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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推背圖》在西方世界的譯介和傳播(1867-2017)
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2021-10-29 13:08:09
摘要：《推背圖》是中國重要的古代典籍，在西方世界的譯介和傳播已經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經歷了萌芽階段、初步發展階段、緩慢成長階段和多元發展階段。本文旨在通過勾勒和描繪這一百五十年的譯介和傳播史，總結其特點和趨勢，指出當前《推背圖》翻譯研究處於遭受冷落的邊緣地位，以期引起學界對《推背圖》譯介與傳播研究的關注，進而拓寬易學翻譯研究的範圍，推動以《推背圖》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
關鍵詞：《推背圖》；西方世界；譯介；傳播
一、 引言
《推背圖》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文化典籍[1]，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最神秘的典籍」和「一部偉大的易學著作」（苗元一，2011: 3-4）。然而，此書面世千餘年來，聞者甚眾而研究者甚少，在封建時代屢遭查禁，文人大儒望而卻步；近代以來，又長期被視為迷信，拒於正統學術門外。但可喜的是，近年來，學術界已經重新認識到此書的重大文化和文學價值，兩岸四地也陸續出版了有關《推背圖》的學術研究著作多種，呈現出研究視角多樣化的趨勢；更有學者指出《推背圖》是象數易學的經典和圖書易學的里程碑，並據此提出構建「推背學」之說（同上，4），這可以說是對《推背圖》學術價值重新評價與再認識的轉折點。
然而，時至今日，此書的譯介和對外傳播問題仍很少受到學界關注。實際上，《推背圖》在西方世界的譯介史已經有150年之久，而且譯介語言涉及德法英三種，譯本也已經有六個之多。而且，相對其他典籍，此書的內容、形式以及傳播歷程都相當獨特，其譯介和傳播問題存在較多的探索空間和較高的研究價值。本文旨在勾勒出150年來《推背圖》在西方世界譯介和傳播的歷史進程，總結其趨勢與特點，指出與近年來《易經》譯介和傳播研究的如火如荼（任運忠，2015；楊平，2015；許敏，2016；吳鈞，2016）相比，同屬易學巨著的《推背圖》處於默默無聞的邊緣地位，以期引起學界對《推背圖》譯介和傳播的關注，以揚漢聲於外域，覓知音於他邦，推動中西文化交流。
二、 《推背圖》介紹
《推背圖》相傳為唐朝袁天罡、李淳風所作，是中國為數不多的見於正史記載、有據可考的古代預言書籍[2]之一。該書共有60象（部分版本有64象或67象等），每一象除了有兩首預言詩（讖和頌）外，還有卦象、讖圖作補充，通過這種四位一體的方式[3]暗示和預言歷史事件與王朝興衰；以圖文結合、語圖互文的方式勾勒出中國數千年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是中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4]。
《推背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人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心理，也反映了先人的歷史認知，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的陰陽辯證思維、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從文學價值上看，《推背圖》一書採用圖文結合的方式，為人們所喜聞樂見；看似簡單的讖詩、讖謠卻蘊含了諧音雙關、字謎拆合、生肖指代等文學創作技巧，可謂編排精心，匠心獨具。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創作方式被後世的諸多文學作品所借鑑，在中國文學史上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推背圖》版本眾多，據最新的研究，有至少48個版本（翁常鋒，2013:274-285）。但實際上，這些版本無外乎出自兩大系統，一個是明系版本（以下簡稱明本）[5]，根據年代和內容，可以細分為台灣藏彩繪明抄本、明姚廣孝序手抄本、肅親王本、東海野人序本等；一個是清末版本，即1915年公開刊行的清宮秘藏金聖歎批註本（以下簡稱金批本）。內容上，明系眾版本大同小異，但與金批本差距很大。語言風格上，明本略顯俚俗鄙淺，而金批本卻不失典雅莊重。由於《推背圖》一直處於開放的創作中，「愈晚出者，愈準確」（王效鋒、王向輝，2013:84），所以金批本的預言更加接近史實，也就是說，明本更加接近原書原貌。
三、《推背圖》在西方的譯介與傳播評述
《推背圖》在西方世界的譯介和傳播已經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可以分為四個階段：萌芽階段，特徵表現在西方漢學家開始對《推背圖》產生興趣，但全面譯介工作尚未展開。初步發展階段，其特徵表現在華傳教士和西方匿名學者涉足期間，兩個原本均有了首個全譯本。緩慢成長階段，特徵為僅有一個德國漢學家的譯本出現。多元發展階段，表現為多個譯本的湧現，以及譯者背景的多元化和研究視角的多樣化。對《推背圖》進行譯介和研究的目的，主要經歷了獵奇、借題發揮、學術批評、學術探索和多元化階段。
1. 萌芽階段（1867-1894）
在《推背圖》的譯介史上，是西方人首開《推背圖》對外譯介的濫觴。19世紀後半期，西方漢學研究趨於科學化和專業化，當時「歐洲文化的學術時尚致力於發現、並以理性和歷史的方式去解釋東方的神秘」（Girardot, 2002: 371）。而同一時期的中國，清廷唯恐《推背圖》禍亂民心，只將少數版本秘藏深宮，非皇室不得閱覽；而對民間的流傳嚴加查禁，一旦查到，輕則「仗一百，徒三年」（田濤、鄭泰，1998: 368），重則「斬監候、斬立決」（同上，368）。清廷的查禁行為與西方對東方經典的熱衷介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更激起了西方漢學家對《推背圖》的好奇心。這一時期西方對《推背圖》的譯介主要是出於獵奇心理，而且獲取原本的渠道較為特殊。
最早翻譯《推背圖》的人是英國人曼根氏（Mancon）。1915年上海文明書局出版的《中國預言》一書收錄了金批本《推背圖》，並登載了英國人曼根氏寫於1867年的英文跋並附中譯，講述了《推背圖》在1860年被從清宮擄掠到英國，後來被曼根氏發現並翻譯的經過。茲將原文抄錄如下：
In 1859*,when the allied English and French troops burnt the YuanMingYuan in Peking, oneof the soldiers discovered a box of manuscripts in Chinese which had beencarefully preserved by the imperial family. Seeing that they contain picturesthe soldier presented them to Miss Lipia from whom I secured the same.
Intranslating them I found they represented the predictions of a Chinese prophetwith reference to the rise, the fall, the tranquility, and the turbulence ofchina. Everything was very plainly written. The emperors of the past dynastiesprohibited their publication for their publication for they might disturb theminds of the people and led to bad consequences.
It is indeedour good fortune that they had come into our country and that we may studythem. These lines are written as an introduction.
Macon (1867)
譯曼根氏跋語
當1859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某軍人得書一簏，皆大內珍藏本，以此書中有圖畫，舉贈利比亞女士。余從女士乞得之，翻譯一過，知為中國先哲之預言。興亡治亂，微言示意，靡不明如燭照。歷代君主惡其淆惑民心，覬覦非分，故止刊刻。茲何幸而流傳我國，得飫眼福，因跋數語於後。1867年曼根氏識。
(清溪散人, 1915: 序言1-2)
*應為1860年，原文如此。本文作者注。
從這篇跋中，我們可以看出，《推背圖》經歷了清宮大內——英法聯軍某軍人——利比亞女士——曼根氏的流傳過程，而且曼根氏曾翻譯過《推背圖》。但遺憾的是，目前曼根氏生平無可稽考，該譯本也始終無法找到。僅僅憑藉跋裡的「In translating them I found they represented thepredictions of a Chinese prophet…」一句話，也無從判斷曼根氏是否完成了翻譯工作、譯文是否出版，在何處出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傅熊教授(Prof. Bernhard Führer)聲稱自己也見過這篇跋，但他對曼根氏譯本持懷疑態度，並認為，僅憑曼根氏跋本身不足以證明此譯本的存在[6]。因此，在沒有新的證據之前，本文對此譯本暫時存疑。但曼根氏翻譯行為應是存在的，因此可以認為他是首開《推背圖》翻譯之先河者。
荷蘭萊頓大學首任漢學講座教授薛力赫（Prof.Gustave Schlegel）1886年用法語為該校漢學圖書館編寫了一本中文藏書目錄，由萊頓E. J. Brill出版（吳榮子，2003）。該目錄收錄了荷蘭漢學家高延（J. J. M. De Groot）所藏的手抄本《推背圖讖》[7]，此書65象，扉頁上蓋有高延的印章，並有 「光緒丁丑年瓜月置」 的字樣。據筆者考證，高延曾任荷蘭東印度公司中國事務翻譯官，並藉機在廈門常住八年，對閩南地區的風俗習慣和民間宗教瞭解頗深。他在光緒丁丑年（1877年）是請何人抄寫《推背圖》的[8]，又是如何逃過清廷查禁，將其帶回荷蘭的，已無從得知；但其有意識地獲取《推背圖》並帶回國，以及薛力赫教授收錄此書的行為，說明《推背圖》很早就引起了西方漢學家的興趣，或者說，西方漢學家很早就認識到了《推背圖》的獨特價值。
這一階段《推背圖》在西方世界的譯介有下列特徵：1）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一個偶然事件，使得西方譯者得以首次翻譯《推背圖》，在當時的時代大背景下，這種偶然中蘊含著某種程度的必然。2）已經有眼光敏銳的漢學家在清廷禁令下有意識地蒐集《推背圖》。3）西方學術機構已經開始認識到《推背圖》的學術價值[9]，但全面系統的翻譯和研究工作尚未展開。
2. 初步發展階段（1896-1950）
1895-1950年是《推背圖》譯介的初步發展階段。這一時期，《推背圖》隨著清朝滅亡而解禁，它的兩個版本旋即於1912年和1915年先後公開出版。這一階段，《推背圖》的兩大版本也都出現了首個英文全譯本，即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譯本[10]和李查爾斯（Charles L. Lee）譯本。
最早全文翻譯《推背圖》的是李提摩太。其譯本誕生於1895年4月，出版機構為位於上海市福州路英租界的Shanghai Mercury Office（上海文匯晚報），此晚報「讀者對象為僑居中國的西方人士」（王健，2015: 35）。這一時期，清廷對《推背圖》的查禁並未放鬆，但得益於英租界的治外法權，此譯本早於原本17年公開出版[11]。李提摩太也在譯者序言中提到：「刊印此英譯本，吾等未違朝廷之意也。朝廷查禁此書，意在禁其流傳於國人之手」（1895：i-ii）。可見李提摩太也認為他的讀者對象為西方人，因此並未違反清廷禁令。
李提摩太譯文試圖在中國預言文化和基督教教義之間尋找契合。從他的譯者序言可以看出，李名為翻譯中國預言，實為以借題發揮的方式呼籲中國的教育和政治改革。他的譯文體現出一種文化移植思維，多採用替換手段翻譯中國特有的文化負載詞，如將「太歲」譯成希臘神話裡的「Zeus」，將「天道」譯成基督教裡的「Gospel」。他的譯本雖然不押韻，但也保留了原文的四行詩詩體特徵。不知是否是因為擔心查禁，李提摩太譯本對原文67象中的65象整體上做了硬譯不加注處理[12]，使得譯文異常晦澀難懂。這樣的翻譯必然會影響譯本的受眾範圍和傳播效果，此譯本誕生120餘年來，譯者始終不為人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於此。
1898年1月，Herbert Allen Giles出版了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一書，這是一本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古今姓氏和族譜的書。在「袁天罡」的介紹條目裡，作者指出《推背圖》是「一本廣為流傳的偽書」（974），但只是一筆帶過，並未給出進一步說明。
1915年《推背圖》的另一版本——金批本在上海公開出版。經歷了漫長的沉寂後，1950年，李查爾斯在紐約Franklin公司出版了名為The Great Prophecies of China的《推背圖》譯本，這是金批本《推背圖》的首個全譯本。譯者在譯文正文前加了一個介紹章節，從原本起源與發展歷程、原本作者、原本內容與解讀、科學依據、預言示例、預言的標準、真偽辨析七個方面對《推背圖》做了細緻的介紹和探討，表現出對原書內容的深信不疑，並為之讚歎不已：「從文學風格、古文字、作者的謙卑（這與偉大學者的身份相稱）等方面來看，我深信此書是真本，是華夏大地上的奇異文獻」（1950: 20）。同時他對Giles指《推背圖》為偽書的說法頗不以為然（同上，21）。在某種程度上，此譯本的出現，是對Giles看法的一種回應，而且已經有了學術批評的雛形。
李查爾斯（1950: 5）聲稱：「我的翻譯採用了嚴格的直譯，即使這樣會犧牲英語的完美」。因此，他的譯文沒有保留原文的押韻，而且對詩行的處理也比較隨意，原文的四行詩經常被譯成七八行。在對原文的解讀方面，李查爾斯根據與相關具體事件的聯繫，對原本的預言做了清晰的劃分，並把它們與過去、現當代和未來的事件相對應。對這種解讀方法，苗元一有精闢論述。他認為對《推背圖》的解讀有三種方法：「從讖頌文字並依漢字的構造尋繹與歷史對應之關係，從圖像之表像尋繹與歷史對應之關係，從圖讖頌之意義詮釋中國與世界之未來（2011: 93）」，而且苗氏還指出，「自民國四年本刊行以來，在《推背圖》研究領域沒有人能在方法論上超越此窠臼」（2011: 94）。事實上，李查爾斯之後的《推背圖》譯者也基本都是採用了這種解讀方法。此外，在原本起源部分，李查爾斯介紹了《推背圖》被從清宮擄掠至英國的過程，還增加了曼根氏沒有提到的英軍士兵在一個象牙盒子裡面找到《推背圖》原本和其他畫作的細節。這與曼根氏1867年的跋相互印證。遺憾的是，譯者李查爾斯的身份難以查證，多家藏書機構將其標記為假名[13]。但在筆者看來，因為譯書是在紐約出版，且譯者頻頻引用西方預言詩與《推背圖》作對比，顯得揮灑自如；又表現出對同時代一些西方學者和漢學家的著作頗為熟稔，由此判定，譯者李查爾斯應為西方學者無疑。
這一階段《推背圖》在西方世界的譯介有下列特徵：1）明系本和金批本《推背圖》的全譯本相繼產生。2）從譯者身份而言，繼海外漢學家介紹《推背圖》之後，在華傳教士出於借題發揮的目的開始涉足此書的翻譯。後來，還有深諳西方預言文化的西人學者翻譯《推背圖》並以假名出版。3）這一時期《推背圖》的譯介傳播範圍不僅限於西方國家，還及於僑居中國的西方人。4）由於清廷查禁，加上英租界的治外法權，使得譯本早於原本17年在同城出版的奇特現象產生。5）西方世界對《推背圖》的真偽之爭已開始出現，對比研究也初見雛形。
3. 緩慢成長階段（1951-1989）
這一時期，《推背圖》在中國內地被視為封建迷信，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僅在港台地區較為流行。與之相對應的是西方世界的長期沉寂。根據目前的資料來看，這一階段基本只有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學教授鮑吾剛(Prof. Wolfgang Bauer)認識到了《推背圖》的獨特價值，並不遺餘力地將其介紹和翻譯給西方世界。
鮑吾剛教授可謂是海外漢學家中翻譯和研究《推背圖》的先驅。1973年，他在OriensExtremus（《遠東》）第一期發文介紹《推背圖》，將其與法國著名預言家諾查丹瑪斯（Nostradamus）的著作相提並論；並在另一本書中介紹了《推背圖》的社會歷史背景（Bauer, 1974）。除此之外，鮑教授還在1973年於慕尼黑出版了專著Das Bild in der Weissage-Literatur Chinas一書，此書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對《推背圖》的介紹，一部分是鮑教授的德語譯文。
在第一部分中，鮑教授從三個方面對《推背圖》做了全面的介紹：首先通過從伏羲八卦到河圖洛書、太極的回顧，概括了預言文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進而探索《推背圖》預言書圖像的演化方式；再將自己在美國、日本、台灣等地學術機構和私人典藏處看到的16個版本的《推背圖》手抄本和刊印本一一介紹和歸類，分為A、B、C、D四大類，並進行對比研究。
在第二部分中，鮑教授將日本中野江漢教授的《推背圖》私人藏本[14]譯成了德文。這個譯本中，每一頁都是兩幅原圖在上，譯文在下，對照排列。譯文保留了原詩的四行形式，除了多用方括號註解外，還另加了不少註釋。鮑教授的譯文非常重視求真，唯恐漏掉了原文的任何信息，但因此也使得譯文略顯生硬。以第一象為例，「且就武後論玄微」一句，譯文為"Aber [von der Zeit] der kriegerischen Kaiserinan [wollen] wir die dunkel-subtile [Zukunft] bestimmen"。「武後」此處指武則天，譯文為"kriegerischen Kaiserin" (即warlike Empress), 「玄微」本意為深遠微妙，譯文為"dunkel-subtile" (即dark-subtle) ，還是略有牽強的痕跡。但是譯者同時用方括號加了註解，方便讀者參考。此外，遇到比喻或者雙關語時，譯文都會先用字字對譯的方法譯出字面意思，再以方括號或者註釋方式標出其他含義。如第40象原文為：「一朝乾坤屬大清」，鮑教授將「大清」直譯為"Großen Klarheit" (即Great Clarity)，並另加註釋："Dynastiename der Mandschu-Dynsatie(1644-1912)"，對清朝做了解釋。所以，整體上看，這是一個非常嚴謹、學術性很強的譯本。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Kao Jiun Feng[15]以英文出版了Commentarieson 2000 Years of Chinese Prophecies一書，出版地不詳。它以《中國二千年之預言》一書為藍本，對包括金批本《推背圖》在內的七種預言做了註解。但此書目前暫未見各大海外圖書館收錄，僅有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一冊。可推知其影響力較為有限。
這一階段《推背圖》在西方世界的譯介和傳播有下列特徵：1）《推背圖》首個德譯本產生，底本為明系版本。2）繼荷蘭漢學家收藏《推背圖》之後，德國漢學家開始涉足《推背圖》的翻譯，但這一階段西方世界主要是鮑吾剛教授一人從事《推背圖》的譯介工作。3）海外華人開始嘗試向西方世界介紹《推背圖》，但效果尚不明顯。
4. 快速發展階段（1990-2017）
這一時期，《推背圖》的文學和文化價值在國內獲得了重新認識和積極評價。它在西方的譯介和傳播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研究和翻譯重心也從歐洲轉移到了美國。這一時期出現了以《推背圖》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而且湧現出更多譯本，譯者身份更加多元，解讀角度也呈現多樣化的趨勢。
1990年，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Back to the Future: Prophecy and the Worlds of the T'ui-pei-t'u面世，作者為NoreenMei-lan Chin-Bing，導師為東亞系Prof. Hanan Patrick教授。此論文介紹了《推背圖》是如何以預言的體裁把文字遊戲、謎語、測字和畫謎融為一體的，並指出《推背圖》的根源在於通過童謠和讖緯進行政治預言的傳統。此論文標誌著《推背圖》在西方世界首次成為博士論文的研究課題。
此後，又連續有三個《推背圖》的英譯本[16]湧現。
Francisco J. Vargas全譯本。書名為TheMilitary Prophecies of China，1994年初版（出版地不詳），2007年美國洛杉磯Vision PressFilms再版，此書從軍事角度解讀《推背圖》，並預言了中俄戰爭和第三次世界大戰等未來的戰爭。
Vargas是一位中國軍事戰略研究人士，對中國傳統文化也深有研究。除了《推背圖》譯本之外，他還出版了TaoistSex Secrets Chinese Taoist Sorcery: The Art of Getting Even；Chinese MoneyPrinciples--The Road to Riches；Pa Kua等書。他對《推背圖》的解讀視角比較獨特，即從軍事角度去解讀書中的預言。在書的開頭，Vargas指出人類處於戰爭與和平的循環裡，而人類自身無法擺脫這種循環，所以《推背圖》一書充滿了人類的暴力和戰爭。此外，Vargas還聲稱，法國的諾查丹瑪斯撰寫《諸世紀》時，秉持的就是《推背圖》遵循的原則，認為兩者在設計和內容上非常相似。Vargas譯文同樣是用了直譯加注的方法，但他的註釋非常詳盡。原文每一像有兩首詩，他對第一首詩的翻譯是如實保留了四行詩的形式，但第二首的譯文就比較散亂，有時會拆成8-9行來翻譯。
Am-Chi全譯本。書名為Ancient Chinese Prophecies Till the End of theWorld，收錄了《推背圖》和另一預言《馬前課》的英語譯文，2000年美國AuthorHouse出版。此書2001年和2008年再版，第三版譯者姓名變更為Ruan Pui-Hua[17]，並增加了另一預言《萬年歌》的英譯文。
Am-Chi是旅居美國40餘年（截止到2000年）的美籍華人，職業工程師，他希望自己對中國古代預言的翻譯能促進海峽兩岸中國人的溝通，並增強海外華人世界的文化向心力。他把《推背圖》分為兩大部分，一為古代預言，一為有關近代和將來的預言（2000：xiii）。此外，譯者還別出心裁地列出按照中國歷史上的朝代順序列出了時間表，指出了每個朝代和歷史時期與《推背圖》預言的對應關係。例如表中第1-13象為唐朝，第16-24象為宋朝，第27-32象為明朝。此譯本是唯一把《推背圖》預言按照時間先後列表排序，並與其他中國預言（如《馬前課》、《萬年歌》等）對照研究的譯本。Am-Chi的翻譯方法是「用明晰的語言直接從中文譯為英文」（2000：xiii），而且「盡力保留原文的意思和精神」（同上，xiii）。他的譯文基本是直譯加注，註解部分的標題為「Personal Interpretation」，表明僅為譯者的個人解說，譯者也指出「預言的解說最多只是主觀的，我歡迎建設性的批評和更佳的解釋」（2000：xi）。但是整體看來，此譯本的個人解說顯得比較隨意，缺乏學術深度。原因在於Am-Chi只是將它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資」（同上，xi）。
Alex Chiu節譯本，只翻譯了金批本第39-60象。標題為Future Prophecies Using I-Ching，2001年登載於美國網站。
Alex Chiu是一位《易經》愛好者，並試圖用《易經》的體系來闡釋《推背圖》。他翻譯《推背圖》的目的，是為了引起人們對未來戰爭的警惕，以及對人類終極命運的思考。譯者把《推背圖》劃分為兩部分，第39-55象為近現代，第56-60為將來。在談及1-38象沒有翻譯的原因時，譯者說：「我的目標讀者為西方人，他們不太瞭解中國歷史，因此我沒有翻譯整本書」[18]。事實上，這種省略思維也體現在他的譯文中。他的譯文雖然也採用了直譯加注法，但漏譯甚多，不但很多文化負載詞在翻譯中全然消失，而且有時候會把兩首詩合併在一起翻譯，並省略了很多內容。譯者對此有明確解釋：「我對《推背圖》瞭若指掌，但我的目標讀者是外國人，所以英譯文省略了次要信息。若是用中文寫給中國人看，我絕不會遺漏任何細節」[19]。雖然遺漏較多，但值得注意的是，Alex Chiu譯本是目前所有譯本中唯一譯出卦象的。整體而言，他的譯文傾向於追求更多的可接受性，為了照顧西方讀者，採用了節譯法，省略了很多次要信息；但重視卦象英譯，對卦象的英譯以意譯為主，音譯為輔。
這一階段《推背圖》在西方世界的譯介和傳播有下列特徵：1）美國學者開始從事《推背圖》的研究，此研究也首次成為世界一流學術殿堂的博士論文選題。2）海外華人開始翻譯《推背圖》，並取得了一定效果。3）隨著新的傳播方式的出現，發佈於個人網站的《推背圖》節譯本首次面世。4）這一時期雖湧現出三種譯本，且譯者背景較為多元，但學術性均有待提升。
四、結語
從1867年曼根氏英譯《推背圖》，到李提摩太（1895）和李查爾斯（1950）兩個全譯本的問世，再到1973年鮑吾剛教授德譯本的出現，以及新世紀以來三個英譯本的相繼湧現；從英國到荷蘭再到上海英租界，從美國到德國再到美國，《推背圖》的譯介和傳播已經走過了一百五十年的歷程。經過海內外諸多學者、譯者和愛好者們一個多世紀的大力介紹，《推背圖》在西方世界已經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就目前情況來看，《推背圖》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多侷限在預言上，其獨特的文化文學價值和學術價值尚有待於進一步發掘和發現。當前，隨著作為一門顯學的易學「對西方文化的影響越來越大」（楊平，2015: 932），國內對《易經》的譯介和傳播研究也熱鬧非凡；而相比之下，另一部易學著作《推背圖》的譯介和傳播研究一直是清冷異常。在當前中國文化「走出去」以及加強「一帶一路」建設的時代大背景下，我們呼籲今後的翻譯研究進一步開拓視野，給予《推背圖》翻譯研究更多的關注；我們也相信，憑藉自身獨特的魅力，以及未來更多學者的譯介和研究工作，《推背圖》必將如同《易經》一樣，在英語世界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與此同時，易學翻譯研究的範圍也必將得到進一步拓展。
*基金項目：本文為貴州省教育廳高等學校人文社科項目「《推背圖》及其英譯研究」（編號：2015QN10）的階段性成果。
*致謝：譯者Alex Chiu多次耐心回覆本人的諮詢郵件，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傅熊教授也在郵件中及時解答本人的相關疑問，在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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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Vargas, Francisco J.. The MilitaryProphecies of China. LosAngeles: Vision Press Films, 2007.
[15] 李淳風、袁天罡. 《古代預言〈推背圖〉說》. 上海：藝海書店，1912.
[16] 苗元一. 《中國歷史宿命論研究——推背學概論》. 長沙：岳麓書社，2011.
[17] 清溪散人. 《中國預言》. 上海：文明書局，1915.
[18] 任運忠.《易經英譯研究與探索》.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
[19] 田濤、鄭泰. 《中華傳世法典：大清律例》.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9.
[20] 王健. 19世紀80年代前後西方人眼中的上海城市社會——以英文《文匯報》相關文章為例. 《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1)：35-43.
[21] 王效鋒、王向輝. 從《推背圖》第三、九象看唐代的政治恐怖.《山西檔案》, 2013(3): 83-87。
[22] 翁常鋒.《〈推背圖〉研究》. 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
[23] 吳鈞.《譯易學研究》.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6.
[24] 吳榮子. 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圖書館所藏《推背圖》三種. 《國家圖書館館刊》，2003 (1): 197-226.
[25] 許敏.衛禮賢/貝恩斯《周易》英譯本的深度翻譯研究. 《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6(3): 78-85.
[26] 許明.《推背圖》李提摩太英譯本的發現和研究初探. 青島：翻譯研究戰略論壇，2016年11月18-20日.
[27] 楊平.《易經》在西方的翻譯與傳播. 《外語教學與研究》，2015(6):923-934.
[28] 袁天罡、李淳風. 《推背圖》.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2011.
[29] [日]中野達. 《中國預言書傳本集成》. 東京：勉誠出版，2001.
[1]對《推背圖》一書的解讀，角度甚多（如預言、歷史、軍事、哲學、象數易學、宿命論等），且看法不一。本文將《推背圖》視為文化典籍和廣義上的易學著作，並在此基礎上考查此書的譯介和傳播問題。
[2]《推背圖》最早載於南宋岳柯《桯史》。目前國內有關《推背圖》的論文和書籍多將其視為預言書。
[3]也有一些版本無卦象，或每象只有一幅圖和一首詩。
[4]《推背圖》在千餘年來的流傳過程中有部分內容被後人結合史實修改過，以達到「應驗」的效果（翁常鋒，2013:93），因此，可以認為此書是中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
[5]這些版本多半在序言裡聲稱源自明朝，但果真是明代傳本還是清人假托尚待考證。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傅熊教授（Prof. Bernhard Führer）教授並不認可它們是明代傳本，稱其為「Pseudo-Mingedition」。詳見傅熊教授給本人的郵件，2016年12月12日。本文稱之為明系版本，只是出於方便、並與金批本做區分的考慮。
[6]見傅熊教授給本人的郵件，2016年12月4日。
[7]據本文作者考證，此版本為明系版本之一，內容與曼根氏看到的金批本差距很大。
[8]據吳榮子（2003：205）介紹，萊頓大學的教授們說，以前的教授或漢學家，由於研究需要，若不能購得所需圖書時，就請人抄寫，《推背圖讖》就是其中一例。
[9]此後的一百多年裡，又有很多版本的《推背圖》手抄本陸續進入了西方大學圖書館的典藏之列，如哈佛燕京圖書館、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圖書館等等。由於研究條件所限，本文對此暫不一一考究。
[10]此譯本學界一般認為是無名氏所譯（Führer, 2006: 49）；大英圖書館、亞馬遜等網站有關此書的說明中也指譯者為匿名。但據本文作者考證，譯者為晚清時期在華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詳見本人《〈推背圖〉李提摩太英譯本的發現和研究初探》一文。
[11]由於清廷禁令，李氏譯本的底本——明系本《推背圖》直到17年後的民國元年（1912年）才在同城上海公開出版，從而形成了中國典籍翻譯史上獨特的「我生君未生」現象（對此本人已另外撰文討論）。
[12]筆者稱李提摩太的翻譯方法為「硬譯」，是因為他的翻譯並非直譯（替換了很多文化負載詞）；也並非意譯（很多譯文並未考慮到原文背後深厚的中國歷史文化背景和精妙的文學創作技巧，直接按字面譯出），整體效果比較生硬。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李對67象中的兩象（第3象和第5象）做了直譯加注處理，指出它們分別對應武後當政和玄宗西行，而且對這兩象原文中的漢語字謎，也做了解釋說明。雖然佔原本比例甚少，但無論如何，這兩象的譯文首次採用了從原文中尋找與歷史對應關係再翻譯的方法，也是《推背圖》多個譯本中唯一譯出字謎的。
[13]如澳洲國立大學圖書館館藏信息中，對譯者Charles L. Lee的標註為（Pseud.）。
[14]此版本為明系版本，67象。日本國學院大學中野達教授的《中國預言書傳本集成》一書中稱其為肅親王本，即後來在國內比較廣為人知的李世瑜本。
[15]此人信息暫無法查證。但從其姓名推測，應為華人。
[16]這三個譯本的底本均為金批本。
[17]第三版譯者姓名產生變更，但內容基本未變，因此仍視為同一個譯本。
[18]詳見Alex Chiu給本人的電子郵件。時間：2016年2月21日。
[19]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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