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你的历法


若是甲子历法和农历还分不清


就就好好实践你的北极星动，八字干支随而动

你这种理论

医家根本不会采用的

搞不清狀況

以你說法，中醫一定不及格


考選部規定考試內容

第　六　條　本考試應試科目分普通科目及專業科目：
一、普通科目：
（一）國文（作文與測驗）。
二、專業科目：
（二）中醫基礎醫學（一）（包括中醫醫學史、中醫基礎理論、內經、難經）。
（三）中醫基礎醫學（二）（包括中醫方劑學、中醫藥物學）。
（四）中醫臨床醫學（一）（包括傷寒論（學）、溫病學、金匱要略、中醫證治學、中醫診斷學）。
（五）中醫臨床醫學（二）（包括中醫內科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兒科學）。
（六）中醫臨床醫學（三）（包括中醫外科學、中醫傷科學、中醫五官科學）。
（七）中醫臨床醫學（四）（包括針灸科學）。
本考試普通科目國文（作文與測驗）之試題題型採申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占分比重為作文占百分之六十，測驗占百分之四十。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起，本考試普通科目修正為國文(作文、翻譯與測驗)，仍採申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占分比重為作文占百分之四十，翻譯占百分之三十，測驗占百分之三十。其餘專業科目均採測驗式試題。

甲子历法的建立要远早于黄帝时代，考黄帝「内经」中岐伯曰：臣览《太始天元册》文，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此段文字说明在岐伯所说的太始年代上古真人就已经建立了天干地支28宿，而内经对甲子干支的运用来推算五运六气的成熟性来看甲子历法的创立也在那个上古时代。根据天机的研究，三统历的天统第一建在距离唐尧17197年前，而唐尧为西元前大约2427年B.C.，黄帝时代据考古论证在西元前5037年，所以那个时代对于岐伯来讲都是1.5万年以前的事了的确是上古时代了。

甲子历法建立需要解决天干和地支的配合问题。我们这里只是试图重演先贤的推演过程，力图还原历法本来面目以澄清一些术数中不清楚的概念。


。。。。。。。。。。。。。。。。。。。。


我都不知你扯一堆偏離內經的用法


那中醫豈不是天天醫死人？？？

内经云：气数起于少阴火终于厥阴木，此之谓也。


内经论述的五运经天图，上古甲子历法的建立过程。

你告訴我

你的北極星動，能解的出來五運六氣不？



扯淡一堆

時空真是一团混亂。

內經理論是國家認定的

絕不是你這等人胡亂瞎扯，胡說八道

真搞不清楚狀況！！！！！

要研究曆法，，先把風水，中醫學好

千萬別一拍腦門以為自已是個天才。不知在扯什麼玩意！！！

先去看看地理辩正补

心一堂有出

里面有历法：天星世运篇


看你把农历，乱扯一通，还没搞清状况

像狗皮膏药死缠烂打


重点啥也不懂，拿著一堆谷哥资料胡扯瞎扯


若照你这种扯法

择日馆真不用开了

另外要扯太初历

先去买一本太初历表，看如何对照干支


《太初日历表》是将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至后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实行《太初历》时期的历法,制成『两种』日历表,将每日干支逐一排列,并附有二十四节气等多项内容


书中就表明太初是当代农历

拿农历扯什么干支历啊


是两种历表，就如我们用的万年历表（农历对照干支历）～～～有没看到两种历表啊


是即两种历表，你拿太初历的超辰现象扯什么甲子干支历啊？（不懂千万别装仙）

不知在扯什么玩意！！！！！

真正是天兵！！！


竹篙装菜刀，乱劈一通（胡别道）

为何我会说十五个月

因为讽剌一个人老是 农历 甲子历不分

若不是西历，农历不称为农历，会是当代历法

不要说十五个月

另外为什么西周金文中会出现十三月、十四月？


因为都是采用（木星）岁星纪年法。

东汉之前，各朝当代历法，都以岁星纪年，（处理差度，各朝有各朝处理方式）但是干支历自古不变


岂是甲子干支历，是由太初历而来？？？

一堆不明究竟的人胡说八道一通

有人却喜欢去抄一堆不知究竟的文章。脑子真的不知是啥问题？

诶油，真正有够天才

你那里小心眼，开了这么帖想把我如何

你还真早


辛苦大半年做图，辛苦哦！！！

呵呵呵

不知扯什么玩意

太初吸收干支历而成历法，岂是干支历？

把冯京当马凉，把农历由太初扯到干支

你真的有够天

呵～～～

漫談【歷術甲子篇】續７



在漫談【歷術甲子篇】續６中，已經把秦始皇２７年、３４年、３５年的曆譜對照過了。

１、 在秦始皇２７年曆譜中，發現除子月（陰曆１１月）及年前的亥月（陰曆１０月）的月份大小不同之外，其餘都一樣。
２、 在秦始皇３４、３５年曆譜中也是一樣，只是月份大小的不同更多了。

證明史記【歷術甲子篇】的曆法應該是比秦朝的顓顼曆還要更早，因為陰曆每個月的初一出現多次的誤差，證明【歷術甲子篇】的曆法在秦朝時期出現錯誤不得不更改修正，致使用【歷術甲子篇】所推算出來的日期與秦朝曆譜有了差距。

而現代的【壽星天文曆】、【上元積年系統】所推算的秦朝曆法日期也是不太一樣，誤差值都是在一天以內，也是算相當精準的。

最近看到網路一張圖片，是有關漢武帝太始四年的年譜，這應該是近代人以精確的曆法所編篡的，當然是否與古代當時的年譜一樣就值得商榷了，畢竟出土的文物並不多。

整理圖表如下：
見附檔
1101029--01甲子曆與太始4年比較


網路圖片－漢武帝太始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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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談【歷術甲子篇】續５的時候，就曾經推算過2021年的曆譜比較，差異性不大。偶然間推算1911年時發現相差太多，所以比較整理一下。

見附檔
1101029--02甲子曆與1911年比較


1.測試1911年時，發現日子對不上，結果是因為曆法不一樣，造成有點誤差。在甲子篇1911年沒有閏月，但在現今曆法卻是在六月置閏，故而甲子篇的11月初一是庚午日，而其他曆法的11月初一是辛丑日，誤差值約一個月。
2.甲子篇與現今曆法不僅有大小月的不同，還有置閏方法的不同。
3.甲子篇的計算方式，我認為是比較簡單的，只不過精準度不是很好，需要修正，修正後也差不了多少，只是曆法歷年來多次修改，精準度高，計算方式複雜。

漫談【歷術甲子篇】--續8


轉貼一些參考資料，



引用自

https://destiny.to/ubbthreads/ubbthreads.php/topics/128618#Post128618

難怪我用甲子篇曆法時，出現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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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自
https://destiny.to/ubbthreads/ubbthreads.php/topics/125878#Post125878

果然還是有高人在...

我認為就目前的考古文物來說，八字四柱的干支或干支曆並不是從黃帝時期開始的。

也難怪分析左傳歲星紀年資料時，發現西元前104年之後相差一年了。

既然春秋戰國的紀年與西漢初年的紀年有誤差，那干支曆法又如何能確定是從黃帝時期依次排列正確至今呢？？

先秦年代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初探

　　　　　　一、引言
　　年代學研究是追溯和證明我們民族歷史的主要途徑之一。自春秋戰國起，先賢們對于遙遠的五帝、夏、商的年代就開始探索。如當時的《竹書紀年》及各國的史記都探討了上古那時的年代。至西漢司馬遷編《史記》，由于秦火和先秦史籍的散佚，確切年代僅能追溯到西周的共和行政時 （公元前841年）。到后代有賢哲根據某種歷史和干支紀年法再向前追溯五帝、夏、商、西周的具體年代，其所系年雖井然有序，但可信程度則大打折扣。因此，現代的教科書對我國有確切年代記載的歷史僅追溯至公元前841年。

　　這種狀況于我國的四大文明古國的地位很不相稱，如埃及古王國的歷史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2890年以前；兩河流域蘇美爾地區的城邦國家也在公元前三千年代形成，其確切年代的歷史至少是公元前2384～2378年。我國的歷史綿延悠久，從未出現斷層，而上述國家和地區的歷史斷層累累，情況復雜。按常理推斷，我國的歷史年代學研究應該更容易些，然而中外歷史年代則形成了明顯的反差。當然，埃及有金字塔、兩河流域有泥版文書上的楔形文字記載等關鍵的年代學材料，構成了國外研究成功的主要因素，但除此而外，形成這種反差的有沒有主觀因素？有沒有研究理論和研究手段落后的因素？

　　我們認為是有的。我國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簡牘、帛書以及有關的碑刻資料并不少，但深入挖掘其中的年代學意義的工作做的并不多。例如對其中大量記載的歷日干支資料綜合整理研究的就很不夠，甚至是沒有綜合研究。總的說來，我國先秦年代學研究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三：

　　　　1.缺乏各學科相互滲透的綜合性對比研究

　　研究先秦年代學，主要依靠的資料有：由地層學和標型學建立起來的以考古學實物為主的相對年代學資料；對考古學實物或地層進行科學測算的絕對年代學資料（如放射性碳素斷代、熱釋光斷代等）；考古出土實物和傳世文物所反映的年代、歷日朔日干支等文字記載資料；文獻中記載的各種年代學資料；天文史學研究的各種天文歷法資料；根據某種歷法所推出的歷表、年譜等等。上述資料有的連續性差，有的可信度小，且分屬于考古學、歷史學、天文史學等學科。以往的研究大致局限于學科范圍之內，不同材料和學術成果的相互溝通非常緩慢，各學科關于同一年代學問題的對比研究更是少的可憐。而我國散亂的年代學資料決定了我們必須進行多學科的綜合性對比研究，不然就很難發現新問題，使研究深入下去。

　　　　2.缺乏先進的科研手段支持

　　過去的研究手段基本上是卡片式的。這與現代的科技發展極不相稱，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使大規模文本信息的檢索和處理成了現實，但這項技術并未引入到年代學研究領域，它編算推導歷法、年表的功能，完成歷日干支的分析對比功能都不能發揮。因此實現計算機技術和年代學研究的整合是加速先秦年代學研究和突破重大課題的必要手段。

　　　　3.缺乏掌握各學科專業知識（與年代學研究有關的）的科研人員隊伍

　　年代學研究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它要求研究者既要掌握歷史文獻知識，又要掌握古代歷法和天文知識，還要懂得考古學文化及其判定實物年代的知識，同時還必須具有相當的數學運算能力，這種較高要求并非每個專業人員都能達到。所以建立一支跨學科的專業人員隊伍，勢在必行。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提出存在的問題，而在于提出某種新的年代學研究的方法。下面我們將在分析現有的各種先秦年代學研究方法的利弊的基礎上，提出一種運用計算機技術、以歷日研究為突破口的綜合性先秦年代學研究方法。

　　　　　　二、諸種探索先秦年代方法的分析

　　　　1.考古學的方法

　　考古學判定年代的方法主要有三種：
　　（1）地層學：所有文化層出土的實物都有地層的早晚關系， 在上層的較晚，在下層的較早，對遺跡而言，打破的較晚，被打破的較早，這就是地層學。

　　（2）標型學：歷史上的人們遺留下來的各種實物， 都或多或少具有時代和民族特征，把各種同類遺物進行分型、分式的詳密分析并參考某些標準器物的地層關系，就可以把握這種特征，達到判別時代的目的。這就是標型學。

　　（3 ）自然科學手段：欲知文化層中的文化遺物和自然遺物的距今年代，經常借用自然科學的手段來實現。常用的有放射性碳素斷代、樹木年輪斷代、熱釋光斷代、古地磁和鉀—氬法斷代等。其中前三者在年代研究中被廣泛應用。

　　以上三種斷代方法對先秦年代學研究均有重要意義。前二者提供了關于某種文化遺存的“相對年代”，使我們可以確立這種文化遺存在時代發展序列中的位置。后者則提供了“絕對年代”，由此可知這種文化遺存距今的年代數據。如二里頭文化被壓于商代早期文化層之下，又在河南龍山文化層之上，根據文獻記載和社會發展史的研究成果，可知商代以前和原始社會末期以后是夏代（或夏文化），再根據標型學研究的該文化的文化特征與史載的夏代民族活動范圍及特征基本相同，就可以大致確認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而碳14測定并經樹輪校正的第一期年代范圍是公元前2080年～公元前1690年，大體也相當于夏代。毋庸置疑，考古學的斷代方法有著可信度高、爭議較少的特點，特別是在歷史年代沒有明確文獻記載的情況下，對歷史年代序列的確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由考古學方法建立起來的文化年代序列，畢竟不是歷史年表，它所提供的“相對年代”，還不能和史載的王世及重大歷史事件聯系起來，有明顯的缺憾；再者文化層及標型學研究的時間跨度都較大（一般的文化分期在百年以上，在發掘工作做的很細的情況下，也不會少于60年），從而導致文化遺存年代的誤差也較大，所以考古學的斷代方法又有相當大的局限性，它并不能完全解決歷史年代學的問題。

　　　　2.各種紀年法及其對先秦年代學的意義

　　我國文字資料（包括傳說、流傳的文獻和出土的文字資料）所反映的古代紀年方法主要有下列幾種：

　　（1）以帝王在位年數及各帝王王世累計進行紀年。 用這種記載來解決先秦年代學問題，必須弄清三個要素：某帝王在位的具體年數；所有帝王的王世及順序；如果是列國并存，還要弄清列國王年之間的對應關系。

　　根據現有資料，這種紀年法是行用最早又延續最久的紀年法。《尚書·武成》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勛，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這是比較可信的最早的王年記載。西周金文中也有大量類似記載，如《何尊》的“唯王（指成王）五祀”、《段簋》的“唯王（指昭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等。以后直至清末，王年紀年方式一直未變，是中國紀年方式的主流。如果準確的資料記載中完全具備上列三要素，就可以準確地復原歷史年代表，說我國有確切年代記載的歷史迄于公元前841年，就是主要基于這種方法的論證得出。

　　其實關于共和行政以前的西周、商代、夏代、甚至五帝時代的朝代積年、王世、王年，史籍上還有不少記載，只是可信程度較差。如宋代鄭樵的《通志》記載，三皇中的太昊“在位百十六年”、炎帝“在位百二十年”、黃帝“在位百年”。其他古籍如《帝王世紀》、《帝系》及緯書等也有類似記載，只是在位年數出入頗大。顯然這些記載近乎無稽之談。但是有些記載則不能斷然否認，如《史記·夏本紀》關于夏商兩代王世的記載就被證明是基本正確的；古本《竹書紀年》、漢劉歆《三統世紀》、宋邵雍《皇極經世》關于夏代積年分別為471年、432年、439年的記載也是有很大參考價值的。而《帝王世紀》、今本《竹書紀年》、《太平御覽》、《通鑒外紀》、《通志》、《皇極經世》等古籍關于夏商兩代諸王在位年數的記載也不能視為子虛烏有，它起碼為建立夏代年表提供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事實上，現代的研究者——如董作賓的《中國年歷簡譜》，鞠德源的《萬年歷譜》等——正是根據上述材料排出了夏商年譜。盡管是假說，但在諸種假說中選擇一種最合理的假說，恐怕是解決夏商年代學的較適宜的辦法。

　　關于共和行政以前的西周年代，金文及可信的先秦文獻記載較多，已趨近于解決。共和以前，《史記·周本紀》只記了穆、厲兩世的年數，但《魯周公世家》卻記載了第一代魯公伯禽以后的各魯公在位年數。從其他文獻可知，伯禽始封于成王八年，在位46年，這樣至少可把確切的西周歷史年數上推到成王元年。并為考證成王至穆王等九代周王的在位年數提供了歷史標尺。換句話說，只要解決了文王、武王在位年數，西周年代問題就可基本解決。但遺憾的是，學界各家對共和以前的王年、王世異說紛呈，聚訟難定。導致排出的周代總年數達11種以上：有828、867、802、861、796、810、775、772、820、856年等。演繹變化之說，竟達二十余種以上。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文王、武王受命年代，武王伐紂年代及銅器銘文所記月相的考定上。解決西周年代的懸案，出路有二：一是擇善而從，雖容易但無長進；二是在現有資料的基礎上，運用現代所能用的先進科技手段，開辟新的研究方法，以期突破。

　　（2）星、歲紀年法。星指木星，歲指太歲。 木星運行一周天約需12年（現準確數據是11.86年）， 于是先秦的占星家就把周天分為十二次，按分野學說來預測木星所至之次所當之國的吉兇。《左傳》、《國語》中有二十余條這種記錄。如：

　　昔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周語下》）

　　今此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景王問于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兇？”對曰：“蔡兇。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兇，天之道也。”（《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古今不少學者都認為上述記錄反映的是古代的一種紀年法，它用木星每年行經的星次來紀年，稱作“歲星紀年”，并試圖運用此紀年法推出共和以前的夏商西周年代。其實，上述材料明顯地是在講星占，起碼不是一種主觀上奉行的紀年方式；有人已推算證明。上述二十余條材料所記木星星次位置和當時的實際位置有很大誤差，而且年代越早誤差越大，公元前655年差3.35次之多，公元前478年差1.32次。“紀年資料與歲星實際位置相符的時期在公元前400～360年之間。”（注：陳久金：《從馬王堆帛書〈五星占〉的出土試探我國古代的歲星紀年問題》，《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第58頁，科學出版社，1978年版。）也就是說，《左傳》、《國語》的歲星星次位置是根據公元前四世紀早、中期的某次實測并運用十二年周期上推而得的星次位置。這樣作的目的顯然是想用星占學解釋此前的重大歷史事件，以證星占的神圣先驗。因此，所謂《左傳》、《國語》中的“歲星紀年”只不過是后人的虛構，在那段歷史中并未實際存在。

　　戰國中期以后，出現了一種與木星十二年運行周期密切相關的“太歲紀年法”，它把周天劃分為十二辰，用子、丑、寅、卯等十二支作名稱，同時又給它們分別起了十二個年名，依次是困頓、赤奮若、攝提格、單閼等。只是十二辰的計量方向是自東向西，和木星運行的十二次計量方向剛好相反。在十二辰中依次運行的不是木星，而是一種星占學假想的神秘物，稱作“太歲”、“歲陰”等。太歲運行至寅，此年就名“攝提格”，其星占學含義是：“攝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菽麥昌，民食四升。”（《淮南子·天文訓》）其它各年名也都有相似的占辭。顯然創立“太歲”概念的宗旨也是星占。之所以稱作“太歲紀年法”，是因為它有明確的年名，在客觀上具有紀年作用，并在戰國中期以后的秦、楚地區及西漢時期得以實際應用。

　　太歲紀年法對于考證某些歷史年代懸案有重要意義。如屈原自述誕生年名是“攝提”，大致可知其誕生于公元前339～343年之間。但西漢以后的學者卻用此法推算共和以前年代。最典型的是漢代劉歆《世經》，他基于歲星與太歲相反運動的相應關系， 用當時發現的歲星每隔144年超一次的超辰率，并根據他的三統歷法及有關文獻記載，推算出了上迄帝堯元年（歲星在鶉火，太歲在癸未，年名協洽）下至東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王莽以后應出班固續纂）太歲紀年的二千余年的歷史年代。這個年譜，雖然是中國年代最長、時間最早且又系統的年譜，但它的疏闊甚至是虛構也是驚人的。在當時條件下，僅根據144 年的超辰率（其實約為84年）和殘缺不全的共和以前的年代學記錄，是不可能推出正確的年譜的。史家評論說：推定古代年代，既與實事懸殊，遂乃橫肆竄亂，竄亂不足，更益之以虛構，蓋不僅下誤千載，抑且上誣千古者矣。（注：劉坦：《中國古代之歲星紀年》，第33頁，科學出版社，1957年12月版。）這種評論雖有過之，但劉歆竄改和虛構史實則是確實的。要之，欲用“太歲紀年法”推算共和以前的年代，必須以當時實測的歲星位置或可信的文獻記載為依據。舍此別無良法。

　　（3）干支紀年法。 它是自東漢《四分歷》開始行用的以六十為周期的紀年法。六十干支商代出現，但僅用來紀日。干支紀年法的發明應與太歲紀年有關系。干支紀年的十二個年名，與十二地支相對應；它的十個“歲陽”名稱——焉逢、旃蒙、柔兆等——也與甲、乙、丙等十天干相對應。如《史記·歷術甲子篇》的“焉逢攝提格”之歲，其實就是“甲寅”之年。但真正使用干支紀年是在東漢前期。東漢以后，干支紀年法和王年紀年法共同構成了中國紀年的兩條主干，古今學者也都用干支表示年譜年歷，在年代學上有重要意義。

　　（4）大事紀年法。此法僅見于出土文字資料的楚國竹簡， 當時楚國行用的紀年方法。如“秦客公孫鞅問王于＠①郢之歲”（江陵天星觀一號墓）、“大司馬邵陽敗晉師于襄陵之歲”（包山楚墓）等十余條年名記錄，經考證，大致是公元前360～300年之間的楚歷年名記錄。這種紀年法對戰國年代考證有積極意義，但它嚴重依賴於事，且地方性、階段性都很強，于共和以前的年代學研究意義不大。

　　　　3.歷學推算方法

　　我國的歷法起源頗早，《尚書·堯典》所記“四仲星”，就是約公元前21世紀的天象，證明那時已有二分二至的概念；《大戴禮記》中的《夏小正》，也基本上可視為夏代留傳下來的以觀象、觀物授時的一部原始歷法。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歷法是用干支紀日，平年十二個月，閏年加一閏月，置于年終。至于月、年長度目前還不能確定，朔、望、晦的概念還未形成。至西周就有大月三十、小月二十九日的明確的朔望月概念。而且遺留有大量的歷日干支。春秋戰國時期已進入了科學治歷階段，史載有“古六歷”，被證明當時應用的是“顓頊歷”。它以365.25日為一回歸年，以29.4375日為一朔望月，設19年7閏的閏率。顓頊歷行用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為太初歷取代，此后至今的兩千余年中，有一百余種歷法問世，行用的有數十種。

　　歷學方法是解決共和以前年代的有效方法之一。因為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和文獻中記錄了大量的歷日、朔日、望日、日干支，有的還系有王年、月，如果用某種適宜的歷法把這些歷日干支正確地排列起來，就可以得到一段由干支日積累組成的時間長度，再用標準歷點（具有年、月、日干支的歷點和天文年代學提供的歷點）進行檢驗后，就能得到比較正確的歷譜。李仲操先生利用西周書、器歷日對西周年代的推算，正是這種方法的有益嘗試。（注：李仲操：《西周年代》，文物出版社， 1991年9月版。）其結論足可自成一說。如果再能運用計算機手段，對先秦所有的歷日進行全面系統的分析對比研究，可能會有更多的正確結論問世。

　　　　4.天文史年代學推算方法

　　為了農業授時和星占的需要，我國先民從新石器時代就開始觀測天象，并遺留下來不少的日食、月食及其它星辰的觀測記錄。運用現代天文計算，可以精密地計算出這些天象發生的時間，即觀測者當時的觀測時間。如果天象記錄系有明確的王年、月和日干支，則可提供一個標準歷日和當時至現在的準確日數。因此，它是研究歷史年代學的時間標尺。如天文史學對于夏代“仲康日食”、《堯典》“四仲星”的推算；對于商代武丁旬壬申夕“月有食”的推算（約前1309年）；對西周武王伐紂“彗星出”的推算（約前1057年）；對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的推算（前776年9月6日）等； 都為共和以前年代學研究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參考依據。特別是張培瑜先生的《三千五百年歷日天象》一書，對于西周中期以前依據天象頒歷的時代（自前1500年始）給出了全部真實天象和公歷月日；西周中期以后則給出了當時行用各歷的朔閏表，包括朔望分至八節日食等的年、月和日干支，所有天象結果時刻都準確到一分鐘以內。為先秦年代學研究提供了十分便利的工具書。

　　但是，根據天象推算的年代與實際歷史年代并不一定相符，因為歷史上的天象觀測由于水平的限制，往往導致歷法的“失天”，如果“失天”在年終或月終，就會出現一年或一月的誤差。所以，恢復真實的歷史年代，必須結合其它的年代學研究方法作綜合研究。

　　　　　　三、“計算機歷日綜合處理系統”的開發及先秦年代學資料的綜合整理研究

　　我們所指的綜合研究是：以先秦歷日為突破口，以計算機技術為處理手段，進行資料和方法兩方面的綜合整理研究。因為，我國的干支紀日法是世界上行用最早沿用最久的紀日法，它至遲自商代開始并沿用至今。而且它又是一種絕對獨立的系統，不受任何歷法上年月日的影響。對于先秦年代的考證而言，最重要的莫過于年代、歷日資料的可信度及其連續性。具備此二者，年代問題可迎刃而解。既然史載共和以前的年代闕如或不確定，那我們只有利用確定無誤的當時歷日干支記載作為突破口來探索研究。因此它是史家考證年代的最重要的基礎。但是我國先秦古籍及出土文字資料中的歷日干支記載非常多，用手工把它全部整理對比幾乎是不可能的，過去人們對它的利用僅限于個別記有年、月的歷日，恐怕原因就在于此。如果運用計算機的處理功能，編制相應的軟件，就能在計算機上完成對所有歷日資料的全面整理與對比研究。

　　　　1.資料整理和綜合研究方法

　　這是在計算機軟件支持下實現的。資料的來源主要有四方面：
　　（1）包括《尚書》、《詩經》、《春秋左傳》、《國語》、 《戰國策》及諸子在內的所有先秦古籍記載的歷日干支資料。
　　（2）所有出土文字資料中的歷日干支資料。如甲骨文、金文、 簡牘、帛書、陶文等。
　　（3）與先秦授時或制歷有關的天象發生時間的歷日干支。 這部分干支及其與公歷對照的日期主要源于《三千五百年歷日天象》一書。
　　（4）根據早期歷法推出的朔閏表，如董作賓《中國年歷總譜》、黃伯錄《中西年月通考》及《天象》一書中的《春秋朔閏表》和《戰國朔閏表》等。

　　上述四種資料的歷日干支以四種序列的形式輸入微機，并在處理系統的運作下進行分析比較。這種綜合性的分析比較研究有突出優點：
（一）它是在全面占有資料的基礎上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研究的，具有系統、快速、精確的特點。

（二）這種比較方法突出了各序列資料的特性。
　　出土類資料是當時的記錄，可信度最高，因而在歷日比較中它最標準，其他歷日資料必須和它符合，方能進入比較后所得的最終歷表，但它大部分不系年、月，標準歷點少。文獻中的歷日資料是成書時追記的，并經多次傳抄整理，難免誤記，可信度稍差，但此部分資料不僅量大，而且不少都系以年、月，標準歷點較多，并有一定的連續性，是不容忽視的寶貴資料。文獻和出土歷日資料的最大缺陷是連續性很差，很難把它們排列成連續有效的歷日序列。上述第四類資料是根據某種歷法推出的年歷，具備每年每月的朔日干支。連續排列，日干支一日不少。如《中國年歷總譜》排出了公元前1384年至1990年共計3384年的年歷。這種年歷系統連續，填補了一、二類資料的不足，在計算機處理對比中提供了最主要的參照系統。但是，共和以前的西周歷法和商代歷法目前還都不清楚，用后世歷法數據推出的朔閏干支也未必正確。因此這些年歷的先秦部分，有不少可商之處。而出土或文獻資料正好可以證明這種年歷歷日干支的正確與否。從而就能得到比較理想的先秦年歷。第三類資料提供的天文年、月的朔日干支和日、月食干支，是一個絕對的自然時間標尺，不受人文因素影響；對于考證年歷的朔閏有巨大意義。而它對歷史天象（往往載有年、月和日干支，包括日蝕、月蝕、月掩行星、彗星、流星、流星雨等）觀測年代的確定，則提供了考證年歷的標準歷點和時間尺度。特別對于計算機中最終形成的年歷表的距今時間長度，有決定的校正意義。因此，把以上四類序列資料輸入計算機，并利用現代科學方法實現它們之間的對比與分析的綜合研究，一定能在較短時間內解決一些先秦年代學上的重要課題。

　　　　2.計算機歷日綜合處理系統

　　基本構思是：把輸入微機的各種原始歷日按時代或時間先后排序，建立文獻歷日數據庫、出土歷日數據庫、天文歷日數據庫及原始年歷數據庫。然后運用前三類數據對原始年歷進行逐級驗證，完成對比、分析、增補、刪除程序，最終得出比較正確完整的年歷數據和綜合分析報告。計算機歷日綜合處理流程圖如下：

　　附圖K18h01.JPG


　　圖一 歷日綜合處理流程圖

　　原始年歷指以某種歷法推出的先秦朔閏干支表。它經文獻歷日、出土歷日、天文歷日處理方法庫提供的驗證方法驗證后，逐漸形成比較接近歷史實際的朔閏干支表，再經綜合分析庫對某些歷日干支被替代、增補、刪除的原因及可信度進行分析說明，最后生成完整的先秦歷史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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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1.http://www.rocidea.com/one?id=10271

2.http://rdbk1.ynlib.cn:6251/Qw/Paper/94763#anchorList


出處
書名：華夏考古
作者：宋会群

來自[中國天文學史集 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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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曆法討論--張培瑜

　　臨沂銀雀山二號漢墓出土文物中，有一組《漢武帝元光元年譜》竹簡，計三十二枚，基本完整地記著一年的曆日，這是研究漢初曆法極為珍貴的資料。

　　漢初曆法，過去有「殷曆」、「顓頊曆」……不同說法，到底是一種什麼曆法，它的出士，提供了漢初「曆書」的實物，是研究與解決這個間題的最直接的材料。

　　根據計算，銀雀山二號墓漢簡歷譜與用《續漢志》、《開元占經》所給出的古六曆的上元所推出的元光元年的曆譜全不相符。表1列出新出土的《元光元年曆譜》計算所得的「顓頊曆」、「殷曆」元光元年的朔、氣干支和小餘。




　　由漢簡《曆譜》及表2可知，元光元年立春干支為壬申，為正月十五日，小餘為0；正月朔日干支為戊午，小餘在441－498之間。我們根據四分曆中節之餘為15又7／32天，每朔望月的長度為29又499／940日，就可以復原漢初的曆法。因為四分曆每蔀七十六年九百四十個月，這九百四十個月的小餘從0到939是互不相同的。每個月朔的小餘總比其前一個月的小餘大499．一年有二十四個節氣，每兩節氣之間小竲加7，小餘經過32個節氣循環一次。而由表2可看出，由《元光元年曆譜》決定的節氣的小餘值是唯一的，這可使計算簡化。所以我們很容易地找，從元光元年正月往前數第八十二個月的朔日和從立春向前數第160個節氣，它們的干支是相同的，而小餘都為0，即合朔交節同日同時。這一天就是我們所要找的漢初曆法的蔀首。

　　這樣，我們就復原了漢初的曆法。這種曆法是四分術，是根據觀測得到的一次五月朔旦芒種夜半相齊作為依據而制定的一種曆法。這與隨後的太初曆的制定方法非常類似。根據四分曆的計算方法，這種曆法在西元前六百七十二年的五月應該甲子朔旦芒種夜半齊同。所以，可以這一天作為這種曆法的推算起點。這樣，元光元年距元五百三十八年，入丁酉蔀第七年。曆元符合歷史上有記載的朔氣相齊的條件。


註：比較有疑問的是為何以「五月朔旦芒種夜半相齊作為依據而制定的一種曆法」。這個跟傳統的以11月朔.冬至.夜半.為曆法的起點不一樣。




　　顯然，「顓頊曆」和「殷曆」的朔日干支與漢簡《曆譜》都不合。但可看出，「殷曆」的朔日干支是更接近於銀雀山二號墓漢簡《曆譜》──漢元光元年的實行曆書。這就是為什麼過去汪日楨、陳垣等根據漢初史日記載認為漢初曆法多與「殷曆」相合的道理。

　　這樣，漢初的曆法並不是《續漢志》、蔡邕等所說的那個「顓頊曆」，同樣，也不是「殷曆」、「周曆」……古六曆。

　　那麼，漢初到底行用的是什麼樣的曆法呢？下面我們根據銀雀山二號墓漢簡《曆譜》來復原漢初的曆法。

　　滿足漢簡《曆譜》要求的各月朔、氣干支、小餘關係其範圍見表2。

續

　　這種漢初曆法的丁酉蔀第七年的曆譜(表3)與銀雀山二號墓竹簡《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完全相同。

表3




下面討論漢初曆法的閏法。
為了便於比對，我們採用與過去陳垣、新城等主要根據曆史上的史日記載稍為不同的辦法，而主要是對漢初歷史上記載的三十二次日月食資料進行分析（表4）（原文無此表）；其次，利用歷史上及文物中可靠的後九月記載；並使用了兩個有確切記載的太初曆和後漢四分曆的曆元：元封七年及文帝后元三年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經計算，它們是基本相符的）。我們得出了漢初的閏年表（表5），並由此得出：漢初曾實行以冬至在十一月為置閏標準的曆法。但在文帝后元前後，置閈規則曾有過改動。把原本以冬至在十一月做置閏標準的曆法，改為以大寒在十二月為置閏標準旳曆法。


表5





　　這樣，整個漢初的曆法就完全清楚了。如果這種漢初曆法的復原、閏法的討論是正確的話，那麼，根據這種曆法推出的朔閏（表6），應該完全符合漢初曆書的實際。

　　漢初曆法為什麼選夜半朔旦芒種起算，而不選後世所講的朔旦冬至或立春起算呢？考慮到古曆四分法朔策、歲實較實際為大，行用日久必將後天。因此，很有可能這是一次通過實測、斷取近距進行的曆法改革。也就是說，很可能像太初元年改曆，正好得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一樣，在改曆時，由觀測推算從而到五月朔旦芒種夜半齊同。因比，決定以此起算進行改曆。

　　我們根據歷史上有漢初仍然採用秦的曆法的記載，經過計算得到了秦始皇三十年（西元前217年）這一年正好芒種朔旦相齊，這一年的五月戊午日亥時交芒種節，而在其前一天丁巳日的卯時合朔（平朔時刻，漢初用的是平朔，真朔為丙辰日戌時）。戊午這一天又正好是我們所復原漢初曆法的蔀首。我們認為，很可能在秦始皇三十年，曾經根據實測推算得到了這個五月戊午朔旦芒種相合，就以這個較難得的氣朔相近的觀測結果作為制定新曆的依據。


　　由元光元年曆譜復原的漢初曆法和得到朔閏表（表6）與文獻上大量的史日記載及新出土的馬王堆三號漢墓太牘和江陵風凰山九號漢墓木牘所給出的朔日資料（漢文帝十二年二月乙巳朔和十六年後九月戊申朔）都相符合。我國古代曆法「自殷周皆創業改制」，而在戰國時期各國行用著各自不同的曆法，所以史上有秦統一中國後有改正朔易服色的改曆活動及「漢興承秦」，漢初「襲秦正朔服色」的記載，這與我們前面得出的漢初實行的曆法是秦統一中國後制訂的新曆的結論是一致的。而這一點又為1975年底湖北雲夢秦簡的出土所證實。雲夢簡中有一些從秦昭王元年到始皇三十年的曆日干支和後九月的記載，經過分析得知，其時秦國所用的曆法與漢初曆法不同。例如，在雲夢簡中秦王政二十年出了四月丙戌朔和七月甲寅這兩個朔日。如果此時秦所用的曆法與漢初行用的是一樣的話，那麼這一年七月中根本就不可能有甲寅這一天。僅就近年來新出土的《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馬王堆、江陵漢墓木牘和雲夢秦簡而言，就不可能找出一種曆法同時滿足它們所給出的曆日（朔氣干支）。秦王政二十年離漢文帝、武帝雖只有幾十年，但由此足可說明在這期間進行過曆法改革。


　　關於雲夢簡中提供的一些有關曆法的資料將另文討論。


表6





註：表6共有6頁，只PO一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