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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大唐皇室宗源辩正

大唐皇室宗源辩正

关于李唐的身世，《旧唐书·高祖本纪》《新唐书·高祖本纪》，《册府元龟·帝王部·帝系门》都有明确记载，是陇西李氏，（新唐书记载为陇西成纪，旧唐书记载为陇西狄道） 西凉李暠之嫡裔，这些都是具有权威性的正史，没有确凿证据，是难以推翻的。其次，陈寅恪先生在《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以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的李唐出自赵郡李氏的推断。其主要论据是是《唐光业寺碑》，全称《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以及《畿辅通志》《隆平县志》等方志关于此碑刻的拓文。此碑为唐光业寺的建筑之一。唐高宗（李治）总章年间（668～670年），唐宗室为保护高祖（李渊）第四代祖宣皇帝李熙和第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之陵（即建初陵、启运陵，二陵共茔，全称“大唐帝陵”），在陵墓正东修建光业寺。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三年（725年）又扩建整修，并增建大佛堂，竣工后立此碑以示纪念。关于此碑，《畿辅通志》之拓文为“皇祖瀛州剌史宣简公谨追上尊号，谥宣皇帝。皇祖妣夫人张氏谨追上尊号，谥宣庆皇后。皇祖懿王谨追上尊号，谥光皇帝。皇祖妣妃贾氏谨追上尊号，谥光懿皇后”从残存的碑文可以直接得到“维王桑梓，本际城池”的文字证据，无疑提供出李唐宗室源出赵郡的实证。近年来，从陵区南侧出土的唐王后胤墓志铭，更进一步证明，其为陇西李渊宗室旧域陵寝之所在，再者，李熙、李天锡、李虎、李昺的茔墓，都是按照汉人旧制，而这些陵寝之造，都是在李唐建政之前，李熙及妻张氏皆汉人，其子李天赐及妻贾氏亦皆汉人，其子李虎及妻梁氏亦皆汉姓。这足以说明李唐宗室是汉族无疑。

有人对此提出疑义，李唐既出自赵郡，何必托名陇西？可能有两种理由，一是赵郡之李与陇西之李同源，西魏之前，陇西之李与山东之崔卢李郑，同为望族，自西魏宇文泰以关中为根据地建国，由此就硬性规定关陇李姓为望族，赵郡之李的名望屈居关陇之后，李渊托名陇西，实是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份；或者，本为陇西之李，但并非华盛之门，后展转迁徙至赵郡。二是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先世本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广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因不是名门，是以家风渐染胡俗，名不雅驯。李氏一族至西魏时才真正显贵起来，李渊祖父李虎入关后，东西分立局面已定，遂改赵郡之姓望为陇西，继而又自称是西凉的嫡裔。综合上述两种论述，联系到当时的实际政治背景，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李唐之宗源出自赵郡，当无疑义，赵郡之《唐光业寺碑》以及李唐先世的陵寝，提供出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但为何自称陇西之李？何以表明李唐与山东之崔卢李郑甚为生分的态度？实际上，是李唐王朝出于实际的政治利益考虑，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论述说：“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可谓一语中的，令人信服。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制度，延续到隋唐，仍然有相当的社会势力，统治阶级为获得更多的政治地位，也为标榜自己的出身，托名名门望族完全是可能的，这一现象，甚至到中唐，仍然存在。比方，韩愈的籍贯应为河南孟洲，但为提高门第，托名河北昌黎，因昌黎韩氏在唐代是郡望，李唐王朝为给自己的统治寻找更多的合法性，也为提高门第身份，托名到西凉李暠之嫡裔是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出自实际的政治利益考虑，西魏以至隋唐，关陇贵族一直是中国最有权势的贵族集团，是关陇汉族地主豪强武装与鲜卑军人集团结合起来的强势联盟，谁想统治中国，必须以关陇集团政治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陈寅恪先生的论证非常有力，令人信服。李渊、李世民父子首先是务实的政治家，其首要考虑的，是巩固关陇集团的政治势力而非单纯的认“宗族”，“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封建政治规则使得联姻、宗族谱系的“认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太宗命高士廉等人编纂《氏族志》，也是同样的目的：确立以李唐皇室为核心、关陇贵族为中心的政治权威，协调关陇贵族集团与山东士族集团的政治利益。同样的理由也可以支持太宗在立储上为何最终确立晋王治为太子，而非魏王泰、或者吴王恪，因为太宗首先考虑的，是关陇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巩固大唐帝国的基业，防止可能出现的内部分裂甚至内讧，太子的人选的确定，必须得到以老臣兼元舅的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权臣的支持，吴王恪是庶出，魏王泰见恶于长孙氏，唯一的人选只能是晋王治，虽然以才干迩论，晋王治是最次的人选，却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反对方的论据主要来自刘盼遂的《李唐为蕃姓考》其主要证据是，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载，对李氏自称的宗源谱系，僧人法琳曾当着李世民的面予以反驳：“琳闻拓跋达，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认为李氏是拓跋达阇的苗青，自称陇西李氏后裔，实属假冒。实际上，这种引文是断章取义，联系当时的实际背景，可以明显发现法琳的话，纯属谣诼。
法琳为何不惜冒丧生之险，当面顶撞李世民？有何目的？其根本原因在宗教纷争，佛教与道教的纷争，自魏晋以来，持续不断。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运动，固然是拓拔涛本人穷兵黩武，“锐志武功”的扩张野心，也是大臣崔浩、道士寇谦之等人从中挑拨的缘故，包括后来的唐武宗灭佛，也是宰相李德裕，道士赵归真等人的主张。佛道双方一方面互相斗争，同时，又竭力争取最高统治集团的支持！ 李唐皇室为抬高身价，以老子为皇宗，尊崇道教，诏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这无疑是给道教的发展、扩大提供政治出路，但同时，也引起佛教徒的强烈不满，双方的矛盾、争论日趋激烈，贞观七年（633年），太子中舍辛谓设难诘问佛教徒，僧慧净著《析疑论》予以回答，僧法琳进一步扩《析疑》为答。佛道的争论，引起社会注意。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表态，对“殊俗之典，誉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现象，不能容忍，下诏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这样，佛道在宗教上的高下之争，变成体现李唐皇室尊卑等差的政治问题。李世民表态支持道教，无疑引起佛教徒不满，僧智实等人上表反驳，攻击道教，受到朝堂杖责。贞观十三年（639年），有道士奏称，法琳所著《辩正论》一书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唐太宗推问法琳，才有上述的一幕。对佛教徒而言，只有否定老子“皇宗”的地位，才能获得“解放”，取得与道教平等竞争的地位，如此，必然涉及李氏宗室的溯源问题，法琳是以口出妖言，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刘盼遂等人认为，法琳不惜冒丧生之险，坚持异议，必有真凭实据，可是，查遍《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全文，法琳的证据也不过是“臣闻”两个字，也就是道听途说，并没有丝毫的实证。而法琳为什么甘冒丧生之险去当面顶撞李世民？一是因为过度的宗教狂热，在任何狂热的宗教徒看来，能够“光荣”殉教，简直是十辈子求之不得的福分，刀锯鼎劐尚且不避，何况一死？二是法琳认定，李世民未必敢杀他，原因简单，法琳敢当面攻击李唐皇室的宗源谱系，真正目的是要张扬视听，让天下人都知道老子非“皇宗”的史实，为佛教的发展取得出路，并非对李世民的身世有什么真正兴趣，若是李世民因此而杀他，岂非有欲盖弥彰之嫌？纵然法琳一死，但天下人都认为，是李世民“心虚”，想杀人灭口，果真这样，岂非反面助长法琳的妖言？以李世民的聪明，不可能认识不到法琳的用心！再来看法琳与李世民争论的全文：

帝因亲降问曰“朕本系老聃。东周隐德。末叶承嗣。起自陇西。阐大道为道元。随迎不测。谈上德为德母。视听莫知。苞四象以运行。括二仪而亭育。既无得而称矣。信日用而不知。朕所以尊乎祖风。高出一乘之上。敦乎本化。超□百氏之先。何为诡刺师资。妄陈先后。无言即死。有说即生。”
法师对曰“琳闻。尧舜之君唯恐无言。桀纣之君唯恐有言。又东方朔答武帝云。臣生亦言死亦言。琳今属尧舜之君。何得无言者哉。琳闻。拓拔达□，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谨案。老聃之李。牧母所生。若据陇西。乃皆仆裔。何者？炖煌宝录云。桓王三十九年。幸闲预庭与群臣经夜论古今。王曰。老聃父为何如人也。天水大守□绥对曰。老聃父姓韩。名虔。字元卑。癃跛下践。胎即无耳。一目不明。孤单乞贷。年七十二无妻。遂与邻人益寿氏宅上老婢字曰精敷。野合怀胎而生老子。又王俭百家谱云。李姓者。始祖皋繇之后。为舜理官。因遂氏焉。乃称李姓。李氏之兴起于聃也。以李树下生乃称李姓。至汉成帝时。有李隐抗烈毁上被诛。徙其族于张掖。在路暴死。其奴隶等将其印绶冒凉得仕。所谓陇西之李自此兴焉。又老子云。吾不敢为天下先。故述五千之训。又言。不与物竞。处众人之所恶。既处物不竞。又不为先。恕己推人。守雌保弱。老子西升经又云。乾竺有古皇先生者。是吾师也。绵绵常存吾今逝矣。又符子云。老氏之师号释迦文。尹喜内传云。老子曰。王欲出家。吾师号佛。觉一切人也。今受天帝请食。还当为王及群臣等一时受戒。窃以拓拔元魏。北代神君达□。达□系阴山。贵种经云。以金易□石。以绢易缕褐。如舍宝女与婢交通陛下即其人也。弃北代而认陇西。陛下即其事也。又老生姬季之末。释诞隆周之初。世隔一十余王。年经二百余祀。此即师资验矣。先后显然。勘卷分明。在文指的。伏惟陛下。好生恶杀赖及虫鱼。拯溺救焚化沾荇苇。等三皇之世。教而不诛。同五帝之时。师而不阵陛下若奋赫斯之怒。则百万不足□情。陛下若敛秋霜之威。则一言容有可录。轻忤御览营魄飞扬。尘黩威严心魂失守。”

帝时大怒竖目。又问法师曰。“朕闻。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尊祖重亲□由先古。何为追逐其短禽鼠两端。广引形似之言。备陈不逊之喻。擢发数罪比此犹轻。尽竹书愆方斯未拟。爬毁朕之祖祢。谤黩朕之先人。如此要君理有不恕。”
法师对曰。“琳闻。文王大圣。周公大贤。追远慎终。昊天靡答。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虽有宗周。义不争长。何者。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古人党理。而不党亲。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不以疏而不赏。赏彼有功。不以亲而不诛。诛其有。过伏惟陛下。道含弘而光大。恩被八埏。德普覆而平均。网开三面。纳忠言若弗及。悬五听以干干。从善谏其如流坐。九重而翼翼陛下今纵雷霆之怒。琳甘纷骨灰躯。傥垂雨露之恩。庶全骸骨。”

综观辩论过程，太宗与法琳辩论的焦点是：老子是否李唐的“皇宗”？而不是李唐是否出自拓拔，法琳的引言，充斥着佛教徒杜撰的“经书”中对道教的毁谤以及关于陇西李氏宗源的诸类谣言，诸如胡说什么“老聃父姓韩。名虔。字元卑。癃跛下践。胎即无耳。一目不明。孤单乞贷。年七十二无妻。遂与邻人益寿氏宅上老婢字曰精敷。野合怀胎而生老子。”这样的话可信吗？“又符子云。老氏之师号释迦文。尹喜内传云。老子曰。王欲出家。吾师号佛。觉一切人也。今受天帝请食。还当为王及群臣等一时受戒。” 纯粹荒诞不经！法琳的“证据”来自其笃信的伪造“佛经”，佛道两教自魏晋以来互相伪造经书，毁谤攻击，道教杜撰伪经“老子化胡经”说什么老子西出函谷关，到印度，化身佛陀，开创佛教；佛教徒也杜撰经书称，佛陀谴三菩萨东来震旦，化身老子、孔子、颜回云云。法琳关于陇西李氏非宗源老聃的说法，来自其自称的北齐王俭的《百家谱》，该书结论之真伪，已难考辨，即使为真，也只能说明陇西李氏非宗源老聃，并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否定李唐先世源出赵郡的定论。法琳的发言，核心内容始终是李唐先世非出自老聃，也就是让天下人都知道老子非“皇宗” 的史实，这是这个佛教徒真正关心的，而非对李唐皇室之宗源有什么真正兴趣！

法琳的引言，要么是道听途说的谣言，要么是佛教自己杜撰的伪经，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再结合法琳发言的背景，其话有多少可信度？唯一提到关于李唐身世的话，不过是“琳闻。拓拔达阇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这一句，再说法琳这句话，也是错漏处处，拓拔达阇，即便是鲜卑语，翻译成唐言，也不可能是“李氏” 拓拔作为姓氏，已被魏孝文帝改为元姓，怎么可能是李氏？要么拓拔是部落代称，达阇是姓氏，达阇出自何语？是鲜卑语的汉语记音？还是梵语的汉语借音？据佛籍载，乔达摩（佛陀）之弟，名为波罗达阇，而达阇之名，非常接近梵语，或许是崇奉佛教之鲜卑部族名称？但也不能证明，译成汉语为李氏，若是李唐先世被赐姓之“大野”氏的转音，那更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大野”氏是西魏政权后来推行复辟政策的鲜卑化产物，非李唐先世本姓，比如，同被赐姓的还有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赐姓普六茹氏。在西魏政权的这种复辟政策之下，大批汉化的鲜卑人和原有的汉人又开始鲜卑化，名姓更替频繁，不是死抠古籍能区分清楚的。再者，法琳之谓“柱下陇西”何所指？柱下，应该指的是李虎在西魏时踞八柱国之高位的史实，倘若法琳连这一基本史实都不承认，还谈什么追究李唐的宗源？关于李唐先世的族属，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李熙、李天锡、李虎、李昺的茔墓，都是按照汉人旧制，而这些陵寝之造，都是在李唐建政之前，李熙及妻张氏皆汉人，其子李天赐及妻贾氏亦皆汉人，其子李虎及妻梁氏亦皆汉姓，足以证明李唐的汉族身份，李唐先世的真正发迹，是在李虎，至于李虎之前，或者是鲜卑化的汉人戍于武川的军户，或者是渐染胡俗的民户，已不重要，李熙距李世民，已历五世，纵然有染胡俗，也不影响李世民作为一个真正的汉人。魏晋南北朝，本来就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汉人的鲜卑化和鲜卑人的汉化错综复杂，鲜卑人汉化的固然不少，汉人的鲜卑化也非常普遍。比方，高欢的曾祖高湖降魏，祖高谧得罪，被迁徙到怀朔镇，到高欢时，一家完全鲜卑化，居住在平城一带的各族被掳人，相处既久，逐渐融化成鲜卑人。

北魏统一北中国之前，就已经开始民族融合的步伐，北魏一代共立二十五皇后，而汉人居十一。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汉族祖母冯太后奠定下来的基础。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大力推行民族融合政策，定出汉族士族的门第高下，承认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为最高门，与鲜卑八姓地位相等，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博陵崔氏门第也很高。汉族士族中有汉魏以来拥有清望的名门旧姓，也有十六国以来声势盛大的坞主豪强。 魏孝文帝推动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自已取卢崔郑王及陇西李氏女入宫，又指定六个兄弟元禧聘陇西李辅女、元干聘代郡穆明安女、元羽聘荥阳郑平城女、元雍聘范阳卢神宝女、元勰聘陇西李冲女、元详聘荥阳郑懿女，原来的正妃降为侧室。魏家公主也嫁给汉族名门，如卢道裕娶献文帝女乐浪长公主，卢道虔娶孝文帝女济南长公主，卢元聿娶孝文帝女义阳长公主。在鲜卑贵族、汉族士族的带领下，一般鲜卑人和汉人的通婚更是普遍化，少数的鲜卑人很快被融化了。这样大规模的全面的民族融合中，那里还有什么纯粹的鲜卑人？

关于李唐非汉族的说法，还有许多希奇古怪的论据，比方说李世民墓葬中有战马石刻陪葬，因为以战马陪葬是突厥人的习俗，是以太宗为突厥人云云，李世民又变成突厥人了？其实这个论据甚为荒诞，李唐帝王陵墓之中，只有李世民的墓葬有战马陪葬，若李唐果真是突厥族系，则李渊墓葬中也应有战马陪葬，而李渊没有，所以是汉人，老子是汉人，儿子倒成了胡人？可能吗？真正的原因在于，李世民作为一位英姿天纵的军事统帅，长年的戎马生涯使其对战马分外有感情！所以以战马石刻陪葬昭陵。还有论者以为，高宗纳太宗才人，玄宗夺王子妃，因为这可能是原始群婚制残余的折射，是以李唐宗室源自胡人。这种说法更是穿凿附会、吹毛求疵，中外历史上众多统治阶级的宫廷生活都不免奢靡、淫乱，这只能以统治阶级贪婪、自私的享乐本性以及人性的弱点来解释，而不能穿凿附会成胡人陋习，历史上宫廷淫乱的史实比比皆是，五代朱全忠也淫及太子妃，难道也是胡俗陋习？况且，对高宗纳武氏为妃，长孙无忌、禇遂良诸辅政之元老大臣都出面力谏，认为其有悖人伦，指出（武则天）“曾伺先皇，众所共知”，但高宗性怯懦，又为偏言惑，终至废后立武氏；玄宗夺取儿媳，自知理亏，也不敢明目张胆的进行，先让杨玉环出家当道姑，以掩人耳目，之后才入宫。这些显然是最高统治者腐朽淫逸的私生活以及个人私情，那里能牵强到什么胡俗陋习？再有论者说，李唐先世之中，有个别汉译鲜卑语之名云云，其实，这在前面已反复说过，南北朝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时代，反复较量的汉化与鲜卑化，使得民族融合在语言、姓氏等方面极为普遍，这根本不是死扣一两处古籍能说清的，真正关键的是：民族不是种族，民族始终是偏重文化意义上的概念，而非单纯的生理概念，若以血统迩论，恐怕全世界都找不出一个“纯粹”血统的民族来！原因简单：近亲繁殖的民族，后代弱智、白痴多，一个民族越是族内婚、近亲繁殖，其消亡的越快！另一方面，李唐皇室始终坚持自己是汉族血统、华夏正宗，李唐确认老子为“皇宗”之说，尽管其有其政治目的，但也可见李唐皇室对自己汉族血统的高度坚持与强调！针对法琳肆无忌惮的妖言，李世民大怒，指斥其“爬毁朕之祖祢。谤黩朕之先人”，足见李唐皇室对自己源出华夏名门的绝对心理认同， （比较之下，当代有些人喋喋不休的穿凿附会，私自替别人做主，硬把李唐皇室拉入游牧民族阵营，是否有些“越俎代庖”的乏味？）李世民身上确实有鲜卑血统，这一点毋庸讳言，但民族属性的判断，是以语言、文化、民族心理认同等多个角度来决定的，民族不是种族！另有一些所谓的“论据”，因其太过荒诞乏味，不予辩驳。

这个问题争论的实质，不在于李世民到底是胡是汉，而在于实际的政治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纷争，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御用知识分子竭力论证李世民为胡人，是为配合日本侵略者正在进行的侵华战争，削弱中国人，尤其是汉族的民族自信心，而当今某些人，竭尽全力鼓吹李世民是胡人云云，无非是想把李世民，甚至李唐皇室、大唐王朝纳入游牧民族的“光荣”之中，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若以血统迩论，隋炀帝杨广也是胡汉混血儿，却没见谁竭力把杨广往自己民族阵营里拉？避之惟恐不及，更别说拉了！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英明君主，功勋卓著的封建政治家，也是一位英姿天纵的军事天才,两唐书以及历代史家对其评价都很高。由他开创的“贞观之治”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政治文化不可企及的典范，后世的封建帝王及其臣子也把《贞观政要》当成他们施政的必备教科书；由李世民和大臣李靖讨论兵法的语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也被后世列入《武经七书》，成为古代军人必读的军事教材；唐太宗的文学、书法也值得一提，太宗经常亲自拟书诏令，还与文臣一起诗酒唱和，太宗喜书法，尤擅“飞白”（草书的一种）。由唐太宗真正奠定基业的大唐王朝，把中国古代史的灿烂辉煌推上颠峰，成为中国历史最华美最壮观的篇章！李世民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光照千秋的巨人，即使在世界古代史上，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历史巨星，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丝绸之路东端最伟大的君主”，丝毫不逊色于古希腊的亚历山大，东罗马的君士但丁，法兰克王朝的查理曼大帝。对于这样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各个民族都想把他拉入自己的阵营，以之增强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是可以理解，但是由此而断章取义、歪曲历史，穿凿附会、吹毛求疵则是不可取的。

2004 12 3
张少炎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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