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写真——我的外祖父连横

金羊网 2005-07-30 13:45:02


□ 林文月


连横是连战的外祖父，史学家，所著《台湾通史》深得章太炎所赞扬，连战大陆行的礼物之一就是这部通史。这是即将出版的连横著《雅堂笔记》（广西人民出版社）序言。


外祖父共有孙儿女八人，其中除表弟连战外，余皆是外孙。我是外祖父长女林连夏甸女士的长女，也是外祖父孙辈中最大的。外祖父在世时只见过三个外孙女，我、我的妹妹文仁以及表妹晓莺。他老人家去世时，舅母连赵兰坤女士正怀着表弟。而即使这三个外孙女之中，对他有一些记忆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人吧？因为他去世时，我仅只四岁，晓莺和文仁都尚在襁褓中，不可能记得什么。但是，一个四岁的幼童能有多少记忆呢？说来很遗憾，也很悲哀，我对宠爱过自己的外祖父只有凭一些模糊的印象，和听自母亲记述的零星片断的往事来追念而已。

少年·身罹家国之痛

外祖父原名允斌，后来改名横，字武公。少年时自号葛陶，后改雅堂，晚年又号剑花。生于光绪四年（西元一八七八）正月十六日亥时，是外曾祖永昌公的第四子。

连氏祖籍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明亡后，外祖父的七世祖兴位公毅然渡海来到台湾府城（即今台南）的宁南坊马兵营居住。马兵营是旧日郑成功驻师的地方，环境十分幽雅，有高大的果树和极深的古井，经过整顿经营后，后此连氏七代子孙便守璞抱真，在这儿安居下来。一直到日本占据台湾后，想在此地建筑法院，强迫当地居民迁散，连氏的家园也同时遭受摧毁，因而不得不家族四散，迁转到西城外去了。

外祖父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优良而严格的家庭教育，他好学不倦，而且秉性聪颖。《史记·项羽本纪》的文字几万字，他竟能过目成诵，所以在兄弟辈中，最得宠爱。

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役，清师败绩，订立《马关条约》，割台湾以求和。台湾人不肯服从清廷的命令，挣扎图存。于是在翌年五月宣告独立为台湾民主国。外曾祖永昌公不幸于同年六月去世，当时我外祖父年仅十八岁，正值少年壮志，于是他利用居丧之暇，开始学习作诗，并曾亲手抄写《少陵全集》。身罹家国之痛，挑灯夜读，诗圣的诗章谅必深深地引起了他心底的共鸣！

在他家居读书的时候，也正是台湾民主国和日本人对抗最炽烈的时期。许多人避地迁散，以躲兵祸，唯独连氏一族仍然屹立不移；他更在这个时候搜集了不少台湾民主国的文告，这些戎马倥偬之际的收获，竟成为他日后编纂《台湾通史》的珍贵史料。

青年·编撰不朽巨著

光绪二十三年，他第一次离开故乡，到上海、南京等地游览，稍后就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俄文，可是不久却奉母命回台湾，与我外祖母沈少云女士结婚。沈家是台南望族，世代经商，与德商做鸦片土、樟脑等贸易。少云女士是德墨先生的长女，她出身富贾之家，明诗习礼，是一位典型的贤淑妇人。据说，在洞房之夜，新娘仿佛瞥见一只脑后梳着一条红辫子的白猴跳入帐里，瞬即消失踪影，只见她的新婚夫婿躺在那儿。关于这件事情，外祖母一直不解因由，也不曾向外祖父提起过，然而外祖母却毕生相信，她所敬爱的丈夫乃是玉猿的化身，而据说，外祖父晚年时期，每当夏天家居时，穿着白色衣裳，盘曲一条腿，抱着另一条腿，坐在床边抽鸦片烟，或吃花生米，那种神情也真像极了玉猿呢！

外祖父婚后暂时不作远游之计，于是更专心吟诗作文，与陈瘦云、李少青等十位同好，设立“浪吟诗社”，互相切磋鼓励。

第二年，进入《台澎日报》社主编汉文部。他虽然痛恨日本人，然而感觉此时此地同胞受异族蹂躏，假如不能了解日人的文字和习俗，而只盲目反抗，也是徒然，所以在写作之余，也开始学习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他只身赴厦门，这是他婚后第一次离家远行，但是他愤恨清廷政治腐败，没有多久就回来了。

两年之后，日俄战争爆发，外祖父遂又携眷移居厦门。在那里，他创办了福建《日日新报》。当时正值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的初期，他以一介书生而执笔鼓吹排满，南洋的同盟会人士看到了这份报纸都十分满意，特派一位福建籍的林竹痴先生到厦门来商讨，将它改组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但是由于外祖父的言论十分激烈，清廷老早就对他有了戒忌。有一次，当他正在理发的时候，清吏派了人到理发店里来逮捕，幸亏有人通风报信，他顾不得头发才理一半，就匆忙躲开了。后来，满清政府竟索性向驻厦门的日本领事馆抗议，把这个报馆封闭起来。

在此不得已的情况下，外祖父只好又携眷回到台湾，再度主持由《台澎日报》改名的《台南新报》的汉文部。这个报社是当时台湾报界的主流之一，许多有名的文人学者都曾经在他主持的园地里发表过可贵的见解和言论。

光绪三十二年，他与赵云石、谢籁轩等十余人创设了“南社”。三年后，又与林痴仙、赖悔之、林幼春诸先生创立了“栎社”。这两个诗社都是当时有名的文化组织，台湾中、南部著名的文人多参加在内，颇极一时之盛；由此也可见他对诗文研究的热心。这期间，他和家人已离开台南，迁居台中，进入了台湾报界的另一重心———《台湾新闻》的汉文部。外祖父的不朽巨著《台湾通史》便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撰写的。司马谈临终时，曾执其子司马迁的手，嘱咐他要完成遗志，编修史记；外祖父幼年时代，外曾祖父永昌公也曾购置一部《台湾府志》送给他说：“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历史。”后来他以著作《台湾通史》为己任，实在与司马迁之著《史记》同样，都是深受先父遗志的影响的。

光绪三十四年秋，他曾经游览过日本，然而每思及台湾正受异族控制，便郁郁不欢。

辛亥革命那一年秋天，外祖父得了一场大病，一直拖延到冬天，病才好。病后，颇有远游大陆以舒畅心中抑塞愤懑之气的愿望。于是，民国元年3月，再度经由日本，转赴上海，游历南京、杭州等地。当地适逢民国初建，四方慷慨有志之士，云合雾起，他一方面主编华侨联合会发行的《华侨杂志》，另一方面又时常与当时豪杰名士相会，共论天下大事，兴奋之余，身体竟完全康复了。

民国二年春，他赴北京参加华侨选举国会议员，事后遨游张家口及平汉铁路沿线，汉口、九江、芜湖、安庆各地。入秋之后，更赴牛庄，转上奉天、吉林，而入吉林报社。

次年春天，他回到北京，接受当时主持清史馆的赵次珊（尔巽）先生之延请，入馆工作，因而得有机会阅览馆中所藏有关台湾建省的档案，这对于正在编写台湾通史的他来说，实在是一大收获。后来由于外曾祖母年老体弱，家人频频去信促归，才返回台南，再入《台南新报》社。

自从民国三年倦游归来以后，外祖父便孜孜于著述的工作，终于在民国七年，完成了《台湾通史》此一巨著。书成的次年，举家迁移来台北，由于那间房子面对着大屯山，因此取名为“大遁山房”。

民国九年的年底，《台湾通史》的上册和中册相继出版，次年初夏，下册也出版，外祖父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日本朝野对这一本书极表重视，然而祖国人士却因为彼此隔阂的关系，反而很少人注意。唯独章太炎先生认为这一部史书是民族精神之所附，将为后人所传颂，章先生实在可以说是我外祖父的文章知己了。

中年·倾力保存文化

民国十二年春，由于通史已刊，诗乘也纂成，他稍觉轻松，想暂时放下笔管，使身心得到休息，因此伴我外祖母赴日本游览观光。

这时他的儿女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家母夏甸女士已出阁，三姨秋汉女士在淡水高等女学校读书，而舅父震东先生则适巧在东京庆应大学经济学部留学。于是相聚异国，他们三位遨游于镰仓、箱根等名胜古迹，对外祖父个人来说，著述之愿已偿，又得享天伦之乐，心中的欢愉，莫过于此时。

东游归来之后，民国十三年二月，他创办了《台湾诗荟》，这本杂志多由当时的文坛名流执笔，刊载一些有关台湾古今的文章，而他自己也先后发表了《台湾漫录》、《台南古迹志》和《余墨》等文。《余墨》虽然是补白性质的短篇小文，可是内容涉及的范围极广，可以窥见外祖父对治学与对文艺的意见。

外祖父对保存台湾的文物，几乎认为是他生命中的一种天职，因此他非但自己倾心于搜集、编纂、著述的工作，更时时注意着其他人的作品。这时期有一位夏琳先生编了一部《闽南纪要》，记载着郑氏祖孙三代的台湾重要文献，也邀请外祖父为之亲自校订，于民国十四年出版。

外祖父向往杭州西湖的景物，在《大陆诗草》里有《西湖游罢以书报少云并系以诗》一首说：

一春旧梦散如烟，三月桃花扑酒船。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

这个愿望在民国十五年春，由于携眷旅行杭州，几乎得以实现。他们在西湖岸边落脚，优游于六桥三竺之间。外祖父便在此次游览之暇编完了《宁南诗草》。这是集《大陆诗草》以后的作品为卷的诗集。称“宁南”以示对故居的怀念。可惜不久之后，“移家湖上住”的梦想却因北伐军起，江南不安而作罢，一家人遂又返归台北。

日本人占据台湾后，为了要彻底实行其奴化教育之目的，严禁汉文，并且不许学生使用台语。外祖父从杭州迁回台北之初，即在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开设“雅堂书局”，专门出售汉文书籍及笔墨扇笺等国货，而日文书籍及日制文具一概不售。他又利用暇时致力于汉文的教学。当时大稻埕如水社曾开办为期三周之夜间夏季大学，外祖父应聘为讲师，讲授“台湾历史”。而他自己的“雅堂书局”也开办汉学研究会，授课时间为每日午后七时至九时。他这种无视于日本政府的独立特行，终于引起日人有意的阻扰，两年后，不得不宣告停办。结束“雅堂书局”后，外祖父便全力研究台语。在《台湾民报》第二八八号，他曾谓：“余台湾人也，能操台湾之语，而不能书台语之字，且不能明台语之义，余深自愧！……然而余台湾人也，虽知其难，而未敢以为难，早夜以思，饮食以思，寤寐以思，偶有所得，趣记于楮。……嗟夫，余又何敢自慰也？余惧夫台语之日就消灭，民族精神因之萎靡，则余之责乃娄大矣。”他编纂《台湾语典》四卷的初衷和苦心都在这篇序文中表露无遗。

外祖父民族意识浓，爱国心强。他深信要解救台湾，必须先从建设祖国开始，所以当我舅父震东先生从日本学成归来后，便积极鼓励他回祖国服务。

至于外祖父自己，则因为计划要多保存台湾文献，所以不得不暂时仍留居于台湾。

晚年·决心终老祖国

民国二十二年，舅父震东先生已在西安为国民政府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在上海居住，而秋汉姨也从高等女校毕业了。外祖父遂毅然带了外祖母和秋汉姨赴上海，决心终老祖国。自马兵营故居遭受日本人摧毁起，外祖父的家曾几度南北迁移，没有定所，而今子女都已长大，各有成就，自己也次第完成了著作，一家人且能居住国内，所以他心中应该是轻松愉快的。这时他已经五十六岁了，虽然他的身体一向清癯，但是由于养生有道，所以精神仍然很好。他既然决定长居国内，于是有意继续以著述和游历，来度他的晚年。

民国二十三、二十四这两年里，震东舅父和秋汉姨母也先后结婚了。儿女的终身既定，外祖父母便携手相偕去关中旅行。此行足迹几遍终南、渭水。一直到夏季才游罢，返回上海。他毕生喜游，所到之处，必吟咏留念；这次的游山玩水，也有关中纪游诗二十七首留下来。但是，想不到这竟成为他最后一次的游历！

民国二十五年春，他在上海染患了肝脏病。从民国前一年的那一场大病以后，二十多年间，外祖父几乎没有再患过什么大的疾病，想不到这一次的肝疾竟会使他一病不起！六月二十八日上午，这位爱国的史家和诗人———连雅堂先生竟以五十九岁的年纪，不及目睹乡邦的重光，抛下敬爱他的人们，与世长辞。（责编：黄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