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文化籠罩下的都市想象 ——上海小報中的“上海” <br /> 作者:李楠<br /><br /> 這裏所稱的上海小報(以下均簡稱“小報”)是存在於晚清及民國時期上海的一種以刊載趣味性、消遣性內容包括新聞、軼事、隨筆小品、文藝小說等為主的報紙。小報發源 於晚清，與近代市民社會的成型同步，第一份小報是1897年6月24日創刊的《遊戲報》 ，由著名譴責小說家李伯元主編。最後一份小報是《新民晚報》老報人唐大郎主編的《 亦報》，於1952年11月20日停刊。在長達56年的歷史中，雖然歷經滄桑，但始終未曾中 斷過。小報作者、編者的主體是鴛鴦蝴蝶派作家和部分海派作家，接受群體從晚清老市 民到20世紀20—40年代的上海中下層市民，波及面是越來越廣大。<br /> 小報是近現代市民社會的產物，一定意義上也就是都市的產物，是生活在市井中的市民的讀物。“市井”是構成都市的主體，但不是都市的全部，而是中下層市民的聚居地 ，如上海的弄堂、北平的胡同和武漢的花樓街。上海的市井雖然一頭連著現代都市文化 表象的“大馬路”，一頭連著舊文明向現代過渡的“四馬路”，但是，它的根還是深深 紮在傳統文化的土壤裏。“都市文化”更多的成分是來自西方現代文明，具有先鋒性、 徹底的獨立精神和世界大都會的西方文化傳統。但因受到市井的牽制，都市文化沒有純 粹西方化，仍然被舊的文化拖著。近現代上海的“市民文化”是都市文化和市井的結合 ，既蘊涵著都市文化中的物質性，又延續著農耕文明的血脈。小報生存在都市，它的文 化形態是都市中的市民文化。“文化領域是意義的領域，它通過藝術與儀式，以想象的 表現方法詮釋世界的意義”(註：丹尼爾·貝爾著，趙一凡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 ，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30頁。)，任何一種文化、文學形態對都市的闡釋都是想象， 小報也不例外，小報從市民的視角觀察都市，營造別一種都市的想象。<br /> 小報的文化視境決定了它所闡釋的都市與大報、期刊和新文學各流派迥異。大報以構建社會縮影為宗旨，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生活等匯於一爐，組成了 所謂的都市寫真。小報缺乏如茅盾在《子夜》中對上海經濟、政治所作的縝密社會分析 ，也沒有觀察家關於國內外重大事件的精辟評說，堆積其中的是市民深感興趣的閭巷傳 聞和世態人情，雖然不免偏頗、狹隘、“小市民”氣十足，但也能透露出人世間的酸甜 苦辣，偶然也有現代性的閃現。小報是中下層市民想象的世俗化都市的公共空間。<br /> 名人流言的都市<br /> 小報拒絕對都市做思想潤色和深度的文化探究，只看到浮在都市塵囂中的“飛沫”。名人是都市裏最有聲有色的“風景”，是各種報紙媒體捕捉的對象。不過，只有小報以 “流言”來裝扮名人，把披掛了“流言”的名人作為都市的意象符號。<br /> “流言”一語取自張愛玲唯一散文集子的名字。張愛玲雖沒有具體解釋過“流言”的深意，但在某些文字中也有所透露。比如她說：“人類天生的是愛管閑事。為什麽我們 不向彼此的私生活裏偷偷地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沒有多大損失而看的人顯然得到了片 刻的愉悅?”(註：張愛玲：《公寓生活記趣》，收入《流言》，五洲書報社1944年版。 )她的意思是市井的閑言碎語也有符合人性的一面，如果無害於人，至少是可供休憩的 。小報把名人設置在被觀賞的、接受流言的交叉點上，而且，把圍繞名人的是是非非演 繹成都市的野史式的敘事，這就昭示了小報市民文化的休閑遊戲特征和私人化、邊緣化 的言說方式。這種都市的文化立場是市民的、民間的，是官方的廟堂意識和精英知識分 子的廣場意識的補充和延續。從而，決定了小報對名人的理解和都市歷史的敘事獨特性 質。<br /> 小報是一個名人的世界，政界、影戲界、文學界、體育界以及社會聞人，熱熱鬧鬧地活躍其中，構成了小報五彩繽紛的名人空間。哪些人是名人，小報自有界定，與我們通 常所說的社會“名流”涵義不同。1946年《鐵報》從3月20日起，連載《上海一百名人 圖說》，每天用四句打油詩或古體詞介紹一位，配以滑稽、誇張的漫畫，其中包括：電 影明星、戲院老板、算命先生、假道人、妓院老鴇、妓女、名伶、怨婦怨女、怒殺奸夫 奸婦的女“英雄”、主仆戀情的主角、皮鞋匠等，連劉海粟也列於其中，被稱為“藝術 叛徒”。如許“名人”，依今日之視點，無論如何也不能歸於一類，但是小報自有評判 標準。在小報看來，是否名人，不在他對社會貢獻的大小，而在於他們是否奇特怪異， 能否“一鳴驚人”，如果符合這個條件，那麽不管是殺人犯還是畫家均可列入。<br /> 小報要篩選能夠“一鳴驚人”的名人，無非是發掘適合市民口味的秘聞、艷聞和趣聞 。凡是三聞俱全者，就可榮登小報的名人榜。“秘聞”滿足市民對不熟悉生活空間的“ 窺視欲”；“艷聞”是情欲的宣泄；“趣聞”是追求趣味、休閑功能的實現。服膺如此 標準的名人實質上就是市民社會的“大眾明星”。張學良曾經被小報塑造成集秘聞、趣 聞、艷聞於一身的“大眾明星”。小報生產大眾明星自有一套“機制”。概括起來，大 致包括揭發內幕、渲染花邊、跟蹤報道和胡吹亂捧幾種方法。揭發有關名人的內幕，是 小報制造名人效應的手段之一，與名人定義中所說的“秘聞”相呼應。雖然有時拋出的 所謂“秘聞”純屬無稽之談，但是也能幫助市民實現對名人的想象。1927年蔣介石下野 不久，很快復出，小報煞有其事地說，是蔣的生辰八字在起作用。(註：《蔣介石之八 字》，載《晶報》，1928年1月9日。)當然，對於小報“揭發內幕”這一制造名人的手 段，應當考慮得復雜一些才是，不是僅僅“造謠”兩字就能涵蓋的。<br /> 渲染花邊新聞對於塑造大眾明星來說，是行之有效的辦法。從記述妓女的情愛恩怨到炒作影視明星、歌星、球星的婚戀變故，此法久經考驗，屢試不爽。不管社會如何現代 ，愛好“隱私”總是人性中不變的存在。小報在記述陸小曼等人在碼頭送徐誌摩赴美這 一事實時，即添加了“伉麗分袂，黯然魂銷”等“逼真”的想象。(註：秋意：《徐誌 摩赴美宣傳》，載《晶報》，1928年6月18日。)小報慣於用艷聞取悅市民讀者，對於那 些既符合倫理規範又不乏真誠的愛情，小報予以贊譽；而對那些離經叛道的現代婚戀， 則極力醜化。沈從文追求張兆和的“毅力”和“熱情”，贏得了小報的同情(註：見《 儒林逸話——沈從文的戀愛舊話》，載《鐵報》，1936年5月24日。)；穆時英去香港向 舞女仇□□求婚，卻招來了小報一陣奚落(註：見二黑：《奶罩·褻褲·高跟鞋——穆 時英帶到香港去送給仇ｐèｉ@①ｐèｉ@①的禮物》，載《鐵報》，1936年5月4日。)，都是明顯的例證。<br /> 無論是誰，一旦“有幸”成為小報名人，就很難再逃出小報的視線了。1933年丁玲的突然失蹤，直至1936年，小報一直在不遺余力地探詢丁玲的下落，只要有一點兒蛛絲馬 跡，就會迫不及待地公布於世。《晶報》、《社會日報》、《大福爾摩斯》等著名小報 都參與其中(註：《丁玲存亡之謎》，載《晶報》，1934年6月23日；《丁玲尚在人間》 ，載《晶報》，1934年6月25日；飛星：《丁玲在京與新婿同居》，載《鐵報》，1936 年2月18日。)。<br /> 在小報存在的幾十年裏，依靠胡吹亂捧的手段造就“大眾情人”是小報的傳統。早期小報捧妓女、捧優伶，三四十年代，隨著妓院的衰落、舞場興起、電影的普及，小報把 註意力轉向舞女和電影演員。小報捧角的文章都繞不開性愛內容，有的含蓄，有的露骨 。高明一些的，評點一下才藝；拙劣的幹脆成了販賣隱私或拉客廣告。小報“捧”的技 術一以貫之，無非是刊登照片、撰寫吹捧文章甚至故意挑起筆戰。小報常常采用褒揚一 位貶抑另一位的伎倆，沒有是非標準，“捧角者，對於任何一個角色，皆譽之為第一人 ”(註：《捧角文章的公式》，載《晶報》，1923年1月6日。)。<br /> 名人被小報設置為被觀賞的都市焦點，那麽，圍繞名人的流言蜚語就是市民想象中的都市景觀。名人的流言出自於市民，寄托著他們對未可知世界的向往和艷羨，也包蘊著 對不可及生活的嫉妒和怨恨。在這兩種心理的作用下，流言呈現兩種形態，一種是成名 的神話，另一種是毀譽的演義。小報深知普通市民熱衷這些“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的 童話，所以，總是不厭其煩地介紹名人的“奮鬥歷程”。諸如《四十年銀行生活——由 一個小職員擢升至總裁》(註：見《立報》，1937年3月22日。)、《阮玲玉身世》(註： 見《晶報》，1933年5月27日。)、《哈同的發跡歷史》(註：見《正報》，1945年10月4 日。)之類的文章俯拾皆是。與“神話”並置的另一類流言是“捧殺”性的。阮玲玉是 被集“神話”和“捧殺”於一身的名人。她的不幸的身世、成名的艱辛和卓越的演技都 是小報制造名人神話最合適的材料；她的未婚同居生活、私生女兒、“移情別戀”、跳 舞的嗜好、香港約會等“醜聞”也是小報“捧殺”的工具。(註：分別見百合：《阮玲 玉身世》，載《晶報》，1933年5月27日；《阮玲玉以腰許國》，載《羅賓漢》，1928 年6月7日；《阮玲玉在香港》，載《晶報》，1928年9月19日。)小報在做這些“宣傳” 時，有同情、理解和贊譽，也有蔑視、中傷和調侃，難以一言以蔽之，得出一個愛憎分 明、善惡昭彰的結論。小報不管是制造神話，還是“捧殺”，都是一副不很正經的面目 ，沒有斬釘截鐵的贊美或誹謗，只是為了制造轟動效應而已。<br /> 小報雖然僅僅為了追求轟動效應，但是，卻無意中打造了名人流言的都市，鑄就了都市流言的歷史。與政權更替、民族存亡的“大歷史”相比，這些流言鑄就的小歷史“是 貼膚貼肉的，不是故紙堆那樣冷淡刻板的，雖然謬誤百出，但謬誤也是可感可知的謬誤 ”(註：王安憶：《長恨歌》，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7頁。)。小報把都市的歷史還 原為積澱著名人流言的傳奇，是對正統歷史的解構，無意中指向後現代主義中的新歷史 主義觀點。小報是歷史的“民間文章”，一定意義上要比官樣文章讀起來輕松自然，也 許更要真些呢。<br /> 摩登、流行的物質都市<br /> 小報所繪制的摩登浮世圖，沒有浪漫情調和萬端風情，只有錯落、駁雜，甚至怪異，但是，它也是投射在市民視野中的真實。最為鮮明體現都市摩登時尚的，是物質生活形 態，包括飲食、服飾、居住和行乘。這是因為，物質生活與人的生存關系最為密切，而 且，處於社會最為表層的層面，對於潮流的反應最為直接和敏感。小報所表述的都市摩 登景觀主要集中在物質生活板塊，而在物質生活中，小報認為，“一切工商業的進步都 及不上服裝改革得快”，“物質文明，於服裝形式上改革乃日益進步”(註：《女界服 裝》，載《社會日報》，1929年11月13日。)，因此，小報把服飾摩登化的話題推向高 潮。<br /> 依小報中有關服裝摩登化的材料分析，小報所闡釋的都市摩登，一是西化和滯後的摩登時尚，二是中西雜糅的成果，三是怪異離奇、與自然相悖的摩登大觀。關於前者，小 報的解釋是：“世界文明，上海人的趨同，最時髦的，都是歐化”(註：盧公：《大上 海》，載《大上海》，1930年4月2日。)，服裝是“愈新奇而愈歐化”(註：《女界服裝 》，載《社會日報》，1929年11月13日。)。至於摩登的怪異離奇，小報分成多種層面 ：摩登是一種輸入的都市文明，國人在接受這種輸入時，往往要用中國的祖宗家法再進 行有益或無益的整合，整合的結果也許是一個寧馨兒，也許是一個怪胎。依小報看，大 多是“不中不西、不倫不類”的“四不像”：是“穿著西裝之時，恒於袖中藏一極精致 之水煙袋”的“奇異之怪裝束”(註：淪泥：《衣之派別及變遷》，載《晶報》，1919 年3月8日。)；是喜慶祝壽宴席上，“衣西裝，卻長揖而跪拜者”(註：《上海社會之怪 現狀》，載《社會日報》，1929年12月13日。)。除此之外，“標新立異”是市民所理 解摩登的又一重涵義。如小報塑造的摩登女郎形似“妖魔鬼怪”：“紅綾三尺牽蝤頸， 如此風光劇可哀，黑夜須防輕遇見，最驚伸出舌頭來。”(註：白：《艷鬼<br />ｚｈｕāｎｇ@②》，載《大福爾摩斯》，1928年9月25日。)小報對都市摩登之風日熾的現實深感憂慮，尤其是正在讀書的學生，也染上了“過於奢侈修飾”的摩登病，小報對此痛惜不已：“不僅對國家言是損失，對自己也是損失”，實在是可惜。(註：見《蘇州的茶館和上海的婦女界》，載《春鳴報》，1941年9月21日。)這種姿態顯露了小報在接受摩登時尚上的保守性和某種警惕性。<br /> 顯然，小報中的摩登都市，截然不同於李歐梵的“上海文化地圖”。這是兩個文化層 面上的“摩登”，我們不能做簡單的是非判斷，去追究哪一個是真實的。李歐梵著眼於 都市文化現代性的摩登喻像，小報的視野則停留在物質層面的摩登信息上。兩種摩登都 不是絕對真實、具體而完整的存在，而是投射出兩種不同文化的都市感覺。小報中大量 的摩登書寫表面上看，是戲謔和詛咒，卻隱含了許多時尚啟示，看似無意，卻是有意地 向市民傳達著時尚物語。小報這種曖昧的姿態，正是市民矛盾心理的表征：承認摩登是 無法拒絕的存在，但又心存狐疑，不敢理直氣壯地接納；確識摩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上 層生活，難免嫉恨，但又心儀已久。於是，就一邊挑剔摩登的不是，一邊情不自禁地仿 效。摩登本是洋化的、上層的文化時尚，一旦被越來越多的市民摹擬，就失去先鋒性變 成了流行。流行也是一種時尚，是大眾型的，歸屬於市井支流。對市民來說，摩登是可 能性，而流行是現實性。摩登時尚和大眾流行是兩種都市代碼，都能帶給世界一份活生 生的都會感覺，為都市增添亮麗的視覺景觀，構成都市的風景線。<br /> 小報為都市繪制的流行圖景，是由都市尤物領導的、喪失個性的、品位低俗但依然趨之若鶩的、盛行於中下層市民的大眾化流行時尚。小報認為“娼妓之服妝，是一般婦女 之表率”(註：白天：《娼妓之種種》，載《笑報》，1930年11月6日。)；“舞人的裝 飾，時時在變換”，“別人見了她們翻出的種種花樣，都仿摹起來，於是在高速度之下 ，能流行在整個城市”(註：韋陀：《神話——舞人的裝飾》，載《小說日報》，1940 年4月28日。)。小報不認同摩登“刺眼”的特立獨行，但是又指責流行泯滅了個性，如 20年代中後期，短發成為流行時尚，無論是否適合都要剪成短發(註：蝸隱：《今年上 海的新花樣》，載《羅賓漢》，1927年1月1日。)；小報列舉的“海上流行品”並非一 定是最上乘的，但是，必然是“最熱鬧的去處”；對於市民而言，“生活是一種裝潢” (註：《都市人們的醉生夢死》，載《春鳴報》，1942年5月26日。)，沒有“裝潢”， 就沒有生存的位置。“裝潢”是否合乎都市人的要求，流行是一把無形的標尺，所以， 即使生活拮據的市民，也要千方百計拿出時間和金錢來打點自己。<br /> 當大眾將摩登從富麗堂皇的公館拉入庸常市井，演化為流行時尚時，他們就放棄了註重主體意識、張揚自我個性的現代精神，沿襲了拜物教的信仰，把摩登歸順於卑庸的純 物質層面。都市市民演繹摩登、重構大眾流行時尚的過程就是營構現代生活方式的過程 ，是現代性追求的標誌。安東尼·吉登斯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一書中認為，現代性 的的追求者往往會通過兩條不同的政治途徑而抵達同一目標，一種稱為“解放政治”， 一種稱為“生活政治”。前者是以建立新型的國家為目標，後者則是靠改變日常生活模 式為宗旨(註：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 47—248頁。)。30年代海派作家企圖通過對城市個人、家庭生活和兩性關系的敘述，來 設置個人生活情境，擴張個人情感、欲望訴求，擬構現代生活方式，傳遞新的倫理價值 觀念。這是借助“生活政治”的策略，通過擬構現代生活方式，來參與政治和文化的“ 現代性”建設。但是，從小報對新感覺派的厭惡和嘲諷中，可以覺察到，海派的“摩登 理想”距離市民還很遙遠。註重實利的小市民寧可固守這可觸可感的大眾流行。當然， 流行和摩登兩者有時是互動的，不是永遠不相交的兩條平行線，兩者的交點就是對生活 方式物質性的認同。小報為迎合市民，做出一種大眾市民的親密夥伴的姿態，著意制造 一種物質世界的語境，在世俗的層面上，做全方位的掃描和展示，用日常生活的狂歡式 描述營構一個生活版圖。同時，也在積極地探索適合大眾的、平民化的現代生活方式。<br /> 小報中的廣告、小品文、生活指南、娛樂消息等都是圍繞著日常生活的主題，像個萬花筒，又像個雜貨店，貨色多樣碎雜，時尚與平民化並置。像《上海的衣食住行》(註 ：臥佛：《上海的衣食住行》，載《上海灘》，1929年1月28日。)、《論時裝》(註： 《論時裝》，載《金剛鉆》，1934年12月25日。)、《婦女頭上的革命》(註：丹翁：《 婦女頭上的革命》，載《晶報》，1927年8月12日。)、《電車閑話》(註：《電車閑話 》，載《晶報》，1938年4月20日。)、《房東與房客》(註：《房東與房客》，載《金 剛鉆》，1937年7月1日。)、《談旅行》(註：秋塵：《談旅行》，載《立報》，1935年 9月29日。)、《保健運動》(註：莪青：《保健運動》，載《立報》，1935年9月30日。 )等，這樣的文章在小報中滿目皆是。許多小報還開辟副刊或專欄，介紹生活常識，如 《立報》的“點心”、《社會日報》的“香海”、《晶報》的“衣食住行”欄目等。<br /> 小報除了做這種狂歡式的、瑣屑的日常物質書寫之外，也在做提升日常生活意義的努力。但是，它無意去做深度的挖掘和思考，而把焦點凝聚於生活方式上，力圖探求一種 經濟、實用、精致的大眾化生活方式。小報經常在衣食住行方面給市民提供一些省錢、 省時又能使人體面的建議。例如，服飾上，小報常告誡市民：“衣不貴精而貴清潔，不 貴貴而貴與貌相宜”。(註：《論時裝》，載《金剛鉆》，1934年12月25日。)《平民化 的早點心》(註：《平民化的早點心》，載《小說日報》，1940年2月13日。)、《上海 小吃攤速寫》(註：《上海小吃攤速寫》，載《鐵報》，1936年3月6日。)等一類的小品 文給市民提供價廉物美的消費信息。如果遵循韋伯的理論，把現代性理解為工業革命、 科技發展、市場經濟等一系列“合理化”的潮流，或者，看作是對舊的世界觀的解除， 那麽，小報在探求新的生活方式上所做的努力，可以認為是現代意識的閃現。這種現代 意識的集中表現在於對市民物化的價值觀的認同。<br /> 同時，小報也看到，市民價值觀的物化不是在一夜之間速成的，它經歷了一個逐漸蛻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沖擊，又有來自民族文化精神的羈絆 。西裝在中國所經歷的曲折的接受歷史，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印證。早在開埠後不久西 裝就已傳入中國，但是，直到上世紀20年代末期，小報上還在圍繞著穿西裝與“愛國主 義”的關系而爭論不休(註：《虞洽卿與趙如泉主見相反》，載《羅賓漢》，1928年5月 29日。)。30年代的小報已經放棄了“是否愛國主義”的思維模式，轉向從服裝本身的 使用價值來做評判了。市民的審美觀終於為物質本身的意義所俘虜，這是西方工業文明 在中國所取得的勝利。<br /> 物化的價值觀決定了金錢在都市至高無上的地位，富裕的和貧困的市民都在物質利益 的驅動下疲於奔命。小報根據感性觀察，訴說人的物化和物化之後人的處境，展示了生 活的多面性和復雜性。比如，上海的房東是一個特殊階層，在小說、電影、電視劇裏屢 屢亮相，總是被刻畫成一個冷酷、貪婪的文學形象。小報裏也常常提到大房東、二房東 、三房東，不過不是一味的醜化，既有房客立場上的痛恨和抱怨，也有房東立場上的理 解和同情。都市狹仄的空間和人與人之間利益的瓜分，造成了都市裏人際關系的緊迫。 小報在譴責房東的同時，有時又設身處地地為房東著想，認同房東賺錢的欲望。<br /> 物化的價值觀使市民漸漸習慣了以“物”給都市人定位，不再像農業社會那樣以人格 魅力征服鄉民。小報直截了當地按照占有物質的多寡把“上海人分做上中下三種”：“ 在做著投機，而米煤油三項又家藏甚富，不必一日‘三軋’，是上等人等。中等人是小 康之家，或者殷實的寓公，凡百用途，以‘緊縮’為原則，譬如飯後的花旗橘果已取消 ，但三葷一素一湯的菜肴還是維持原狀。末一等，在上海沒有職業，鄉下也沒有田產， 能找到吃的就很困難，更別提那飯和湯了。”(註：《社會裏的三級制》，載《春鳴報 》，1942年3月27日。)至此，人的價值真正地被異化為物質，或者說，等同於金錢的價 格了。當人的價值需要用金錢去衡量時，都市各種各樣的醜惡就孳生、泛濫起來了。在 中國古代、近現代文學史中，金錢與權利、愛情、婚姻、道德等關系，成了一個永恒不 敗的主題。<br /> 人欲湧動的都市<br /> 小報所認知的是一個欲望的都市，只是認知的層面比較膚淺，感性化理解占了主導地位罷了。都市裏最顯明的欲望釋放空間是娛樂休閑場所，小報就以市民的娛樂休閑為基 點，想象與解讀湧動著欲望的都市。進入小報視野的娛樂空間是小市民的日常休閑方式 ——“白相”。“從字面看，‘白相’兩字，‘白’，有種低成本甚至無成本的意思在 其中；‘相’，含交流、溝通、觀察，更強調視覺的感受。”“‘白相’兩字傳達出的 這個訊息，就帶有十分傳神的上海式休閑”：註重經濟實利；“休頭養心在次，看熱鬧 、開眼界為真”(註：程乃珊：《上海探戈》，學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頁。)。務 實標示著休閑娛樂已轉化為一種消費行為；看熱鬧或開眼界則透露著追求感官刺激、釋 放人欲的享樂信仰。當娛樂一旦必須依托物質基礎才能完成時，原屬於精神範疇的人欲 自然就被物化，物欲與人欲就相糾相結在一起了。釋放人欲的娛樂變成了消費，人在消 費的過程中實現欲望的滿足，消費充任了釋放人欲的手段，滿足欲望就是市民現世的享 樂。茅盾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關系，所以才說，都市的特點是“消費膨脹”，“消費和 享樂是我們都市文學的主要色調”(註：茅盾：《都市文學》，載1933年5月15日《申報 月刊》第2卷第5期。)。<br /> 小報認為，大部分娛樂和休閑是為有閑而有錢的人準備的，整日為生計疲於奔命的市井小市民無力享受。對於他們來說，最好的“白相”就是蕩馬路、逛百貨公司和遊“大 世界”。蕩馬路、逛商場可以不用花錢而享受到十裏洋場帶來的耳目視聽的感官愉悅； 燦爛的櫥窗、琳瑯滿目的商品，能夠催生消費力疲弱的市民膨脹起他們的物質欲望，並 且在物質欲望的包圍中暫時忘卻世間的煩惱。<br /> 上海小市民的娛樂休閑方式彰顯了他們與鄉民、傳統商業社會的老市民、京派市民和海派新市民不同文化旨趣的享樂信仰。在鄉民的生活理念中，沒有休閑，只有強體力勞 動之後的休憩。蘇州、揚州等商業歷史城市老市民的享樂觀念是江南傳統式的，視“悠 閑”和“知足”為樂。京派市民除了悠閑、知足以外，又多了一份散淡、舒緩和飄逸。 在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之間，他們選擇了後者。海派新市民，放棄了傳統文化中的“含 蓄”、“適度”、“節制”，接受西方文化旨意，極力張揚個性，毫不掩飾地將物欲和 情欲的滿足作為現代享樂的標誌。生活在弄堂裏的小市民無法領悟現代享樂精神；又不 甘於節制欲望，守住精神家園；也不具備享受悠閑的生存環境。他們生活在都市，經不 住滿目繁華的誘惑，無力奢靡，卻渴望欲望的滿足，偏偏還要堅守傳統，這就是他們享 樂精神的矛盾內涵。<br /> 由這種市民文化的社會支撐，西方的每一項娛樂方式傳入中國，都要經過市民的拒斥 、驚異、認同和仿效的過程，都是由上層漸漸走入民間，最終成為大眾化的活動。當被 “大眾化”的時候，就發生了變異，原因就在於市民的理解滯後和錯位。比如，交誼舞 的命運即是如此。在1922年以前，主要囿於洋人和買辦；20年代末和30年代早期，在上 等華人和家境殷實的市民中流行；30年代中期，隨著低檔舞廳的普及，參與這項活動的 人越來越多。至40年代，已經風靡上海。舞廳的茶資和舞票價格也極便宜，連大華舞廳 也有“一元十六跳”的價格(註：見《談談上海幾家通宵舞廳》，載《上海小報》，194 0年11月1日。)。隨著跳舞的平民化和大眾化，許多舞廳漸漸淪落為“獵艷之場，尋歡 之窟”(註：劍廠：《望越樓雜綴》，載《小說日報》，1940年3月6日。)。欲望是不僅 僅止於一般的釋放，更不可能適可而止，它如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開，就勢不可當， 過度釋放終將轉化為放縱。正如美國社會學家貝爾所說：“資產階級社會與眾不同的特 征是，它所要滿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過了心理本能，進入心理層次。它因 而是無限的要求。”(註：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版 ，第68頁。)都市裏的色情場所就是為市民提供的放縱欲望的空間。依小報的觀點，早 期的青樓楚館、茶樓書場，中後期的遊樂場、舞廳、影戲院，無一例外不是被色情包圍 著。街頭野雞、淌白隨處可見，稍不留神就會被拉入“陷阱”(註：《上海白相老門檻 》，載《笑報》，1926年12月29日。)。電影院讓都市男女在黑暗中“隨心所欲”(註： 見《電影院的又一種功能》，載《小說日報》，1935年12月23日。)。土耳其浴室、按 摩院裏“有經驗的按摩女郎”“招待周到”，“包君身心感快”(註：見1932年2月15日 《晶報》第一版上的廣告。)。<br /> 過度釋放欲望的娛樂還有賭博。消費刺激著都市人對物質利益的渴求，希圖一夜暴富是許多小市民的夢想。成千上萬的市民被物欲之火燃燒得神智不清，紛紛把夢想成真的 希望寄托在博賽彩票上。跑馬賽、跑狗賽、回力球比賽正是在這物欲橫流之中，由西方 的運動型娛樂轉變成中國的大眾賭博事業。小報在此“功不可沒”，起到了推波助瀾的 作用。小報大張旗鼓為博賽做廣告、介紹比賽規程、講解竅門、秘訣。小報之所以對跑 馬、跑狗、回力球之類賭博性質的娛樂，傾註極大的熱情，原因是，小報認同小市民這 種“撈一把”的心理，認為博賽彩票是收入不多的市民難得的“發財機會”，是小市民 必要的欲望宣泄。<br /> 小市民的“撈一把”心理事實上是一種冒險、一種賭博。小市民的收入有限，社會身份低微，“發財”的機會極少，但又向往富足的物質生活，於是，就不惜冒險去尋找一 切能夠改變命運的機會。賭博對於他們來說，是最普遍、最直捷的途徑。這就是都市裏 賭博風習經久不衰的原因所在。賭博不僅是外在的形式，而且，已經化為一種無意識融 入小市民的生命，成為他們實現人生理想的手段。<br /> 欲望的過度釋放轉化為放縱，不加節制的放縱勢必走向犯罪的結局。小報對都市的認識雖仍屬膚淺，但是，也在極力展露都市的罪惡。翻開小報，映入眼簾的暴力犯罪事件 不勝其數，仿佛都市裏的每個角落都是險象環生。小報將破壞都市良辰美景的元兇歸咎 於“全盤歐化”，此結論固然有失偏頗，但也不是全無道理。西方文明對中國近現代都 市人最大的影響，就是改變了傳統文化中的封建專制主義和禁欲主義的禁錮和愚化，正 視人的物質欲望和人性生存本能的客觀存在。探視都市人因物欲膨脹或情欲變態宣泄而 走入罪惡深淵的，不僅有小報，還有許多小說，這類作品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檔案裏可 以開出一個長長的名單，只是由於作家的著眼點不同，得出的結論不同而已。<br /> 小報中有關暴力犯罪的內容，揭示最多的還應算是騙與被騙的都市經驗，這是小報區別於大報和其他媒體的顯著特征。小報揭示都市無處不充塞著的騙局，從國家機構到私 營實業，從高級職員到小癟三，從民居到娛樂場所，各行各業、各色人等，都在欺騙和 被欺騙中謀求生路。代表國家的“中國夥食公司”做販賣嗎啡的生意(註：見《中國夥 食公司販嗎啡》，載《金剛鉆》，1935年7月9日。)，小錢莊在收買漢鈔中做手腳(註： 見《上海小錢莊收買漢鈔之黑幕》，載《嚕哩嚕蘇》，1927年10月9日。)，報館為了騙 取廣告費放棄“輿論公道”的職責(註：藏ｃūｎ@③：《文明社會與滑頭報館》，載《 上海報》，1934年1月16日。)。“娼妓式的愛情”已越出妓院泛濫於社會(註：見芮禹 成：《娼妓的愛情》，載《上海報》，1932年11月24日。)。電車賣票童工每天“起碼 要揩三塊錢”(註：見《誰是可憐者》，載《社會日報》，1929年11月28日。)。娛樂與 賭騙融為一體，“吃角子老虎”似都市潛流來勢洶洶(註：見《吃角子老虎在上海的潛 勢力》，載《小說日報》，1940年3月11日。)，“打花會之風日熾”(註：鴻顧：《花 會誤》，載《又日新》，1926年1月1日。)。“著作者明明是抄襲偏說是參考，紳士們 在跳舞場裏狂歡，倒說是‘娛樂救國’”，好像“辦事情總要用騙術”才能奏效，所以 ，上海人寧肯把謀生叫做“騙口飯吃”(註：見於友：《騙的世界》，載《立報》，193 5年10月8日。)。騙在都市裏大行其道， <font color="red"> 算命、看相已是堂而皇之的正當職業，“設立 乩壇”的木道士、“批命特別”的真左筆，竟然躋身於“上海一百名人”之列(註：見 《上海一百名人圖說》，載《鐵報》，1946年3月28日。)。 <!--color--></font> 報紙為相士做廣告司空見慣 ：“茫茫塵海，指點迷津，一切規律，與江湖派不同，不知英雄幾許，出秀眼中也。” (註：碧君：《覺先女相士》，載《晶報》，1932年11月8日。)騙侵蝕著都市的肌體， 連人間最本色的親情也蒙上了不潔的塵垢，父母妻子兄弟姊妹尚能登報征求(註：頑石 ：《投機新事業》，載《又日新》，1926年1月11日。)，都市裏還有什麽與騙沒有牽連 的人和事呢?小報幾乎每天都有與騙有關的都市故事，仿佛到處都是騙局。其實，當你 對都市的全部作一番考察之後，就會發現，並非如小報所描述的那麽恐怖，小報所營造 的“騙的世界”，有其真實的一面，也有幻化的成分，折射了中下層市民可感可知的生 存體驗。<br /> 上海是一個移民城市，中下層市民的主體為出身於農民、地主或小城鎮居民家庭的內地移民和移民的後代。他們雖然長期生活在都市，行為方式和思維模式大部分被都市所 同化，但是一些基本的精神內核卻很難改變，習慣於用“老實的農民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註：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魯迅雜感選集》，上海青光書局1933年 版。)觀照這光怪陸離、紙醉金迷的十裏洋場。面對都市冷酷的商業法則和炎涼的世態 人情，他們更多的不是欣賞和贊美，而是心理上的陌生、驚異與抗拒。用鄉下人的感情 活在都市裏，自然只看到了都市裏擁有鄉村沒有的醜惡，進一步生發出漂泊感、恐懼感 和孤獨感。正如師陀在表現上海的長篇小說《結婚》裏說的那樣：“在幾百萬人口的上 海，他舉目無親，像條斷纜的船，載浮載沈，被卷來卷去”(註：師陀：《結婚》，四 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頁。)。小報對都市的恐懼轉化為戒備心態，不無誇張地體 悟到了一個布滿陷阱的“騙的世界”。另外，騙的都市想象裏還包蘊著一些憤怒情緒。 幾乎所有初入都市的人都品嘗過失敗的經驗，進而衍生出對都市的憤怒。憤怒裏充滿了 農業文明的詩意、鄉村時代的牧歌，留下的是蹣跚地走向現代化社會門檻時還不規矩和 不方正的腳印。<br /> 為適應都市規則，市民必須作出應對的生存策略，變得精明起來是他們自覺而無奈的選擇。精明意味著趨時、趨新；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會算計、善經營。精明之後的市 民才被看作是真正的上海人。小報上就經常討論何謂“門檻精”的問題。有人說：“上 海仿佛是一只熔化人的洪爐，一切風俗習慣，便是這洪爐中的木炭煤炭，最會熔化人的 ，但瞧無論那一省那一府那一縣的人，到了上海不須一年，就會被上海的風俗習慣所熔 化，化成了一個上海人。”(註：滄海客：《上海觀察談》，載1925年5月1日《新上海 》創刊號。)當他們被冶煉為一個“上海人”之後，就很快忘記了當初的痛苦經驗，反 過來瞧不起鄉下人和外地人。上海人最忌諱的一句罵人話，倒不是罵娘，而是“鄉下人 ”、“阿屈死”，這對上海人來說，簡直是奇恥大辱，等同於人身攻擊。小市民立足於 都市和鄉土之間的文化位置決定了這種心態的形成，都市文明與鄉土文化發生撞擊時， 在他們身上發生裂變，結出了這奇異的果實。<br /> 質言之，對於小報來說，都市並不是白璧無瑕的聖潔女神，而是多姿多彩和罪惡累累的雜合體。它代表著先進的物質和文化，蘊藉著活力和激情，同時，也堆積著諸多無法 擺脫的社會問題。老黑格爾說，社會的進步總是以惡為代價，都市“現代性”的到來， 與都市空間的汙濁和精神的墮落是相生相伴的。都市固然“惡貫滿盈”，但是，也未必 如小報和有些文學作品渲染的那麽可怖。小報對都市的文化想象摻和著中下市民的立場 和感情因素，不可能是都市的本然狀貌，只能是部分的真實或是夢境的真實。<br /> 字庫未存字註釋：<br /> @①原字左王右佩去亻<br /> @②原字左米右莊<br /> @③原字左屯右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