江行省眼見情況演變到不可收拾，在無奈跟僥倖的心理下，又想要對一直看押在紹興的劉基再度起用，重施他們元人對伯溫總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故技，朝廷此時宣布對伯溫起用復職，恢復了他的自由之身，而心灰意冷的劉基好不容易能離開紹興，看透世情的他並沒有照元朝希望的再度走馬上任當“救火隊”去，而是認清事實的帶著家眷避亂越城，鄉居耕讀，暫時遁隱去了。
此後一年期間，以紅巾軍為主的農民武裝隊伍幾乎遍佈全國，再隔年整個江南局面動盪不已，處州(今浙江麗水週邊，劉基故里青田縣也位在處州)山寇亂起，四十六歲的劉基眼見賊寇(所謂義軍)行徑囂張，鄉親百姓流離失所，為了安家安邦，恢復地方，身處如此危殆局面，深愛家園的他一腔熱忱還是按捺不下，他再度應聘出仕了，仍然是不計前嫌的再度忘身剿寇，……經過劉基一年多的親身督戰，剿撫互用，果然綏靖了地方。
因伯溫戡亂有功，被江浙行省“提拔”爲官居五品的“行省郎中”，……可嘆就在上報朝廷後，劉基卻因朝中方國珍的佞黨從中作梗(這時方國珍還沒死，他始終認為劉基是自己要成就王業的“剋星”)，不但莫明其妙的被連番降級還被消去兵權，什麼五品的“行省郎中”卻換來了七品的“總管府判官”，不但武官變成文官，有兵權的長官變成拿算盤的小科長，一紙調包的委任狀發還，意思是要劉基不准再去剿撫了，只要去管一些總管府裡無關痛癢的瑣碎事務就行了。
無法對元末亂象冷眼旁觀、置身事外，是伯溫對短視近利的元朝一再應聘出仕的主因，也因為劉基根深蒂固的儒家君臣思想，他在滿目瘡痍的時代仍然想經世濟民，開創太平。……經過這麼多的風雨，面臨了多少回夙夜匪懈的零星征戰，憤恚失望的劉基此時只好將元世祖的繪像置於桌案上，……他北向而拜的說：「臣不敢辜負世祖皇帝，但實在是因爲臣欲進而無階，欲退而無路，報國無門，對此無可救藥了……。」
歷經了混亂時代與坎坷考驗，時年四十八歲的劉基，年近半百終於做出了這無比沉痛的決定，他在北拜元世祖之後，向他一直衷心致志，欲報效朝廷的對象在心底做了此生最清楚的切割；追昔撫今，他椎心感慨，也體認到改朝換代之不可免，天意之不可違，大環境的走勢不是他一個人能夠振衰起敝的，……他終於體認到元朝的覆亡將猶如摧枯拉朽般的事實了。
欲以大德戡大亂


寄寓文學表丹心

時值元順帝至正十八年(1358年)，劉基第三次辭官回家，歸隱故鄉。但這位轉換了人生跑道，具有奇才韜略的人物並沒有失志，他本就是個滿腹經綸、胸羅萬機、才氣橫溢的名士，所以在無法替生民立命之後，他自然選擇了至少能為往聖繼絕學的教育與文化一途，要用他的筆刀硯城，真正為能實踐萬世太平的淑世理念闡述留後。

《明史》說他的文章「氣昌而奇」，就像他的著名散文＜賣柑者言＞一樣，他以通俗的故事情節抨擊了那些“國之蠹蟲”，指陳滿朝文武官員個個身居廟堂，誇騎大馬，卻都是些「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繡花枕頭，個個都是些欺世罔俗、以睞勢位的醜惡之徒罷了。
國事日非、四方動亂，在這豪傑割據、元朝政權逐漸走向全面崩潰的時刻，劉基一方面為抗暴賊自行訓練了一支能守衛故鄉的部隊，一方面他靜靜的隱居在一方斗室之中埋頭著書立言，他以鄉野匹夫都看的懂的寓言方式來痛陳時弊，批判暴政，就是期望能以此方法來喚醒民智，進而建立未來能恢復更新的社會秩序。
當時他以筆為劍，以俠心做硯，就這樣寫下了一部後世評價非常高的重要文學經典《鬱離子》，這部書的面世，可以說是完成了一部在中國寓言史上難得一見的精品！這本書不但生動、洗練、故事性高，也展示出劉基他富於民本主義的民權價值觀，以及為解決種種社會矛盾所作的設計與規劃。


感時憂國崩離析

當然劉基的天份太高，他的古詩(特別是五古)成就突出，他的散文風格古樸渾厚，而在散文上的地位，人們也把他和當時的一代文宗宋濂並列，以這樣的人才來說，如若一生專心於文學的範疇，劉基必然將成就不朽巨擘；但在這位開拓型的作家創造了高度文學價值的背後，其實他真正的身分是一個以抱負為盾，以理想作劍，期待實踐變革的政治戰略者！……在浮生若夢中，眼看他從一個單純的“衛元”勇士，無比艱辛且跌撞的行經這個時代，到最後在他的後期著述中，除了依舊闡釋其懇切的道德觀點和修身立命之道外，我們發現他已然成為一股以筆鋒支持「新生」的“反元”力量了。
就在撰寫《鬱離子》之際，官民衝突、民族衝突白熱化，各地起義一觸即發的局勢越燃越熾；北方紅巾軍(泛指在彌勒白蓮教的煽動下起事的農民武裝部隊，教徒以紅巾包裹頭部做為記號)幾乎是處於巔峰狀態的揮師三路北伐，甚至直逼元大都(今北京)而來……而控制了小明王(紅巾軍所奉之主就是小明王韓林兒)的劉福通率部眾攻佔了汴梁(今河南開封)；徐壽輝、陳友諒的南方紅巾軍則在長江中游盤據；而活躍于江淮之間的朱元璋也已建立了以應天府(今江蘇南京)爲中心的另一支紅巾軍根據地；張士誠正割據著長江三角洲、方國珍正割據著浙江沿海，而元朝的統治則已經完全陷入了分崩離析的地步了！

對紅軍之四處征戰、殺人盈野，伯溫並無好感，他覺得這批借言“彌勒降生、明王出世”為口號而起義抗元的烏合之眾不過是群沒有品格跟紀律的盜賊吧，可嘆的是朝廷的官軍又更殘暴於此！無論是哪一方，都讓劉基看不到對未來的希望……其實此時的他早已身處於改朝換代的巨大風暴之中了，……青田故里，乃至整個中原，全因爭戰關係傷亡枕藉，他除了著書立說以集鄉練鄉勇以求自保，防備著浙江最近的勢力方國珍進犯之外，他還能做什麼呢？……但這大時代的命運根本就由不得他以文人評論之姿置身事外，即能從中輕易脫身的。
劉基此生使命的真相即將顯現，那等待他去旋轉乾坤的時機即將到來，……而目前暫處黑暗中的時刻，伯溫只得以此詩表達他對這時局沉重的喟嘆︰
《次韻和孟伯真感興》
「五載江淮百戰場，乾坤舉目總堪傷，已聞盜賊多於蟻，無奈官軍暴似狼。」


靠著劉基的持籌握算，朱元璋的陣營開始明確的提升跟轉型，終於朝邁向勝利的路上，踏出了正確又舉足輕重的一步！

出山與征戰

朱元璋自至正十二年(1352年)濠州起兵，短短六、七年工夫，他就從淮西紅巾軍當中的一個小小九夫長(帶九名親兵的班長)成為中原一方之雄。與劉基出生名門相反的是，他來自社會的最底層，但是朱元璋與劉基一樣具有先天驚人的才智、記憶力和堅強意志，他英勇驍戰，善於組織指揮，而且禮遇斯文，廣求賢士。朱軍盤據處州(今浙江麗水，也算劉基的家鄉)之後，朱元璋宿聞浙東有位精通韜略天文的異士劉基，目前就隱居在青田結寨自保，便有意聘請他出仕，一再勸說他能夠投效為己所用。
經過一番波折，先是口頭婉拒朱營使者一再邀請的劉基，感其盛意只好以致贈一把寶劍的行為，婉拒了動用數千言長信來親勸劉基出山的朱軍的處州總管孫炎。……只是寶劍歸還後，力邀他岀山的壓力仍然不曾稍減，甚至連陶安、宋濂二位當時的名士好友都接連為此寄詩勸說，他都未置可否。……
直到伯溫的老母親富氏親口勸他出山說：「自古衰亂之世，如若不輔真主，哪能獲得萬全之計呢？…… 」劉母的閱歷印證了劉基隱憂，所謂樹大招風，一向盛名在外的劉基要想在當時混亂的時局中，如同閃躲“躲避球”一樣的在各種割據勢力捭闔縱橫、互鬥爭勝之際，還冀望能安安穩穩的隱居下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為了故里、家人甚至於個人生命安全，眼前情勢顯然無法迴避，他遲早必須做出選擇，投效一方“真主”以“獲萬全”之計。
聞言劉基無法再遲疑了，仔細評量過割據江山的群雄遠景與元末天象變化後，他不得不決定出山輔佐朱元璋建立大業，才是最快取得天下太平，拯救蒼生黎民於水火亂象之間的唯一出路………至正二十年
(1360年)，這一年靜領天命的他出山了，時年五十歲。
〔殫精竭慮贊大功〕


神機妙算佈策陣

劉基剛到應天府(今南京)之際，正值朱元璋在軍事政治上的一個關鍵時刻。一方面東邊張士誠，西邊陳友諒實力都不弱，即將面臨的是他們聯合夾擊朱元璋的意圖，此一緊急狀況不止芒刺在背，形勢簡直是到了火燒太廟的嚴峻。另外在形式上，朱軍目前仍是隸屬於小明王韓林兒(當時已經為劉福通控制)為領袖的東系紅軍之一，(雖然實質上他已經完全構築了自立自營的體制，只是一直未自立旗號而已。)故此時朱元璋最想突破的，就是避免掉軍事上張、陳兩人的夾擊、以及甩脫掉在政治上仍然受制於人的局面。
這些劉基都知道，他對朱元璋的處境早有了預見的眼光，加上他對軍事韜略、兵法智術、天文地理甚至陰陽五行的實務與學術都很精通，加上他為人既機警、有膽識又有決斷力，基本上具備了一位優秀謀臣所該具備的所有條件。所以在歸依朱元璋後，他處事不凡的才能自然使他居於擘畫謀略的主位，這位幾乎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優異奇才，很快便成為了朱營智囊中最主要的核心人物。
但劉基真正成為朱營上下最為倚重的“軍師”，其實是在他到達朱營兩個月後，也就是元璋與陳友諒於南京城外的“龍江一戰”之時。……剛開始是地處湖廣的陳友諒自立為帝，並且挾制徐壽輝勢力東下，陳友諒的兵勢銳不可當，舳艫滿江、旌旗蔽日，大軍所向披靡，……最新消息是敵方聲稱下游的張士誠也將合併陳軍，一起夾擊進攻朱元璋的統治區(其實不然，人家嚇唬而已)。
加上當時朱元璋的養子朱文遜及守將花雲，這兩名叱吒一時的勇將都已經在重鎮太平一地兵敗殉職了，太平既已失守，那麼再過來就是應天(朱軍首府)了，這情形撼動了朱軍，就連一向屢創佳計的幕僚也都群言紛紛、焦急不能決，………營中士氣詭異不安、音雜聲眾，此時唯有劉基力排眾議，認為此一危機乃最大轉機，主公如要成就王業、取威定霸，就在此一舉！此時任何營中主降及奔者(意指主張投降跟岀逃的)，可斬也(也都可以抓去殺了)！
靠著劉基的卓越謀略與自信遠見，一番剖析穩住了朱元璋用兵作戰的心理；他們不但後發制人，以逸待勞，還大膽前去詐降；等到誘敵深入後，再巧出奇兵在龍灣打敗了陳友諒，讓敵軍丟下了無數戰艦，大敗而逃！並且一鼓作氣收復了剛剛失去的重鎮太平。……事成之後，朱元璋因劉基獻策方才取得這場決定性的勝利，狂喜之餘要以「克敵賞」奬授劉基，但伯溫卻在此時辭受不取(這是一開始，其後他辭受不取獎賞的風格，幾乎在日後變成了伯溫在朱營立功後的慣例)。
如此下來，劉基為朱元璋撥開迷霧，指點江山，他分析要先取陳有諒，上游一旦無事後，張士誠勢孤，存亡由我，便可一舉得定！隨後再北向中原，南伐諸雄，緊接著推翻元朝政權，如此王業可成！……大軍的戰略路線一經劉基確定，便把朱元璋從原本群雄爭奪地域的地盤戰爭，明確提高到為建立帝王基業、一統天下政權的長遠戰略格局上來。靠著劉基的持籌握算，朱元璋的陣營開始明確的提升跟轉型，終於朝邁向勝利的路上，踏出了正確又舉足輕重的一步！


帝師王佐定中原

緊接的軍事戰爭中，比較重要的有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親率三軍，溯長江西征陳友諒，讓陳友諒棄逃武昌的那場勝仗，之後因為劉基在談判時及時的“指導”朱元璋接納陳軍方面首位降將的條件，讓整個江西地區的陳軍餘部都因為此例，而不費一兵一卒，就迅速的併入了朱元璋的版圖一事。
還有隔年遇到劉基母親過世，他回鄉守喪時“碰巧”遇到苗軍發動兵變，金華、處州二處的守將被殺，浙東版圖大震，領地岌岌可危。劉基便替當地朱軍(也是他自己家鄉的朱營駐軍)一起謀複處州，因為劉基坐鎮之故，地方旋即平亂。最戲劇性的莫過於劉基返抵家門之後，還順便招降了當年那位反覆戲弄元朝，並且一直以來都視劉基為死對頭，十幾年來都對沿海居民具有強烈威脅的海盜方國珍；這樣因私事回鄉卻“順便”大立軍功的狀況，真可以說是伯溫夙夜爲公，無一日或歇啊！
正因為朱元璋一再催促，每遇軍政大計又要書信往返，事必諮詢的模樣，所以劉基在簡短的居喪期後，就風塵僕僕的要趕回應天府了，怎知路過嚴州(今浙江建德縣)時，又“剛好”遇到張士誠部眾來犯，朱營的嚴州守將當時正要出兵迎擊，卻被劉基勸阻，認為不出三日，敵人將自行退走，到時再出兵追擊即可大獲全勝。……果不其然，三日後守軍深入敵陣空營，追剿部眾大勝而歸，眾人無不額手稱慶。……如此一算，事事樣樣，樁樁件件，所有人都親睹伯溫“料事如神”，見他處處時時精準如此，在野名聲更盛，真乃奇才也。

風塵僕僕的伯溫剛回到應天府(至正廿三年)，就有大事發生，主要是因為張士誠的大將呂珍襲擊安豐(今安徽壽縣南)，他不但殺了劉福通還挾持了小明王，朱元璋基於他自身還是紅巾軍的系統，礙於情面或礙於形勢都要親自前往出救，他也擔心如果安豐失守，自己的應天府就會失去遮蔽。所以朱元璋不理劉基的條理分析和極力勸阻，還是堅持出兵了。
結果一如劉基所言，……陳友諒果然以數十萬大軍趁應天空虛之際，進犯洪都(今江西南昌)，以致洪都被圍三月，幾欲失守，(唉！噓嘆陳友諒用戰失策，後世莫不可憐陳友諒他先行圍攻洪都而非趁隙直攻應天是此役最大敗筆，否則不致輾轉百日攻城不下，徒留遺恨。)……眼見洪都形勢危殆，朱元璋在順利迎回小明王之後(如今已然變成朱元璋累贅的韓林兒，輾轉就被朱軍軟禁在滁州了)，便緊急治兵二十萬星夜兼程的回趕，疲於奔命的朱軍一抵達戰區馬上就要準備西上迎擊，……好久不見的朱元璋面對劉基只能懊惱的表示：「不聽君言，幾失計」，從此對伯溫更是“千里相從，言聽計用”。

接下來的是兩軍的正面交鋒，雙方都已久戰成疲仍然精銳盡出，……可嘆這是一場神鬼驚愕的大戰，也是朱、陳二軍之間的生死決戰，只見當時鄱陽湖上到處都在廝殺、鏖戰，鮮血染紅了湖水，甚至一日數十接，雙方都死傷慘重，湖面上只見煙塵千里，相持不下的廝殺仍在繼續……。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