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幾位國樂先進的鼓勵
對國樂我還是有滿腔的熱忱,笛子找不到像西洋長笛一樣又多又好的教本,于是興起自己寫一本的雄心。這是服役于海軍時的事,我利用下更時間,仔細的寫了厚厚一本,由于影印在當時是很貴的,我用複寫紙同時複寫了兩本,寄給兩位老師,其中陳裕剛老師不但給我回了信鼓勵我,還仔細的就其中一些問題提供了很好的意見,令我銘感在心。後來因答應出資的人反悔而沒出版。現在看來,其實創意很有限,只是學了一點西洋長笛教本的皮毛,對于中國笛子技巧的很多根本問題,仍然擺脫不了傳統觀點。現在的我才算是對笛子教學有一些親身體驗的心得,有不少是異于傳統觀點,但在我的教學中卻得到很好印證的,希望不久将來可以将它教本化。
當服役的艦艇有一個多月停泊于基隆港時,我到藝專國樂科參觀,蒙科主任董榕森教授邀我在他家共進午餐,他是「陽明春曉」的作曲者,也是我的偶像,我受寵若驚。他除了勉勵我,也問我笛子雖然吹得不錯,但嘴唇風門歪了一邊,會不會影響以後的發展。這是我一直不敢面對的問題,回去之後我終于下了一番功夫來研究「風門」的問題。
結果我還是改不過來,因爲每個人的嘴唇、牙齒形狀大小都不同,我的左上門牙,有一顆斜斜的突出來;風門只好遷就這顆牙齒,開在偏左邊了。雖然較不雅觀,但風門卻開得漂亮極了,難怪我吹笛子出音比一般人要靈敏些,雜音也較少。吹笛子畢竟還是以音樂爲主,吹得好比雅不雅觀更重要,不是嗎?從此我反而恢複了自信心,再也不怕別人盯著我的嘴唇品頭論足了。
民67年退伍,在新竹縣橫山鄉的豐鄉國小教書,全校共六個班,校長看我年輕,給了我最大班教,全班共有八個學生,那是下了車還要走兩個小時山路的一個小學,風景優美宜人。
我參加了由中廣主辦的一個有獎金的國樂大賽,吹自己的曲子「搏浪」參賽,我只得了第三名,第一名是已過世的白台生老師,第二名是劉治老師,當時他們還是文大學生。事後當時中廣國樂團的指揮王正平先生,力邀我參加樂團,惜因路途遙遠而作罷,但仍感激他的賞識。擔任評審的香港琵琶演奏家馮德明(前幾年剛過世),還約我喝咖啡聊天,他說很欣賞我不但自己作曲,在笛子技巧上更有很多突破傳統的奏法,希望我雖只得第三名,也不要灰心,來日方長,他極看好我以後的發展。這兩位素未謀面的先進對我有了很強的激勵作用,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果我一出社會就一帆風順,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能這麼努力的充實自己?。
十、學國樂不能只學國樂
這不是繞口令,而是我多年習樂的心得,我信守它,並因而受益良多。「國樂」是一個新興樂種,盡管有人要把所有古今的中國音樂都涵蓋入它的範圍,但事實上,它已被社會設定爲改良的中國音樂,並逐漸在全世界各華人地區,以科班教育、專業樂團建構出它有別于傳統音樂的體系,借著各種音樂會、比賽、考級、研習會及與其它藝術的結合,确立它在現代社會中存在的價值。可惜它畢竟是個僅發展了五、六十年的年輕樂種,雖然潛力十足,前景無限,但其内涵仍有待充實,如樂曲的質與量、樂器的改良及技巧的發展……等。
因此想學好國樂,只在有限的樂曲及技巧中自我陶醉,路子只會愈走愈窄,借助其它樂種的優點來豐富國樂是必要的手段。在我而言,一方面有此體認,一方面也是興趣使然,只要是音樂,都能引發我的興趣,如前面所述的世界各地民族音樂,開拓了我演奏及創作的的想象力。
另外學習中國民間音樂,更是認清自己樂器的語言特性及傳統内涵的不二途徑,因爲這是它的發源地,它從傳統來,能流傳到今天這個樣子,必有它賴以引人之處,而我們将它充分發揮了嗎?在學習戲曲、民歌的行腔轉韻中,笛子才能突破樂器構造,展現中國音樂「氣韻生動」的極緻。
記得66年在海軍新兵訓練中心服役,我利用不能練笛子的晚上,将全出京戲「周處除三害」給翻下了譜,一句一句學唱,至今仍覺受用無窮。67
年在新竹擔任國小音樂老師時,到社教館參加說唱研習班,從「王二姐思夫」中高低跌宕的曲調,品味到中國語言的奇妙。以至後來幫豫劇、湘劇、秦腔、粵劇、越劇、歌仔戲、客家戲、黃梅調……伴奏,都感受到中國音樂的豐富多彩。我聽說大陸音樂學院學生,每學期要背唱十首名歌(或更多?),久而久之,民歌的語法自能融入其樂器演奏了,這是一個很好的紮根教學法,台灣應該引進。
現代國樂離傳統愈來愈遠,國樂學子對民間音樂也愈來愈生疏,但國樂有足夠的養分來培育他們嗎?還是完全倚賴西洋音樂那種精确的音準、節奏及統一的音色、奏法?奏江南絲竹的譜是人家編好的,依譜奏音,即興加花能力變成失傳的傳統技藝。社會變遷,信息發達,全世界開的花也愈來愈像,地球村觀念讓地域性文化愈來愈難生存,有識的文化人士無力感逐漸加重……。我但希望中國音樂不要變成只是樂器不同的西洋音樂。
別的樂器,也是豐富笛子語彙的學習對象,俞遜發的「小号奏法」、馬迪仿板胡大揉弦的「揉音奏法」、趙松廷的「箫聲奏法」即是很好的例子。而彈撥樂器虛音、實音的音色變化、胡琴的滑奏、打擊樂的撞擊及顆粒音色,都會讓笛子增強表現力。
至于西洋音樂則不用說,它已是通行全世界的最強勢樂種,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優點,但一般人大都只學到皮毛,因而無法應用到中國音樂。我之所以放棄專業樂團職位(當時是台灣唯一專業國樂團,而我是笛子首席),在68年插班入東吳大學音樂系就讀,即是體認這一點。覺得很必要到西洋音樂的池子中确實的泡個幾年,親身體認西洋音樂的妙處。
在我擔任指揮這些年來,我發現和聲感是學國樂者最缺乏者,橫向的旋律音程較容易奏準(當然非五聲音階及增減音程仍須加強),但縱向的音程,如果不是奏主旋律,奏和聲音通常都較不準,即使是簡單的大三和弦、小三和弦也是。因而在樂器音色已較不和諧的條件下,使中國樂器演奏的和聲更是雪上加霜。
我們讀樂理時,說到音樂三要素「旋律、節奏、和聲」,和聲是傳統中國音樂缺乏的。西洋音樂很注重和聲的訓練,唱歌時,奏一個音,要你唱出他的大三度音或其它音程,培養縱向音程的分辨能力;學樂器的,作業中一定有二重奏,從小與老師合奏,訓練同時多聲部的聽力,難怪他們的合奏能力會比我們好了。
十一、五燈獎初次揚名
68年4月7日,我大哥結婚的日子,我卻到台視參加五燈獎第一次錄像,下午錄完馬上趕到彰化參婚禮,當晚播出,我連赢兩人,一度二關。從此過關斬将,每周日上台北,一早先到陳澄雄老師家上長笛課,下午到台視比賽,晚上回到新竹再換摩托車騎到我任教的橫山鄉大肚國小(我住在教具室隔出來的小房間内),通常都已十一點多了。其實吹笛子不難,難的是找不到曲子吹,我總不能老吹同一個曲子比賽吧!「匪曲」不能用,我只好必須到處挖掘曲子,真沒曲子了,只有自己寫,每個星期必須生産兩首曲子,還好只要二、三分鍾長度,像「搏浪」、「躍馬長城」一曲可拆成兩個曲子吹,「數蛤蟆」也是在參加五燈獎時期寫出來的。
随著電視傳播,我嘗到了出名的滋味,走在路上或是搭公車都會被人認出來。七月一日終于五度五關,創下多項紀錄,第一位男士、五個燈最多、第一位五個燈滿分二十五分(可一次過五關)、時間最短(不到三個月)等。而且我順便也在五燈獎上舉行婚禮,與相戀五年的師專同學蕭春梅小姐結婚,五燈獎主持人丘碧治和阮翎一個當證婚人,一個當司儀,儀式簡短而隆重(觀禮及見證人最多,遍及全國),我們還合奏了一首「天上人間」(「在那片草原上」的片段),我太太彈古筝,我吹笛子,正如台視總經理的賀匾所寫「翠笛銀筝」,一時傳爲佳話。
十二、報考市交失利
68年是我人生的轉戾點,除了五燈獎五度五關、結婚外,還得了台灣區音樂比賽決賽箫獨奏第一名。但並不是事事順利,像報考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就因太緊張,而讓幾乎到手的職位白白失去。招考名額只有一名,有七、八個人報名,都是音樂科系主修長笛的畢業生,初試非常嚴格,有難度很高的指定曲多首(如「彼得與狼」中小鳥主題那段),現場還考音階、琶音、視奏(用節拍器),結果只有我一個人通過初試,大家都說沒問題了,尤其複試只考自選曲,只是聽聽我的音樂表現力吧!誰知道,臨場我卻莫名其妙的緊張起來,就跟第一次上台一樣,長笛音色不見了,手指也遲鈍了起來。唉~~結果公布是從缺。我懊惱萬分,不能原諒自己……
十三、進入北市國吹笛
于是我決心到音樂科系念書,讓自己再沉澱幾年。我用長笛考上了東海音樂系(後來沒去讀,被一起去考的人責怪糟蹋了名額,很抱歉!),用笛子考上文化大學音樂系國樂組。想想在台中已待了五年,因此決定選擇文大。誰知道,在我已到銀行繳了注冊費時,第一個專業樂團-台北市立國樂團卻成立了。
好朋友孫新财幫我報了名,勸我去考試,他說,考上也可以不去,但可能有助于以後在台北的發展,如樂團需要兼任團員時,應會優先采用,增加經濟收入,他說動了我。在考完自選曲及視奏後,旁邊李時銘先生(參與北市國規劃,後任北市國副團長兼指揮)再一個一個口試,其實只是問說,樂團初成立,需各種人才,你若考上,除了演奏外,對行政、研究或作曲有無專長或興趣。而我的答複令他大吃一驚,並且驚動了評審席上的副團長許常惠及指揮王正平先生。我說,考上了我沒辦法來,他們請我稍待,等考完要與我談一談。
當時也擔任評審的莊本立教授(文大國樂組主任)先向我說,要把握學習機會,趁年輕趕快進修,樂團以後再來不遲。莊教授對我愛護有加,在我參加五燈獎時,他即很注意著,五度五關後,他請華岡藝校國樂科主任鄭德淵先生(現任台南藝術學院中國音樂系主任及代理院長)聘我到華藝任教。看到我插班文大,他更高興,考上後,我問他可不可以免修笛子,改修作曲,他一口答應,並且安排剛回國任教的錢南章教授當我的主修老師。沒想到我後來還是辜負了他這番苦心安排。
王正平先生問我還去讀書幹嘛?誰教你吹笛子?我說我改修作曲,許常惠教授說作曲他可以教我。許教授是我作曲的偶像,他的作品唱片我可說是聽得滾瓜爛熟,如「盲」、「葬花吟」、「嫦娥奔月」、「鄉愁三調」…等,我的老師賴德和也都是他的學生,連後來的老師馬水龍也是,當時的确令我心動;王正平先生去年即對我很賞識,在樂團草創時,希望我能幫忙。在一番情理攻勢及自己考慮經濟因素下(太太也在場商量),心想:剛上台北,毫無基礎,先待在樂團也好,以後再找機會念書吧!我留下來了,成了創團團員。
誰知道國樂從沒專業起,樂曲的質與量都跟不上專業腳步,天天上班練習的專學樂團練不到兩個月,就把台灣能練的曲子全練完了(當時「匪曲」是禁演的),以後的練習就常常在分組練習(各組分開自由練習)中度過。不過也因此常與同事讨論吹笛技巧,並因而發現我的嘴形比大家松,臉頰愈吹高音鼓得愈大,音色卻較圓潤飽滿,吹高音時省力又明亮。這引發了我研究嘴形的興趣,因而發現平嘴形和凸嘴形的不同,也颠覆了傳統教法中,嘴唇不能突出,臉頰不能鼓起的觀念。
十四、到西樂世界中浸泡
70年7月,樂團待了一年半,在國父紀念館開了個人首次笛子獨奏會後,覺得國樂太缺乏曲派了,我既然有此興趣,應該好好去接受科班教育。而這一年多來,雖然每周與馬水龍教授學習,但無法活用于國樂創作,因爲作品理論是從西樂作品中歸納而來,對不同音階、不同樂器的國樂總有便不上力之感,我想是自己沒有消化的緣故。9月我考上了東吳大學音樂系理論作曲組,繼續從馬水龍老師學習,並也從盧炎、戴洪軒及潘皇龍等教授處學到很多古典與現代作曲理論及技巧,潘老師對記譜法的精确要求也讓我受益良多。三年來我沒寫過一首國樂曲,也沒參加任何國樂演出,專心一意的當一名學生。把以前學的見樹不見林式的較注意和弦進行的和聲思考方式,改爲先見林再見樹的注重整體和聲結構,大的棟梁撐穩了,再來架較小的柱子及細部的變化。而嚴格的對位技巧訓練,對注重線條的中國音樂創作助益很大。聽多了現代音樂作品,讓自己較敢放手來運用各種不協和音程,不規則由式和特殊配器手法。
對國樂我還是有滿腔的熱忱,笛子找不到像西洋長笛一樣又多又好的教本,于是興起自己寫一本的雄心。這是服役于海軍時的事,我利用下更時間,仔細的寫了厚厚一本,由于影印在當時是很貴的,我用複寫紙同時複寫了兩本,寄給兩位老師,其中陳裕剛老師不但給我回了信鼓勵我,還仔細的就其中一些問題提供了很好的意見,令我銘感在心。後來因答應出資的人反悔而沒出版。現在看來,其實創意很有限,只是學了一點西洋長笛教本的皮毛,對于中國笛子技巧的很多根本問題,仍然擺脫不了傳統觀點。現在的我才算是對笛子教學有一些親身體驗的心得,有不少是異于傳統觀點,但在我的教學中卻得到很好印證的,希望不久将來可以将它教本化。
當服役的艦艇有一個多月停泊于基隆港時,我到藝專國樂科參觀,蒙科主任董榕森教授邀我在他家共進午餐,他是「陽明春曉」的作曲者,也是我的偶像,我受寵若驚。他除了勉勵我,也問我笛子雖然吹得不錯,但嘴唇風門歪了一邊,會不會影響以後的發展。這是我一直不敢面對的問題,回去之後我終于下了一番功夫來研究「風門」的問題。
結果我還是改不過來,因爲每個人的嘴唇、牙齒形狀大小都不同,我的左上門牙,有一顆斜斜的突出來;風門只好遷就這顆牙齒,開在偏左邊了。雖然較不雅觀,但風門卻開得漂亮極了,難怪我吹笛子出音比一般人要靈敏些,雜音也較少。吹笛子畢竟還是以音樂爲主,吹得好比雅不雅觀更重要,不是嗎?從此我反而恢複了自信心,再也不怕別人盯著我的嘴唇品頭論足了。
民67年退伍,在新竹縣橫山鄉的豐鄉國小教書,全校共六個班,校長看我年輕,給了我最大班教,全班共有八個學生,那是下了車還要走兩個小時山路的一個小學,風景優美宜人。
我參加了由中廣主辦的一個有獎金的國樂大賽,吹自己的曲子「搏浪」參賽,我只得了第三名,第一名是已過世的白台生老師,第二名是劉治老師,當時他們還是文大學生。事後當時中廣國樂團的指揮王正平先生,力邀我參加樂團,惜因路途遙遠而作罷,但仍感激他的賞識。擔任評審的香港琵琶演奏家馮德明(前幾年剛過世),還約我喝咖啡聊天,他說很欣賞我不但自己作曲,在笛子技巧上更有很多突破傳統的奏法,希望我雖只得第三名,也不要灰心,來日方長,他極看好我以後的發展。這兩位素未謀面的先進對我有了很強的激勵作用,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果我一出社會就一帆風順,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能這麼努力的充實自己?。
十、學國樂不能只學國樂
這不是繞口令,而是我多年習樂的心得,我信守它,並因而受益良多。「國樂」是一個新興樂種,盡管有人要把所有古今的中國音樂都涵蓋入它的範圍,但事實上,它已被社會設定爲改良的中國音樂,並逐漸在全世界各華人地區,以科班教育、專業樂團建構出它有別于傳統音樂的體系,借著各種音樂會、比賽、考級、研習會及與其它藝術的結合,确立它在現代社會中存在的價值。可惜它畢竟是個僅發展了五、六十年的年輕樂種,雖然潛力十足,前景無限,但其内涵仍有待充實,如樂曲的質與量、樂器的改良及技巧的發展……等。
因此想學好國樂,只在有限的樂曲及技巧中自我陶醉,路子只會愈走愈窄,借助其它樂種的優點來豐富國樂是必要的手段。在我而言,一方面有此體認,一方面也是興趣使然,只要是音樂,都能引發我的興趣,如前面所述的世界各地民族音樂,開拓了我演奏及創作的的想象力。
另外學習中國民間音樂,更是認清自己樂器的語言特性及傳統内涵的不二途徑,因爲這是它的發源地,它從傳統來,能流傳到今天這個樣子,必有它賴以引人之處,而我們将它充分發揮了嗎?在學習戲曲、民歌的行腔轉韻中,笛子才能突破樂器構造,展現中國音樂「氣韻生動」的極緻。
記得66年在海軍新兵訓練中心服役,我利用不能練笛子的晚上,将全出京戲「周處除三害」給翻下了譜,一句一句學唱,至今仍覺受用無窮。67
年在新竹擔任國小音樂老師時,到社教館參加說唱研習班,從「王二姐思夫」中高低跌宕的曲調,品味到中國語言的奇妙。以至後來幫豫劇、湘劇、秦腔、粵劇、越劇、歌仔戲、客家戲、黃梅調……伴奏,都感受到中國音樂的豐富多彩。我聽說大陸音樂學院學生,每學期要背唱十首名歌(或更多?),久而久之,民歌的語法自能融入其樂器演奏了,這是一個很好的紮根教學法,台灣應該引進。
現代國樂離傳統愈來愈遠,國樂學子對民間音樂也愈來愈生疏,但國樂有足夠的養分來培育他們嗎?還是完全倚賴西洋音樂那種精确的音準、節奏及統一的音色、奏法?奏江南絲竹的譜是人家編好的,依譜奏音,即興加花能力變成失傳的傳統技藝。社會變遷,信息發達,全世界開的花也愈來愈像,地球村觀念讓地域性文化愈來愈難生存,有識的文化人士無力感逐漸加重……。我但希望中國音樂不要變成只是樂器不同的西洋音樂。
別的樂器,也是豐富笛子語彙的學習對象,俞遜發的「小号奏法」、馬迪仿板胡大揉弦的「揉音奏法」、趙松廷的「箫聲奏法」即是很好的例子。而彈撥樂器虛音、實音的音色變化、胡琴的滑奏、打擊樂的撞擊及顆粒音色,都會讓笛子增強表現力。
至于西洋音樂則不用說,它已是通行全世界的最強勢樂種,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優點,但一般人大都只學到皮毛,因而無法應用到中國音樂。我之所以放棄專業樂團職位(當時是台灣唯一專業國樂團,而我是笛子首席),在68年插班入東吳大學音樂系就讀,即是體認這一點。覺得很必要到西洋音樂的池子中确實的泡個幾年,親身體認西洋音樂的妙處。
在我擔任指揮這些年來,我發現和聲感是學國樂者最缺乏者,橫向的旋律音程較容易奏準(當然非五聲音階及增減音程仍須加強),但縱向的音程,如果不是奏主旋律,奏和聲音通常都較不準,即使是簡單的大三和弦、小三和弦也是。因而在樂器音色已較不和諧的條件下,使中國樂器演奏的和聲更是雪上加霜。
我們讀樂理時,說到音樂三要素「旋律、節奏、和聲」,和聲是傳統中國音樂缺乏的。西洋音樂很注重和聲的訓練,唱歌時,奏一個音,要你唱出他的大三度音或其它音程,培養縱向音程的分辨能力;學樂器的,作業中一定有二重奏,從小與老師合奏,訓練同時多聲部的聽力,難怪他們的合奏能力會比我們好了。
十一、五燈獎初次揚名
68年4月7日,我大哥結婚的日子,我卻到台視參加五燈獎第一次錄像,下午錄完馬上趕到彰化參婚禮,當晚播出,我連赢兩人,一度二關。從此過關斬将,每周日上台北,一早先到陳澄雄老師家上長笛課,下午到台視比賽,晚上回到新竹再換摩托車騎到我任教的橫山鄉大肚國小(我住在教具室隔出來的小房間内),通常都已十一點多了。其實吹笛子不難,難的是找不到曲子吹,我總不能老吹同一個曲子比賽吧!「匪曲」不能用,我只好必須到處挖掘曲子,真沒曲子了,只有自己寫,每個星期必須生産兩首曲子,還好只要二、三分鍾長度,像「搏浪」、「躍馬長城」一曲可拆成兩個曲子吹,「數蛤蟆」也是在參加五燈獎時期寫出來的。
随著電視傳播,我嘗到了出名的滋味,走在路上或是搭公車都會被人認出來。七月一日終于五度五關,創下多項紀錄,第一位男士、五個燈最多、第一位五個燈滿分二十五分(可一次過五關)、時間最短(不到三個月)等。而且我順便也在五燈獎上舉行婚禮,與相戀五年的師專同學蕭春梅小姐結婚,五燈獎主持人丘碧治和阮翎一個當證婚人,一個當司儀,儀式簡短而隆重(觀禮及見證人最多,遍及全國),我們還合奏了一首「天上人間」(「在那片草原上」的片段),我太太彈古筝,我吹笛子,正如台視總經理的賀匾所寫「翠笛銀筝」,一時傳爲佳話。
十二、報考市交失利
68年是我人生的轉戾點,除了五燈獎五度五關、結婚外,還得了台灣區音樂比賽決賽箫獨奏第一名。但並不是事事順利,像報考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就因太緊張,而讓幾乎到手的職位白白失去。招考名額只有一名,有七、八個人報名,都是音樂科系主修長笛的畢業生,初試非常嚴格,有難度很高的指定曲多首(如「彼得與狼」中小鳥主題那段),現場還考音階、琶音、視奏(用節拍器),結果只有我一個人通過初試,大家都說沒問題了,尤其複試只考自選曲,只是聽聽我的音樂表現力吧!誰知道,臨場我卻莫名其妙的緊張起來,就跟第一次上台一樣,長笛音色不見了,手指也遲鈍了起來。唉~~結果公布是從缺。我懊惱萬分,不能原諒自己……
十三、進入北市國吹笛
于是我決心到音樂科系念書,讓自己再沉澱幾年。我用長笛考上了東海音樂系(後來沒去讀,被一起去考的人責怪糟蹋了名額,很抱歉!),用笛子考上文化大學音樂系國樂組。想想在台中已待了五年,因此決定選擇文大。誰知道,在我已到銀行繳了注冊費時,第一個專業樂團-台北市立國樂團卻成立了。
好朋友孫新财幫我報了名,勸我去考試,他說,考上也可以不去,但可能有助于以後在台北的發展,如樂團需要兼任團員時,應會優先采用,增加經濟收入,他說動了我。在考完自選曲及視奏後,旁邊李時銘先生(參與北市國規劃,後任北市國副團長兼指揮)再一個一個口試,其實只是問說,樂團初成立,需各種人才,你若考上,除了演奏外,對行政、研究或作曲有無專長或興趣。而我的答複令他大吃一驚,並且驚動了評審席上的副團長許常惠及指揮王正平先生。我說,考上了我沒辦法來,他們請我稍待,等考完要與我談一談。
當時也擔任評審的莊本立教授(文大國樂組主任)先向我說,要把握學習機會,趁年輕趕快進修,樂團以後再來不遲。莊教授對我愛護有加,在我參加五燈獎時,他即很注意著,五度五關後,他請華岡藝校國樂科主任鄭德淵先生(現任台南藝術學院中國音樂系主任及代理院長)聘我到華藝任教。看到我插班文大,他更高興,考上後,我問他可不可以免修笛子,改修作曲,他一口答應,並且安排剛回國任教的錢南章教授當我的主修老師。沒想到我後來還是辜負了他這番苦心安排。
王正平先生問我還去讀書幹嘛?誰教你吹笛子?我說我改修作曲,許常惠教授說作曲他可以教我。許教授是我作曲的偶像,他的作品唱片我可說是聽得滾瓜爛熟,如「盲」、「葬花吟」、「嫦娥奔月」、「鄉愁三調」…等,我的老師賴德和也都是他的學生,連後來的老師馬水龍也是,當時的确令我心動;王正平先生去年即對我很賞識,在樂團草創時,希望我能幫忙。在一番情理攻勢及自己考慮經濟因素下(太太也在場商量),心想:剛上台北,毫無基礎,先待在樂團也好,以後再找機會念書吧!我留下來了,成了創團團員。
誰知道國樂從沒專業起,樂曲的質與量都跟不上專業腳步,天天上班練習的專學樂團練不到兩個月,就把台灣能練的曲子全練完了(當時「匪曲」是禁演的),以後的練習就常常在分組練習(各組分開自由練習)中度過。不過也因此常與同事讨論吹笛技巧,並因而發現我的嘴形比大家松,臉頰愈吹高音鼓得愈大,音色卻較圓潤飽滿,吹高音時省力又明亮。這引發了我研究嘴形的興趣,因而發現平嘴形和凸嘴形的不同,也颠覆了傳統教法中,嘴唇不能突出,臉頰不能鼓起的觀念。
十四、到西樂世界中浸泡
70年7月,樂團待了一年半,在國父紀念館開了個人首次笛子獨奏會後,覺得國樂太缺乏曲派了,我既然有此興趣,應該好好去接受科班教育。而這一年多來,雖然每周與馬水龍教授學習,但無法活用于國樂創作,因爲作品理論是從西樂作品中歸納而來,對不同音階、不同樂器的國樂總有便不上力之感,我想是自己沒有消化的緣故。9月我考上了東吳大學音樂系理論作曲組,繼續從馬水龍老師學習,並也從盧炎、戴洪軒及潘皇龍等教授處學到很多古典與現代作曲理論及技巧,潘老師對記譜法的精确要求也讓我受益良多。三年來我沒寫過一首國樂曲,也沒參加任何國樂演出,專心一意的當一名學生。把以前學的見樹不見林式的較注意和弦進行的和聲思考方式,改爲先見林再見樹的注重整體和聲結構,大的棟梁撐穩了,再來架較小的柱子及細部的變化。而嚴格的對位技巧訓練,對注重線條的中國音樂創作助益很大。聽多了現代音樂作品,讓自己較敢放手來運用各種不協和音程,不規則由式和特殊配器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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