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關留守兒童的話題討論熱烈。根據全國婦聯2013年發佈的《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占農村兒童的37.70%，占全國兒童的21.88%。全國農村流動兒童達2877萬，兩者之和約占全國兒童總數的三分之一。

龐大的基數之下，我國農村留守兒童的總體結構在發生變化。婦聯《報告》顯示，農村留守兒童高度集中在中西部勞務輸出大省，主要集中在四川、河南、安徽、廣東、湖南等省份。四川、河南的農村留守兒童規模大，占全國農村留守兒童比例最高，分別達到11.34%和10.73%。從留守兒童占農村兒童比例來看，重慶、四川、安徽、江蘇、江西和湖南等省份已超過50%，而湖北、廣西、廣東、貴州的農村留守兒童比例也已超過40%。可見除中西部地區外，留守兒童也分佈於廣東、江蘇等東部發達省份。

國家衛計委5月發佈的《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顯示，分年齡看，留守兒童分佈呈“倒U”形，中間略有波動。兩歲孩子留守比例最高，為44.1%，隨後開始下降。婦聯《報告》顯示，與2005年相比，2012年學齡前農村留守兒童(0-5歲)增幅達47.73%，規模快速膨脹，而義務教育階段留守兒童（6-14歲）和大齡留守兒童(15-17歲)分別下降了9.65%和19.68%。

根據婦聯《報告》，雖然義務教育階段留守兒童入學率在96%以上，但是近半數的留守兒童不能和父母一起生活——近1/3的留守兒童與祖父母一起居住，10.70%的留守兒童與其他人一起居住，3.37%的農村留守兒童單獨居住。

和父母的長期分離，使留守兒童的生活受到影響。根據婦聯《報告》，近20%的務工父母在兒童1歲前外出，其中30%在兒童出生1-3個月外出，導致相當數量留守嬰兒由於母親外出不能得到足夠時間的母乳餵養。農村留守兒童監護人不同，對其受教育狀況也會產生不同影響。婦聯《報告》顯示，母親外出，單獨與父親一起居住的留守兒童未按規定接受義務教育的比例最高，達5.12%；父親外出，單獨與母親，或與母親和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未按規定接受義務教育的比例均較低，分別為3.13%和3.11%。

得不到父母足夠關愛，還導致留守兒童心理出現問題。根據公益組織“上學路上兒童心靈關愛中心”近期發佈的《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2015）》（以下簡稱《白皮書》），農村留守兒童的迷茫度和煩亂度明顯高於非留守兒童。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孫雲曉曾表示，孩子的成長特點是年齡越小，情感支援系統要求越高，父母的關注和呵護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留守兒童最突出的問題是父母的遠離，導致孩子的情感支援系統變得脆弱。父母對孩子衣食住行照料不周讓孩子情感荒漠化，缺乏父母的關愛導致他們不會愛別人。

有資料顯示，留守兒童心理問題的檢出率偏高，而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長，孩子的心理問題越嚴重。孫雲曉認為，童年留下的心理問題可能為他們日後成長埋下悲劇的種子。缺乏親情和感情脆弱，容易使孩子的攻擊性變強，處於心理失衡的狀態，有些孩子可能滑向犯罪邊緣，吃不好、穿不好的去偷搶，學習退步無人幫助會被學校淘汰。

很多留守兒童最大心願就是與父母團聚。婦聯《報告》對此給出的建議是，應先在法律法規和鄉規民約等方面強化父母的法定監護職責，探索監督和保護父母盡職盡責的管道和辦法，切實保護留守兒童的福祉。

我國發展過程中長期形成的二元結構使留守兒童面臨著經濟與福利制度、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排斥。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熊易寒撰文指出，留守兒童問題的根源是生產與再生產相分離的勞動體制，以及“經濟吸納、社會排斥”的城市化模式。即將農民工作為經濟要素吸納到城市中來，但卻忽視了他們作為父母、子女和市民的需求。農民工在城市沒有獲得相應的公民身份和社會福利保障，導致其家庭遷徙非常困難。

對此，婦聯《報告》認為消除制度、經濟和社會文化的排斥，是解決留守流動兒童問題的關鍵。特別是對無人監管的留守兒童，要建立長效幫扶和管護機制，對他們成長中出現的問題及時給予教育指導。此外還要加快新農村建設和小城鎮建設，吸引外出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鼓勵、支持和幫助有條件的外出農民工帶著子女舉家進城，使更多農村兒童能夠在父母身邊成長，減少農村留守兒童總量；針對大齡流動兒童教育需求，穩步出臺農民工隨遷子女在異地參加中考、高考制度的相關政策，使更多的流動兒童能夠在自己生活的城市接受高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