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实录》上明明记载着这两座祖陵所在地,又都不指(是)保州。(我为此)忧疑思虑日夜不安。虽然朝延决定和查访工作都没有疑问,但是,却与真实可靠的历史文献的记载有差异。何况,迁建陵寝、举行朝廷礼仪,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宜令中书省、门下省和枢密院,一起详细商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朕要听取)上奏。
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上言:
(臣下认为)尊奉祖先,需有非常孝敬的心愿。(为祖先)修建陵园,必须遵守典章制度。当初刚刚建国,首先就制下礼仪章程,准备举行四祖庙(供奉)仪式,接着建立了四祖陵园的名号。虽然(三祖陵)没有修建,但是已经详细记载在玉牒史书。有的部门,连上章表,(向皇上)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说得恳切激动;(皇上)询问主管大臣,也有同样的说法。采纳了群臣的意见,皇上对此特别审慎,特意选派使臣,还委任地方官吏,各自前往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事出有据,报告得周到详细。朝延上下都认为,这是最大的孝道,是国家光大的征兆。于是举行了迎奉(灵柩的)活动,还是要举行安葬的礼仪。皇帝陛下一有闲暇就博览群书,见到信史(《太祖实录》)上的记录,指出(清苑坟地)与记载不同。确如圣上所忧虑的,这事应该详细探讨,因为关系到皇家的血缘传承,应该非常慎重。我们的意见:从清苑迁来的神柩,权且停止葬入皇陵陵区;二祖陵的营建要从俭,(陵内)葬以衣冠,有了(这个)陵园,用来举行朝拜仪式,以抚慰尊敬祖先的情怀。(迁来的神柩)等到辨明身份,再择期举行安葬。这样不违自古以来的道义,也合于人情。以上大胆放肆的意见,请圣上选择。
传达皇上口诏:“康陵定陵(令蓝继宗)停止修建。(从清苑)迁来的棺柩,以一品礼葬于河南县(洛阳),作两上(坟)位。”
《宋朝事实》作者补注:“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正月,皇帝亲自驾临汾阴,到了西京(洛阳),派遗‘知制诰’钱惟演用‘香币酒脯’前去祭告‘一品坟’。(以后)每到朝拜诸陵的日子,(对一品坟)以‘少牢’致祭。”
通过以上精彩的历史记录,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宋真宗迁坟虽然兴师动众,多次调查研究,但毕竟还是出了错,错就错在他听信了众人的传言。忽略了《太祖实录》的记载,另外也说明迁坟没有迁出什么有力的物证。所以他才痛下决心,将两位无辜的“神灵”按“一品坟”规格草草埋葬。这是他没有办法的办法。二、各位臣子虽然自称费尽了心血,但却劳而无功,毕竟是“迁”无实据,所以也只好任由皇帝自己定夺。虽然有辨明身份后“再择期安葬”的敷衍之语,但真宗并未采纳。三、每到朝拜诸陵的日子,对“一品坟”仅以“少牢”这种低规格的方式致祭。这已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品坟”中埋葬的决不是顺祖、翼祖,宋真宗并不认为这就是康、定二陵,否则决不会、也不敢如此地冷落二位神灵。四、三祖陵并葬一起合乎古代家族聚葬的风俗和制度,要迁坟也要迁三个,为什么只迁了两个?另外一个(赵朓的钦陵)到哪里去了?由此可以断言,大臣们并没有真正像他们自已表白的那样,认真做过什么调查研究,很可能一开始就弄错了。错把赵氏家族的旁系、支系亲属(即九族以外的人)当成了三先祖本人。对于这样一门子远房亲戚,宋真宗只能按“一品坟”对待,这是可以理解的。
宋陵和“一品坟”的启示
为什么皇帝死后要建陵?因为古代陵和坟有性质上的区别。普通百姓死后弄一个土堆埋掉就算了,皇帝是九五之尊,不能这样草率,他们生前高高在上,死后在阴间还要“牧民王天下”,生前有什么,死后还要有什么。看看宋陵陵区那高大的石牌坊,威严的宫殿,“文武百官到此下马”的石碑,无一不是继续统治天下的象征。虽然三祖陵是追封的假皇帝,但建陵的规格断不能降低。据河南巩县宋陵陵区有关的记载,陵区占地面积约三十平方公里,北宋的九个皇帝,除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金兵俘去死在东北外,其余七个皇帝都葬在这里,加上宣祖赵弘殷这个假皇帝,共八位,故有“七帝八陵”之说。而我们前面所说的钦、康、定三祖陵在这里却是一片空白。除了“七帝八陵”之外,陵区还有冠准、包拯、曹彬等大臣的墓,而从清苑迁来的两个“一品坟”,在北宋一百三十多年中,始终没有进入宋陵陵区的资格。面对这豪华奢侈的陵墓群,再看看远在洛阳的两个“一品坟”,我们还能说它们就是顺祖、翼祖的康陵和定陵吗?宋真宗在把二位“神柩”钦定为“一品坟”的同时,却并没有忘记为自己修建威严壮丽的“永定陵”,皇陵的威严气派与“一品坟”所形成的巨大落差,真让人感慨万端,天子与庶民的区别,在死后竟也是如此之大,天上人间啊!
宋真宗生前导演的迁坟闹剧,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在黎民百姓中的影响不必说,(如清苑县至今有“平陵”“停陵”等地名),就连后世的王公大臣,也像患了“迁坟后遗症”,每每提到清苑,都是宁肯信信其有,不肯言其无,并借此肃然起敬,向皇上表忠心。如李纲、种师道这些武夫都曾向皇上表白:清苑是“祖宗陵寝”所在,决不能让外敌占领;像韩绛、吴处厚、周辉这些文臣也振振有词地称清苑有“上世陵寝”、“皇朝远祖坟”云云。久而久之,便演绎成了“宋三陵”在清苑的历史传说。更有趣的是,自真宗以后的仁宗、神宗、徽宗、钦宗诸皇帝竟也先后奉天承运,七次下诏书,对清苑的“远祖坟”做“善后工作”,有的提出要扩充占地面积,增加守园人;有的提出要在这里建学校,让皇族子孙们受到良好的教育等等。真可谓皇恩浩荡,恩宠有加。
然而,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和思索,就不难发现,真宗以后的任何一位皇帝,都没有提出来要为“一品坟”正名,如果果真迁走的是康、定二陵,为什么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还不为他们正名?如果迁走的不是康、定二陵,又凭什么说“宋三陵”在清苑?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逻辑问题:如果承认“一品坟”为对,那么“宋三陵”在清苑之说必为错(因为迁走的不是要找的人);如果承认“宋三陵”在清苑之说为对,那么“一品坟”的说法必为错(因为要找的人已经迁来)。二者只能居其一。甘蔗没有两头甜,而“清苑说”论者偏要既认为“一品坟”为对,又要认定“宋三陵”在清苑也为对,其不自相矛盾!莫非赵家的老祖宗都会分身术?任何事物,有因才会有果,宋真宗迁坟是“清苑说”惟一的起因,没有宋真宗迁坟这场闹剧,“清苑说”就不会得以流传,“清苑说”的所有论据都是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之上的,既然这个大前提错误百出,那么,建立在这个大前提基础上的立论还能成立吗?
其实,北宋自真宗以后的皇帝们并不认为真宗迁走的是康陵、定陵,也并不认为康陵、定陵还在清苑。在他们的有关诏书中,从未明确称清苑的坟地为“文献皇帝陵”、“惠元皇帝陵”、“简恭皇帝陵”,或径称“钦陵”、“康陵”、“定陵”(在朝廷的官方文件中,这应该是极严格的规范用语),他们只是用“宣祖皇帝祖坟”,“远祖坟”,“祖宗之地”,“东安村坟地”这些词来泛称。他们也没有在清苑就地建陵的打算(如果承认这里是三祖陵所在,这是完全应当做而且必须要做的)。他们更没有再次迁坟的计划(恐怕是迁坟迁怕了)。这就充分说明,这些皇帝们虽然不否认清苑为三先祖的祖宗之地,但也决不认为三先祖本人(三祖陵)就在这里。说来说去,他们对待清苑坟地的态度,与宋真宗对待“一品坟”的态度是毫无二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即:至多认为它们不过是赵家的远房亲戚罢了。然而,“清苑说”论者却读不懂这些诏书中的微妙与堂奥,竟认为“一代又一代宋朝皇帝们早已把清苑作为他们的祖宗之地而别无他顾”,“其切切深情,浓浓乡思,已见豁然跃于纸上”。可惜这抒情诗般的浪漫,不过是“清苑说”论者的自我陶醉而已。总揽“清苑说”的所有文章,都是把后世大臣、皇帝的上述言论或诏书作为论据,而对宋真宗生前导演的迁坟闹剧却极力回避或歪曲,甚至抛出一些未经权威专家鉴定的石人、石马来自己证明自己,这是做学问的正确态度吗?
事实上,正因为得不到三祖陵所在的幽州,这一代代皇帝们早已在无奈中变得失望而绝望进而由敬祖变为敬天,宋真宗迁坟失败后,更加痴迷于道教,曾胡说自己梦见了“元始天尊”,天尊说:“吾,人皇九子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宋徽宗也曾自称“上帝元子太霄帝君”降世,让朝臣们称他为“教主道君皇帝”……这一幕幕滑稽剧的上演,再清楚不过地折射出这些皇帝们由敬祖到忘祖、由敬人到敬天的心路历程。某些人带着偏见看历史,必然与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
历史的定论
赵匡胤“世为涿州人”是千年历史定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定论?还是让历史记载来作回答吧:
(1)《宋会要·帝系之一》对四先祖的记载:高祖,赵朓,“汉京兆尹广汉之后,生于燕蓟,仕唐,历永清、文安、幽州三县令……陵曰钦陵,在幽州”;曾祖赵珽,“藩镇从事兼御史中丞……陵曰康陵,在幽州”;祖父赵敬,“历营、蓟、涿三州刺使……陵曰靖陵,在幽州,本曰定陵,乾兴元年七月改”;(2)《宋史·礼志》的记载:“顺祖、翼祖皆葬幽州。”(3)《宋朝事实》的有关记载:“自国初加四祖陵名,钦陵、康陵、定陵并葬幽州”。(4)《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十一:“涿州,其屯:治东东关,二里史家庄,庄东里许。旧有北台村,为宋艺祖故居。一统志:北台村在涿州东三里,宋太祖故里,今为清凉寺”。(5)《涿州志》《涿县志》均记载:“宋太祖姓赵讳匡胤涿之北台村人也。”
通过赵朓“生于燕蓟”等以上记载我们得知,至少在赵朓的父辈就已经在幽燕地区安家落户,三先祖均在这一地区为官,死后也安葬在这一带。涿州清凉寺北台村有三先祖故居,这里应是赵匡胤的祖籍。但是为什么在《宋史·太祖本纪》中又将赵匡胤记为“涿郡人也”呢?我认为这就像宋徽宗“恩赐”涿州名为“涿水郡”一样,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即使赵匡胤确认为汉代京兆尹赵广汉之后,“涿郡”二字也必是由宋朝赵氏兄弟、父子们和修史官共同精心商议后而确定的。因此才记录在《太平御览》、《国史会要》等官修史书中,决不是元朝史官编撰《宋史》时率意所为。以后又经过历史学家们的研究考证,最后才得出了赵匡胤“世为涿州人”这一结论,并编入了《辞源》、《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以及各类历史教科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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