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歲銀行退休工每天數錢找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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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百歲老人趣事：103歲銀行退休工每天數錢找感覺


103歲的林永清老人性情急躁、不苟言笑，更不願聽別人嘮叨。但他心裏面不藏事情，有什麼就說出來，從不悶在心頭。
　　103歲的林永清老人性情急躁、不苟言笑，更不願聽別人嘮叨。但他心裏面不藏事情，有什麼就說出來，從不悶在心頭。
　　在一百歲前他都是自己上下樓梯，還經常到附近的茶館喝茶，打麻將。可滿一百歲以後，雖然身體沒有什麼病痛，但腿上的勁慢慢不如從前了，如今老人就喜歡成天窩在床上做他喜歡的事情。老人喜歡聽戲曲，子女就買了收錄機回來放給他聽。他最喜歡吃雞蛋、肉圓子，每天要吃好幾頓飯，最多時一天吃過六頓飯。半夜醒了，也鬧著要吃東西，90歲的老伴就給他準備了他愛吃的蛋糕。
　　曾在銀行工作了一輩子的林永清，退休幾十年來仍然沒有忘掉在銀行當出納數錢的那種感覺，現在趟在床上的他每天想的還是數錢，子女為了滿足他愛數錢的欲望，專門在他床上枕頭邊放了一摞錢，供他每天數十次地反復清點。老人趟在床上除了數錢，還喜歡抽葉子煙。在他的床上，擺放著各種抽煙用品。




5萬江南饑荒棄兒被送北方收養 56年後仍在尋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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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潼關的李萬成。

家住洛陽的王金虎。

江蘇宜興，呂大姐尋親網站的創始人呂順芳。

無錫福利院檔案室裏發現的30多本嬰幼兒收容、領養、死亡登記簿。 新京報記者 羅婷 攝

今年5月2日，江蘇宜興尋親會上，棄兒們舉著資料牌希望能找到親人。《宜興日報》丁煥新 攝

漫長的青春期裏，王金虎曾長久對著鏡子，凝視那兩道疤痕，不停問自己，我是誰？

他是棄兒。那疤痕，是父母送走他時留的記號。

1959到1963年，江南地區大饑荒，幼子被父母遺棄，被福利院收養，又被政府分批派送，送到相對殷實的北方家庭。

鐵路線向北延伸的地區，內蒙古、山東、河南、陝西、河北，都留下了孩子們拋別家鄉的哭聲。

多年後人們估算，這些被送養的孩子至少有5萬人，被統稱為“江南棄兒”或“國家的孩子”。

挨過了大饑荒，棄兒們各自長大。被遺棄的陰影卻像釘子一樣釘著每個人，呼吸不絕，糾纏一生。

他們幾乎花了整個前半生，與自己和解。而後半生，踏上了尋親之路。在絕望中尋找希望。

50多年前，5萬棄兒被送到北方收養，成年後他們踏上尋親之路，在絕望中尋找希望

壓抑的少年時代

“我是養子”，六歲時，住在洛陽的王金虎知道了自己今生最大的秘密。

媽媽帶他出門，別人問，這是你抱養的那個上海娃啊？媽媽回答，是啊。

他一雙大眼，虎頭虎腦，懵懂的樣子，卻什麼都聽進了心裏。

知道真相時，他太小了，還沒有自我意識，只感到難受，像心上擦著砂紙，不得安寧。

他尋找一切可能的痕跡，遍尋不得，直到那兩道疤痕吸引了他。

十三歲時，他在書裏看到，在耳朵上剪疤，或是在身體上刺字、烙疤，原本是江浙滬一帶，農戶為了避免混淆，在家畜身上做的記號。但在特殊年代，被人們當做了尋親的標記。

他度過了漫長而壓抑的青春期，對上海的一無所知，混雜著對生父母的怨恨，對養父母的愧疚，長成一個沉默的少年。

上世紀八十年代，他結婚生子，沒告訴妻子自己是棄兒，“怕她知道後出什麼問題。”

1990年一個夏夜，王金虎夢見了上海的親人，面目模糊，叫他的名字。

半夜驚醒，多少事在他心裏過了一遍又一遍，漚了好些年，要尋親的念頭，由這個夢漚出來了。

當時工作的木材公司忙，但他等不了，第二天，就買了去上海的火車票。

洛陽向西250公里，華山腳下的小城潼關，李萬成同樣經歷了充滿煎熬的少年時代。

小鎮是個小社會，誰家孩子是抱養的，大家都清楚。

孩子們開玩笑，總要指著他說抱養的，他就和人打架，打到鼻青臉腫，悶著一口氣回家。

找物件時，鄰居介紹一個姑娘，人品、長相、家世俱佳，只有一個條件，要他做上門女婿。他一口回絕，“我這20多年弄不明白身世，還寄人籬下，招到別人家裏也是寄人籬下，這種壓抑感不行，我受不了。”

結了婚，他在公社裏當電影放映員，電影《英雄兒女》裏，女主角王芳和親生父親在朝鮮戰場上團圓，兩代人和解的鏡頭，他哭得最大聲。

那時他有了孩子，知道不是萬不得已，沒人會把親骨肉拋棄，才慢慢接納自己並試著理解親生父母。

2000年後，李萬成看到南方棄兒尋親的新聞，動了心思。

無錫市福利院工作人員回憶，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漸漸得知身世的棄兒們開始尋親。最初是到福利院查詢，或在報紙刊登尋親啟事，成功者寥寥無幾。90年代，各地才掀起了一波波的尋親熱潮。

沒有任何線索，不知目的地在何處，棄兒們還是沿著曾經北上的鐵軌，南下了。

下江南

人在一兩歲時，會記得什麼？

無錫宜興，尋親網站發起人呂順芳的家裏，堆著從北方寄來的上千份尋親資料。

棄兒們在資料裏不厭其煩地敍述，他們記得家附近的河流、湖泊、渡口，記得水邊的茅草屋、蘆葦、水牛，記得哥哥臉上被水牛角劃的傷痕。

這是江南的短暫生活，給他們留下的記憶。

2000年，李萬成第一次到江南尋親。火車從西安出發，站了18個小時，無錫出站時，他恍然有一種前世的熟悉感。

西北壯闊，七月的向日葵開得像河一樣，沒完沒了。低矮的蒼山轉過一彎，還是。灰撲撲的荒街，風野蠻地拍在臉上。

江南不同，雨下得又細又輕，路邊挺拔的香樟樹全被濡濕了，青草簌簌地拱動，空氣裏都是水滴和鳥叫。走在路上，他對破爛房子都多看兩眼。

王金虎去上海尋親不下十次。從90年代開始，他就悶著頭往上海跑，誰也不告訴，什麼頭緒也沒有。只猜測家裏條件應該不好，聽說閘北區發展落後，多工薪階層，就守著閘北，天天往蘇州河上一坐。

黃昏時分，河邊閣樓的燈漸次亮起來，有老人抖抖索索地晾衣服，他一個窗戶一個窗戶掃過去，想找到跟自己相似的身影，一看就是一整晚。走在街上，也老盯著路人的臉看，盯得人發毛。

棄兒們尋親的第一站，大多是福利院。他們要弄清自己的來處。

1993年，無錫福利院辦公室主任余浩在檔案室裏發現一遝30多本嬰幼兒收容、領養、死亡登記簿。稻草漚爛後土法製作的宣紙，已經發黃發脆，紙頭都爛了，十多年無人問津。

1960年的登記簿被翻開，這些冊子三下兩下抹去了三十年的時光，將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他眼前。

登記顯示，僅1960年一年，無錫福利院就向北方送出兩千孩子。

福利院當年負責棄兒工作的專員告訴余浩，那些孩子大多一歲上下，被遺棄在通運路的汽車站、火車站、輪船碼頭，從通運路到當時的福利院，只有兩公里路，當年灑落哭聲的路線，現在是蒼鬱的香樟大道。

那位專員曾告訴余浩，被遺棄的孩子太多，福利院床位不夠，只好借了國營工廠的廠房作為育嬰室，工人則成了臨時護理工。每攢到七八十個孩子，他們就包上一個車廂，送往北方。

最初，收養這些棄兒有嚴格的程式，民政部門挑選的都是身家清白、收入穩定的幹部家庭，孩子送出後都有回執。但隨著棄兒大量湧入，管理逐漸鬆散，在開封等地，就曾有家長未走程式，直接在火車站搶走孩子的情況。

登記簿上的“嬰兒健康損傷情況”那一欄，剛開始還能看到一兩個標注的是“正常”，後面則九成都是“瘦弱不堪”。慢慢措辭變了，成了一度、二度、三度營養不良，“所謂營養不良，你就看不出有多嚴重了。”餘浩說。

似乎是為了記錄現實，福利院給孩子的名字都很糟糕：虐、瘧、痱、疵、疼、瘀。

2004年，餘浩即將退休，每逢值夜班，他整夜不睡，把資料悉數複印，帶回了家。這些資料對所有棄兒開放，許多人到無錫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餘浩家裏，打撈與自己相關的這段歷史。

“其實還有好幾遝死亡記錄，天天都有幾個孩子死掉，我給藏起來了。”他說。

來找孩子的人家不知道，以為孩子還在哪個角落活著。

“為什麼不告訴他們呢？省得再做無用功。”

他說，哪兒敢啊，就是靠著這一點兒希望，讓他們幾十年吮吸著、掙扎著活下來。

56年的煎熬

靠著這點兒希望活下來的，就有無錫宜興的吳南生和呂順芳。

孤兒們南下時，他們正計畫著北上。

吳南生要找他的親弟弟吳閏生，今年應該59歲。唯一可以用來辨認他的，是左手臂上一塊胎記，什麼形狀、什麼顏色，一無所知。

1960年陰曆二月初一，19歲的他親手把弟弟丟棄在宜興百貨公司門口。這是母親的決定，這麼做，是為了讓兩歲的小閏生活下去。

1959年到1961年，是史載的“三年困難時期”，中國遭遇嚴重饑饉，一向富庶的長江下游平原也未能倖免。又因為“大躍進”與“浮誇風”，江南地區的受災程度，比河南等北方省份更甚。

於是，有人把孩子送到當地福利院，或直接送到上海。但上海也沒飯吃了，1960年中央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提到，京津滬這三個最大城市的存糧是：北京為7天，天津為10天，上海無庫存。

只有繼續北上，才有生路。

把孩子送走兩天后，吳南生42歲的母親就餓死了。

這吻合了《無錫縣誌》第五卷農業的記載：1959到1961年，農民口糧每月僅7.5到10公斤稻穀，棄嬰、外流和餓死人、畜現象時有發生。

75歲的吳南生，早活過了母親去世的年齡，說起這段蒼茫少年事時，眼淚仍然簌簌流個不停。

他說自己總是夢到弟弟。剛剛兩歲的他就那麼靠在快要倒塌的老房子裏，眼睛低垂，有氣無力，喊著“哥，我餓”。

這個夢糾纏他一生，56年了。

同樣受煎熬的，是呂大姐尋親網站的創始人呂順芳。

母親在彌留之際，總提起1960年4月送走的妹妹呂雅芳，呂順芳在她耳邊承諾，一定把妹妹找回來，她才閉了眼。

呂順芳是長姐，母親那雙眼睛，折磨她半輩子，也決定了她之後所做的事情——在16年裏，以一己之力，建立尋親網站，舉辦尋親大會，給離開父母的孩子救贖，給失去孩子的父母安慰。

2000年5月，她在無錫組織了第一屆江南棄兒尋親會，這是棄兒尋親從無組織到有組織的關鍵節點。此後年年的五一長假，她都在南京、無錫、常州、江陰等棄兒較多的城市辦尋親會，一天一個城市。各省棄兒循例南下，舉著資料牌尋找親人的身影。

希望與絕望

上萬北方孤兒，懷著一腔熱望而來，又因為隔著遙遠的時空，只能小心翼翼地試探。

呂順芳家裏上千份尋親資料可以佐證他們的心理：大多數人都在資料中強調，“我如今事業有成，家庭幸福，不求金錢，只為一份血脈親情，見老父母最後一面。”

從2000年至今，無錫、常州、南京等地每年舉辦尋親會，從來都是棄兒多，父母少。

潼關另一位棄兒周進峰回憶起他經歷的多次尋親會，內心酸澀：偌大的場館裏，擠滿了五六十歲的棄兒，人人把寫了個人簡介的尋親牌舉在胸前，左等右等，卻等不來幾個找孩子的親人。一場尋親會辦完，回潼關的車廂裏，都是女人們的哭聲。

呂順芳猜測，隔了漫長歲月，父母們老的老，死的死，還有些並不知道尋親會的消息。“當然也不排除，當時家家孩子都多，沒那麼金貴，確實有人沒打算把孩子找回來。”

每次去一趟南方，潼關尋親團裏總有人退掉QQ群，猶豫半晌，又加進來。說下次再也不去的人，也狠不下心，下次還是跟著滿懷希望地去了。

但不管是南下十次的王金虎，還是南下七次的李萬成，都沒有找到親人。

王金虎比李萬成稍好點，他在派出所找到了自己的遷移證明，他被嘉定福利院收留，取名叫毛凡。在那個特殊時代，棄兒們男孩姓毛，女孩姓劉，寓意毛澤東的兒子，劉少奇的女兒。

這些年，DNA認證逐漸普及，一度給王金虎帶來新的希望。但他很快發現，他認定的自己家鄉嘉定，只有2人入了尋親庫。

“沒人找棄兒，你去和誰對？”他眼神黯淡下去，臉上是一種木然的絕望。

當然，並非全是不幸。

“真正能找到親人的，也有千分之一。”這是呂順芳多年的經驗。

到如今，“呂大姐尋親網”仍不時有標紅大字的滾動文章，“向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又有親人的DNA比對成功了！”16年來，呂順芳促成了200多對親人相認。

而那極少數找到的幸運兒，面對一段陌生的血緣親屬，雙方的心情又是尷尬而複雜的。

親人間的相互試探，並不少見。一位洛陽的棄兒，如今已是富商，在去年找到上海的親人。在沒做DNA之前，他要求隱藏自己的富庶，“一是看看他們會不會瞧不起送走的孩子，二是不想太早露富，讓事情變複雜”。

一位洛陽棄兒，前兩年找到了在溫州的母親。找到後，四個姐姐、三個哥哥便叫她回去伺候臥病在床的母親，直到母親去世，兄姐都未幫她一把。

她難過心塞，母親死後，她回了洛陽，與兄姐斷了聯繫。

另一種情況是，就算找到了親人，對方也不想相認。

去年，一位洛陽棄兒尋親時，一男子看了她的資料和胎記，明確告訴她，你就是我妹妹。但是父母已經不在了，這位哥哥不想再走動。

呂順芳介紹，這種情況不在少數，多發生在父母去世、多兄弟姐妹的家庭。

對方最常說的是：看看你還活著，生活還可以，我們就放心了，不用再來往。

是不是真的又有多重要？

7月中旬，新京報記者走訪宜興高塍鎮、官林鎮等地，發現幾乎每個村莊都有家庭棄嬰。

在絕望中泅渡的人，總是需要一根救命稻草。

李萬成在宜興認了個親，他知道那“媽”不是親媽，但這種關係，給了彼此一些安慰。

那是在2000年，他第一次到宜興高塍鎮。李萬成一米八的高個子，大眼睛，高鼻樑，第一眼見著他，70歲的陳老太就堅稱，他們是母子。

李萬成有些蒙了，陳家人身高都不到一米七，看模樣也怎麼都不像是一家人。

陳老太太興奮了，拉著他在高塍鎮的大街上四處轉悠，說兒子終於回來了，說自己對不起他。李萬成有點兒觸景生情，又覺得難堪。

直到歡迎他的宴會上，老太不停給他夾菜。他見著她的臉又小又皺，牙掉得沒有幾顆了，只有眼睛是幾乎透明的淡綠色，像小孩兒一樣單純，用宜興話語速極快地跟他說著抱歉。

他當時心就軟了，認下了這門親。

為了捍衛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兒子，陳老太甚至和同鎮的周老太吵了一架——她們在廟裏上香時遇見了，互罵對方，都說李萬成是自己家的，對方不該橫插一刀。

潼關那批孤兒裏，有好幾個都是這樣模模糊糊認了親，不願再去做DNA驗證。

潼關棄兒周進峰和宜興一戶人家已經認親十多年，“回家”那天，長嫂端來一盆熱水，要給他洗腳。這是無錫風俗，遊子在外漂泊歸鄉，長輩要給他洗腳，慰藉他的辛勞。

回潼關時，哥哥又給他準備了50斤自家的米。當年他餓著出門，如今要飽著走。

“我還能活多少歲數呢？是不是真的又有多重要？找到個親人，有個安慰，就行了。”

甚至還有的家庭，做DNA表明雙方沒有親子關係，他們卻堅持是DNA驗錯了。一年一年，仍然走動著。

餘生像江水漂月

更多的慰藉，其實是來自這些尋親的同路人。

這些當年的棄兒，如今都到了當爺爺奶奶的年紀。離1960年，半個世紀過去了。

從2000年算起，尋親進入第16個年頭了。

他們參加尋親會、網上發帖、DNA入庫，甚至算卦，求籤，該做的都做了。

大多數棄兒已經放棄。餘浩目送他們灰著心離開無錫。臨走時，他們捎上一袋子江南的土，或一瓶太湖的水。聊做寄託。

余浩曾動員無錫當地的官方機構特別是民政部門參與尋親，但應者寥寥，“這是時代的悲劇，誰敢去揭這個瘡疤呢？”

上海市嘉定區民政局的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六十年代的收容、領養手續不齊全，資料大多已丟失，“尋找親人的難度已經非常大，政府能提供的幫助實在有限。”

王金虎的養母今年96歲了，時常糊塗，偶爾清醒。每次他一無所獲，從上海回來，養母就為他生氣：為什麼她不出來找？你都去了，她怎麼這麼狠心。

但因為耳朵上那兩道為相認剪下的疤痕，王金虎沒法兒死心。

他想著，感情在血肉裏，尖刀剜不掉。要麼是父母不在了，要麼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尋親。

兩年前，他白髮一茬茬冒出來，添了外孫，一天見不到，就想得不行。

小傢伙一聲聲姥爺喊得清脆，王金虎忙不迭掏錢包，坐搖搖車、喝QQ星，要啥給啥。

“隔代親都如此，更別說生養之親，哪能是輕易拋得掉的呢？”

李萬成在潼關開著一家飯店。大西北最深的夜，大家總在他開的飯館吃飯。上一鍋最辣的辣子雞，把頭栽進去吃，頭上全是豆大的汗珠。

他們吃完一鍋，各自倒一杯當地的西鳳酒，點上一根糙煙。

講尋親時走過的千山萬水，還有在心裏漚爛的那些，關於父母和故鄉的想像。

說到動情處，把筷子一扔，就放聲大哭。

哭什麼呢？他說，“五十多年啊，像江水漂月，哭可能永遠都見不到的父母親。”

他順手撈起桌上一塊青花瓷盤，燈下泛著幽微的光，格外好看。只是磕了一角，永遠補不上去。

“我活這一生，找不到親人，也是這樣，永遠缺這麼一塊兒。”

新京報記者 羅婷 實習生 汪婷婷 付子洋 江蘇、陝西、河南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