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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與“德之行”
1973年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與1993年出土的楚簡，兩批文獻都有《五行》的資料，學者於是相互對校，也因此引發了對於“五行”問題的關注，這問題的關鍵在於荀子曾批判思孟五行，其中所言之“五行”是否與《尚書．洪範》“五行”相關？
《荀子．非十二子》中說：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遊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荀子認為子思、孟軻是“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這一說法指出思孟提倡“五行”，而這“五行”之說是前人早就有的主張。諸傳世典籍，“五行”一說《尚書．甘誓》中提出“威侮五行”，《尚書．洪範》明確“五行”之所指為“水火木金土”……。
郭梨華教授指出：「戰國晚期，與荀子約略同時代而同在齊國活躍的是鄒衍的“五德終始說”，把五行說結合歷史朝代更迭，把這種宇宙觀附會到社會歷史領域，認為各朝代都秉持一種“德”而為主，這一主張據《史記．孟荀列傳》所載，當時在齊國、魏國、趙國、燕國深受歡迎與禮遇，但史遷總歸其說之要時說到：“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可見鄒衍必與儒學相涉。而且鄒衍之學與後來純言災異陰陽不同者在於其要歸止于“仁義”。今日雖然難明其“五德終始”之旨，但與其稍後之《韓非子．飾邪》所反映的純以星相位置斷言災異當有所別。因此將水火木金土“五行”與仁義相聯繫至遲在鄒衍時已有之，但是否有德之“五行”的出現與比附則難明。考諸傳世典籍，水火木金土“五行”與德行之“五行”確實是從戰國以來曾共存過一段時期，這可以從
《呂氏春秋．孝行覽》中所論述的曾子“五行”得到佐證。《孝行覽》：“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
又《禮記．禮運》也提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孫希旦《禮記集解》以為此五行即“仁義禮智信”。因此“五行”之說並不只有水火木金土之“五行”，還有德之“五行”，而且“行”字在上古音中是陽部匣紐，別無其他發音。荀子的批評正好是處於曾子與鄒衍之間這段時期的思孟一流，若從思想的發展而言，這一時期的“五行”說正是處於與水火木金土之“五行”相結合的轉折期，或者說嘗試以德之“五行”的作用提出人道與天道之間聯繫的可能。這種“五行”的轉折與結合在戰國晚期出現了以“五常”取代“五行”之說，有時“五常”指的 是“德之五行”，有時指的卻是水火木金土“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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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簡《五行》開宗明義即指出有五種“德之行”：“仁、義、禮、智、聖”，及四“行”：“仁、義、禮、智”； 並且指出怎樣才是“德之行”，怎樣才是“行”。換言之，《五行》中很重要而且一開始要處理及說明的問題，就是“德之行”與“行”的差別與共融。這個問題之所以迫切，從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就是處理自夏商以來的“五行”與“德”在“君子”而言當如何面對與安置的問題，其所欲達致的目標就猶如《易．乾．文言》所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見：「竹簡《五行》的“五行”研究」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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