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华社的团结
2007 年 08 月 03 日 00:57
苏哈托政权倒台，“民主改革”新时代莅临倏忽已八年有余，尽管印尼后苏哈托时代的政经形势仍体现著某种乱象，但与前期相比，还是洋溢着新的气氛，施行了新的措施，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对华政策的大转变。纵有千条理由，万般怨言，华族公民与印尼祖国之间的这种隶属政治关系，以及印华文化与印尼文化之间休戚与共的交融关系已被历史宿命所注定。而在这八年时间里，在“新政”辅翼下，似乎只看到华社曙光初现所带给人们的几分庆幸乃至也算迭经数年的欢乐，更多的是给予人惶惑、茫然以至担忧—长此以往，印尼华社能不能因势利导，将数十年不变转而一朝得解放的难得形势健康地发展、持续下去？当朝之下的欢乐是欣领恩赐、且饮且醉，还是酒不醉人、自觉定位？华社内部以及华印之间历来存在的欠和谐现象，会否妨碍这一大势，消解这一成果？
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俗语成语也有“身在福中不知福”及“执迷不悟”之类的说法。心理学科的研究有指出这种“迷”、“醉”现象属于心理定势规律。但归根结底，还是属于伦理范畴的思想文化规律。现让“旁者”建言当今华社迫切需要强调团结，树立正气，消除偏见，顾全大局的一些文化命题。
历史和现实均已昭示，印尼民族国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实体，其复杂性体现在民族（部族、种族），宗教如何既保持多元又积极融合以及历史文化如何凝铸两大问题上。包含其中的印尼华社何能例外，同这两大问题所困扰、驱策。两大问题成为动力还是阻力，取决于国家政治与经济状况之间关系的协调；而印尼华社有否正气，能否团结又取决于自身的自觉定位，即：内部求同存异，外部投入到国家政治经济相互协调的一体作用上，由此，逐步构建印尼华人文化，也即是“印华文化”，进而安身立命。此即所谓的“大局”。政治、经济好了，民族、宗教较易迎刃而解；民族、宗教矛盾化解了，新的历史文化观自然应势而生，民族国家的精神“义薄云天”，精神再转化为物质，殊途而同归，整个国家机器便会良性运转。所以，印尼华社断断不能游离于民族国家范畴之外。
当今世界富国、强国（例如日、美、英、法、意）对其本国历史，民族文化声称不容亵渎(注：不是把宗教神学当治国方略)，官修历史(或公民政治)教科书是一个现代国家政治主观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以教化培育公民的认同感、自尊感和耻辱感，此即“国民意识”，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一切民族、宗教问题莫不与“政德”有关。政治公德是大德，其次才是个人之私德、小德。古人云：“观国运之所以兴衰，人事之所以成败，人德之所以邪正，于极微之萌芽，而洞察其所以然。”(宋·吕祖谦)世界如此，印尼能例外么？印尼民族印尼华社有必要重新寻求对于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有利的一种理性的历史认知。这样才能为团结，为“同归”提供一个理论平台。有一个名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蕴涵班扎西拉哲学的印尼历史文化导引下，印尼华社只有“与子偕归”，自觉定位，别无他途。

(二)
印尼华社能树立正气，讲求团结吗？

首先，华社内部必须反躬自身，求同存异。新客华人与土生华人之间在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两种华人文化背景，各自有着特定的长处，两种背景无高下优劣之分。相反，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缺点正是彼此寻求弥补、增强自身的先天条件。新客华人文化能反“客”为主吗？答案是肯定的。“新客”由于历史上受祖籍国滋养较多以及侨校教育使然，最大特色是长于华语却短于印尼语，长期做“客”，思想略左，所谓“亲华”。如果剔除极端面目，这也不至于算作缺陷，甚至民族解放时代华侨之“亲华”应充分肯定。印尼华人的历史宿命注定了“客”是不能永远做的。以被动态势看，客流始终会被主流卷去，同处终究会被异化。这是文化交融的大规律。同样的，土生华人文化又能不能融西吸华，保持自己的土生特色呢？
“土生”华人由于受西式教育或本土教育较多致西印双兼甚或华西印三兼，虽不识华语，却在适应上更见优势，同时不免沾染帝殖色彩。除极端分子外，是愿意改造和继续前进的，大多数的人是中性的，关键在于能“融”能“吸”而不照搬。不应以一时的色彩或面目来衡量一个群体或一个人的一生。“土生”的某些先天优势是“新客”所不能代替的。这些，实际是旧时代历史遗留下的“新”问题，有别于“新秩序）重压下逼出的广大华族子女不谙华语的「旧」现象。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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