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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64 - 2004-04-05 08:43:35 ○「三論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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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宗

南北朝時期產生的一個佛教學派,以研習《中論》、《百論》、《十二門論》而得名。傳說以釋迦牟尼為第一祖,馬鳴為二祖,龍樹為三祖,實際創始人是鳩摩羅什。5世紀以後形成南北兩派,但不久兩派即結束。6世紀時重新振興,以吉藏為集大成者。唐代中葉以後,遂告沉寂。
三論宗在堅持「一切皆空」的前提下,強調用「世俗諦」和「真諦」之二諦來認識世界皆幻的真實不虛的道理,突出「八不中道」實相義,即認為世界萬物皆處在一個非此非彼的狀態,因此要破邪顯正,即在破除邪見時,就證明了正見,也就達到了佛教所說的中道認識。




編輯者: 不才 (2004-04-05 10: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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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65 - 2004-04-05 08:44:22 ○「天台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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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宗

中國佛教最早建立的民族化的佛教宗派。
尊印度龍樹為初祖,二祖為北齊慧文,三祖慧思,實際創始人是四祖智顗。
因智顗於陳隋期間在天台山著書立說,創一家之言,故得名。

天台宗以《法華經》為理論依據,故又名「法華宗」。

天台宗融合了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南方重義理,北方重實踐的佛學特點,
主張「止觀」並用,既要重視學習理論,又要重視坐禪。

強調各種事物皆為一心的產物,是為「一念三千」。

世界上事物都是虛幻不實,顯現空相,是一種假名。

但是它不是全空全假,而是非空非假,從中道來認識這種空假,
就體現了空假中為一,是為「三諦圓融」。

在修行上,天台宗要求「一心三觀」,
即觀空、觀假、觀中,只有實行了這種觀法,
才能除掉「無明」,獲得涅槃解脫。

智顗創教後,經五祖灌頂的弘揚,盛極一時。
此後漸漸衰落,唐代湛然時曾一度中興。
五代時,吳越王朝從朝鮮取回佚失的經典,知禮著書,
天台宗又一次中興,分為「山家」、「山外」兩派。

元、明、清三代,傳人都作了復興的努力。

現代有倓虛、興慈、靜權等高僧致力開拓。

天台山國清寺是天台宗的根本道場和祖庭。



編輯者: 不才 (2004-04-05 10: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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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66 - 2004-04-05 08:45:23 ○「法相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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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宗

在初唐時代由玄奘和窺基於長安建立,
以《成唯識論》、《瑜珈師地論》、《解深密經》等為根本經典。

該宗主張「萬法唯識」的思想,
認為世界上各種事物和現象都是由人的主觀之識而得到的,
所以又稱「唯識宗」。

「識」有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八種,
以阿賴耶識最重要,是一切現象的根源,它能變現世界,是「種子識」。

它還提出成佛之人有聲聞、緣覺、菩薩、不定、無性五種種姓,
這也是由阿賴耶識所決定的,不可更改,而且有的人根本不可能成佛。

玄奘在世時因受到唐朝帝王的支持,法相宗得以興盛。

其弟子窺基對唯識宗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被認為是完成唯識宗大業之人。
因窺基常住長安慈恩寺,故法相宗也稱作「慈恩宗」。

窺基的弟子智周之後,法相宗進入衰微,到宋代已經不顯,
是唐代諸宗派中存世時間最短的一個。

近代唯識學曾經一度復興,建立了研究機構,培養了弘法人材
,從日本找回一些已佚的古籍,出版了一些研究著作。


編輯者: 不才 (2004-04-05 10: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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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67 - 2004-04-05 08:46:10 ○「淨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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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宗

淨土宗以信徒追求往生西方淨土而得名,尊東晉廬山慧遠為初祖。慧遠曾邀集僧俗18人成立白蓮社,發願往生西方,故又名「蓮宗」。實際上對後世淨土信仰影響較大的是北魏的曇鸞,他著有《往生論注》宣揚淨土思想。唐代道綽是淨土宗的真正創始人,他講解《觀無量壽經》200遍,著《淨土論》2卷,將禪定唸佛改為口唱唸佛。淨土宗後來漸漸與禪宗融會,禪淨合一,成為中國佛教思想的主流之一,在民間影響尤巨。
該宗以《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和世親的《往生論》之「三經一論」為所依經典,主張人們所居住的現實世界是「穢土」、「塵世」,佛所居住的地方是「淨土」、「佛國」,阿彌陀佛所在的西方極樂世界是淨土中之淨土。人們只要生前口唸「阿彌陀佛」名號,即可在死後往生西方淨土,達到解脫。


編輯者: 不才 (2004-04-05 10: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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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68 - 2004-04-05 08:47:20 ○「華嚴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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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宗

華嚴宗因奉《華嚴經》為根本經典而得名,
尊杜順為初祖,智儼為二祖,實際創始人是三祖法藏。

法藏曾被武則天賜號「賢首」,封為國師,故華嚴宗又名「賢首宗」。

四祖澄觀精研《華嚴經》,深為在朝卿相致禮,敕為國師,奉敕著疏。

五祖宗密既學華嚴,又習禪宗,會通各宗。

唐武宗滅佛後,華嚴宗法脈中斷。宋初重新復興,不久再衰。

該宗主張法界緣起,又名「法界宗」。法界即是「真如」、「實相」,
為事物的本質,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四種。

「一真法界」為世界一切現象的本源,一切現象皆由「心」隨緣而起,
離開了心則別無一物。一切事物的關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圓融無礙。

在宇宙中每一種事物都體現著相輔相成的圓融關係。

該宗還認為,現象都是虛假的,只有本質才是真實的。
眾生只要離開妄想,佛教所說的智慧即可以現前,於是就可以成佛,得到解脫。


編輯者: 不才 (2004-04-05 1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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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69 - 2004-04-05 08:50:41 ○「佛教在中國 (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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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國 (簡略)

  印度的佛教,從印度本土經帕米爾高原,越過喜馬拉雅山而進入中亞,其間接觸各種不同的風土人情,滲進許多新要素,才抵達漢民族的中國:這一番傳來的過程共經歷了五百年之久。一般都以後漢明帝永平十年(六七年)為佛教初入中國的年代,但是在這以前,依[三國志] (魏略西戎傳注)記載,前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年),景廬曾從大月氏王的使者口授佛經;後漢明帝之異母弟楚王英(?~七二年)的信奉佛教,一般更認為是史實。當時傳來的佛教,當然也融合了所經地的固有思想。由不同風貌的外來傳道者所宣揚的佛教,要滲透到一直都有儒家此一卓傑思想的中國,並為其接受,勢須花費相當的歲月。

  削髮出家、捨親人、不祭祖等進入佛門的要件,已違反了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德性-孝。因此要想使佛教廣佈於中國社會,便非先解決這個問題不可。[一人出家,九族生天]可能就是為了答覆這些最早引起的問題。因而在國家正統學術的儒家思想,與長生不老神仙方術的道教中,佛教是以一種鬼神方術而為中國人所接受。漢人僧侶之出現 最初的佛教佈道者全是外國人(印度及其他西域人),但是在南方到東晉明帝太寧中(三二三-三二五年)允許漢人出家;在北方的胡族國家則因世人所崇奉歸信的神異僧--佛圖澄之建議,而在後趙建武元年(三三五年)允許漢人出家。由是佛教奠定了成為中國宗教的基礎,而逐漸廣泛深入地為中國社會所接受。

  中國僧侶出現以後,過去被看成夷狄神祇的佛教,現在已被統治階級的士大夫們,認為應該隸屬於帝王的統治之下,並且強調沙門也應嚴守相當於中國古典禮法的戒律。嚴守戒律,是要求沙門應以方外之民處於世俗之外,但也認為沙門應向王者敬禮。這個禮敬問題,從東晉桓玄之後便不斷的重覆討論。中國淨土宗的始祖廬山慧遠(三三四-四一六年),是反對論的急先鋒,主張沙門不須禮敬王者。然而中國的佛教還是得依王法的承認才能存在,佛教的存廢常為帝王對佛教的好惡所左右,由此而發生的廢佛事件遂經常出現。這類問題常以儒、佛、道三教論爭而吸引知識份子的注意力。不過,其後以儒家和老莊語句解釋佛教的格義(理論性)佛教和佛教教學的哲學論證,跟以宗教形式滲透入中國社會而以信仰為主的佛教,是完全不同範疇的,這點須注意。

  早期由印度人或西域人所翻譯的佛教經典,由於忽略印度方面佛教教義的發展順序,而將小乘、大乘之經典,俱視為釋迦牟尼的話語而傳來中國,中國人接受後也未曾感到任何矛盾之處。中國籍的僧侶出現後,對經典的翻譯開始深切的反省,於足對既譯經典的整理(經錄之編纂),以及經典解釋法等工作便漸漸發達起來。不僅翻譯印度西域語的經典,也出現了許多中國人所撰述的佛典,這些對解釋中國人如何解釋、接受印度佛教,實為一項極有益處的材料。道安及鳩摩羅什 東晉的代表僧侶道安在佛制定的戒律外,還為中國僧團特別制定了僧尼規範,可見當時這個外來的佛教,已逐漸以適應中國人及土地的方式發展起來,道安的規範,也就是後世禪宗清規的前身。

  西域僧人鳩摩羅什(三四四-四一三年)翻譯了許多經典,如阿彌陀經、法華經、維摩經;以他及弟子僧肇為中心的北地教團,因運用神異的傳教法,深得北方胡族的崇信,使得佛教盛行於北方。 南北朝時代的佛教經由社會教化,漸漸地深入中國各地。北方的佛教在各個階層皆盛行神異性的佛教,寺院佛塔的建立以及佛像的塑造也流行於民間,可見佛教的普及。此外,佛教教團在社會福利事業上,也扮演重大的角色。北魏太平元年(四七七年)。

  首都平城有寺院一00所,僧尼二000人,到北魏末期,首都洛陽就有寺院一三六七所,而江北全域共有寺院三萬餘,僧尼則多遴二百餘萬。這龐大無比的教團,在社會經濟上已經形成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在南方,知識份子已頗能了解佛教教義,與佛教僧侶的來往,是一般知識份子深引為榮之事,而佛教僧侶也極樂於跟他們交往,清談因而盛極一時。到梁武帝時,江南佛教已臻全盛時期,比如後世在中國佛教的法會中為人熟知的水陸會、施餓鬼會等的起源,傀是武帝時代所肇始的。梁武帝晚年在不幸的遭遇中鬱悶孤寂而死,享年八十六歲。武帝之死,後世儒者認為足信奉夷狄佛教者的末路,而成為攻擊佛教的理據,這點值得注意。

隋唐佛教之大勢

  北周武帝為了實行富國強兵政策,計劃淘汰妨害這種政策推行的佛寺及僧侶。這個廢佛政策,是由當時還俗僧衛元嵩及道士張賓等上書所促成,並令儒、佛、道三教各論其優劣,而於建德三年(五七四年)三月開始強制施行。許多僧尼不願還俗而逃到南方;廢佛政策在武帝死後,由宰相楊堅起意廢除,使佛教得以復盛。文帝的佛教治國政策:隋高祖文帝在統一南北朝分立的局面後(五八九年(,致力於消除漢胡對立的形勢,以吸收南北朝的遺臣,確立國基,所以倡導眾生平等的佛教思想,並以之為根據而推行中央集權政策,這與以前採取儒家德治政策的歷代施政方針,確是有極大的差別。由於民眾大量的捐奉,隋在天下各地的主要都市建了三處仁壽舍利塔,並請學德兼備的高僧從事佈教。舍利塔的建立,不由國家出資而由民眾捐獻,對佛教的滲透民問有著極大的貢獻。

  武帝的廢佛與[末法佛教]之自覺相輔相成,而產生出南北佛教融合的新局面,出現了源出法華經的天台宗(智者大師智顗)或三論宗(嘉祥吉藏)等新宗派,中國人所創的中國佛教已日漸榮盛。智顗使煬帝歸信佛教,煬帝對佛教亦有好感,然而由於中國向來以儒家為正統思想,一旦改行佛教治國,反對勢力必然甚大。因此文帝的意圖沒有順利達成。但足這一股隋代所引起的新風潮,卻由唐代繼承,而產生佛教的全盛期。末法佛教及淨土宗:隋唐佛教的特色之一便是[末法佛教]。佛陀入滅後五00年間為正法期(教、行、證),其後為像法(像似之法唯有教與行)時代,歷時千年,再後則為只有教而無行、證的末法時代,據說長達一萬年之久。

  南朝梁元帝承聖元年。亦即北朝齊文宣帝天保三年(五五二年),正值佛滅後一五0一年,也就是末法時代的第一年,佛教界中瀰漫著一片濃厚的危機意識。果如預言所料,篤信佛教的君主梁武帝在悲慘的境域中去世,此外又有廢佛事件,佛教界的墮落腐敗則隨處可見。這時候,南岳慧思起而強調這種現象,於是在期待末法之教法來臨時,信行的三階佛法及石壁玄中寺中曇雲、道綽、善導(六一三-六八一年)等一脈相承的淨土宗,遂在中國各地逐漸盛行。 這種深化自我批判,將自我全部委之於阿彌陀佛的口頌佛號之淨土宗,傅到日本後便成為法然的淨土宗,和親鸞的一向宗。教相判釋:與偏重於學問的佛教相對。為符合末法而上場的新宗派,均是以實踐為旨,進行批判佛一生的教言,而主張己派為最優的教相判釋。天台宗約五時八教,華嚴宗約五教十宗等俱是,這些都顯示了中國化佛教的新發展。以四分律為中心的律宗,亦由道宣(五九六-六六七年)奠立南山律宗的基礎。佛教徒本來就很至視戒律,但足那些新興教團為了便於管理,更需進一步去研究律學。道宣此外還有許多著作如[廣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論衡]、[續高僧傅]等。最先把戒律傳入日本的鑑真(六八七-七六三年)亦足南山律宗這一派的人。

  玄奘完成了十九年偉大旅程的玄奘(六00-六六四年)共翻譯了經典七六部一三四七卷,他雖也是法相宗的祖師,但人們知之還遠不如他的[大翻譯家]之名。他所翻譯的新經比起鳩摩羅什的舊譯,文法上顯得嚴密多,也更忠於原典,實在是劃時代之作。此外透過由他的旅行報告[入席曲城記]轉化而來的[西遊記],更使他成為中國的民族英雄,名垂千古。出自玄奘門下的普光等人,還成立了俱舍宗。此外,其門下的另一英才窺基(六三二-六八二年)因言作甚多而被稱為[百本疏主]。玄奘的演講錄都由窺基筆記,因此有人說若無窺基,玄奘之學便不可能如此廣佈。
  
有云玄奘為窺基講述唯識論時,同門的新羅僧圓測藏在地板下偷聽,因而得先窺基傳述給門弟:這則小故事恐怕足窺基門下的訛傳,但由此也可看出長安佛教界的另一面來。密教:上述唐代各宗派,各以適應時代之姿態。展現出新的風貌而活躍於一時。密教方面,也像以前的請雨經、咒鹵經等那樣,以乞雨、治病用之咒文為中心的雜密廣為人所知,且投合中國人的喜愛,而擁有許多信徒。



編輯者: 不才 (2004-04-05 10: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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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70 - 2004-04-05 08:52:43 ○「後漢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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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後漢佛教 (黃懺華)


 後漢佛教,是佛教流行於中國最早的一個階段。佛教最初傳入漢土,確實年代已難稽考。但古來佛教徒間流傳著漢明求法、佛教初傳的史話,同時也傳說漢明之前佛教即已傳入,兩說各自發展。最後,漢明求法說頗爲一般佛教徒所樂道,而漢明以前傳來說也愈推愈遠。現在分別述之如次:

(1)、漢明帝以前佛教傳來說,依據文獻流行的次第,可舉出十種:

其一,曹魏魚豢所撰《魏略.西戎傳》說:“昔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見《三國志.魏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其後《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孝標注,《魏書.釋老志》等也引用此文,而略有出入。如《魏書》作博士秦景憲。唐法琳《辯正論》又作秦景至月氏,其王令太子口授浮屠經,有類趙宋董逌《廣川畫跋》卷二所引《晉中經》之說。

其二,東晉哀帝興寧三年(365年)習鑿齒與道安書說:“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其後王謐答桓玄書也說:“大法宣流爲日諒久,年逾四百,歷代有三。”又劉宋宗炳《明佛論》說:“劉向《列仙(傳)敘》七十四人在佛經”;《世說新語.文學篇》劉注也依據《列仙傳》說:“如此即漢成、哀之間(西元前32—1)已有經矣。”這些皆是泛指西漢末年而言。

其三,宗炳又說“東方朔對漢武劫燒之說”,好象漢武時(西元前140—87年)已經知道和佛教有關的劫灰說。

其四,宗炳又說,伯益述《山海經》有天毒國(即天竺)偎人而愛人一語,當於如來大慈之訓,似乎佛教已聞於三五(三皇五帝)之世。

其五,北齊魏收《魏書.釋老志》除引用伊存授經一說外,還依《漢武故事》(劉宋王儉託名班固撰)說,漢武元狩中(西元前122—117年),遣霍去病討匈奴,獲得休屠王的金人,帝以爲大神,列于甘泉宮,燒香禮拜,爲佛道流通之漸。

其六,上述《釋老志》還依《史記.大宛傳》說,張騫使大夏還(西元前126年),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

其七,梁蕭綺輯本王嘉《拾遺記》說,戰國燕昭王七年(西元前317年),沐胥國(即身毒)有道人屍羅來朝,荷錫持瓶,沐胥國五年,乃達燕都。

其八,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一載,秦始皇時(即元前218年)有諸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齎經來化始皇。唐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也有此說,並謂出於道安、朱士行等《經錄》。

其九,唐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中又據《周書異記》說,周昭王二十四年(西元前1029年)甲寅,發生水泛、地動、天色變異等象,太史蘇由說有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而以此爲佛誕年代。北齊僧統法上曾沿此說以答高麗使者,後來更爲一般佛徒所習用。

其十,唐道宣《廣弘明集.歸正篇》引用《列子.仲尼篇》說,丘聞西方有聖人,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乎無能名等語,斷言“孔子(西元前551—429年)深知佛爲大聖”。

以上諸說,基本上是以佛教初傳於漢代爲主;但除伊存授經一說外,大多數由於和道教對抗,互競教興的先後,遂乃將佛教東傳的年代愈推愈遠,所有引據大都是虛構和臆測的。

(2)、漢明帝永平十年(67年)佛教傳來說。一般略謂:永平十年(64年),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明晨問於群臣。太史傅毅答說: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將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訪求佛道。十年(67年)蔡愔等於大月氏國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兩人,並得佛像經卷,用白馬馱著共還洛陽。帝特爲建立精舍給他們居住,稱做白馬寺。於是摩騰共法蘭在寺裏譯出《四十二章經》。這幾乎是漢地佛教初傳的普遍傳說,從西晉以來就流傳于佛教徒間(石趙時王度疏中就有漢明感夢初傳其道的話),但關於它的具體情況隨時有不同的說法。其一,關於漢明求法的年代,西晉惠帝時(290—300年)道士王浮所僞作的《老子化胡經》作七年感夢遣使,十八年(75年)使還(文見《廣弘明集》所載《笑道篇》轉引)。《廣弘明集》所載的僞作《漢法本內傳》作三年(60年)感夢遣使。此外各家大都不記年代。又隋費長房所撰的《歷代三寶記》作七年感夢遣使。唐靖邁的《古今譯經圖紀》更調整作三年感夢,七年遣使,十年使還。最後元念常的《佛祖歷代通載》又改作四年感夢,七年使還。其二,關於漢明帝所遣使者,《化胡經》作張騫等,《出三藏記集》所載《四十二章經序》及《弘明集》所收《理惑論》作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理惑論》作中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法苑珠林》所引南齊王琰的《冥祥記》作使者蔡愔.此外或無使者名字,或作張騫、秦景,或作蔡愔、秦景,或作秦景、王遵。其三,關於佛典的傳譯,《化胡經》說“寫經六十萬五千言”,《四十二章經序》及《理惑論》只說明帝遣使到月氏,寫取佛經四十二章,譯事及譯人都沒有說到。《冥祥記》也只說寫致經像。《出三藏記集?新集經論錄》才說“于月支國遇沙門攝摩騰,譯寫此經(《四十二章經》)”,未說到竺法蘭。《高僧傳》說有摩騰譯《四十二章經》,又說此經是竺法蘭所譯。《魏書?釋老志》雖然把騰、蘭結合起來成同時來漢地,然而只說“得《四十二章》”,未說到譯事。到《歷代三寶記》才具體說騰、蘭共譯《四十二章經》,爲後來傳說的張本。關於漢明求法事既有以上種種異說,所以現代佛教史家懷疑到漢明是不是有求法一事,摩騰、法蘭是不是實有其人?這個問題現在還有爭論,未能決定。

其次,一般以《四十二章經》爲中土佛教最初的譯籍。又以《理惑論》爲中土佛家最初的論著。然而《四十二章經》是不是漢代所譯,是譯本還是抄本?《理惑論》是不是漢代所撰,撰者是不是牟融?也都在佛教史家聚訟之中,沒有得到定論。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到了後漢末葉桓靈二帝的時代(147—189年),記載才逐漸翔實,史料也逐漸豐富。其時西域的佛教學者相繼來到中國,如安世高、安玄從安息來,支婁迦讖、支曜從月氏來,竺佛朔從天竺來,康孟詳從康居來。由此譯事漸盛,法事也漸興。

後漢末期的佛典翻譯事業,主要開始于安世高。安世高來華的年代,後於明帝永平年間大約九十年。他從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到靈帝建寧四年(171年)的二十餘年間,譯出《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大十二門經》、《小十二門經》和《百六十品經》等。

世高所譯經典,《出三藏記集》根據《安錄》作三十五部,《高僧傳》作三十九部。後來《歷代三寶記》把世高所譯增加到一百七十六部,《開元釋教錄》加以刪削仍然有九十五部,而且《三寶記》著錄菩薩乘的經典很多,均不足置信。

世高是精通阿毗曇學和禪經的學者,因此,所譯經典以關於禪法的典籍爲主,間及阿毗曇學。如《大、小十二門》、《修行道地》、《五十校記》,都是禪經(《五十校記》因一名《明度五十校記》,後人誤編入《大集經》中,實與《大集》無關),而《大、小安般守意》尤其次是中土最初盛傳的禪法。關於阿毗曇學的譯籍,《出三藏記集》著錄《五法經》、《阿毗曇五法經》,其實是一種,說明聲聞乘五位即色、意(心)、所念(心所)、別離意行(不相應行)及無爲的。又著錄《阿毗曇九十八結經》,是解釋見惑十使、思惑八十八使的(依道安說,此書還不能確定是世高所譯或所撰)。其他典籍大都是《四阿含》中一部分的異譯。

有人說中國南方佛教的傳播是由於世高避關洛的擾亂前往江南,確否雖不容易判知,然而依康僧會的《安般守意經序》說,世高的禪學和他的譯籍早已弘布於南方,卻是事實。

支婁迦讖(簡稱支讖),於桓帝末年(《高僧傳》作靈帝時)來到洛陽,不久就通華言,在靈帝光和(178年)、中平間(184年)譯出《般若道行經》、《般舟三昧經》、《首楞嚴三昧經》等。

支讖所譯經典,《出三藏記集》作十四部,但其中《伅真陀羅王經》.《光明三昧經》是《安錄》所無,而僧祐依《舊錄》和《別錄》補充的。這些譯典都系菩薩乘,即後世所分《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五大部中一部分的異譯,其最重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實系《般若經》的第一譯,爲中土般若學的嚆矢。《般舟》、《首楞嚴》都是菩薩乘禪經。

和安世高、支讖兩大譯師同時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詳等人,也都各有傳譯。

竺佛朔(一作竺朔佛),以靈帝(一作桓帝)時攜帶《道行般若經》梵本來到洛陽,在熹平元年(172年,一作光和二年179年)把它譯成漢文,光和二年又譯出《般舟三昧經》。佛朔執梵本宣譯時,先來漢地通曉華言的支讖替他傳語,所以《道行》事實上的譯人是支讖;《般舟》的傳譯也是同樣;孟福、張蓮兩人筆受。

安玄是優婆塞,來中國的年代比安世高稍後,在靈帝時遊賈洛陽,漸通華言,常和沙門講論道義,以光和四年(181年)和中土沙門嚴佛調共譯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法鏡經》是《郁伽長者經》的舊本,系菩薩乘經。

支曜、康孟詳都在靈、獻二帝間來到洛陽。支曜在靈帝中平中(184—189年)譯出《成具光明經》(一作《成具光明定意經》)。康孟詳在獻帝建安中(196—219年)譯出《中本起經》(一作《太子中本起經》)。依《高僧傳.支讖傳》載,此時還有康巨、竺大力等人,也都各有傳譯。

除上述西域譯人之外,漢土沙門嚴佛調也是傑出的參與譯事的人。佛調親受教于安世高,《出三藏記集》著錄他撰有《十慧》一卷,下注“或雲《沙彌十慧章句序》,佛調雖然曾經參與世高的講次,《十慧》卻沒有深聞,所以發憤作《十慧》章句。謝敷的《安般守意經序》有“建《十慧》以入微"一語。又《安般守意經》中有所謂“十黠”即數息、相隨、止、觀、還、靜、四諦,“十慧”似即“十黠”的異譯,而《十慧章句》是敷陳世高安般法門之作。《歷代三寶記》說他另譯經七部,不可信。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後漢末大約七十年間,凡譯出有禪經、阿毗曇學、初期菩薩乘經及釋迦牟尼佛傳等。

在初期的佛典翻譯當中,一般批評者常用“文”、“質”兩個字作譯文的評語。安世高、支讖和他們同時期的譯人大率用質樸的直譯,例如《出三藏記集》說世高的譯本“直而不野”。道安對世高是推崇備至的,也說他“音近雅質,敦兮若樸,或變爲文,或因質不飾”(《道地經序》);“世高出經貴本不飾,天竺古文文通尚質,倉卒尋之,時有不達”(《大十二門經序》)。其次《出三藏記集》說支讖的譯本“了不加飾”;《合首楞嚴經記》也說他“貴尚實中,不存文飾”,又說“讖所譯者,辭質多胡音”。《出三藏記集》又說竺佛朔的譯本“棄文存質”,《道行經序》也說他“了不加飾”。又《高僧傳??支讖傳》說支曜、康巨的譯本“並言直達旨,不加潤飾”。然而後漢末的譯業到康孟詳就有了進步,他的譯本文辭相當雅馴,譯筆也頗流利,所以道安說“孟詳出經,奕奕流便,足騰玄趣”。

後漢末期漢地對於佛教的信奉,首先是宮廷的奉佛。由於黃老之學和神仙方技已受到皇室崇奉,佛教初傳入漢土,適逢其會,一方面它的教理被認爲“清虛無爲”,可和黃老之學並論;一方面“佛”被認爲不過是一種大神。而且中土初傳佛教的齋懺等儀式,效法祠祀,也爲漢代帝王所好尚。如《後漢紀》有關於楚王英的記載說:“英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喜黃老,修浮屠祠。”明帝永平八年(65年)詔令天下死罪可以納縑請贖,楚王英奉送縑帛以贖愆罪,明帝答詔說:“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有何嫌懼而贖其罪?”可見佛教在當時只當作祠祀的一種。到了桓帝時,更在宮禁中鑄黃金浮圖(浮屠)、老子像,親自在濯龍宮中設華蓋的座位,用郊天的音樂奉事他。如《後漢書?四域傳》說:“楚王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又延熹七年(641年),襄楷上書,有“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等語。這都可說明後漢末宮廷奉佛的情況。

其次,一般社會的奉佛,有文獻可證的:

一、漢人出家之始:漢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贊甯《僧史略》卷上《東夏出家》題下,有“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等語。按劉峻等出家事出《漢法本內傳》。《內傳》僞書,不足置信。可是《高僧傳?佛圖澄傳》中,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等語,似乎其時已經有漢人出家,然後才有此項禁令。而漢人出家爲沙門見於載籍的,是從嚴佛調開始,如《出三藏記集?安玄傳》中稱“沙門嚴佛調”,又說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記集》又轉載《沙彌十慧章句序》,下題“嚴阿祇黎(即阿奢黎)浮調所造”。然而《釋氏稽古略》說,在佛調以後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漢土最初爲沙門的;《歷代三寶記》也稱佛調爲清信士。這大概是因爲從漢代以來,雖然佛法已經流行,但道風未純,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鬚髮作區別,未稟律儀;到魏嘉平二年(249年),中天竺沙門曇柯迦羅(法時)來到洛陽,建立羯磨法,創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門,而登壇受戒的朱士行爲最早,因此把他作爲中土沙門之始。

二、民間建寺造像之始:《後漢書?西域傳》中敍述桓帝奉佛之後說,“百姓稍有奉佛者,後遂轉盛”,可見當時民間的奉佛也由少數而逐漸增多;但其具體情況,只笮融奉佛一事見於現存的文獻。據《後漢書?陶謙傳》和《吳志?劉繇傳》說:獻帝時,丹陽人笮融聚衆數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三郡的運漕。融於是斷三郡的委輸,“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餘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彩。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觀者且萬餘人”。又依《出三藏記集》所載《般舟三昧經記》載,說明獻帝時洛陽也有佛寺。從《吳志?劉繇傳》所述笮融事看起來,後漢末民間的奉佛,有其種種原因,這和宮廷中只以求長壽祈福爲目的者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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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71 - 2004-04-05 08:53:58 ○「三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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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佛教 黃懺華


三國佛教,包括西元220—265年間魏吳蜀三國時代的佛教。其中,魏繼後漢,建都洛陽,一切文化都承後漢的餘緒,所以魏代的佛教也可說是後漢佛教的延長。在這個時期,有天竺、安息、康居等國的沙門曇柯迦羅、曇諦、康僧鎧等,先後來到洛陽,從事經典的翻譯。魏明帝(227—239年)曾大起浮屠(見《魏書.釋老志》),陳思王曹植也喜讀佛經,並創作梵唄。吳據江南,建都建業。佛教由中原輾轉傳入。當時支謙、康僧會等先後入吳。孫權問支謙以經中深義,拜爲博士,令和韋昭等一同輔導東宮(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又康僧會感得舍利,使孫權爲之建寺塔,號建初寺。尚書令闞澤答孫權問:評比三教的高下而推尊佛法(《廣弘明集》卷一引《吳書》)。後來孫權之孫孫皓即位,將要毀壞佛寺,污穢佛像,因康僧會說法感化,終於從受五戒。蜀僻處西偏,舊錄相傳有蜀《首楞嚴》二卷,蜀《普曜經》二卷(《出三藏記集》卷二),似乎已流傳佛教,但這兩部在蜀流傳的經久已逸失,其詳未見記載,所以歷代經錄中只有魏、吳錄,而無蜀錄。

戒律的傳來,是三國時代佛教中重大的事件。先是魏境雖有佛法流行,然而僧衆只是剪除頭髮,也沒有稟受歸戒,所有齋供禮儀咸取法于傳統的祠祀。到了魏廢帝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律學沙門曇柯迦羅(此雲法時)遊化洛陽,主張一切行爲應遵佛祖,於是洛陽僧衆共請譯出戒律。迦羅恐律文繁廣,不能爲大衆所接受,因而譯出《僧祇戒心》,即摩訶僧祇部的戒本一卷,又邀請當地的梵僧舉行受戒的羯磨來傳戒。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後世即以迦羅爲律宗的始祖。當時又有安息國沙門曇諦(此雲法實),也長於律學,于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255年)來到洛陽,在白馬寺譯出《曇無德(法藏)羯磨》一卷,此書即一直在中土流行。因它原出曇無德部的廣律,即《四分律》,後來中土的律宗獨尊《四分》,和它有關。當時開始依此羯磨而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一般即以士行爲中土出家沙門的開始。

魏代的譯師,除曇柯迦羅、曇諦之外,還有康居沙門康僧鎧,于嘉平末年來到洛陽,譯出《郁伽長者所問經》一卷、《無量壽經》二卷等四部。又有龜茲沙門帛延,于高貴鄉公甘露三年(258年)來洛,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叉須賴經》一卷、《菩薩修行經》一卷、《除災患經》一卷、《首楞嚴經》二卷等七部。此外還有安息沙門安法賢,在魏代譯出《羅摩伽經》三卷、《大般涅槃經》二卷,翻譯年代不詳,其書也都闕失。

吳代的譯經,開始于武昌,大盛於建業。譯人有維祇難、竺將(一作律)炎、支謙、康僧會、支彊梁接等五人。維祇難爲天竺沙門,于孫權黃武三年(224年)攜《法句經》的梵本來到武昌,由他的同伴竺將炎與支謙共同譯出二卷,後經校訂(現存)。竺將炎後又於黃龍二年(230年),在楊都(建業)爲孫權譯出《三摩竭經》、《佛醫經》各一卷(現存),就中《佛醫經》是和支謙共譯的。支謙是這一時代的譯經大師,先世本月支人,他的祖父法度在後漢靈帝(168—189年)時,率領國人數百東來歸化,支謙即生在中國。早年受業于支讖的弟子支亮,漢獻帝末年,避亂到武昌,更入建業,一直到吳廢帝亮建興年中(252—253年),專以譯經爲務。所譯廣泛涉及大小乘經律,包括大乘《般若》、《寶積》、《大集》等經凡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現存五十一部六十九卷(此據《開元釋教錄》卷二)。其中重要的譯典其,有《維摩詰經》二卷、《大明度無極經》四卷、《太子瑞應本起經》二卷等。後漢支讖原傳弘方等般若之學,譯出的《道行般若經》十卷和《首楞嚴三昧經》二卷(已佚),盛行于魏晉之間。支謙繼承支讖的思想體系,改譯《道行》爲《明度》,文體亦變冗澀爲簡潔流利。純用意譯,即向來不翻的真言也沒有例外(如《無量門微密持經》的八字真言)。又曾爲他自己所譯的《了本生死經》作注,爲經注的最早之作(《出三藏記集》卷六、八三)。康僧會的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他的父親因經商遷到交阯,僧會年十余歲時出家,明解三藏。赤烏十年(247年)來到建業,先後譯出《六度集經》九卷(現存)和《吳品經》(《般若》五卷,已佚)等。他又著有《安般守意》、《法鏡》、《道樹》三經的注解,並且都作了序文。他早年從陳慧等傳承安世高“安般”之學,在《安般序》中論述心的溢蕩由於內外六情而起,須修“安般”,即數息、隨、止、觀、還、淨六行以治之。這是僧會學說的要點。支彊梁接(正無畏)于吳廢帝亮五鳳二年(255年),在交州譯出《法華三昧經》,即《正法華經》六卷(已佚),爲《法華經》的第一譯。此外,失譯諸經在古、舊錄中被認爲是出於魏吳時代的有八十七部(《開元錄》卷二)。

這一時期中,中土沙門開始西行求法者,即朱士行其人。士行,穎州人,出家以後,研鑽《般若》。以此經舊譯文義不貫,難以通講,常慨歎其翻譯未善,又聞西域有更完備的《大品經》,乃誓志西行尋求,以甘露五年(260年)從雍州(在現今陝西省長安縣西北)出發,越過流沙,到了于田(今新疆和田,當時大乘經教盛行),寫得《大品般若》的梵本九十章六十余萬言,于晉武帝太康三年(282年)遣弟子弗如檀(譯雲法饒)等十人送回洛陽,後於元康元年(291年)由竺叔蘭譯出,名《放光般若經》。他本人即留在於田,到了八十歲圓寂。

三國時代佛教的傳弘,雖然範圍還不廣闊,但已逐漸和固有的文化相結合。如支謙、康僧會都是祖籍西域而生於漢地,深受漢地文化的影響,在他們的譯籍裏,不但文辭典雅,並且自由運用老氏的成語,以表達佛教思想。其次,支謙依《無量壽經》和《中本起經》製作連句梵唄三契,康僧會也依《雙卷泥洹》制泥洹梵唄一契。他們都創作歌詠經中故事的讚頌聲調,通於樂曲。舊傳康僧會來到吳地傳播佛教時,還帶來印度佛教畫本,當時畫家曹不興,即據以繪畫佛像,成爲名家。這些都對佛教的傳播有大影響。至於寺塔的建築、佛像的雕塑,也各具備一些規模,只是遺物不存,難言其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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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72 - 2004-04-05 08:54:38 ○「西晉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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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佛教 (黃懺華)


西晉佛教,是說從晉武帝泰始元年(265)到湣帝建興四年(316)建都在洛陽,共五十一年間的佛教。在這個時期,著名的佛教學者竺法護、安法欽、彊梁婁至等人分別在敦煌、洛陽、天水、長安、嵩山、陳留、淮陽、相州、廣州等地,或翻譯經典,或弘傳教義,或從事其他佛教活動,因此佛教比起前代來有了相當的發展。

西晉佛教的活動,主要還是譯經。這一期間從事譯經的國內外沙門及優婆塞共十二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竺法護。他本來是月支人,世代住在敦煌郡(今甘肅省敦煌縣)。此外,在洛陽有安法欽、法立、法炬,陳留(今河南省陳留縣)有無羅叉(一作無叉羅)、竺叔蘭,廣州有彊梁婁至,關中(今陝西省地方)有帛遠、聶承遠、聶道真、支法度、若羅嚴。他們所譯出的經、律和集傳等共二百七十五部,加上新舊各種失譯人的經典五十八部,合計三百三十三部。竺法護早年跟隨他的師父竺高座到過西域,獲得《賢劫》、《大哀》、《法華》、《普曜》等經的梵本共一百六十五部。泰始二年(266)他從敦煌到長安,後到洛陽,又到江左,沿路帶著經典傳譯,未嘗暫停。他的譯業最盛時期是從武帝太康到惠帝元康二十年間(280—299),所譯出的大小三藏經典共一百五十四部(此據《出三藏記集》卷二,《開元釋教錄》作一百七十五部)。現存《光贊般若波羅蜜經》十卷、《正法華經》十卷、《漸備一切智德經》五卷、《普曜經》八卷等八十六部。

經常襄助法護翻譯的,有優婆塞聶承遠、聶道真父子,他們都長於梵學。承遠明練有才,對於法護譯經文句多所參正,並擔任筆受。他後來在惠帝時(290—306)自譯《超日明三昧經》二卷和《越難經》一卷二部(現存)。其中《超日明經》,即刪訂法護先譯而成。道真從太康初到永嘉末(280—312),諮承法護筆受;法護圓寂後,自譯《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辯經》一卷(現存)等二寸餘部。法護的弟子,還有竺法乘、竺法行、竺法存。法護于太康五年(284)譯出《修行道地經》七卷(現存)等,法乘也曾參加筆受。

與法護同時的,有法炬、法立兩人,在惠、懷二帝時合譯出《樓炭經》六卷、《法句譬喻經》四卷和《佛說諸德福田經》一卷(均現存)。

在法護譯出《光贊經》後六年,即元康元年(291),又有無羅叉和竺叔蘭在陳留倉水南寺譯出《放光般若經》二十卷(現存)。它的原本是朱士行在於田寫得,而由其弟子弗如檀(法饒)等送回漢地的。沙門無羅叉,于田人,稽古多學。竺叔蘭本天竺人,生在河南,善梵晉語。他們譯出的《放光般若》是《大品般若》的第二譯,後來太安二年(303)沙門竺法寂(此據《放光經記》)和竺叔蘭爲之考校書寫成爲定本。叔蘭後在洛陽自譯《異毗摩羅詰經》三卷、《首愣嚴經》二卷二部,其書都佚。

帛遠,字法祖,河內人,博學多聞,通梵晉語,于方等經深有研究。時在長安建造佛寺,從事講習。後來在隴西(今甘肅省地方)譯有《菩薩逝經》一卷、《菩薩修行經》一卷、《佛般泥洹經》二卷、《大愛道般泥洹經》一卷、《賢者五福德經》一卷等十六部(上述五部現存)。此外,有彊梁婁至,西域人,于武帝太康二年(281)在廣州譯《十二遊經》一卷一部。又安法欽,安息人,于同年迄惠帝光熙元年(281—306)在洛陽譯《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四卷、《阿育王傳》七卷等五部。沙門支法度,在惠帝永甯元年(301),譯出《逝童子經》一卷、《善生子經》一卷等四部(上述二部現存)。又有外國沙門若羅嚴,譯出《時非時經》一部(現存)。

對西晉一代主要的譯人、譯籍,後世已有所品評。如道安在《合放光光贊略解序》中(載《出三藏記集》卷七)評竺法護的《光贊》譯本:“言准天竺,事不加飾,悉則悉矣,而辭質勝文也。”這是說《光贊》純用直譯,文辭粗糙。評無羅叉、竺叔蘭的《放光》譯本:“言少事約,刪削複重,事事顯炳,然易觀也,而從約必有所遺。”在《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中(同上卷八)評無羅叉說:“斲鑿之巧者也,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這是說《放光》兼用節譯和意譯,刪削過甚,意義必定有所遺漏。僧肇在《維摩經序》中(同上)評竺叔蘭所譯《異毗摩羅詰經》:“理滯于文,常懼玄宗墮於譯人。”總之,西晉一代的佛典翻譯,還沒有成熟,所以後世研誦者不多。

西晉的佛教義學,繼承後漢、三國,以方等、般若爲正宗,這在當時幾位著名譯人的譯籍裏可以看得出來。如竺法護,雖然譯出許多重要典籍,但他的中心思想仍是繼承支讖、支謙傳弘方等、般若之學的。他的譯出《光贊》,和支讖譯出《道行》、支謙譯出《明度》,是一脈相承的。他還譯出以般若性空爲基礎的《賢劫》八卷、《大哀》八卷、《密迹》七卷、《持心》四卷、《海龍王》四卷、《等集衆德三昧》三卷、《大善權》二卷等方等經典,並且曾經抽譯龍樹的《十住毗婆沙論》。總之,他的譯業,主要是在於弘揚般若性空的典籍的。同時無羅叉、竺叔蘭繼承朱士行的遺志,他們譯出的《放光》,即盛行於當時。淮陽支孝龍,常鑽研《小品》以爲心要。他獲得叔蘭剛譯出的《放光》,閱讀旬餘,便從事敷講。後來河內帛法祚(帛法祖之弟)作了一部《放光》的注解,其書不傳。衛士度略出《道行》,也在此時。另外《首楞嚴》在西晉有竺法護、竺叔蘭兩種譯本,帛法祖還作了一部注解。由這些,可見當時義學沙門是如何重視方等、般若的了。

由於佛教在西晉漸次流行,對道教的傳播也有所影響,因而在道教徒中有《老子化胡經》之作。晉惠帝時,道士祭酒王浮平日和帛法祖爭論佛道二教的短長,王浮乃撰此經以揚道抑佛。“老子化胡”之說,從後漢以來已開始了。如《後漢書. 襄楷傳》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又《魏略.西戎傳》說:“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王浮的《化胡經》,或即集前人的傳說而作的。

至於當時朝野對佛教的信仰,已經相當普遍。相傳西晉時代東西兩京(洛陽、長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餘人(法琳《辯正論》卷三)。這雖然是後世的記錄,未必即爲信史,然而竺法護時代已有“寺廟圖像崇於京邑”之說(《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而見於現存記載中的,西晉時洛陽有白馬寺、東牛寺、菩薩寺、石塔寺、湣懷太子浮圖、滿水寺、槃鵄山寺、大市寺、宮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餘所。

其次,當時譯出的經典,除了抄寫傳播而外,還流行一種“細字經”和“供養經”等,足見當時對佛教信仰的廣泛。如永嘉中,有不詳氏族的安慧則,工正書,於洛陽大市寺,在黃縑上用細字書寫《大品般若經》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一共寫了十幾本,即其一例。另外,西晉時代抄寫的“供養經”,有些還流傳到現在,如敦煌出土惠帝永熙二年(291)所書寫的《寶梁經》上卷,土峪溝出土元康六年(296)所書寫的《諸佛要集經》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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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佛教 (黃懺華)


東晉佛教是從晉元帝建武元年(317)到恭帝元熙二年(420)共一百零四年間的佛教。

佛教在東晉時代形成南北區域。北方有匈奴、羯、鮮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二趙、三秦、四燕、五涼及夏、成(成漢)等十六國。這些地區的統治者,多數爲了利用佛教以鞏固其統治而加以提倡,就中在後趙、前後秦、北涼均盛,特別是二秦的佛教,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極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爲道安和鳩摩羅什。南方爲東晉王朝所保有,其文化是西晉文化的延長,一向和清談玄理文流的佛教,也隨著當時名僧不斷地南移,形成了廬山和建康兩地的佛教盛況,其代表人物則爲慧遠和佛陀跋陀羅。

北方各民族區域的佛教,發軔於西域沙門佛圖澄(232—348)在後趙的弘傳。佛圖澄於西晉永嘉四年(310)來到洛陽。其時後趙石勒屯軍在葛陂(今河南新蔡縣北),專用殺戮來壯大聲威。佛圖澄通過他的大將軍郭黑略,和他相見,用道術感化了他,阻止了他的殘殺,從此中州(今河南地區)各族的人民逐漸奉佛。後來石虎即位,遷都到鄴城(今河北臨彰縣西南),也很尊崇佛圖澄,一時人民多營寺廟,爭先出家,並産生了許多流弊。但佛圖澄本人嚴守戒律,深解佛典,且通曉世論,在講說時,只標明大旨便令首尾了然。追隨他受業的弟子常有數百人。其見於史傳的,有系出天竺、康居遠道來受學的竺佛調、須菩提等,有跨越關河來聽講的道安、竺法汰、法和、法雅、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進等。和佛圖澄同時在後趙的,還有敦煌人單道開,襄陽羊叔子寺竺法慧和中山帛法橋(經師)等。

繼後趙之後,北地佛教最盛的區域是前秦。前秦建都長安,其地處於與西域往還的要衝。前秦統治者第二代苻堅篤好佛教,所以當他在位時,佛教稱盛,道安實爲其中心人物。道安(312—385)原來在鄴師事佛圖澄,後受請到武邑開講,弟子極多。東晉興寧三年(365),爲了避免兵亂,他和弟子慧遠等五百餘人到襄陽,住在樊沔十五年,以每年講《放光般若》二次爲常。太元四年(379),苻丕攻下了襄陽,就送道安和習鑿齒往關中。道安住在長安城內五重寺,領衆數千人,宣講佛法,並組織佛典的傳譯。當時譯人僧伽提婆等翻譯經論時,道安常與法和詮定音字,詳核文旨。此外他還決定了沙門以釋爲姓,並制定僧尼赴請、禮懺等行儀軌範。又創編經錄,疏注衆經,提出了關於翻譯的理論。其高足弟子有慧遠、慧永、慧持、法遇、曇翼、道立、曇戒、道願、僧富等,就中慧遠尤著名。

和道安同時的名僧,有他的同門京兆竺僧朗。他初在關中專事講說,後移泰山西北的昆侖山中,學徒百余,講習不倦,苻堅累次遣使征請,均辭不赴。後來苻秦沙汰衆僧,也特別把昆侖除外。

佛教在後秦,比前秦尤盛。後秦統治者第二代姚興,也篤好佛教,又因得鳩摩羅什,譯經講習都超越前代。羅什(344—413)系出天竺而生於龜茲,廣究大乘,尤精於般若性空的教義。苻秦建元中(365—384),苻堅遣將軍呂光等攻龜茲,迎羅什,到涼州時,苻秦已經滅亡。到後秦弘始三年(401),姚興出兵涼州,羅什才被請到長安,入西明閣和逍遙園從事翻譯。其時四方的義學沙門群集長安,次第增加到三千人,就中道生、僧肇、道融、僧睿、道恒(一作常)、僧影、慧觀、慧嚴、曇影、僧睿、道標、僧導、僧因均著名。但最擅長于羅什的中觀性空緣起思想的是京兆僧肇。僧肇(384—414)少年時即到姑臧(今甘肅武威)從羅什受業,後來和僧睿等入逍遙園,詳定經論。他在羅什門下十餘年,有《物不遷》等著作,後世合編爲《肇論》流行。

當時先後來到長安從事譯經的,還有弗若多羅、佛陀耶舍、曇摩耶舍等,都是罽賓國人。

當姚秦佛教鼎盛時,長安僧尼數以萬計,非常雜濫。弘始七年(405),姚興以羅什的弟子僧略爲“僧正”,僧遷爲“悅衆”,法欽、慧斌爲“僧錄”,令管理僧尼的事務。

同時南方東晉地區的佛教,以廬山的東林寺爲中心,主持者慧遠。慧遠(334—416)早年於儒道學說都有根柢,後從道安出家,對般若性空深造有得。道安入關,分散徒衆。慧遠在廬山東林寺,率衆行道,並倡導念佛法門。他以江東於禪法無聞,律藏也殘缺,令弟子法淨、法領等到天竺去尋訪。一聽到羅什來長安,便致書通好,並就大乘的要義往復問答(後人集爲《大乘大義章》),又節錄羅什所譯《大智度論》爲《大智論抄》。他還請佛陀跋陀羅和僧伽提婆等從事經論的傳譯,對佛教各方面均發生很大的影響。其弟子有慧寶、法淨、法領、僧濟、法安、曇邕(先曾師事道安)、僧徹、道汪、道祖、慧要、曇順、曇銑、法幽、道恒、道授等。

東晉時代南方佛教的中心,還有建康道場寺。建康是東晉王朝的首都,佛教又爲當地一般士大夫所崇尚,所以那裏佛教非常隆盛。如佛陀跋陀羅、法顯、慧觀、慧嚴等都以道場寺作根據,宣揚佛教。佛陀跋陀羅(359—429),迦維羅衛(今尼泊爾)人,於禪法、律藏都有心得,先到達長安,住在宮寺,教授禪法,門徒數百人,名僧智嚴、寶雲、慧睿、慧觀都從他修業。他常和羅什共究法相,咨決疑義,後因和羅什見解相違,引起雙方門徒間的齟齬,被羅什的門人所擯,只得和慧觀等四十餘人南下到廬山。隨即應慧遠之請,譯出《達摩多羅禪經》。他在廬山一年多,更轉到建康,住在道場寺。義熙十四年(418),和慧義、慧嚴等百餘人,傳譯法領在於田獲得的《華嚴經》梵本,經過兩年,譯成五十卷(後世作六十卷)。又和法顯譯出《摩訶僧祇律》等。慧觀(?—453)先曾師事慧遠,既而聽說羅什到了長安,就從羅什請問佛學,研核異同,詳辯新舊。當時羅什稱讚他說:“通情則生(道生)、融(道融)上首,精難則觀(慧觀)、肇(僧肇)第一。”後來跟隨佛陀跋陀羅南下,輾轉去到建康,住道場寺。曇無讖所譯大本《涅槃》傳到建康時,他參與慧嚴、謝靈運等的修訂。所著有《辯宗論》、《論頓悟漸悟義》等。他又立“二教五時”的教判,把釋迦如來一代的教法大別作頓、漸二教,在漸教內更開作三乘別教、三乘通教、抑揚教、同歸教、常住教五時。此是中國判教的嚆矢,後來南地的教判,多半拿它來作根柢。慧嚴(?—443)三十歲時到長安從羅什受學,和慧觀同爲什門八俊之一,後來回到建康,住東安寺,所著有《無生滅論》和《老子略注》等。

此時佛徒間更有一個西行求法的運動興起,就中以法顯的成就爲最大。法顯常慨歎律藏的殘缺,于東晉隆安三年(399),和同學慧景等四人從長安出發,往天竺尋求戒律,閱時十一年,經過三十余國,在中天竺巴連佛邑,獲得《摩訶僧祇律》、《方等般泥洹經》等梵本,更泛海到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停留了兩年,又獲得《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和《雜藏》的梵本。然後,經南海回到青州長廣郡界,更南來建康,就佛陀跋陀羅於道場寺,共同譯出《大般泥洹經》六卷等,又自撰《佛遊天竺記》一卷。和法顯同時求法天竺的,有智嚴、寶雲。智嚴(358—437?)到罽賓,從佛大先咨受禪法,後請佛陀跋陀羅一同東歸,晚年更泛海重到天竺,歸途在罽賓逝世。寶雲(376—449)曆遊西域諸國,廣學梵書,博通音訓。在法顯西行四年後入竺的,有智猛(?—453),于姚秦弘始六年(404)和曇纂等十五人,從長安出發,行經罽賓、迦維羅衛,到阿育王舊都華氏城(即巴連弗邑),和法顯一同在婆羅門羅閱宗家裏獲得《大般泥洹經》梵本。以上諸人回國後都曾翻譯一些經典,留下著述,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業績。

東晉朝廷中奉佛的也很多。元帝(317—322)、明帝(323—325)都以賓友禮敬沙門,元帝又“造瓦官、龍宮二寺,度丹陽、建業千僧”;明帝也“造皇興、道場二寺,集義學、名稱百僧”(《辯正論》卷三)。習鑿齒《與釋道安書》中並說明帝“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由於佛教收到崇尚,至咸康五年(339),庾冰輔政,代成帝詔令“沙門應盡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以爲不應盡敬,使禮官詳議,主張不一,往復三次不能決,於是擱置。後來隆安中(397—401),太尉桓玄又重申庾冰之議,慧遠便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時朝貴亦致力宏護。建康的佛教,乃盛極一時。又東晉初期,名流相繼避世江東,玄風也跟著南渡,從而長於清談的義學名僧竺潛、支遁都爲時人所重。竺潛(又作竺道潛,286—374),于《法華》、《大品》有深入的瞭解,永嘉初(307頃)渡江,爲元、明二帝及丞相王導、太尉庾亮所尊重,後來隱居剡山三十餘年,宣講《方等》及老莊。哀帝時,應召重到建康,于宮內講《般若》。他的學說,世稱爲“本無”義。支遁(314—366)研鑽《道行》、《慧印》等經,出家後,在吳(今江蘇吳縣)立支山寺,後又入剡,住在卬山,晚年又到石城山(今浙江紹興縣東北)立棲光寺,遊心禪苑。撰有《莊子內篇注》、《即色遊玄論》等。哀帝時也召他到建康東安寺講《道行般若》。他的學說,世稱爲“即色”義。當時名流郤超、孫綽、王羲之等都和他交遊。他晚年在山陰講《維摩經》時,許詢爲都講。又當時名流的撰述,現存的有孫綽的《喻道論》載《弘明集》卷三),郤超的《奉法要》載《弘明集》卷十三)等。

東晉時代南北兩地的佛典翻譯,作出了許多超越前代的業績:

其一是《阿含》、《阿毗曇》的創譯。苻秦通西域,先後來了西域曇摩持、鳩摩羅佛提,天竺曇摩蜱,罽賓僧伽跋澄、僧伽提婆兜(佉)勒(吐火羅)曇摩難提等人。僧伽跋澄於建元十七年(381)到長安後,先後擇出《鞞婆沙論》、《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僧伽羅刹所集經》等,爲《毗曇》的創譯作出了貢獻。其中《鞞婆沙》的翻譯,由道安主持、對校,還爲之作序。其次,曇摩難提于建元年中(364—389)譯出《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等,是爲大部阿含的創譯,也是由道安與法和加以考證,道安並作了《增一阿含經序》。同時僧伽提婆和竺佛念一同譯出《阿毗曇八犍度論》,道安也參與校定並作序。既而提婆南渡,慧遠請他到廬山,於東晉太元十六年(391)譯出《阿毗曇心》和《三法度》兩論。隆安元年(397),更到建康,講述《毗曇》,冬天又和罽賓沙門僧伽羅叉重譯《中阿含》、校改《增一阿含》等,這就是現存之本。另外,道安曾在苻秦建元十八年,請鳩摩羅佛提(童覺)口誦《四阿含暮抄》梵本,佛念、佛護替他翻傳。後來佛念又于姚秦弘始十四年(412)爲佛陀耶舍傳譯《長阿含經》。佛念世居西河,精通梵語,傳譯了不少經籍,世稱他爲苻、姚兩代譯人之宗(《出三藏記集》卷十五)。

其二是大乘重要經論的譯出。這主要是當時譯家羅什的勞績。羅什從弘始三年到十五年共十二年間譯出經籍有七十四部(現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經論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金剛經》、《維摩經》、《彌陀經》、《彌勒下生經》、《首楞嚴三昧經》、《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莊嚴經論》、《成實論》、《坐禪三昧經》等,大都對於後來佛教義學發生巨大的影響,而發展有各種學系與宗派(如成實師、三論宗、天臺宗等)。其次,佛陀跋陀羅所譯的《六十華嚴》爲後來賢首宗根本所依的經典。

其三是密教經典的譯出。西域帛屍梨蜜多羅,於西晉懷帝時(307—312)東來,正碰到永嘉之亂,於是渡江,住在建康建初寺,於東晉元帝時(317—322)譯出《大孔雀王神咒經》、《孔雀王雜神咒經》、《大灌頂經》等。

其四是律典的譯出。在印度流傳的五部廣律,此時先後譯出《十誦》、《四分》、《僧祇》三部。初譯《十誦》的,是罽賓沙門弗若多羅。他於弘始六年(404)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作華言,剛譯到一半,而多羅圓寂;次年(405),西域沙門曇摩流支來長安,誦出其餘部分,羅什又爲翻譯,兩共五十八卷,《十誦》一部於是具足。又其後一年(406),罽賓沙門卑摩羅叉來到長安,他在羅什圓寂後,重校《十誦》譯本,把最後一誦改作《毗尼誦》,並譯出《十誦律毗尼序》,放在最末,合成六十一卷。這就是現行的《十誦律》。其次,罽賓沙門佛陀耶舍,於弘始十二年(410),誦出《四分律》,竺佛念翻譯,到弘始十五年(413)譯成六十卷。以後佛陀跋陀羅於東晉義熙十二年(416)在建康,和法顯一同譯出《摩訶僧祇律》四十卷。這些譯本即爲後來研習律學者的根本典據。

東晉時代的佛教義學,上承西晉,以般若性空之學爲其中心。在羅什以前,從事《般若》研究的,不下五十餘人,或讀誦、講說,或注解經文,或往復辯論,或刪繁取精而爲經鈔,或提要鈎玄而作旨歸,或對比《大品》、《小品》,或合《放光》、《光贊》,從而對於般若性空的解釋,産生種種不同的說法,而有“六家七宗”之分。

六家是:

一、道安(說無在萬化之前,空爲衆形之始)、法汰、竺法深(說從無生有,萬物出於無)的本無義。

二、關內的即色義(說色法依因緣和合而生,沒有自性,即色是空),和支道林的即色遊玄義(說即色是本性空)。

三、於法開的識含義(說三界萬有都是倒惑的心識所變現)。

四、釋道壹的幻化義(說世間諸法都如幻化)。

五、竺法蘊(對外物不起計執之心,說它空、無)、支湣度、道恒(兩家之說不詳)的心無義。

六、於道邃的緣會義(說諸法由因緣會合而有,都無實體)。

六家中本無家有兩說,所以合稱七宗。由於此時《中論》、《百論》還沒有翻傳,而且《道行》、《放光》、《光贊》諸本般若的文義又不暢達,故各家對於性空的解釋,不免各有所偏。只有道安的學說還符合經義,但“爐冶之功,微恨不盡”。般若性空的正義,直到羅什才闡發無遺。羅什綜合《般若》經論而建立畢竟空義,其說散見於《大乘大義章》和《注維摩經》中。後來僧肇繼承他的學說,更建立不真空義。

在道安的時代,還有用“格義”的方法來講述佛教的,這是和道安同門的竺法雅及康法朗、毗浮、曇相等。法雅少善外學,長通佛義,當時依附他的門徒,多半于世典有相當造詣,而於佛教教理卻還沒有入門,法雅於是和康法朗等把佛經當中的事數和世間典籍比配講說,今門徒瞭解;這就叫作“格義”。後來這種方法爲道安、法汰所駁斥而廢棄。

這時期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方面,出現了一種期求往生彌勒淨土(即兜率)的思想,它的創始者是道安。在道安以前關於彌勒的經典已經譯出了《彌勒下生經》、《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等好幾種。道安每與弟子法遇、曇戒等八人,依據經說,同在彌勒像前立誓,發願上生兜率。少後,又出現了一種期求往生彌陀淨土(極樂)的思想,它的創始者是于潛青山竺法曠(327—402)。關於彌陀的經典,遠在早期就已有《無量壽經》、《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譯出。法曠“每以《法華》爲會三之旨,《無量壽》爲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講,獨處則誦。”又依支遁所作《阿彌陀佛像贊》文,可知晉世已經有諷誦《阿彌陀經》而願往生的證驗。但大弘彌陀淨土法門的是慧遠。慧遠于元興元年(402)與彭城劉遺民、雁門周續之、新蔡畢潁之、南陽宗炳等,在廬山般若台精舍阿彌陀佛像前,建齋立誓,共以往生西方淨土爲期,故後世淨土宗人推尊爲初祖。此外願生彌陀淨土的,還有慧虔、曇鑒、僧顯、慧崇等。又觀音信仰在這時期亦已流行,據說祈願觀音而得到感應的,有法顯、慧虔、法純、帛法橋及邵信等(見《高僧傳》)。此外,以習禪爲業的,有竺僧顯、帛僧光、竺曇猷、慧嵬、支曇蘭、法緒等。

東晉時期的佛教文學,經過歷代譯人的努力,創造了一種融冶華梵的新體裁,即是翻譯文學,這到鳩摩羅什而非常成熟。羅什所譯出的經論,大半富有文學的價值,特別是《金剛》、《維摩》等經,文筆的空靈,辭藻的美妙,在中國文學史上開闢了一塊新園地。佛陀跋陀羅的譯籍《六十華嚴》,以壯闊的文瀾開演微妙的教理,弘偉瑰奇,也是中國文學史上希有的巨制。同時佛教也漸次滲入一般文學的領域,以佛典的理趣、風格、詞句及故實入詩文的漸多,詩有羅什的《贈沙門法和》十偈(今存一偈)和《贈慧遠偈》,支遁的《四月八日贊佛詩》、《釋迦文佛像贊》等,慧遠的《廬山東林雜詩》、《報羅什法師偈》、《萬佛影銘》等,王齊之的《念佛三昧詩》等;文有僧肇的《物不遷》、《不真空》、《般若無知》等論,僧睿所作諸經論序,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沙門袒服》等論及諸經論序,劉遺民的《建齋立誓共期西方文》等,乃至當時一般佛教學者的書簡,大都是文意美懋的作品。

在這時期,造像藝術也勃興了。著名的作品,有道安在襄陽檀溪寺鑄造的丈六釋迦金像,竺道鄰在山陰昌原寺鑄造的無量壽像,竺道壹在山陰嘉祥寺鑄造的金牒千像,支慧護在吳郡紹靈寺鑄造的丈六釋迦金像,特別是處士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顒在山陰靈寶寺製作的彌陀及夾侍二菩薩木像、在招隱寺製作的五夾紵像和在瓦官寺製作的夾紵行像等。這時並有從外國輸入的造像,如苻堅致送道安的佛像中有高七尺的外國金箔倚像(見《高僧傳》卷五《道安傳》)。道安每次舉行講經法會都羅列尊像,其中有一尊外國銅像,形制古異。道安的弟子曇翼于江陵城北得一像,上有梵文,據說是阿育王所造。又獅子國於義熙二年(406)遣使獻高四尺二寸的玉佛像,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法顯於義熙九年(413)回國,也攜帶有佛像。其中獅子國所獻玉像,後來和戴逵所制佛像五尊及顧愷之所作維摩壁畫,同列瓦官寺中,世稱三絕。

顧愷之和吳曹不興、晉衛協並稱中國最初的三大佛畫家。顧的作品相傳有《淨名居士圖》、《八國分舍利圖》、《康僧會像》等。關於他在瓦官寺作維摩壁畫,據說“畫訖,光彩耀目數日”(唐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又“所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同見《名畫記》)。由此可見顧愷之佛畫的價值。另外,晉明帝、戴逵也善畫佛像,瓦官寺大殿外有戴作的文殊壁畫。又慧遠曾在東林寺建築龕室,令妙手畫工用淡采圖寫佛影,據說:“色疑積空,望似煙霧,暉相炳焜,若隱而顯。”也是佛畫的傑作。

佛寺的建築,在這時期盛極一時。佛圖澄在石趙所興立的佛寺有八百九十三所。姚興“起造浮圖於永貴裏,立波若台,居中作須彌山,四面有崇岩峻壁,珍禽異獸,林草精奇,仙人佛像俱有。”這都是宏偉的佛教建築。東晉的帝室、朝貴、名僧及一般社會知名之士(如許詢、王羲之等),很多熱心於佛寺的建築,歷史上著名的東林、道場、瓦官、長幹諸寺,大都建築在這時期。

此外,綜合建築、雕塑、繪畫的石窟藝術也發軔於此時期。當時北方鑿窟造像之風興起,其有文獻足征的,如苻秦沙門樂僔於建元二年(366),在敦煌東南鳴沙山麓,開鑿石窟,鐫造佛像,這就是著名的莫高窟,實爲此土鑿窟造像的嚆矢。又這一時期在結合音樂和文學的梵唄方面,道安倡始在上經、上講、布薩等法事中,都唱梵唄,並弘傳帛屍梨蜜多羅所授的高聲梵唄,帛法橋作三契經,支曇籥裁制新聲,造六言梵唄,梵響清美都著名。


編輯者: 不才 (2004-04-05 1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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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74 - 2004-04-05 08:56:38 ○「北朝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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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佛教 (黃懺華)


北朝佛教,是包括從北魏明元帝泰常年(420,即晉亡之年)到北周靜帝大定元年(581)中國南北分裂時期,中國北部的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諸代的佛教。

北魏拓跋氏從道武帝(396—409)和晉室通聘後,即信奉佛教。道武帝本人好黃老,覽佛經。見沙門,都加敬禮,並利用佛教以收攬人心。繼而任趙郡沙門法果爲沙門統,令綰攝僧徒,並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塔寺。明元帝(409—423)也在都城的四方建立佛像,並令沙門開導民俗。其嗣子太武帝(423—452),“銳志武功”,因道士寇謙之、司徒崔篈浩的進言,遂於太延四年(438)三月,令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概還俗,以充兵役。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又禁止官民私養沙門。到了七年(446)二月,因對蓋吳的內亂用兵,發見長安一寺院收藏兵器、釀具及官民寄存的很多財物,懷疑僧徒與內亂有關,又聽信崔浩的話,命盡殺長安及各地沙門,並焚毀經像。這一命令,由於太子拓跋晃故意延遲宣佈,遠近沙門多聞風逃匿,佛像經卷也多秘藏,只有境內的寺塔被破毀無遺。這就是中國佛教史上三武一宗滅法之始。不久寇謙之病死,崔浩也因事被殺,禁律稍弛。至文成帝(452—465)嗣位,即明令重興佛教,准許諸州城郡縣于衆居處各建寺一所,並許平民出家,寺塔經像漸漸修復。文成帝還以罽賓(今克什米爾)沙門師賢爲道人統,後又以涼州沙門曇曜繼任,井一再改稱沙門統,乃至昭玄沙門都統,並禮以爲師。曇曜原來和玄高同在涼州修習禪業,後到平城,即爲太子晃所禮重,被任爲昭玄都統,即請于平城西武州山開鑿石窟,鐫建佛像,這就是遺留至今的著名佛教遺迹——雲岡石窟。此外有沙門僧周,常在嵩山修頭陀行坐禪,太武帝滅佛時,與數十人同入長安西南的寒山,後令弟子僧亮到長安,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佛法的復興,他是出了力的。獻文帝(465—471)繼位,也嗜好黃老浮屠之學,六年即退位,在宮中建寺習禪。後孝文帝(471—499)時,迎像、度僧、立寺、設齋、起塔,廣作佛事,並提倡《成實》、《涅槃》、《毗曇》等佛教義學,師事通曉《涅槃》、《成實》的學者道登。又敬信佛陀扇多,替他在嵩山立少林寺,與以供給。在鳩摩羅什所居舊堂建三級浮圖,訪求羅什後裔。孝文帝還允許了曇曜的申請,令以所掠得的青齊地方的人民等,每年輸穀六十斛入僧曹以爲僧祇戶,其穀即稱僧祇粟,作爲賑饑及佛事之用。又以一些犯了重罪的人和官奴爲佛圖戶,以充寺院的雜役和耕作等事。這些措施促進了寺院經濟的發展,也産生了不少流弊。其後宣武帝(499—515)時大興佛教,有不少外國僧人來到洛陽,帝爲立永明寺,房舍一千餘間,共住外國沙門千餘人,其中有著名的譯師曇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而菩提流支爲其首席。他到洛陽時,宣武帝殷勤慰勞;他在內殿翻譯《十地經論》的第一日,帝親自筆受。著名的龍門石窟(在洛陽城南伊闕龍門山),也是這時所營造。因之當時佛事很盛。至孝明帝(515—528)時,太后胡氏(世稱靈太后)攝政,她在熙平元年(516)營造了洛陽的永寧寺塔,極其壯麗。同年她又遣敦煌人宋雲,偕崇立寺比丘惠生往西域朝禮佛迹,訪求經典。宋雲等曆訪乾陀羅等十余國,留居烏場二年,到正光三年(522)冬,獲得大乘經論一百七十部以歸。宋雲撰有《家記》(《唐志》作《魏國以西十一國事》一卷),全書已佚;惠生撰有《行記》(《隋志》作《慧生行傳》一卷),現存(題作《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同時有沙門道藥(一作榮),也越蔥嶺到過西域。由於北魏諸帝奉佛的影響,朝野風從,人民經官私得度出家爲僧的日多,另一方面也因戰爭頻繁,人民多假稱入道以避徭役。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平城即有僧尼二千餘人,各地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到了魏末,各地僧尼多到二百余萬人。出家的猥濫,爲前所未有(《釋老志》、《洛陽伽藍記》)。當時興造寺塔的風氣極盛,孝文帝太和元年,平城新舊寺約一百所,各地六千四百七十八所。但到了魏末,洛陽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各地寺廟達三萬有餘(《釋老志》、《洛陽伽藍記》)。魏代佛教的發展,可謂盛極一時。

北魏至孝靜帝(534—550)時,分裂成東西二魏,高歡遷孝靜帝到鄴都,成爲東魏,洛陽諸寺的僧尼也隨同移鄴。鄴都臣民多隨便舍宅地、立新寺,其時名僧曇鸞,爲孝靜帝所重,稱爲神鸞。

繼承東魏的北齊帝室,也利用佛教。文宣帝(550—559)嘗請高僧法常入內庭講《涅槃》,並拜爲國師。又置昭玄寺,設大統一人、統十人、都維那三人,令管理佛教,而以法上爲大統。法上(454—539),是慧光的弟子,擅講《十地》、《地持》、《楞枷》、《涅槃》等經論,並廣著文疏;其弟子有慧遠(淨影)等,均知名一時。其時,北印沙門那連提黎耶舍於天保七年(556)來鄴都,文宣帝出舊藏梵本千餘筴,請他在天平寺翻譯。文宣帝於晚年,更到遼陽甘露寺,深居禪觀,不理政務。此後北齊諸帝,多半好佛,鄴都的大寺約有四千所,僧尼近八萬人;全境的寺院有四萬餘所,僧尼二百余萬人(《續高僧傳》卷八《法上傳》,又卷十《靖嵩傳》)。

西魏都城在長安,其地佛教,曾因北魏太武帝的滅法,一時衰歇,但西魏文帝(535—551)及函相宇文泰都好佛,文帝曾建立大中興寺,並以道臻爲魏國大統,道臻即大立科條,以興佛法。宇文泰也提倡大乘,嘗命沙門曇顯等依經撰《菩薩藏衆經要》及《百二十法門》,以爲講述的資料。

取代西魏而興的北周王朝,亦頗崇佛。明帝(557—560)建大陟岵、陟屺二寺,並每年大度僧尼。當時名僧曇延、道安稱爲玄門二傑,南方的學僧來遊關中的也有亡名、僧實、智炫等。但不久即有武帝滅法的事件發生。武帝(560—578)重儒術,信讖緯,由於還俗僧衛元嵩和道士張賓的建議,請省寺減僧。武帝集衆討論三教優劣,前後七次,各有是非。

更令群臣詳論道、佛二教的先後、淺深、同異,意欲借此來廢斥佛教,但當時司隸大夫甄鸞作《笑道論》,沙門道安作《二教論》,僧(勔)著《十八條難道章》、《釋老子化胡傳》等,廢佛之議因而暫止。到了建德三年(574)五月,武帝又大集臣僚,命道士張賓和沙門辯論,沙門智炫駁難道教,武帝亦不能屈智炫,於是命令把佛、道二教一併廢斥,沙門、道士還俗,財物散給臣下,寺觀塔廟分給王公,當時僧、道還俗的二百余萬人。既而又立通道觀,簡取佛、道二教名人一百二十人,並令衣冠笏履,稱爲通道觀學士,命通闡三教的經義。後三年(建德六年,577)進兵北齊,攻佔鄴都,又召集齊境沙門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宣佈廢省佛教的意見,只有淨影慧遠一人,和帝反復爭論,武帝雖然詞窮,卻仍然下令毀滅齊境的佛教,所有八州的寺廟四萬餘所,全部改作宅第,僧徒將近三百萬人,也全令還俗;焚毀經像;財物由官廳沒收。到了第二年,武帝死了,宣帝(578—579)嗣位;還俗僧任道林等力請恢復佛教,得到許可。大成元年(579),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選擇舊日有名望的沙門二百二十人,鬚髮冠服,在寺行道,並命智藏等長髮爲菩薩僧,任寺主。至於民間禪誦;一概不加干涉。次年(580)五月,靜帝(579—581)繼立,左丞相楊堅輔政,命全國恢復佛、道二教,重立佛像及天尊像,又給陟岵寺智藏、靈幹等落發;並度僧二百二十人。這時佛教算是正式恢復。

北朝各代的佛典翻譯,相續不絕。文成帝和平三年(462),在平城石窟寺,曇曜與西域沙門吉迦夜等譯出《付法藏因緣傳》六卷,又譯《大吉義神咒經》一卷、《雜寶藏經》八卷、《方便心論》一卷等。北魏遷都洛陽以後,曇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相繼來華。曇摩流支專精律藏,于宣武帝(500—515)景明二年到正始四年(501—507)七年間,在洛陽譯出《信力入印法門經》等三部。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等,起初一同翻譯,後因師承和見解不同,各自別譯,因此所譯出的《法華經論》、《寶積經論》及《究竟一乘寶性論》等各有兩本(見《開元釋教錄》卷六勒那摩提條注)。菩提流支博學多識,于永平元年(508)來洛陽,被稱爲譯經的元匠,同年譯出世親所造《十地經論》,後來陸續譯出許多經論。到東魏時,隨孝靜帝去鄴都,繼續翻譯,他從永平元年到東魏天平二年(535)的將近三十年間,先後譯出《佛名經》、《入楞伽經》、《法集經》、《深密解脫經》、《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大乘寶積經論》、《法華經論》、《破外道小乘涅槃論》等,共三十部。勒那摩提精於禪法,于永平元年來洛陽,譯出《寶積經論》、《妙法蓮華經論》、《究竟一乘寶性論》,共三部。佛陀扇多通內外學典籍,特善方言,尤工藝術,從孝明帝正光六年(525)到東魏孝靜帝元象二年(539)十五年間,在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味陀羅尼經》、《攝大乘論》等,共十一部。另外,有中印波羅奈城的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于北魏熙平元年(516)來洛陽,後隨孝靜帝遷到鄴都,于元象元年到武定元年(538—543),先後共譯出《正法念處經》及龍樹的《壹輸盧迦論》、無著的《順中論》、世親的《唯識論》等,共十八部。又有烏萇沙門毗目智仙,和般若流支一同到鄴都,於興和三年(541)譯出龍樹的《回諍論》及世親的《寶髻菩薩四法經論》等,共五部。這一時其所傳譯的經論,以有關大乘瑜伽學系的典籍爲多。總計北魏、東魏兩代百餘年間,中外僧俗譯人共有十二人,譯出經、論、傳等共八十三部二百七十四卷(《開元釋教錄》卷六)。

北齊時代外來譯人,有烏萇沙門那連提黎耶舍,於天保七年(556)來鄴都,文宣帝請他住于天平寺,任翻經三藏,又命昭玄大統法上等二十餘人監譯,沙門達摩闍那和居士萬天懿傳語,從天保八年到後主大統四年(557—568)十二年間,譯出《大集月藏經》、《月燈三昧經》、《法勝阿毗曇心論經》等,共七部。萬天懿,原鮮卑人,世居洛陽,少曾出家,師事婆羅門,擅長梵語,因被召爲助譯,並在武成帝河清年中(562—565),自譯《尊勝菩薩所問一切諸法入無量門陀羅尼經》。北齊一代,中外僧俗譯者二人,譯出經、論共八部五十二卷。

北周時代,外來的譯人有波頭摩國沙門攘那跋陀羅、中印摩伽陀沙門闍那耶舍和他的弟子優婆沙門耶舍崛多,健陀羅沙門闍那崛多,摩勒國沙門達摩流支五人。闍那耶舍譯出《大乘同性經》、《大雲請雨經》等,共六部。耶舍崛多譯出《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等,共三部。闍那崛多先在長安四天王寺譯出《金色仙人問經》,後在益州龍淵寺譯出《妙法蓮華經普門品重誦偈》等,共四部。達摩流支譯出《婆羅門天文》等。北周一代,譯師四人,譯出經、論共有十四部二十九卷。另外,攘那跋陀羅譯了《五明論》一部。關於北朝流行的佛教學說,有由南朝傳入的,如《毗曇》、《成實》、《攝論》乃至《涅槃》各家之說;也有由北地傳出的,如《地論》、四論、《四分律》學,乃至以實修爲主的禪法及淨土教等。

一、毗曇師 相當於南朝的齊、梁時代,北地毗曇的講習始盛,著名的學者有安、遊(智遊)、榮三師,其師承均不明。但北齊名僧靈裕即曾從他們三人聽受《雜心》。從高昌來魏的慧嵩法師,亦曾從智遊聽受《毗曇》、《成實》,學成後在鄴都及洛陽講說,有“毗曇孔子”之稱。傳承慧嵩之學的有志念、道猷、智洪、晃覺、散魏等。志念(535—608)尤以《雜心》擅名,著有《雜心論疏》及《廣鈔》等,盛行於世。弟子知名的有道嶽、道傑、神素等二十餘人。

二、成實師 先有僧嵩,曾在關中從鳩摩羅什親受《成實》,後到徐州(彭城)白塔寺弘傳此論。他的弟子濟州僧淵(414—481),以慧解馳名,後來也在徐州講習。門弟子知名的有曇度、慧記(一作惠紀)、道登、慧球等。曇度(?—489),江陵人,早年遊學建康,曾於三論、《涅槃》、《法華》、《維摩》、《大品》,深有研究,後到徐州,從僧淵受《成實》,於是精通此部。北魏孝文帝聽到他的盛名,請到平城開講,學徒千余人,著有《成實論大義疏》八卷,盛行於北地。慧記于《成實》外兼通《數論》,曾在平城郊外的鹿苑講學。道登(?—496),東莞人,早年從僧藥受《涅槃》、《法華》、《勝鬘》,後來又從僧淵學《成實》,五十歲時,聲譽聞于魏都洛陽,應請前往講學,後來入恒山,學侶追隨,講授不輟。又北齊初年,鄴下有沙門道紀,盛弘《成實》,講說達三十年,其學統不明。

三、攝論師 真諦《攝論》之學,由靖嵩北上徐州,道尼入居長安,而獨在北方敷弘稱盛。靖嵩(537—614),涿郡固安人,北齊時代在鄴都爲法主,後北周武帝毀滅佛法,避地江南,從法泰諮受《攝論玄義》。後仍回徐州,盛弘《攝論》,著有《攝論疏》、《九識玄義》等,爲時人所宗。但北方正宗的攝論師實爲地論學者曇遷。曇遷(542—607),博陵饒陽人,早年從慧光的弟子曇遵受學,後來隱居林慮山,精研《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到周武帝平齊、毀滅佛法,結伴避地江南,輾轉到了桂州,獲得《攝大乘論》。隋初,和同伴往彭城,繼續弘講,乃爲北地開創純正的《攝論》法門。

四、涅槃師 《涅槃》大本,本在涼州譯出,當時慧嵩、道朗以此知名,然流行不及南方之盛。其後北魏曇准(439—515),聽說南齊僧宗特善《涅槃》,前往聽講,審知此學南北不同,於是另行研究講說,其說盛行於北地。當時研講《涅槃》者還有僧淵的弟子道登,後來有洛陽融覺寺曇無最,北周有潼州光興寺寶彖(512—561)蒲州仁壽寺僧妙(?—464)等。僧妙化行河表,蒲州曇延(516—588)即其弟子。曇延早年聽僧妙講《涅槃》,深悟經旨,常說佛性妙理是《涅槃》宗極,足供心神遊止。後隱於南部太行山百梯寺,撰《涅槃經義疏》十五卷,同時敷講。在曇延稍前,北地有《地論》學系興起,他們差不多都是兼講《涅槃》的。慧光和他的弟子唱四宗(因緣宗、假名宗、不真宗、真宗)的教判。其中真宗又稱顯實宗或常宗,即指《涅槃》、《華嚴》及《地論》而言。慧光著有《涅槃疏》,他的弟子法上也曾講《涅槃》並著文疏,法上的弟子慧遠也著有《涅槃義疏》。

五、地論師 是由研習及弘傳《十地經論》而形成的一派。這個學派由於譯論者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二人學風相違,分歧爲南道、北道二系。北道從菩提流支出,而創始於道寵。道寵從菩提流支聽受《地論》,隨即著疏,從而弘講,爲鄴下學人所虯推重,門弟子千余人,其中,以僧休、法繼、誕禮、牢直、亻於 果最爲特出。名僧志念,也曾從道寵受學《地論》。南道從勒那摩提出,而創始於慧光。慧光初就佛陀扇多出家,繼而廣聽律部,後來又從勒那摩提受《地論》,著有《十地論疏》。他的弟子中傳承《地論》之學的,有法上、僧範、道憑、慧順、靈詢、僧達、道慎、安廩、曇衍、曇遵、馮袞、曇隱等,而以法上爲上首。法上(495—580)曾講《地論》,並著文疏。著名的弟子有法存、融智、慧遠等。其中慧遠(523—592)爲一代博學者,常講《地論》,並隨講隨疏,著有《十地經論義記》七卷,其中保存南道地論師的學說不少。他的門人也努力弘揚《地論》。關於南北二道的地論師說,據天臺宗學者荊溪湛然說:北道唱梨耶依持說,主張一切萬法從梨耶緣起;南道唱真如依持說,主張一切萬法是真如的緣起所生(見《法華玄義釋簽》卷十八、《文句記》卷七中)。北道後來受攝論師的影響,從而和它合流。

六、四論師 這是將《大智度論》和《中》、《百》、《十二門》三論並重的一個學派。起初北齊有道長(一作場)法師,精通《智論》,在鄴都敷講,爲學者所宗,志念曾列席聽講,後來雙弘《智論》及《雜心》十餘年。東魏曇鸞也精研四論。北周靜藹(534—578)少聽《智論》,洞明義旨,後來更披尋其他經論,而以四論最爲所崇,在終南山等處敷講。又有道判(532—615),曾問道於靜藹,也日夜研尋四論。同時還有道安,博通《智論》,弟子慧影,傳承其學,著有《大智度論疏》二十四卷。

七、四分律師 《四分律》譯出後,直到北魏孝文帝時代(471—499),才有法聰在平城專弘。既而有道覆依法聰的口授作《四分律疏》六卷,但只是把文字加以科分而已。後來慧光作《四分律疏》百二十紙,並刪定《羯磨戒本》,此學才大盛。弟子中傳承其學的,有道雲、道暉、洪理及曇隱等。道雲專弘律部,作《疏》九卷。道暉把道雲所作《疏》略爲七卷。洪理作《鈔》兩卷。曇隱作《鈔》四卷。道暉的弟子洪道(530—608),專學律部,盛弘《四分》,代替了《僧祇》的講傳。

八、淨土師 彌陀淨土法門從北魏曇鸞的淨土教說流出,所以後世的淨土宗常推曇鸞爲創始者。其曇鸞一系的傳統是:菩提流支——慧寵——道場——曇鸞——大海——法上(見道綽所撰《安樂集》卷下)。與《地論》、四論兩學系實有交叉的關係。菩提流支曾譯出世親《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通稱《往生論》)一卷,又曾以《觀無量壽佛經》授曇鸞,稱爲能解脫生死的大仙方。慧寵即最初的北道地論師道寵。道場在鄴都敷講《智論》,又傳持阿彌陀五十菩薩像。曇鸞(476—542)起初於四論及佛性論深有研究,後來得到菩提流支的啓發,專弘淨土;既而住並州(今山西太原市)的大岩寺,晚年又移住汾州(今山西交城縣)的玄中寺,修淨土念佛之業;著有《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注》(通稱《往生論注》)二卷等。他提倡的念佛法門,於觀念以外,著重稱名,遂開後世重視稱名念佛的風氣。大海(即慧海?—609),少年聽受《涅槃》、《楞伽》及大乘毗曇等,北周靜帝大象二年(580),在江都儀濤浦創立安樂寺,以淨土爲期,並模寫無量壽佛像。法上有關淨土法門的事迹不詳,其弟子慧遠著有《無量壽》、《觀無量壽》兩經的義疏各二卷,再傳弟子靈裕也著有《觀無量壽經》及《往生論》等的疏記。

九、楞伽師 最初有菩提達摩,南天竺人,曾遊於嵩洛,住於鄴下,隨地以禪法教人,曾惹起一班盛弘經律者的譏謗。只有道育、慧可兩沙門竭誠事奉,經四五年,達摩爲他們的精誠所感,於是誨以“二入”(理入、行入)、“四行”(一報怨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行)之法,並以四卷《楞伽》授慧可以爲印證。達摩於東魏孝靜帝天平年(534—537)前在洛濱示寂,傳說一百五十餘歲。弟子慧可(又稱僧可,487—593)<虎牢人,四十歲時在嵩洛從達摩受學,後於天平初,到鄴下講授達摩的禪法,弟子有那禪師、粲禪師等。那禪師和他的弟子慧滿等,常常攜帶著四卷《楞伽》以爲心要。另有僧副(464—524),太原祁縣人,也出於達摩門下,精定學,後於北魏太和末(494—499),南遊建康,住在鍾山定林下寺,其高風爲梁武帝所歎賞,後更到庸蜀大弘禪法。

總起來說,北朝佛教義學,小乘以《毗曇》、《成實》爲盛,大乘則《涅槃》、《華嚴》、《地論》並弘。這正是慧光和他的弟子們所作的“因緣”、“假名”、“不真”、“真”四宗教判的全部內容。其因緣宗即指《毗曇》,假名宗指《成實》,不真宗指《般若》、四論,真宗指《涅槃》、《華嚴》及《地論》。又如淨影慧遠在所撰《大乘義章》中,每一義門都分作《毗曇》、《成實》、《地論》、《涅槃》四層來解說,這也說明了北朝主要佛教義學的全貌。

但是北朝佛教的特點,還在於側重實踐,特別是禪觀,而非空談理論,這和同時聲方佛教有顯著的不同。這一時期除上述楞伽師而外,還有不少著名的禪師,如北魏時代玄高(402—444),早年往關中師事佛陀跋陀羅,通禪法。後往西秦,隱居麥積山,從受禪法的學者達百余人。又有外國禪師曇無毗,來西秦領徒立衆,玄高也曾從他受法。後入北涼,受沮渠蒙遜的敬事。北魏太武帝攻入北涼時,請他往平城,大弘禪化。此外,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也並弘傳禪法。北齊,有佛陀扇多的再傳弟子僧稠(480—560),道宣把他和達摩並稱(見《續高僧傳習禪篇後論》)。僧稠起初從道房受止觀,常依《涅槃》行四念處法。後來又從道明受十六特勝法。佛陀扇多贊爲“自蔥嶺以東,禪學之最”。他先後在嵩嶽等地講學,魏孝武帝爲他在懷州尚書谷中立禪室,集徒供養。齊文宣帝於天保二年(551)又請他到鄴城,從受禪法和菩薩戒,並爲立精舍,禮敬備至。後來侍郎李獎等請出禪要,爲撰《止觀法》兩卷。又天臺宗所祖述的慧文、慧思也提倡定慧,爲南北禪家所尊重。慧文嘗聚徒數百人洪學,據說他讀《大智度論》“三智實在一心中得”之文及《中論》“因緣所生法”之偈,頓悟龍樹空、假、中三諦道理,由此而建立一心三觀的觀法。慧思(515—577),武津人,從慧文受學,晝夜研磨,對《法華》等深有造就,於是敷揚大小乘定慧等法。天保年中(550—559),率領徒衆南行,中途停留在大蘇山,數年之間來學的甚多,智顗也就在這時來其門下,諮受“法華行法”。後更率徒衆入南嶽山,提倡定慧,世稱南嶽大師。北周有僧實(476—563),起初歸依擅名魏代的道原法師,太和末(499)到洛陽,遇勒那摩提,授以禪法,得其心要。周太祖禮請爲國三藏,並從受歸戒。此外一般弘修禪法的,有慧初、僧周、慧通(以上北魏)、道恒、慧可、僧達、道明、法常(以上北齊)、僧瑋、曇相、曇准、曇詢、恩光、先路、慧命、曇崇(以上北周)等。

北朝一般社會上的佛教信仰,從北魏初年起,北地盛行一種一族一村等的佛教組織,叫作“義邑”,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構成,而以信徒爲主。原來是民間爲共同造像而發起飛的,後來逐漸發展,兼及於修建窟院、舉行齋會、寫經、誦經各事。它的首腦矨E爲邑義主、法義主、邑主、邑長等,成員稱爲邑義、法義、邑子、邑人、邑徒等。而以教養更高的僧尼爲指導,稱爲邑師。其時民間所誦習的經典,是曇靖自撰的二卷本《提謂波利經》,勸持五戒。邑人每月齋會二次,以正律爲標準,互相督察。此外還有一種叫作法社的佛教組織,其旨趣和義邑略同,但由貴族達官知識份子和一些僧尼組成。

北朝在中國佛教文物方面,留下不少宏偉的遺迹,特別是石窟。如北魏開鑿的有雲崗、龍門等石窟。曇曜于興安二年(453)請文成帝在平城西武州山開鑿石窟五所,建立佛寺,稱爲靈岩。石窟大的高二十餘丈,每窟各鐫建佛像一尊,大的高七十尺,次爲六十尺,建制奇偉,雕飾工致。後來獻文帝、孝文帝更相繼開鑿許多石窟。其次,宣武帝于景明初(500),在洛陽城南伊闕龍門山的斷崖開鑿石窟。這個石窟原來是孝文帝太和年中(477—499)民間創始開鑿,宣武帝命大長秋卿白整,仿照雲崗石窟樣式,爲孝文帝及文昭皇太后營造石窟二所。熙平年中(516—518),孝明帝也爲宣武帝營造石窟一所。諸窟的開鑿歷時二十三年,人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個。其規模的宏偉、技巧的精工,可與雲崗石窟並稱。龍門的東方,有鞏縣(河市省)石窟,也是景明年中(500—503)所營造。還有天水麥積山石窟,也是北魏時代所開鑿。這個石窟,在高出地面數十丈的萬佛洞內,有深廣五丈余的長方洞,內有大佛造像二十五軀,巨碑十八座,碑上浮雕佛像三十四排,每排二三軀,碑側也刻有佛像,並有壁畫。北齊開鑿的有天龍山、響堂山等石窟。天龍山在北齊的陪都晉陽(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三十裏,文宣帝在山麓創立仙岩石窟寺,孝昭帝(560)也創立天龍石窟寺,幼主(577)更開鑿晉陽西山大佛像,即所謂天龍山造像,與雲崗、龍門齊名。響堂山有南北二處(南響堂山在河北磁縣西四十五裏的彭城鎮,北響堂山一名鼓山,在南響堂山西北三十五裏的武安縣義井裏),都有北齊時代開鑿的石窟。就中北響堂山的窟壁所攜刻的石經,是房山石經的先驅,實爲佛教文化史上可以大書特書的大事。北響堂山的石窟,即以北齊開鑿的刻經洞和釋迦洞、大佛洞三大窟爲中心,其中刻經洞,是北齊特進驃騎大將軍唐邕所刻。他以爲“縑緗有壞,簡策非久,金牒難求,皮紙易滅,”於是發願把佛所說經鐫刻在名山,以爲保存之計。從後主天統四年(568)三月初起,開鑿石窟,並將窟內外的壁面上鐫刻《維摩經》、《勝鬘經》,《孛經》、《彌勒成佛經》各一部,歷時四年,到武平三年(572)五月末才完工(此後經過四十年,才有房山石經)。北齊時代的石經除這以外,現存的,還有山東省泰山經石峪的《金剛般若經》,同省徂徠山映佛岩的《般若經》(武平元年刻),同省遼州屋


編輯者: 不才 (2004-04-05 10: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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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75 - 2004-04-05 08:57:27 ○「南朝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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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佛教(黃懺華)


南朝佛教,包括從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到陳後主禎明二年(588)中國南北分裂時期,在南方宋、齊、梁、陳四個朝代的佛教。

南朝各代對於佛教的態度,大略與東晉相同,統治階級及一般文人學士也大都崇信佛教。宋諸帝中,文帝(424—453)最重視佛教。他聽到侍中何尚之等告以佛化有助於政教之說,即致意佛經,後來常和慧嚴、慧觀等論究佛理。又先後令道猷、法瑗等申述道生的頓悟義。孝武帝(454—464)也崇信佛教,嘗造藥王、新安兩寺。先後令道猷、法瑤住新安,“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並往新安聽講。孝武帝還信任僧人慧琳,使他參與政事,世人稱爲“黑衣宰相”。

肖齊帝室也崇信佛教,就中武帝(483—493)子竟陵文宣王肖子良(460—494),從事佛教教理講論,著有《淨住子淨行法門》、《維摩義略》等。其平生所著宣揚佛教的文字,梁時集爲十六帙,一百十六卷。並撰制經唄新聲等。當時荊州名士劉虯(437—495),研精佛理,曾述道生的頓悟成佛等義。又撰有《注法華經》、《注無量義經》,並對佛教立頓漸二教五時七階的教判。子良曾作書招請他,共同講論法義。

南朝佛教到梁武帝(502—549)時達到全盛。武帝起初崇奉道教,即位的第三年(504)四月八日,率僧俗二萬人,在重雲殿重閣,親制文發願,舍道歸佛,對佛教表示信仰。建有愛敬、光宅、開善、同泰等諸大寺。所造佛像,有光宅寺的丈八彌陀銅像,愛敬寺的丈八旃檀像、銅像,同泰寺的十方佛銀像等。所舉辦的齋會,有水陸大齋、盂蘭盆齋等。又以僧旻等爲家僧。還在四部(即比丘等四衆)無遮大會中四次捨身同泰寺爲寺奴,由群臣以一億萬錢奉贖回宮,這樣充實了寺院的經濟。

武帝還著有《大涅槃》、《大品》、《淨名》、《大集》諸經的《疏記》及《問答》等數百卷。在重雲殿、同泰寺講說《涅槃》、《般若》。又命僧旻等編纂《衆經要鈔》八十八卷,智藏篡集衆經義理爲《義林》八十卷,寶唱抄撮經律中殊勝因緣爲《經律異相》五十五卷,纂集佛教傳來後僧俗敍述佛理的著作爲《續法門論》七十餘卷。

武帝並重視譯事,天監二年(503)命扶南沙門曼陀羅(仙)、僧伽婆羅共同譯經。著名的譯師真諦從扶南應武帝的邀請而東來。他特別尊敬禪師寶志。任《十誦》名家法超爲都邑僧正,並欲自爲白衣僧正。又以律部繁廣,命法超撰《出要律儀》十四卷,分發境內,通令照行。此外,武帝極力倡導《涅槃》等大乘經的斷禁肉食,影響及於後世者很大,改變了漢代以來僧徒食三淨肉的習慣。他並作有《斷酒肉文》四首,嚴令僧徒遵守。

由於武帝篤好佛教,他的長子昭明太子肖統、第三子簡文帝(550—551)、第七子元帝(552—554),也都好佛。但在這方面滋生的流弊,亦不一而足。不久即有侯景的事變,寺塔被毀,僧徒被殺,建康佛教頓告衰微。

此後陳代諸帝由於政治上的需要,仍多少效法梁武帝的成規。康舊有七百餘寺,因侯景事變受到嚴重的破壞,到了陳代,多數修復。武帝(557—559)曾設四部無遮大會,到大莊嚴寺捨身,由群臣表請還宮。他對於文學,據說曾“廣流《大品》,尤敦三論”。嗣位後的文帝(560—565),任寶瓊爲京邑大僧正,也在太極殿設無遮大會並捨身,招集僧衆舉行《法華》、《金光明》、《大通方廣》、《虛空藏》等懺,並別制《願辭》自稱菩薩戒弟子。宣帝(569—582)命國內初受戒的沙門一齊習律五年。後主(583—588)也在太極殿設無遮大會捨身大赦。

南朝各代寺院、尼僧之數甚多。據傳,宋代有寺院一千九百十三所,僧尼三萬六千人。齊代有寺院二千零十五所,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萬二千七百餘人。後梁有寺院一百零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陳代有寺院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萬二千人。

南朝歷代的佛典翻譯,相繼不絕。這在劉宋的前半期,已相當發達;到了齊、梁二代,佛教雖更隆盛,而譯事反有遜色;進入梁末陳初,由於真諦的偉績,發展了南朝的譯業。宋代從西土東來的譯人,有罽賓的佛陀什、曇摩蜜多、求那跋摩,西域的畺良耶舍、伊葉波羅,印度的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羅等。中土的譯人,有西涼的智嚴,涼州的寶雲、沮渠京聲,幽州黃龍的曇無竭(法勇)等。其中佛陀什于景平元年(423)七月來到建康,應道生、慧嚴諸僧之請,在龍光寺譯出彌沙塞部的《五分律》三十卷。至此完成了漢地流行的四部廣律(《十誦》、《四分》、《僧祇》、《五分》)的傳譯。

畺良耶舍于元嘉元年到建康,在鍾山道林寺譯出《觀無量壽佛經》、《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各一卷。從而有利於淨土教的傳播。

求那跋摩(367—431)於元嘉八年(431)到建康,在祇洹寺譯出《菩薩善戒經》共三十品。爲大乘戒法和瑜伽系學說傳於南方的開始。他並補譯了伊葉波羅傳譯未竟的《雜阿毗曇心論》後三卷,而完成全部十三卷。又有僧伽跋摩精于《雜阿毗曇心論》,於元嘉十年(433)到建康。既而獅子國(今斯里蘭卡)比丘尼鐵薩羅等到建康,滿足十衆,慧果等乃共請僧伽跋摩爲師,爲尼衆受戒,同受者數百人。同年跋摩在長幹寺重新翻譯《雜阿毗曇心論》,到十二年(435)譯完。爲毗曇學和比丘尼戒的傳持作出了業績。

求那跋陀羅(394—468)於元嘉十二年來廣州,文帝迎請到建康,住在祇洹寺,既而譯出《雜阿含經》五十卷,又在丹陽郡譯出《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等。後來往荊州,又譯出《相續解脫地波羅蜜了義經》等,多數是弟子法勇傳語。他所譯《楞伽》、《勝鬘》均爲後世所通行。

總計劉宋一代,中外譯師共二十二人,所譯出的經律、論及新舊失譯諸經共有四百六十五部,七百十七卷。

其次,齊代外來的譯人有印度的曇摩伽陀耶舍、求那毗地,西域的摩訶乘、僧伽跋陀羅、達摩摩提等。其中有幾位是泛海而來的。如曇摩伽陀耶舍於建元三年(481)在廣州朝亭寺譯出《無量義經》一卷。僧伽跋陀羅於永明七年(489),在廣州竹林寺譯出南方所傳《善見律毗婆沙》十八卷。僧伽跋陀羅於譯出《善見律毗婆沙》之後,在七月十五僧自恣日,按照他以前諸律師的成法,在律藏上加記一點。那一年計算從上以來所下之點已有九百七十五點,即佛滅後已經九百七十五年,這就是所謂《衆聖點記》(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一)。達摩摩提於永明八年(490)在建康的瓦官寺,譯出《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後來編入《妙法蓮華經》)等二部二卷。求那毗地于建元初(479)到建康,在毗耶離寺,譯出其師僧伽斯那抄集的《百喻經》二卷。肖齊一代共二十四年,外來的譯師七人,譯出經、律共十二部三十三卷。

梁、陳二代的譯師,有曼陀羅、僧伽婆羅和真諦等。曼陀羅於天監二年(503)和僧伽婆羅同譯出《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法界體性無分別經》、《寶雲經》。僧伽婆羅從天監五年(506)起,在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五處傳譯,到十七年(518),譯出《孔雀王咒經》、《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十部。

到梁代末年,真諦(499—569)從扶南帶回許多梵本經論,於大同十二年(546)來到南海,經二年(548)入建康,武帝安置他在寶雲殿,正想請他傳譯經論,遇到侯景的事變,沒能著筆。於是輾轉到了富春,才獲得傳譯的機會。他于梁代在富春、建康、豫章、新吳、始新、南康等地,先後譯出《無上依經》二卷、《十七地論》(即《瑜伽師地論本地分》五卷)等經、論十一部二十四卷。後於陳代在豫章、臨川、晉安、梁安、廣州等地,又先後譯出《解節經》、《律十二明瞭論》、《佛性論》、《攝大乘論》、《俱舍釋論》等經、律、論、集三十八部一百十八卷,合計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真諦在中土一共二十三年,正當梁末陳初,戰禍相續,流浪諸方,備嘗艱苦,他的譯典大率成於顛沛流離之間,而能留下許多重要典籍,實在是一位巨大的譯人。所譯無著的《攝大乘論》三卷和世親的《論釋》十五卷,對佛教義學的影響特大。從此南北攝論師輩出,從而開創了攝論學派。

梁代因對譯經的重視,還連帶編輯了三次衆經目錄:其一是《華林殿衆經目錄》,天監十四年(515)僧紹撰,其二是《衆經目錄》,天監十七年(518)寶唱撰,其三是《出三藏記集》,天監中(502—519)僧祐撰。就中只《僧祐錄》十五卷現存,成爲較古而且較爲完善的經錄。

在梁代外來譯師共有八人,譯出的經、律、論及傳記等,並新集失譯諸經,共四十六部二百零一卷。陳代外來譯師共有三人,譯出的經、律、論及集傳等共四十部一百三十三卷。

南朝的佛教有許多義學沙門,分別就《毗曇》、《成實》、諸律、三論、《涅槃》、《攝論》等從事專研弘傳,而形成許多的學系,具備宗派的雛形。其最著的有以下幾種:

一、毗曇師 這是專研並弘傳有部諸論的一派。所謂“毗曇”,原來包含迦旃延子的《八犍度論》和《毗婆沙論》等在內,但當時學者所弘傳,主要是法救的《雜阿毗曇心論》(簡稱《雜心論》)。這一時期的毗曇師,在宋代有法業、慧定、曇斌等,齊代有僧淵、僧慧、慧基等,梁代有道乘、僧韶、慧集、智藏等,陳代有慧弼等。其中梁建康招提寺慧集(456—515)爲南朝最著名的毗曇學家。前此所研習的毗曇,多半是《雜心》,到了慧集,才於《雜心》之外廣究《八犍度》、《毗婆沙》等,所以唯毗曇一部,獨步當時,每一開講,學者都到千人,一代名僧僧旻、法雲也列席聽講,所撰《毗曇大義疏》十余萬言行世。

二、成實師 在宋代有僧導、僧威、道猛等,齊代有僧鍾、僧柔、慧次等,梁代有僧旻、法雲、智藏等,陳代有法假、慧布等,皆敷揚《成實論》不絕。這一學派興起于齊,至梁而極盛,陳末才漸次衰微。原由列席羅什《成實》譯場的僧導和其同門的僧嵩的傳播,分別成爲兩大系統。僧導初在關中著《成實》、三論的義疏等,後來在壽春(今安徽壽縣)立東山寺,講說經論。當時有名的成實師,要推道猛(411—475)。道猛本是西涼州人,少遊燕趙,後來在壽春(當時僧導在其地)精研《成實》,時稱獨步。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到建康,先後在東安、興皇二寺開講《成實》。道猛的弟子有道慧(451—481),當道猛講《成實》時,張融反復辯難,道慧代答,竟把張融折服。齊代名宿僧柔(431—494)、慧次(434—490),於永明七年(489)應蕭子良之請,在普弘寺輪講《成實》,並就論文刪繁存要,稱爲《略成實論》九卷。子良即寫百部流通,並令周顒作序。梁代的三大法師法雲(467—529)、僧旻(467—527)、智藏(458—522)早年也分別就僧柔、慧次受成實學,後來盛弘《成實》。

三、三論師 三論學的興起,始于梁代的僧朗。僧朗,遼東人,初入關內習學羅什、僧肇的教義,後到建康,住在鍾山草堂寺,遇周顒,授以此義,周顒因著《三宗論》。既而移住攝山棲霞寺,開講《華嚴》及三論,後人稱爲攝山大師。天監十一年(512)梁武帝遣中寺僧懷、靈根寺慧令等十人入山,諮受三論大義,內中只僧詮習學最有成就。僧詮後住攝山止觀寺,盛弘三論,稱爲新說,而以在其前者爲關河舊說。其門下有興皇寺法朗、長幹寺智辯、禪衆寺慧勇、棲霞寺慧布四人,都長於三論。但繼承僧詮的學統的是法朗。法朗(507—581),初從寶志、彖律師靖公等受禪、律、《成實》、《毗曇》,從僧詮受《智度》、三論、《華嚴》、《大品》等。陳永定二年(558)應武帝請,入建康住興皇寺,自後二十餘年,繼續講四論及《華嚴》、《大品》等。嘗承僧詮所說,作《中論疏》(今不傳),其說散見於吉藏的著述中。弟子知名的有羅雲等二十五人,分佈于長江上下乃至關中各地。後至隋代的嘉祥吉藏而形成宗派。

四、攝論師 主要是傳習真諦的攝論之學。真諦的講譯,原以《攝大乘論》爲宗,講說之外,並撰述《九識義記》二卷,《解節經疏》四卷等,助成論義而成一家之言。其弟子中傳承其學的,有智(一作慧)愷、法泰、曹毗、道尼四人。智愷(518—568),擅長文學,曾和真諦對翻《攝論》,筆受論文並作疏,七個月便成,共二十五卷。後對翻《俱舍》,亦十個月即了,論文及疏共八十三卷。曹毗是智愷的叔父,智愷帶他到南方,爲真諦菩薩戒弟子,受攝論學。晚年住在江都綜習前業,常講諸論,聽衆多半是知名之士,弟子有僧榮、法侃等。法泰是繼承真諦《攝論》學統的。他先住在建康的定林寺,在梁代已經知名,後到廣州,入真諦門,筆受文義,差不多二十年,並撰義記。道尼本住九江,曾聽智愷講《攝論》,並親受真諦攝論之學,海內知名。後在隋開皇十年(590),應請入長安敷講,以後南地不復有《攝論》的講主。

五、十誦律師 東晉時,卑摩羅叉校改《十誦》後,曾在江陵的辛寺開講,《十誦》之學自此大興。宋、齊、梁間弘傳此學的有僧業、僧璩、曇斌、慧詢、慧猷、法穎、僧隱、超度、智稱、僧璩、法超、道禪、曇瑗、智文、道成等。其中僧業(367—441),從羅什受業,專習《十誦》,厘定戒本與廣律不同的譯語,羅什讚歎爲後世的優波離。既而避地建康,和他的弟子慧光等相繼在吳中講說。慧詢亦從羅什受業,尤長於《十誦》、《僧祇》,後回到廣陵、建康弘講。慧猷住江陵辛寺,專修律典,深通《十誦》,講說不斷。南方的律學差不多局限於《十誦》一律,到齊、梁間由智稱弘揚,遂極一時之盛。智稱(430—501),世居京口,出家後,專修律部,尤精《十誦》。後在普弘寺開講《十誦》,並著有《十誦義記》八卷,盛行于齊、梁二代。僧祇(445—518)是南朝有名的律師,出家後,受業于律學名匠法穎,竭慮鑽求,精通律部。永明年中(483—493),奉命到吳中試簡五衆,並宣講《十誦》,更申受戒之法。著有《十誦義記》十卷。法超,是智稱的弟子,曾摘錄律部要文成《出要律儀》十四卷。曇瑗、智文有名于陳代。曇瑗著有《十誦疏》十卷、《戒本疏》、《羯磨疏》各二卷等。智文平生講《十誦》八十五遍,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餘遍,著有《律義疏》、《羯磨疏》、《菩薩戒疏》等。

六、涅槃師 主要研習弘傳涼譯《大般涅槃經》。其先,法顯譯出六卷本《大般泥洹經》,說一闡提無有佛性。龍光道生(?—434)剖析認爲闡提也是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但經本傳來未盡而已;於是唱“一闡提人皆得成佛”之說。爲舊學僧徒所擯斥。於是入吳中虎丘山,住龍光寺,又入廬山。後來涼譯《涅槃》傳到南方,經中果有闡提皆有佛性之說,證明其主張不虛。他說闡提成佛義外,還有頓悟(頓悟成佛)義,論文已佚。其後,龍光沙門寶林,祖述道生諸義,著《涅槃記》。弟子法寶更繼其後,著《金剛後心論》等,涅槃之學漸盛。另外,涼譯《涅槃》傳到建康時,慧觀、慧嚴及謝靈運等曾依據法顯譯本加以修訂,成爲南本《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慧觀更立二教五時的教判,以《涅槃》爲第五時常住教,也就是把它看成如來說法的歸結。又著《漸悟論》。同時羅什的弟子曇無成著《明漸論》。又謝靈運著《辨宗論》,主張頓悟。其餘的涅槃學者,宋代有慧靜等,齊、梁二代有僧慧、寶亮及梁三大法師等。慧靜著有《涅槃義記》,他的弟子法瑤,住吳興武康小山寺,主張漸悟。後應請入建康,和主張頓悟的道猷一同住在新安寺,著有《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經及《百論》的疏釋。法瑤的後輩,有建康太昌寺僧宗,後來又受業於曇斌、曇濟,曇斌曾問學於法瑤。

僧宗爲涅槃名師,講說將近百遍。其時寶亮(444—509),尤爲齊、梁間重要的涅槃學者。他少年出家,師事義學名僧道明,又到建康,先後住中興寺、靈味寺,盛講經論,共講《涅槃經》八十四遍,其他經論多遍。天監八年(509)梁武帝命他撰《涅槃義疏》,他於是捃摭諸家的學說,總爲七十一卷。寶亮的弟子,有僧遷、法雲,聽講者有智藏、僧旻,所以梁三大法師也都是涅槃學者。就中智藏曾講涅槃,並著義疏。僧旻和智藏的弟子慧韶,于成都法席率聽衆諷誦《涅槃》。法雲的弟子寶海也奉武帝命論佛性義。此外會稽嘉祥寺慧皎(497—554),著有《涅槃義疏》十卷。後梁荊州大僧正僧遷(?—573),講《涅槃》等十八部經各數十遍,並都著有義疏。陳代名僧寶瓊(504—584),講《涅槃》三十遍,著疏十七卷。

總起來說,南朝的佛教義學,在宋、齊二代,先是《涅槃》代《般若》而興,到梁代而極盛。同時三論漸見推行,和《成實》各立門戶。到了陳代,武帝、文帝、宣帝均推重三論,《成實》遂不復與三論抗衡。另有《華嚴》,從宋初的法業以後一直到梁代,幾乎無人研習,到梁代以後而漸盛,南地三論學者僧朗、僧詮、法朗等,大都兼習《華嚴》。由此南朝學派雖甚繁衍,而其間盛衰更叠,亦極多變化。

宋初,沙門慧琳,作《黑白論》(又名《均善論》),論儒佛的異同,而和佛理甚相違反,爲衆僧所擯斥,但何承天卻加激賞,把此論送給宗炳評判。宗炳複書,破斥慧琳的異見,遂和承天往復辯難。他更作《明佛論》(又名《神不滅論》),唱導“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之說。承天作《達性論》反對說:“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顔延之又作《釋達性論》,說“神理存沒,儻異於枯荄變謝。”如是往復論辯達三次。其主要爭點都是神滅、不滅義。到了齊末,又有範縝,作《神滅論》,說“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之於質,猶利之於刃”;“舍利無刃,舍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蕭琛、曹思文、沈約等和縝往復論難,力主神不滅。後來梁武帝即位,命當代碩學答復範論,當時作答者六十五人,都迎合武帝的意旨,主張神不滅。這是南朝儒佛神滅不滅的論爭。

宋末,道士顧歡,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毀,於是作《夷夏論》以會通二教,但力持華戎之辯,意在抑佛而揚道。明僧紹作《正二教論》、謝鎮之作《折夷夏論》、朱昭之作《難夷夏論》,朱廣之作《諮夷夏論》、釋慧通作《駁夷夏論》、釋慧敏作《戎華論》加以駁斥。後來劉虯卻以爲道家的虛無與佛家的修空一揆(見《無量義經序》);同時司徒中郎張融作《門律》,也以爲道家與佛家並無二致,而以道爲主,以示汝南周顒,顒複書加以非難,說般若所觀法性與老子所說虛無其爲寂然不動雖同,而其義旨卻大有差別。也往復論辯了幾次。在這時期,還有道士託名張融,作《三破論》,醜詆佛教,說它入國破國,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佛教“不施中國,本止西域”,依然不出《夷夏論》的範圍。劉勰又作《滅惑論》、僧順又作《析三破論》、玄光又作《辯惑論》來反駁。這是南朝佛教和外界的論爭。

南朝佛教一般偏尚玄談義理,所謂“江東佛法,弘重義門”(《續高僧傳》卷十七《慧思傳》)。又“佛化雖隆,多遊辯慧”(同上卷二十《習禪篇》)。在實修方面,只是宋初曾一度有盛傳禪法的風氣,其流行的區域爲建康、江陵及蜀郡。沙門以專習禪法知名的,有僧印(見《名僧傳抄》)、淨度、僧從、法成、慧覽、法期、道法、普恒(均見《續高僧傳》),就中慧覽(?—464),即和北地著名的禪師玄高同以“寂觀”爲世所稱,後遊西域,從罽賓達摩比丘諮受禪要,回國後在蜀、建康以傳授禪法著名。宋末以後,禪法即衰,只齊、梁間,有寶志(?—514)以修習禪業,受到梁武帝的崇敬。他圓寂後,令葬于鍾山獨龍埠,並在墓側立開善寺。後世稱爲志公。世傳他作有《十四科頌》、《十二時頌》、《大乘贊》等(見《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九),但以上內容似都不外乎唐以後的禪家思想。和寶志同時有傅翕(?—569),義烏人,日間傭作,夜間修禪。梁武帝請他到建康,世稱爲傅大士,著有《心王銘》(載《傳燈錄》卷三十,一說後世的僞作)。

其次,這時傳戒持齋等佛事漸興,據傳“求那跋摩,于南林寺立戒壇,爲僧尼受戒,爲震旦戒壇之始”(見《佛祖統紀》卷三十六《法運通塞志》)。在家菩薩戒的授受,這時也已經流行。此外還有誦經、設齋、禮懺、立寺、造像、轉讀(梵唄)、唱導(宣唱)等佛事活動。齊梁之間,還流行月六齋(六齋日)、八王齋、歲三長齋(三長齋月)等。

佛典翻譯文學到了這一時期,對於一般文學的影響更大,運用佛典的理趣、風格及故實入詩文的作家比前代亦更多。在詩的方面,宋代有謝靈運、顔延之,齊代有沈約、王融,梁代有武帝、昭明太子、簡文帝、阮孝緒,陳代有江總、徐陵等。特別是謝靈運,是一位傑出的佛教詩人,所作有《佛影銘》、《祇洹像贊》、《無量壽頌》、《維摩詰經中十譬贊》等。沙門智愷、智藏也是佛教詩人。在文的方面,宋代有宗炳、顔延之,齊代有明僧紹、周顒、沈約,梁代有江淹、劉勰,陳代有姚察、江總、徐陵等。這時期的佛教文學作品,多數是說理的論文,而尤以宗炳的《明佛論》、周顒的《三宗論》最爲世所稱。劉勰(後來出家,改名慧地)的文學造詣很深並長於佛理,當時京師寺塔及名僧的碑誌大都請他製作。

南朝佛教建築方面,各代帝室所造寺塔甚多,王臣達官及文人學士乃至民間清信士女,也靡然從風,於是梵宮琳宇遍佈江東,而以梁武帝所造爲最多,也最奢麗。特別是同泰寺,“樓閣殿台,房廊綺飾,淩雲九級,儷魏永寧”(《歷代三寶紀》卷十一)。其次,大愛敬寺,“經營彫麗,奄若天宮”(《續高僧傳》卷一《寶唱傳》)。大智度寺,“殿堂宏壯,寶塔七層”(同上)。此外,皇基、光宅、開善,也都是著名的大寺。

造像在南朝也很盛。宋武帝造有無量壽金像。明帝造有丈四金像及行像八部鬼神。此外,丈六、丈八銅像的製造甚多,小金像也多有鑄造,塑像、旃檀像更爲普通,而以戴顒所造爲最精妙。齊武帝時,石匠雷卑造瑞石釋迦像,鐫琢極巧。蕭嶷、蕭子良並造像甚多。明帝也造有千軀金像。梁武帝造有光宅、愛敬、同泰諸寺的丈六彌陀銅像等,簡文帝也仿造印度祇園精舍的旃檀像,並造有高約一、二寸的千佛像。陳文帝造有等身檀像十二軀,金銅像百萬軀,宣帝造有金銅像等二萬軀。此外名僧及信衆所造,不勝枚舉。在這時期,外國的造像也輸入不少。齊代有扶南國所送金縷龍王像、白檀像等。梁代有從天竺請來的優填王所造旃檀佛像及扶南國所送珊瑚佛像、旃檀瑞像,盤盤、丹丹兩國所送牙像,于田所送玉佛等。

佛畫在南朝也很盛,著名的作品,宋代有陸探微的靈台寺瑾統像,陸綏的立釋迦像,顧寶光的天竺僧像,宗炳的惠持師像,袁倩的維摩詰變相圖。齊代有姚曇度的白馬寺寶台樣,毛惠秀的釋迦十弟子圖。梁代有蕭繹(元帝)的文殊像,張僧繇盧舍那佛像,行道天王像、維摩詰像,張差果的悉達太子納妃圖,靈嘉寺塔樣,張儒童的楞伽會圖、寶積經變相圖,聶松的支道林像,解倩的五天人樣、九子魔圖。這時期外國沙門中擅長佛畫的,有著名的譯人求那跋摩。他曾在始興靈鷲山寺的寶月殿北壁上,繪出了羅雲像及定光、儒童布發之形(《高僧傳》卷三本傳)。此外有吉底俱、摩羅菩提、迦佛陀等。南朝的佛畫作家,以張僧繇爲最。僧繇,吳人,以丹青馳譽于梁天監中,武帝所建佛院寺塔,大都令他作畫。當時由郝騫等的西行和迦佛陀等的東來,曾把印度陰影法的新壁畫介紹到中土。僧繇所畫建康一乘寺的扁額,就是活用這種手法的新佛畫。又南朝限於天然地形環境,鑿窟造像之風遠不及北朝之盛,只攝山(棲霞山,在今南京東北約四十裏)的斷崖上,有齊、梁間所開鑿的許多石窟、石佛,盛稱於世。



編輯者: 不才 (2004-04-05 10: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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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76 - 2004-04-05 08:58:45 ○「隋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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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佛教 (黃懺華)


隋代佛教,是從隋文帝開皇元年( 581 )到恭帝義寧二年(618 )中國隋王朝一代三十七年間的佛教。隋、唐時代是中國佛教的大成時期。隋代雖然立國不久,但在政治上統一了南北兩朝,各種文化也出現了綜合的新形式,佛教也綜合南北體系,而有新的教學、宗派建立,形成了劃一時期的特色。

隋文帝(581 —604 )繼承了北周的統治,一開頭就改變了周武帝毀滅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爲鞏固期統治權的方針之一。這和他出生在馮翊(今陝西大荔縣)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撫養和即位時曇延力請興複佛教不無關係。他首先下令修復毀廢的寺院,允許人們出家,又令每戶出錢營造經像,京師(長安)及並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由官家繕寫一切經,分別收藏在寺院及秘閣之內,從而天下風從,民間的佛經比儒家的六經多到很多倍(見《隋書. 經籍志》)。

文帝一生致力於佛教的傳播。在度僧方面,他於開皇十年(590 )聽許以前私度的僧尼和人民志願出家,一時受度的多到五十余萬人(《續高僧傳》卷十《靖嵩傳》;又卷十八《曇遷傳》)。在建寺方面,他于即位初年,即改周宣帝所建立的陟岵寺爲大興善寺。又令在五嶽各建佛寺一所,諸州縣建立僧、尼寺各一所,並在他所經歷的四十五州各創設大興善寺,又建延興、光明、淨影、勝光及禪定等寺,據傳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辯正論》卷三)。在建塔方面,文帝先得天竺沙門給他的佛舍利一包,即位後,令全國各州建立舍利塔安置,前後共三次。第一次是仁壽元年(601 ),在他六十歲的生日六月十三日,令全國三十州立塔,請名僧童真、曇遷等三十人分道送舍利前往安置。第二次是仁壽二年(602 ),在佛誕日,請名僧智教、明芬等分送舍利至全國五十三州入函立塔。第三次是仁壽四年(604 ),也是在佛誕日,令在三十州增設寶塔,請名僧法顯、靜琳等分送舍利。前後立塔一百十所。所有立塔的費用,任人佈施,但以十文爲限。在造像寫經方面,據傳從開皇初到仁壽末(604 ),建造金、銅、檀香、夾紵、牙、石等像大小一萬六千五百八十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餘軀(《辯正論》卷三)。並且在開皇二十年(600 )嚴禁毀壞、偷盜佛像等(《隋書高祖紀》下)。又繕寫新經十三萬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辯正論》卷三)。此外,文帝在建國初年,仿北齊的制度,設置昭玄大統、昭玄統、昭玄都及外國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務。他于開皇元年授名僧僧猛爲隋國大統(即昭玄大統)三藏法師,七年(587 )又命曇遷爲昭玄大沙門統,至十一年(591 )又詔靈裕爲國統。至於地方僧官則有統都、沙門都、斷事、僧正等的設置。

文帝對於佛教義學的提倡,即以長安爲中心建立了傳教系統,選聘當時各學派著名的學者,集中在都邑,分爲五衆:一、涅槃衆,二、地論衆,三、大論衆,四、講律衆,五、禪門衆。每衆立一“衆主”,領導教學。其間可考的,是長安涅槃衆主法總、童真、善胄;地論衆主慧遷、靈璨;大論衆主法彥、寶襲、智隱;講律衆主洪遵;禪門衆主法應。此外長安還曾建立了二十五衆(《續高僧傳. 義解篇後論》),大興善寺沙門僧璨即曾爲二十五衆第一摩訶衍匠,大興善寺沙門僧琨也做過二十五衆教讀經法主,從事學衆的教導(見《歷代三寶記》卷十二,《續高僧傳》卷七、九)。

隋煬帝(605 —616 )也篤好佛教,他先爲晉王時,曾迎請名僧智顗爲授菩薩戒,並尊稱智顗爲智者。即位後,他在大業元年(605 )爲文帝造西禪定寺,又在高陽造隆聖寺,在並州造弘善寺,在揚州造慧日道場,在長安造清禪、日嚴、香台等寺,又舍九宮爲九寺,並在泰陵、莊陵二處造寺。又曾在洛陽設無遮大會,度男女一百二十人爲僧尼。並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總度千僧,親制願文,自稱菩薩戒弟子。傳稱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萬六千二百人。又鑄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軀,修治舊像十萬零一千軀,裝補的故經及繕寫的新經,共六百十二藏。煬帝還在洛陽的上林園內創設翻經館,羅致譯人,四事供給,繼續開展譯經事業。

但另一方面,文帝在開皇九年(589 )滅陳時,曾令陳都建康的城邑宮室蕩平耕墾,於石頭城置蔣州,使南北朝時代盛極一時的建康佛教頓告衰微。其時諸寺多毀于戰火,“鍾梵響輟,雞犬不聞”。因此蔣州奉誠寺慧文等致書智顗,請轉達坐鎮揚州的晉王楊廣予以護持。後來楊廣做了皇帝,于大業三年(607 )下令沙門致敬王者;更于大業五年(609 )令無德的僧尼還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數量保留,其餘一概拆毀;一時造成因僧廢寺的現象。從這些事實上,可見隋代對於佛教的政策也有限制的一面。

隋代譯經,主要譯師有北天竺烏場國的那連提耶舍(490 —589 )。他原在北齊譯經,曾因齊亡佛教被毀,而改著俗裝。隋興,應文帝之請,住長安大興善寺,從開皇二年到五年(582 —585),更譯出《大莊嚴法門經》等八部二十三卷。同時又有他的同鄉沙門毗尼多流支來長安,於開皇二年譯出《大乘方廣總持經》、《象頭精舍經》。又有中天竺婆羅痆斯優婆塞達磨闍那於開皇二年譯出《業報差別經》一卷。

闍那崛多(527 —604 )原在北周譯經,周武帝毀滅佛教時,被迫回國,中途爲突厥所留,開皇四年,文帝應曇延等三十餘人之請,遣使延請他東來,住在大興善寺,從事傳譯。開皇五年到仁壽末年(604 ),更譯出《佛本行集經》、《大方等大集護經》、《大威德陀羅尼經》,並補譯《法華經》、《金光明經》的缺品等共三十九部、一百九十二卷。

達摩笈多(?—619)於開皇十年遊方到瓜州(今甘肅敦煌縣),受請至長安,在大興善寺和洛陽上林園的翻經館,從開皇中葉到大業末年共譯出《藥師如來本願經》、《起世因本經》、《金剛般若經》、《菩提資糧論》、《攝大乘論釋論》等九部四十六卷。以上隋代譯師五人,共譯出經論等五十九部,二百六十二卷。

中國沙門參預達摩闍那、達摩笈多等的譯事者有彥琮(557 —610 ),他記錄笈多遊歷西域各國的見聞,著爲《大隋西國傳》(已佚)。彥琮諳習梵文,開皇十二年(592 )奉召入長安,住興善寺,重掌翻譯。仁壽二年(603 ),文帝使撰《衆經目錄》,又將《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翻譯爲梵文。大業二年(606 ),住翻經館,披閱新由林邑(今越南中部)獲得的昆侖書(當時對林邑以南通用文字的總稱)佛經,並編撰目錄,以備選譯。又和裴矩共同修纂《天竺記》。此外他還著有《達摩笈多傳》及《辯正論》、《通報論》、《福田論》、《沙門不應拜俗總論》等。又爲譯諸經作序。彥琮並論定翻譯的楷式,有“十條八備”之說。

前代譯經既多,入隋又增新譯。文帝在開皇十四年(594 )乃命大興善寺翻經沙門法經等二十人,整理所有譯出的經典,撰《衆經目錄》七卷(通稱《法經錄》)。此錄分《別錄》與《總錄》。《別錄》以大、小乘經、律、論爲六門,分作一譯、異譯、失譯、別生、疑惑、僞妄六類;又抄集、傳記、著述三門,各分作西域、此方二類;《總錄》則統計其部數、卷數。此書是一部有組織而且分類較精的經錄。另外,翻經學士費長房,在開皇十七年(597 )撰《歷代三寶紀》(又稱《隋開皇三寶錄》)十五卷,通稱《長房錄》。其內容初爲《帝年》,系佛教及重要時事於歷朝帝王的年代之下;次爲《代錄》,列敘各朝代譯人所譯經典的部數、卷數及其重要事迹;後爲大乘、小乘“入藏”經、律、論目錄,各以有譯、失譯分類。此錄在現存經錄中,內容繁博,誤謬也最多。又彥琮等翻經沙門及學士在仁壽二年奉令撰《衆經目錄》五卷,分單本(即一譯)、重譯(即異譯,各列大小經律論的目錄,附賢聖集傳)、別生、疑僞、缺本五類,刊定了當時書寫佛經總集的標準,一直影響到後世。

隋代佛教義學的發展及宗派的建立,由於當時全國一統,南北佛教的思想體系得到交光互攝的機會,從而各宗派學說一般都有匯合折衷的趨勢。這時期,如北方地論南道派的慧遠,南方天臺宗的智顗,三論宗的吉藏,都可爲其代表。普法宗信行的三階教也屬於這個類型。

慧遠(523 —592)的主要學說見於所撰《大乘義章》。此書把佛教義學的大綱分作《教法聚》、《義法聚》、《染聚》、《淨聚》、《雜聚》(此聚已佚)五類。每類中都是先敘《毗曇》、《成實》,然後歸結到《地論》、《涅槃》。他盛弘《十地經論》。此論原系解釋《華嚴經》中的《十地品》,所以他同時也是宗《華嚴》的。他晚年又列席攝論師曇遷的講筵,還著了《起信論義疏》,因而他又汲取了《涅槃》、《攝論》及至《起信》的思想,主張《地論》所說的“阿梨耶識”和《楞伽》所說的“如來藏心”、《涅槃》所說“佛性”是一法,稱爲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從而緣起法界恒沙佛法,是名“真性緣起”或“真識緣起”。這種思想即爲後世華嚴宗智儼、法藏的“法界緣起”學說的張本。

智顗(538 —597)是天臺宗實際的創立者,他從當時流行的大乘經裏舉出以《法華經》爲中心,而以南北朝佛教的義學爲根據,特別是發展了慧文的一心三觀說和慧思諸法實相說,提出“圓融三諦”、“一念三千”的新義。一心三觀原已發明觀境兼備空、假、中三諦,由此更理解到諸法之即空即假即中,一時互具,而成爲三諦圓融。諸法實相原以佛的知見爲標準,所以見得實相的內容爲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一共十如。在這基礎上,更見到十如的互具,又遍於六凡四聖的十法界,更各有五陰、衆生、國土三種世間,這樣重叠計算,有三千諸法,皆於一念中有具足之義,此即一念三千。智顗學說,即以此等觀法爲其修持的指導思想。

吉藏(549 —623)由法朗得承羅什、僧肇所傳的三論法門,對魏晉南北朝所有的各家學說一一加以批判,特別是破斥當時的成實師等,形成了三論一大宗派。吉藏先後著成《中》、《百》、《十二門論》的註疏及《三論玄義》、《大乘玄義》、《二諦義》等,把《般若》無得、性空的義理發揮無遺。

此外,當南北朝時代之末,《摩訶摩耶經》、《大集月藏經》先後譯出。當時産生一種“末法”思想,認爲已入末法時代。信行的“三階教”,便是從這種思想中醞釀而成的。他就時、處、機(人)把佛教分作“三階”,以爲當時到了佛滅一千年以後,又在戒見俱破的世界,多有戒見俱破的顛倒衆生,這都到了第三階時期。此時衆生的機類,我見、邊見成熟,所以偏學一乘、三乘,或偏念《彌陀》、《法華》,彼此是非,終至犯誹謗罪,永無出離之期。只合依普佛普法的法門,即佛無差別、法無差別、普法普佛、普真普正的佛法。此即信行極力宣傳的說教。信行圓寂後不久,開皇二十年(600 ),朝廷明令禁斷三階教典,不聽傳行,但信奉其說的依然不絕。

又北地攝論師的興起,也在隋文帝時代,如曇遷的著述中有《九識章》專篇,他的弟子道英又深會“無相思塵”的大旨,因而《攝論》的學說仍爲一般佛教界所講習。

隋代一般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由於隋文帝偏重定門,曾于長安的西南設置禪定寺,集名德禪師一百二十人,四事供給,以爲提倡,遂大開以習禪爲重點的風氣。特別是曇詢(515 —599 ),“每入禪定,七日爲期。”真慧(569 —615 ),“創築禪宇,四衆爭趨,端居引學,蔚成定市。”志超(571 —641 ),“創立禪林,曉夕勤修。”此外修懺、造像、咒願、持律等也通行。還有致力於社會事業的,如僧淵(519 —602 )鑒於渡錦江而溺斃的人很多,在南路架設飛橋。法純(519 —603 )微行市裏,或代人傭作,或爲僧俗洗補衣服,或清除市井的糞穢,或爲僧徒劈柴擔水,或填治道路。智通(543 —611 )立孤老寺,以時周給。慧達(524 —610)建大藥藏,需者便給。

其次,在家佛教徒信衆中,有一種稱爲“義邑”(又作‘邑會’,由共同出資或出力營造佛像等關係而成立)的信仰團體,還有一種和它類似的“法社”。這是因爲隋代復興佛教,造像的風氣淩駕前代,義邑的組織相當發達。義邑的成員有時多到一、二千人。和它相類的法社,則是貴族、達官或在家人士和若干僧尼的團體。故義邑需要有教養較高的“邑師”主持指導,而在法社除“俗講”等外,則無此需要。義邑與法社都期望往生淨土。關於實際修行,則二者重視戒律而外,法社並偏重修禪。

在這時期,還有一種依佛制供設齋食的集會,即所謂“齋會”,在紀念、慶祝、祈願等時節舉行,如文帝於開皇八年(588 )曇延圓寂時設千僧齋;既而又於終南山焚化地設三千僧齋。仁壽元年(601 )遣名僧送舍利到諸州建塔時,也命諸州僧尼普爲舍利設齋等。其次,煬帝爲晉王時,於開皇十一年迎請智顗到揚州,爲設千僧會,受菩薩戒;智顗於開皇十七年入寂時,遣司馬王弘到天臺山設千僧齋;又于大業元年智顗的忌日設千僧齋等。此外開皇十四年,武衛將軍索和業舍宅爲寺時,沙門法藏(548 —629 )率衆精勤行道,設萬僧齋。又沙門玄琬(562 —636 )定於每年二月八日佛誕開講設齋,通召四衆,供養悲田、敬田。又大業中,昆明池北白村的村民,感于沙門普安(?—609 )治病的神效,舉行大齋,表示敬念。

在佛教文學藝術方面,隋代運用佛典的理趣、風格及故實入詩文的,有文帝、煬帝、薛道衡、柳顧言、許敬宗、費長房、盧思道等的作品。沙門彥琮、行矩、靈祐、吉藏、智顗、慧影等的文學撰作也都可觀。隋代的佛畫家,有楊契丹、尉遲跋質那(于田人)、曇摩拙叉(印度沙門)等,而以尉遲跋質那和他的兒子尉遲乙僧爲尤著。他們的畫法有些類似印度阿旃陀石窟的壁畫。隋代佛教的建築,以文帝所造大興善寺、東禪定寺,煬帝所造西禪定寺、隆聖寺爲最宏偉。特別是東禪定寺“駕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高聳,房宇重深,周閭等宮闕,林圃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續高僧傳》卷十八《曇遷傳》)。隋代的石窟藝術,也有很大的建造。像靈祐在開皇九年所鑿造的那羅延窟爲最著名。靈祐經過周武帝的法難,爲了預防佛法滅盡,於開皇九年入寶山(屬河南安陽縣)開鑿石窟。在窟內雕造盧舍那、阿彌陀、彌勒三佛的坐像,並鏤刻釋迦牟尼佛等三十五佛及過去七佛坐像。又在入口的外壁刻迦毗羅及那羅延神王,並鏤刻《歎三寶偈》、《法華》、《勝鬘》、《大集》、《涅槃》等經偈文。更在入口的內壁刻有《大集經. 月藏分》及《摩訶摩耶經》等。此外所開鑿的石窟,還有山東曆城的神通寺千佛岩等。至於雲崗、龍門、響堂山、天龍山等石窟及敦煌千佛洞等,隋代也續有開鑿。隋代雕造的窟龕像及小銅像、玉石像、錘()塗金像等,遺留到晚近的爲數也不少。大抵頂作螺發,面貌柔和圓滿,衣褶置重寫實,流麗柔巧。還有大業初年,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又作智苑,?—639 ),也爲預防法滅,發願造一部石刻大藏,封藏起來。於是在幽州西南五十裏大房山的白帶山(又名石經山)開鑿岩壁爲石室,磨光四壁,鐫刻佛經。又取方石另刻,藏在石室裏面。每一間石室藏滿,就用石頭堵門,並融鐵汁把它封錮起來。到唐貞觀五年(631 ),《大涅槃經》才告成。這便是房山石經的發軔。

隋代佛教的流傳還遠及于四鄰諸國,特別是當時的高麗、百濟、新羅及日本。新羅在陳末隋初陸續有僧人智明、圓光、曇育及惠文等來中國研習佛法,並先後學成歸國。又文帝在仁壽中分佈舍利起塔時,高麗、百濟、新羅三國的使者各請舍利一枚,于本國起塔供養。特別是在煬帝初年,四鄰諸國來學佛法的僧徒雲集長安。于時日本攝政者聖德太子于大業三年遣使者小野妹子來聘,並且帶了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見《隋書. 東夷傳》)。第二年又特選僧旻、請安、惠隱、廣齊四人(一作八人)跟隨小野妹子前來。煬帝把這些外來留學的僧徒安置在鴻臚寺的四方館,並且先後召終南山悟真寺淨業、玉泉寺靜藏、長安大莊嚴寺神迥、弘福寺靈潤入鴻臚館擔任教授。這些措施對於後來各國的佛教流行,都很有關係。



編輯者: 不才 (2004-04-05 10: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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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77 - 2004-04-05 08:59:46 ○「唐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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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教 (呂澂)

唐代佛教,是指從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天祐四年(907 )二百八十九年間李唐一代的佛教而言。

唐代接著隋代之後,很重視對於佛教的整頓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就在京師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九年(626),因爲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請,終於命令沙汰佛道二教,只許每州留寺觀各一所,但因皇子們爭位元的變故發生而未及實行。太宗即位之後,重興譯經的事業,使波羅頗迦羅蜜多羅主持,又度僧三千人,並在舊戰場各地建造寺院,一共七所,這樣促進了當時佛教的開展。貞觀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帶去佛像、佛經等,使漢地佛教深入藏地。貞觀十九年(645),玄奘從印度求法回來,朝廷爲他組織了大規模的譯場,他以深厚的學養,作精確的譯傳,給予當時佛教界以極大的影響,因而在已有的天臺、三論兩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等宗派的相繼成立。稍後,武後(684—704)利用佛教徒懷義等僞造《大雲經》,她將奪取政權說成符合彌勒的授記,隨後在全國各州建造了大雲寺,又造了白司馬阪的大銅佛像,並封沙門法朗等爲縣公,又授懷義爲行軍總管等,這使佛教和政治的關係益加密切。此時新譯《華嚴》告成,由法藏集大成的賢首宗也跟著建立。其後,玄宗時(712—756),雖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善無畏、金剛智等傳入密教,有助於鞏固統治政權,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當時佛教發展達于極盛,寺院之數比較唐初幾乎增加一半。不久,安史亂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殘,聲勢驟減。禪家的南宗由於神會的努力,漸在北方取得地位。神會又幫助政府徵收度僧稅錢,以爲軍費的補助,南宗傳播更多便利,遂成爲別開生面的禪宗。但是當時國家歷經內戰,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爲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壞,擴充莊園,驅使奴役,並和貴族勢力相勾結,避免賦稅,另外還放高利貸設立碾嵦等多方牟利.這樣在經濟上便和國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從敬宗、文宗以來,政府漸有毀滅佛教的意圖,到武宗時(841—846)就終於實現了。從會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毀寺宇,勒令僧尼還俗。綜計當時拆毀大寺四千六百餘所,小寺四萬餘,僧尼還俗二十六萬余人,解放奴役十五萬人,收回民田數千萬頃。這對以後佛教的發展影響很大。當時佛教典籍的湮滅散失情況也極嚴重,特別是《華嚴》、《法華經》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時散失,以致影響到天臺、賢首等宗派日趨衰落。

唐代的譯經基本上由國家主持,其成績是很可觀的。這從太宗貞觀三年(629 )開始,組織譯場,歷朝相沿,直到憲宗元和六年(811 )才終止。前後譯師二十六人,即波羅頗迦羅蜜多羅(翻譯年代629 —633 ,以下各人皆附注翻譯年代)、玄奘(645 —663 )、智通(647 —653 )、伽梵達摩(約650 —655 )、阿地瞿多(652 —654 )、那提(655 —663 )、地婆訶羅(676 —688 )、佛陀波利(676 )、杜行顗(679 )、提雲般若(689 —691 )、彌陀山(690 —704 )、慧智(693 )、寶思惟(693 —706 )、菩提流志(693 —713 )、實叉難陀(698 —704 )、李無諂(700 )、義淨(700 —711 )、智嚴(707 —721 )、善無畏(716 —735 )、金剛智(720 —741 )、達摩戰濕羅(730 —743 )、阿質達霰(732 )、不空(743 —774 )、般若(781 —811 )、勿提提犀魚(約785 —?)、屍羅達摩(約785 —?)。在這些譯師裏有好幾個中國僧徒、居士。而且在譯籍的數量和質量方面,也超過前人。象其中玄奘、義淨、不空等,都是很突出的。玄奘所譯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義淨譯出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因當時政變而散失的,不計入),不空譯出一百零四部一百三十四卷(其中有些是屬於編撰性質的)。他們各有所長。義淨著重律典,不空專於密教,玄奘則瑜伽、般若、大小毗曇,面面俱到。此外,各譯師翻出的經典也多有特色,可說當時印度大乘佛教的精華,基本上已介紹過來了。在李唐一代譯出的佛典,總數達到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分量可說是空前的(唐代譯師除上述見於經錄的各家而外,還有些從現存零星譯本和日本學僧“請來錄”記載上見到的譯人,如戒賢、菩提仙、達摩棲那、寶雲、滿月、智慧輪、達摩伽那、法成等)。

將歷代翻譯的佛典編成“一切經”,作爲寺院的藏書來繕寫,這在隋代,就已編定了《仁壽衆經目錄》(彥琮等依《法經目錄》重編)。唐初,在這一基礎上增訂而成的目錄有好幾種。先有貞觀初年的德業、延興二寺《寫紀目錄》(玄琬編,共收七百二十部,二千六百九十卷,比較《仁壽錄》增加三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次有顯慶三年(658 )所編西明寺大藏經的《入藏錄》(共收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再次有龍朔三年(663 )所編《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錄》(靜泰編,共收八百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另外帶有經錄性質的,有麟德元年編成的《大唐內典錄》(十卷,道宣編)、《古今譯經圖記》(四卷,靖邁撰),武周天冊萬歲元年(695 )編成的《大周刊定衆經目錄》(十五卷,明佺等撰),開元十八年(730 )編成的《續大唐內典錄》(一卷,智升撰)、《續古今譯經圖紀》(一卷,同上)、《開元釋教錄》(二十卷,同上)、《開元釋教錄略出》(四卷,同上),貞元十年(794 )編成的《貞元續開元釋教錄》(三卷,圓照撰),貞元十六年(800 )編成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三十卷,同上)。在這些目錄裏,《開元錄》一種實際發生的影響最大。它的入藏目錄共收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成爲後來一切寫經、刻經的准據。同時有華嚴寺沙門玄逸對於入藏各經的卷次、其目詳加校定,撰成《開元釋教廣役曆章》(三十卷,今殘缺不全),這就更增加了《開元錄》的準確性。

中國佛教中的宗派,最先爲隋代集大成的天臺宗。此宗于智顗圓寂後即由其弟子灌頂(561 —632 )繼續弘傳。入唐,有法華寺智威(?—681 )、天宮寺慧威(634 —713 )、左溪玄朗(673 —751 )相次傳承。在這幾代裏,因新興慈恩、賢首各宗勢力所掩,黯然不彰。及至玄朗弟子荊溪湛然(711 —782 ),一宗始有中興之象。湛然初爲儒生,二十余歲時從學玄朗,修習止觀。天寶末(755 頃)與大曆初(766 頃),曾一再辭謝征辟,專事授徒著述,宏揚自宗。但其立說,隨著時代思想的開展,也漸改舊觀。後傳行滿,再傳廣修(?—843 ),值會昌毀佛,聲勢驟衰。湛然別傳弟子道邃,以天臺學傳給日本最澄,最澄回國後遂在日本開創了天臺宗。邃門人宗穎、宗諝,視《法華經》與《大日經》同等,亦與日本台密以相當的影響。

另外,還有隋代已具雛形的三論宗,其祖師吉藏(549—623)晚年在長安,曾受到唐高祖的優禮,被聘爲十大德之一。他叠住於實際、定水諸寺,得以盛弘役說。吉藏諸門人中最傑出的爲慧遠,住在蘭田悟真寺,時來長安講說,能傳此宗的教化。另有智拔、烏凱、智凱、智命、碩法師、慧灌等。烏凱(?—646 )在越州嘉祥寺開講三論。碩法師著《中論疏》。慧灌爲高麗學僧,後去日本開三論宗。役與吉藏同門而活動于唐初的還有慧均,著《四論玄義》,今存殘卷。稍後,貞觀年中有元康(或說是碩法師弟子),住安國寺,著《三論疏》,又爲《肇論》作注,爲日本此宗第三傳道慈之師。唐代此宗後因不敵慈恩、天臺諸宗的盛勢,而逐漸不振。其修習禪法的,則因禪宗勃興,也就多與合流,無所區別了。

唐代佛教在發展過程中更成立了好些宗派。這是一方面因爲佛教的傳播日廣,要適應各階層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種教理和修持的體系。一方面也因爲寺院的經濟基礎,日益龐大,佛教徒採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強組織,以維持其既得的利益。最先,有慈恩宗,這是由玄奘(600 —664 )和其門徒們所建立,而以玄奘曾住過的慈恩寺名宗。他們統一了過去攝論師、地論師、涅槃師等種種分歧的說法,特別是在修持依據和方法的議論上,都用新譯的資料作了糾正。他們宗奉印度大乘教中從無著、世親相承而下直到護法、戒賢、親光的瑜伽一系之說,即以《瑜伽師地論》及其附屬論書(所謂十種支論)爲典據,主張衆生種姓各別,改變了過去說“皆有佛性”的見解。又用“唯識所現”來解釋世界,即從“唯識無境、境無識亦無”的次第來作契會實相的觀行。玄奘自己的主張只配合著他的翻譯隨時對他門徒們講說,並沒有專篇著作。他門下人物很多,最傑出的是窺基(632 —682 ),對於新譯的經論作了將近百部的注,特別在《成唯識論》、《因明入正理論》等重要典籍方面有極其詳盡的解釋,大大發揚了玄奘譯傳的新說。接著有慧沼(650 —714 )、智周(668 —723 ),相繼闡揚,遂使此宗達于極盛。但因理論過於繁細,難能通俗,終究歸於衰落。玄奘門下還有一些新羅的學人,象圓測(613 —696 )、道證、太賢、慧景、道倫等,也都有成就,但通常不算在此宗傳承之內。又在玄奘譯傳瑜伽系學說的同時,也對說一切有部的毗曇作了有系統的翻譯介紹。特別是《俱舍》一論,以前曾經真諦翻譯講習而有了專門學系,所謂俱舍師,這時又有玄奘重翻本論,並介紹了《順正理論》之說,而豐富了《俱舍》研究的內容。在玄奘門下普光、法寶等都專事講求,相承不絕,這就使俱舍師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唐末。

其次,律宗。從南北朝以來,由於國家對佛教僧徒的管理逐漸嚴密,教內也需要統一實行戒律的作法來加強自己的組織。這就有了一群講求律學的律師。其中道宣(596 —667 )繼承北朝慧光(468 —537 )到智首(567 —635 )的系統,專事《四分律》的宏揚。他做了《四分律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鈔》等大部著作,在理論上吸收了玄奘譯傳的新義,較舊說爲長。因爲道宣後來居住在終南山豐德寺,所以一般稱呼他一系傳承的律學宗派爲南山宗。同時還有法礪(569 —635 )的相部宗、懷素(625 —689 )的東塔宗,對於《四分律》的運用和解釋,各有不同的見解,也各成一派。他們的聲勢雖不及南山宗之盛,但流行經過了較長時期,彼此存著分歧 ,不得統一。大曆十三年(778 ),由國家發動來調和異議,也未見效,不過最後還是南山暢行,余宗逐漸衰落了。另外,義淨(635 —713 )一家也銳意講求律學。他曾費了二十五年的時間,曆三十余國,留心關於實行戒律的各種作法,寫成記錄,從南海地方寄回國內,即矨E《南海寄歸傳》。他回國之後,又大量翻譯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廣律和十七事等,很想原封不動地將印度有部制度褹E植過來。但這一制度在中國基礎薄弱,顯然和習慣相違,只徒有理想,留下了豐富的文獻而已。

道賢首宗。此宗是推尊《華嚴經》爲佛說的最高階段,要用它來統攝一切教義的。最初由法順(即杜順,557 —640 )創立了法界觀門,從《華嚴》所說各種法相歸納條理,作爲逐步觀察宇宙萬法達到圓融無礙境地的法門。接著有智儼(602 —668 )著述《搜玄記》、《孔目章》等,對《華嚴經》文作了綱要性的解釋。到了法藏(643 —712 ),因爲參加了《華嚴》的新譯,理解經文更爲透徹,他還吸收玄奘新譯的一些理論,這樣完成了教判,並充實了觀法,而建成了宗派。後人即以他的法號賢首作爲宗名。他的理論曾一度爲其弟子慧苑所修改,以致未能很好地傳播,但不久澄觀(738 —838 )即糾正了慧苑之說而加以發揚。其後宗密(780 —841 )融會禪教兩方面,貫徹了華嚴圓融的精神。向後此宗即沿著這樣的趨向而開展。另外,法藏門下有新羅學人義湘(625 —702 ),他歸國後即在海東開創了華嚴經宗。

密宗。純粹用陀羅尼(咒語)來作佛教的修習方便,這在當時的印度還是比較新鮮的事,但因中印間交通發達,很快地就傳播過來了。相繼來唐的善無畏(637 —735 )、金剛智(671 —741 ),本來修學地點不同,分別傳承胎藏界和金剛界的法門,及到達中國之後,互相授受,就融合成更大的組織。接著經過一行(683 —727 )、不空(705 —774 )的闡述,更充實了內容,乃於一般的佛教而外,創立密教(從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帶著神秘色彩,爲統治階級所特別愛好。當時幾代帝王都對不空十分優禮,並以官爵相籠絡,這樣形成了王公貴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風氣。其影響所及,日本也一再派遣學僧來華傳習,歸國開宗。但不空以後,經惠果、義操、義真等數傳,宗勢就逐漸衰頹。到了唐末,雖還有柳本尊那樣的人遠在四川,盛弘密法,但已不是以前的面目了。

以上各宗和從前代繼承下來的天臺宗、三論宗,都只流行於宮廷或上層知識份子之間,其向民衆傳播並帶著更濃厚的宗教色彩的,則另有淨土宗。這是從彌陀信仰進一步的開展,立宗的端緒可上溯到北魏時代的曇鸞(477 —543 )。曇鸞在並州石壁山玄中寺提倡淨土念佛法門。唐初道綽(562 —645 )在寺中見到記載曇鸞事迹的碑文,得到啓發而歸心,繼續提倡。他的弟子善導(613 —681 )來長安傳教,使淨土信仰得到很大發展。善導還著了《觀經疏》,在教理上建立根據,這樣淨土宗就形成了。其後懷感、少康(?—805 )等,相承不絕。唐代宣傳淨土教的人,另外還有慧日(慈湣,680 —740 )。他從印度遊歷回來,宣傳在健馱羅國得著淨土法門的傳授,由此別成一系,但實際和善導所提倡的相差無幾。此外如迦才、承遠(712 —802 )、法照(?—821 ?)等,也都致力於淨土的宏傳,遂使這一宗信仰得以普遍流行。

最後還有禪宗。北魏時菩提達摩在北方傳授禪法,以《楞伽經》(劉宋譯四卷本)爲印證,就有了楞伽師一派。唐初,黃梅雙峰山有道信禪師(580 —651 ),他和三論宗的人有些淵源,故在楞伽禪法而外,還參用般若法門,但後人仍視爲繼承達摩的嫡系。同時從三論師昊法師出家的法融(594 —667 )從事靜坐,據傳說曾得道信的印可,而成爲一系牛頭禪(這因法融住在金陵牛頭山而得名),傳承了幾代。但道信直傳的弟子是弘忍(601 —674 ),移住東山,傳法四十餘年,門人多至千數,尊其所說爲東山法門。他的門人中著名的有神秀(606 —706 )、智詵(611 —702 )、老安(582 —709 )、法如、慧能(638 —713 )等十餘人。慧能後還嶺南,提倡頓悟法門,又結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剛經》,不專主坐禪,這樣就和神秀一系墨守成規、信奉《楞伽》、主張漸悟的恰恰相反,而逐漸成爲南北兩宗的對立。慧能門下懷讓(677 —744 )、行思(?—740 )等都在南方地帶活動。開元以後,由神會(668 —780 )在河南進行宣傳,並力爭正統,指摘神秀和其門下普寂(651 —739 )都未得弘忍傳衣,不是正系。這樣造成慧能爲達摩以來的直接繼承者的印象,使南宗禪的勢力大增。但神會的一系(後來形成荷澤宗)並不太盛,而擴大傳播的還是南嶽(懷讓)、青原(行思)兩家。南嶽下傳承的有馬祖道一(709 —788 ),再傳百丈懷海(720 —814 )、南泉普願(748 —835 )。百丈傳潙山靈祐(771 —853 )、黃檗希運(?—855 )等。南泉傳趙州從諗(778 —897 )等。青原下傳承有石頭希遷(700 —790 ),再傳藥山惟儼(745 —828 )、天皇道悟(748 —807 )。天皇傳龍潭崇信,再傳德山宣鑒(780 —865 )。會昌以後,更從這些傳承形成支派。象潙山傳仰山慧寂(807 —883 ),後成爲潙仰宗。又籄E檗傳臨濟義玄(?—867 ),後成臨濟宗。再後曹洞宗、雲門宗成立于唐末,法眼宗繼起於五代,合爲五宗。又從百丈起,制定清規,使禪院從普通律寺(即依照聲聞戒律規定組成的寺院)分離而獨立,這就更便於集合多數學人共住習禪。它簡化寺院形式,但立法堂而無佛殿等,也更適合當時南方經濟文化新開闢地區的情況,而易於推進佛教的發展。禪宗從慧能以後,本來轉向平民,不重視文字的研習記誦,但是數傳之後,學人兼重知見,依舊不能放棄文字的修養,因而它的影響所及,還只是以知識份子爲主。不過比較起一般講義學的宗派來,禪宗總算是流行最普遍的了。

此外,隋代信行禪師(540 —594)創立的三階教,在一度被禁後,因其門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肖瑀、高熲等的外護,仍隱然保全實力,延續到唐代,又在長安恢復了相當的盛況。著名的寺院有化度(原爲實際寺)、慧日、光明、慈門、弘善五大寺,而以化度爲其中樞,無盡藏院就設立於此。到了武後證聖元年(695 ),才明令判爲異端,將該教的典籍歸之僞雜符錄一類。聖曆二年(699 ),又令限制學三階教的只能乞食、長齋、絕穀、持戒、坐禪,此外所行都視爲違法。後至開元元年(713 ),廢止無盡藏院,斷絕了三階教的經濟來源。開元十三年(725 )更對三階教徒作了比較徹底的處分,原來有些寺院裏的三階教徒別院居住的,一律命其拆除隔障,與衆雜居,並還銷毀了三階教所有《集錄》四十餘卷(依《開元錄》所搜集,凡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不許再行誘化。儘管如此,三階教的潛勢力依然存在。如貞元年間編纂《貞元釋教目錄》的圓照,即對三階教有好感。他曾編輯《信行禪師塔碑表集》五卷(著錄于《續開元釋教錄》卷末)。在《貞元釋教錄》內還收載由化度寺僧善才請准入藏的三階《集錄》四十四卷(五帙)的目錄。附載牒文並說到當時長安城內五十五寺各有三階禪院,住持相續二百餘年,僧尼二衆千人以上。但此教到了以後終歸衰落,大約在唐末就絕迹了。

唐代佛教除了通過上述各宗派的教義宣傳對於群衆發生作用而外,還有直接和群衆生活聯繫以傳教的種種活動。如歲時節日在寺院裏舉行的俗講,用通俗的言詞或結合著故事等來作宣傳,這些資料大都寫成講經文或變文(所講的經有《華嚴》、《法華》、《維摩》、《涅槃》等)。又有化俗法師遊行村落,向民衆說教。有時也由寺院發起組織社邑,定期齋會誦經,而使社僧爲大衆說法。至於有些寺院平素培植花木(如長安慈恩、興唐等寺培植牡丹花),遇到節日開放以供群衆遊覽,或更約集廟會,這都間接有傳教之效。當時民間一般佛教徒的崇拜物件有彌勒、彌陀、觀音、文殊等佛、菩薩。特別是因爲《華嚴經》中說及文殊常住在清涼山,別號清涼的五臺山遂被看作文殊的道場,而成爲佛教信仰的一個中心地點,後來又經密教信徒的並力經營,寺院建築愈加發達。

入唐以來的佛教由於急速的發展,它和道教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時有高下優劣之爭,並在思想上也加劇了衝突。在道教方面,唐初有教徒傅奕向高祖七次進言,抨擊佛教,慫恿實行佛教的沙汰。沙門法琳和其弟子李師政分別作了《破邪論》和《內德論》,反駁傅奕。接著有道教徒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回應傅奕,貶斥佛教。法琳再度作了《辯正論》,予以反擊。這樣兩教的激烈衝突,結果是法琳受到發配益州的處分。其後,在朝廷的內殿裏時常舉行佛道的對論,其論題涉及道教最高概念的道和佛教所說菩提的同異,又考核到《老子化胡經》的真僞。後來武宗的破佛,雖由於國家與寺院經濟上矛盾發展至於不能調和而發生,但表面上仍是以道教徒趙歸真的進言爲契機,而結合到佛道之爭的。

另外在儒家方面,本來與佛教的爭論較少。從隋代吉藏以來,佛教徒一貫以人天教看待儒家。象吉藏在所著《三論玄義》裏的判釋,即說儒道都是外道,還比不上佛教的聲聞乘。唐代宗密著《原人論》,也採取同樣的見解,但儒者對於這些議論未見有何種反感。大概他們以爲儒佛原是以世間道和出世間道來區分的,高下的看法倒不必拘泥。直到了中唐,韓愈才奮起對佛教竭力攻擊。他寫了《原道》一文,說佛教是教人無爲而徒食,是無益於國家的。又說佛教外來,系夷狄之法,和儒教相違。他主張驅使僧尼還俗,焚毀佛經,改寺院爲民舍。他又上表論佛骨,以爲是枯骨穢余,應付之水火,永絕迷信的根本。這樣直率的辟佛議論,曾給後世以很大影響。不過佛教的重要思想依然浸潤於一般思想界。特別是經過天臺、賢首兩家組織過而帶著調和中國原有人性說的理論,很容易爲儒者所接受。如梁肅服膺天臺宗的湛然,寫了《天臺止觀統例》一文(786 年寫成),就是將佛教的修止觀看成和中國舊說窮理盡性一樣,而以止觀法門之所爲乃在恢復實際即所謂人性之本。這樣提出了複性之說。其後韓愈的門人李翺更結合禪家的無念法門和天臺家的中通觀,寫成《複性書》,即隱隱含著溝通儒佛兩家思想之意。如此傾向也見於佛家。如李通玄用《周易》之意解釋《華嚴》,澄觀也吸取其議論,其門人宗密相繼用《周易》四德以配佛身四德。這些都開了兩家理論轉化的端緒。

唐代佛教的發展,也對文學、藝術等方面帶來不少影響。首先在文學方面,由於俗講流行,創作了變文等作品。其次藝術方面,促使佛教藝術更有所推進。如在唐代東都洛陽附近的龍門石窟,北魏時代就經營造像,有了相當的規模。唐代從高宗到武後時約五十年間(650 —704 ),又在那裏大加營造。雕造奉先寺大佛(連脅侍菩薩、羅漢、神王、力士,共九尊,俗稱九龕洞),並於西山遍築佛窟,且續開東山各窟。其大佛造像相貌端嚴,表情溫雅,衣褶簡潔,菩薩像裝飾華麗細緻,允稱傑作。唐代造像在龍門而外,還於山西太原天龍山、甘肅天水麥積山、敦煌莫高窟、山東曆城千佛崖、四川廣元千佛崖等處開鑿石窟,雕塑佛像。其中敦煌諸窟采塑各像,表情柔和,接近生人,尤有特色。至於隨著變文的發達,創出多種多樣的經變畫圖,常常在全幅中綜合表現整部經文的重要內容。有時帶連續性,展開畫面以表白故事的次第經過。這在壁畫中別具風格。現今猶存于敦煌石窟的,即有彌陀淨土變、藥師淨土變、彌勒淨土變、《維摩》、《法華》、《報恩》、《天請問》、《華嚴》、《密嚴》等經變。至於唐代佛教的建築,殿堂遺構在五臺山有南禪寺、佛光寺之大殿。塔的形式則始創八角形的結構,如玄宗時(745)在嵩山會善寺所建的淨藏禪師墓塔等。另外經幢的製作極多。由於新譯《尊勝陀羅尼》的信仰普遍,刻陀羅尼的尤到處可見。其形式常爲八面,後更發展有數層,還雕刻了佛像等。

唐代佛教的發展也在國外發生影響。當時新羅和日本的學僧很多來中國得到各宗大師的傳承,歸國開宗,中國高僧也有去日本傳教的,如此相承不絕。新羅在唐初有義湘學法于智儼,太賢、道倫受學于玄奘之門,後來還有惠日從惠果傳胎藏密法,法朗得法于禪師道信,其弟子信行又受北宗禪於志空(普寂門人),道義受南宗禪于智藏(道一門人)。他們分別在國內傳賢首、慈恩、密宗、禪宗之學,禪宗還蔚成禪門九山,極一時之盛。日本學僧入唐求學之風尤盛。唐初,道昭、智達、智通來從玄奘受學,其後又有智鳳、玄昉來從智周受學,歸國後分爲南寺、北寺兩傳法相之學,而成立專宗。又先有道璿赴日講《華嚴》等經,繼而新羅審詳從賢首學法,授之日僧良辨,而成華嚴宗。又日僧道光先入唐學南山律,後鑒真律師赴日傳戒,成立了律宗。這些宗派都建立在日本奈良時代(710 —774 ),連同先前傳入日本的三論宗、成實宗,又附隨法相學傳入的俱舍宗,並稱爲奈良六宗。其後日都由奈良遷去平安,而入平安時代,又有最澄入唐從天臺宗道邃、行滿受學,歸國創天臺宗。又空海入唐從惠果受兩部秘法,歸創真言宗,於是日本的佛教便備具規模了。



編輯者: 不才 (2004-04-05 10: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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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78 - 2004-04-05 09:00:36 ○「五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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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代佛教 (呂 澂)

五代佛教是敍述從西元907 —959 五十餘年間,經歷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朝代的佛教。這時中國又南北分裂,北方是五代更叠,南方則先有前蜀、吳、吳越、閩、南漢,繼有荊南(又稱南平)、楚、後蜀、南唐諸國(通常連同北方在後周時割據獨立的北漢、合稱十國)。北方兵革時興,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國家又對佛教執行嚴格的限制政策;南方則各國相安,社會比較安定,帝王都熱心護教,因此兩方的佛教,一則勉強維持,一則續有發展,其情況各不相同。

北方從後梁到後漢,各代對於佛教多因襲唐代的舊規,也例行誕節詣寺行香、齋僧、僧道對論、賜紫衣師號、度僧等事,但對僧尼的管理則比較嚴格。管理機構爲祠部(後梁),後設功德使(後唐)。度僧一向禁止私度,如後梁龍德元年(921 )即再申明令,願出家者須入京師比試經業。後唐、後晉也同此限制,並禁新建寺院。不過後來功令漸弛,寺僧仍歸浮濫,直接影響到國家的賦稅、兵役,所以到了後周世宗顯德二年(955 )便毅然對佛教予以沙汰。凡未經國家頒給寺額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廢除,僅在原無敕額寺院的地方許留一、二所。又禁止私度,出家必須通過嚴格的讀經試驗。更禁止當時流行的燒身、煉指等眩惑世俗、殘害肢體的行爲。這一措施的結果,國境內寺院廢除的過半。因廢寺院還連帶將民間保存的銅制佛像全數沒收,用來鑄錢,以充實國家的經濟。這對佛教本身來說,澄清了一切紊亂的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頓,並不算是很壞的事,其性質也和前代各次的破佛措施不同,只是北方佛教原來僅獲維持的,經此波折就更見衰落了。

其在南方,各國割據的局面,如吳越、南漢、閩國等,歷時都比較長久,又大體相安,互不侵犯,各在境內還實施些有利民生的改良政策,使經濟有所發展而社會日趨安定。各國帝王多有濃厚的宗教信仰,對於佛教的建寺(如閩地在王氏統制時,凡增建寺院二百六十七所,後改屬吳越,二十七年中又增二百二十一寺;到後周顯德初大廢佛寺,杭州寺院獲存者仍達四百八十所)、造塔(如閩王王曦於永隆三年即941 年在福州烏石山麓建崇妙保聖塔,南漢王劉鋹於大寶十年即967 年在廣州造千佛鐵塔,今均存;又吳越王錢弘俶於後周顯德初效阿育王故事,鑄造八萬四千小銅塔,中納《寶篋印陀羅尼經》印刷卷子,頒佈境內,十年方竣)、造像(如閩王王審知在後唐同光三年即925 年冶銅鐵三萬斤來鑄釋迦、彌勒諸像)、寫經(如閩王室在後唐同光元年即923 年寫金銀字藏經五藏等),以至度僧(如閩地初于後唐天成三年即928 年度僧二萬,自後閩僧日見增多,降至南唐,度僧仍極浮濫,金陵一地即有數千人),所以當時南地佛教始終在發展。

唐代所有各宗派,到了五代時,只禪宗和天臺宗因根據地在南方,條件優越,得到更大的開展。南方禪宗在唐末時,曹洞崛起,大振青原(行思)一系的宗風。同系德山門下的閩僧義存(822 —908 )參學歸來,構居福州西山的雪峰,唐末受到閩王王氏的優禮,十數年間,替他建寺造像、厚施養衆,於是教化之盛,甲于天下,四方僧衆趨集,冬夏常有千五百人。其門徒中又多傑出人材,如玄沙師備(835 —908 )、洞岩(越州)可休(874 —940 ?)、鵝湖(信州)智孚、長慶(福州)惠棱、鼓山(福州)神宴,都得閩王尊重,分燈化俗。其中玄沙從《楞嚴經》入道,識見尤屬特別,化行尤廣。繼有羅漢(漳州)桂琛(867 —928 ),曾參雪峰法會,但得旨于玄沙,門衆推爲上座,大弘玄沙之教,遍于全浙。從桂琛得法的有文益(885 —958 ),後爲南唐元宗迎住于金陵報恩禪院,死後私諡法眼,衍成法眼宗。其弟子有天臺德韶(891 —972 ),爲吳越國師。門下有永明延壽(904 —975 )溝通禪教,後著《宗鏡錄》,成一大家。還有義存另一門人雲門(韶州)文偃(?—949 )爲南漢高祖所尊禮,教化很盛。其門下香林澄遠(?—987 )後更光大,成爲雲門宗。此外,臨濟宗由興化(魏府)存獎(830 —888 )、寶應(汝州)慧顒(?—952 )相承;曹洞宗由洞山雲居道膺一系同安道丕、同安觀志相承;潙仰宗由仰山南塔光湧(850 —938 )一系相承;各弘化一方,與法眼、雲門並行。禪家五宗,至此完全建立。

天臺宗在五代時直傳湛然之學的有義寂(919 —987 )。他因德韶的推薦,見重于吳越王錢弘俶。錢氏特爲他在天臺山建螺溪道場。又接受他的建議求會昌以來散失了的天臺教籍於高麗。其後高麗遣諦觀送了智者諸大部著述來浙,於是一宗典據大備,呈中興之象。義寂之傳有義通(972 —988 )、宗昱,通後傳四明知禮,更大昌此宗之說。

當時北方的義學是不主一宗而以疏通性相、精研大小乘的綜合形式出現的。常習的經論有《法華》、《涅槃》、《仁王》、《維摩》、《彌勒上生》等經,《中觀》、《唯識》、《俱舍》等論,而以《百法》、《因明》二論歸之名數與立破法門,視爲研學方便,敷講尤爲普遍。講家著名的撰述有彥暉(後梁,840 —911 )的《百法論滑台(所住地方)鈔》,歸嶼(後梁)的《百法鈔會要》,虛受(後唐)的《俱舍疏鈔》及《法華》、《百法》、《唯識義章》,貞辯(後唐)的《上生經鈔》,可止(後唐)的《法華頓漸教義鈔》,智江(後周)的《百法瑞應鈔》,繼倫(北漢)的《因明論演秘鈔》、《法華經鈔》等。又《法華》的研究本來在南方是以天臺之說爲正宗的,而北方學者南來講說卻常用慈恩宗義相溝通。如可周(後唐)于乾寧四年(897 )節《法華玄贊》爲五卷《評經鈔》,又爲音訓並解釋道宣的《法華經序》,乾化二年(915 )以後即在浙江一帶弘傳其說。又皓端於杭州撰《金光明經隨義釋》,會通慈恩、天臺兩家宗要,而啓發了天臺內部異解的端緒。象慈光悟恩(912 —986 )即曾從皓端聽習經論,而後契入天臺,著《玄義》、《文句》、《止觀》、《金光明金錍》科總三十五帖,繼而就發《金光明玄義》真心觀之難。

此外關於律學,從中唐以來就是南山、相部、東塔三宗並行,未得統一。五代時還保持著同樣狀態。其在北方,新章宗即東塔一系仍在流行,著名的律師如貞峻(847 —924 )即在東京開寶律院爲新章宗主。從乾化元年(914 )以來,十年之間度僧尼三千餘人。又相國寺澄楚(889 —959 )亦爲新章宗律主,後晉初入內道場,爲皇宮妃主等落發受戒。他一生臨壇度僧尼八千餘人。至於江浙地方,則南山律更盛。律師元表原在長安西明參與法寶講席,廣明中(880 )來越州講南山律鈔,諸郡學人莫不趨集。其門人杭州景霄(?—927 )著《簡正記》二十卷。又有守言再傳元解,後爲南山宗正系。又法寶高足慧則(835 —908 )亦於廣明中南來傳律,其弟子希覺(864 —948 )著《集要記增輝錄》(《集要》爲慧則之作)。其門下有贊甯(919 —1001 ),爲吳越僧統,都是宏傳南山宗的有力者。

五代時寫經閱藏的風氣也很盛,但南北所寫大藏,依據略有不同。北方多寫《貞元錄》入藏經,這較《開元錄》入藏的多出三百餘卷。南方通常依《開元錄》寫經。南唐升元二年(938 )曾由僧勉昌請編李長者所撰《華嚴經論》四十捲入藏。保大三年(945 )僧恒安又從關右寫到《貞元錄》續入藏經,連同《千缽曼殊室利經》十卷,《一切經源品次錄》三十卷,共三百七十三卷,編成《續貞元釋教錄》,請寫錄施行,這樣南方就也有《貞元錄》入藏經的寫本了。另外,和寫經連帶著有音義之作。如漢中沙門可洪,從後唐長興二年到後晉天福五年(931 —940 )費了十年功夫,撰成《大藏經音義隨函錄》三十卷,訂正了玄應、厚師(西川)、謙師(浙右)、郭迻(河東)諸家舊作的錯誤,其書今存。又行瑫(895 —956 )也以訂正郭迻音義的用意,撰述《大藏經音疏》五百餘卷,幾乎等於疏解一部大藏音義。其書曾風行兩浙,全部已佚,最近僅在日本發現其第三百零七卷寫本一卷。當時講家博學的大都遍覽全藏。如貞海(後唐)擅長《法華》,三十餘年間講經三十七座,閱覽藏經兩遍。從隱(後漢)通《彌陀》、《中觀》、《百法》三種經論,嘗爲大衆一日作三講座,閱藏一遍。智佺(後周)講《百法論》百餘遍,登座多不臨文,但憑記憶講述,卻極流暢詳盡,閱藏三遍以爲參考。文輦(南唐)習禪,也覽大藏三遍,以佛言爲定量。義楚(後周)精於《俱舍》,講《圓暉疏》十餘遍,也閱藏三過,並纂成類書《釋氏六帖》二十四卷,今猶存。

五代時佛教藝術無大發展。如在教煌石窟,五代所築窟存三十三個,其中塑像僅保存了唐代的舊規模,壁畫也缺乏生氣。惟雕像之存于杭州南山區的摩崖龕像(西方三聖像等)較勝。在此時塑像和畫像裏,十六羅漢等題材特別流行。如杭州雷峰塔有金銅十六羅漢像,煙霞洞有十六羅漢像,皆吳越時造。在僧俗間有好些人以畫羅漢著名,如後梁的李羅漢(因善畫羅漢而得名)、後蜀貫休(禪月大師)等。又唐末奉化(明州)有布袋和尚契此,自稱彌勒化身,江浙間多有信者,也時圖畫其像。至於佛教建築,特別在造塔方面,因鑒於木材之易引火災,改用磚石,其結構形式雖基本上模仿木塔,但附加雕刻,別有特色。現存遺構在南方較多,如福州的崇妙保聖塔(閩國時造)、杭州保俶塔(吳越時造),南京棲霞寺舍利塔(南唐時改建)、蘇州虎丘雲岩寺塔(南唐時造)。

另外,當時僧徒有學包內外、吟詠風騷的好尚,故很多擅長詩文或書畫的。如可止(後唐)有《三山集》收詩三百五十篇,齊己(後梁)有《白蓮集》收詩八百首,棲隱(楚)有《桂峰集》,彙征(吳越)有詩文集七卷,虛中(楚)有《碧雲詩》,希覺(吳越)有雜詩賦十五卷,貫休(後蜀)有《禪月集》等。其能書的則有貫休和他的弟子曇域(能篆書),又晚巒(能草書)等。能畫的有智暉(後唐)、智蘊(後周)、蘊能(吳越)等,都很著名。


編輯者: 不才 (2004-04-05 10: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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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79 - 2004-04-05 09:01:32 ○「宋代佛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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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佛教 (呂 澂)


宋代佛教是敍述從宋太祖建隆元年到衛王祥興二年(960—1279)三百二十年間趙宋一代的佛教。

宋代政權建立之後,一反前代後周的政策,給佛教以適當保護來加強國內統治的力量。建隆元年,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廢毀。繼而又派遣沙門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內官張從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經版。這些措施促使佛教傳播逐漸恢復和發展。以後宋代各帝對佛教的政策大體未變。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度童行達十七萬人。五年(980)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災(後來改名法賢)、施護先後來京,因而朝廷設立譯經院,恢復了從唐代元和六年(811)以來久已中斷的翻譯。太宗還親自作了《新譯三藏聖教序》。後來院裏附帶培養翻譯人才,改名傳法院。又爲管理流通大藏經版而附設印經院。當時印度等國僧人送贈梵經來中國者絡繹不絕,從宋初到景祐初八十年間,即有八十餘人。真宗一代(998—1022)接著維護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設立戒壇七十二所,放寬了度僧名額。天禧末(1021),全國僧尼比較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應增加,近四萬所。另外,還有貴族私建或侵佔的功德墳寺很多。這些寺院都擁有相當數量的田園、山林,得到豁免賦稅和徭役的權利。於是寺院經濟富裕,舉辦起長生庫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業。到神宗時(1068—1085),因年荒、河決等災害頻仍,國家需用賑款,開始發度牒征費。這一權宜之策,後來繼續執行,數量漸增,流弊也愈大,至使寺院經濟與政府財政間的矛盾有加無已。最後到徽宗時(1101—1125),由於篤信道教,即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爲道觀,並使佛號、僧尼名稱都道教化。這給予佛教很大的打擊,但不久即恢復原狀。

宋代南遷之後,政府益加注意對佛教的限制。高宗時(1127—1162)即停止額外的度僧,圖使僧數自然減少。但江南地區的佛教原來基礎較厚,國家財政又有利用度牒征費及免役稅等收入以爲補充,故佛教還是能保持一定的盛況,以迄于宋末。

宋代譯經開始于太宗太平興國初。當時特別設立了譯經院,並制定一些規章。如譯場人員設譯主、證梵義、證梵文、筆受、綴文、參詳、證義、潤文(後更設譯經使)等,組織比較完備。從太平興國七年(982)起,逐年都譯進新經,繼續到天聖五年(1027),譯出五百餘卷。其後因缺乏新經梵本,譯事時斷時續,維持到政和初(1111)爲止。總計前後譯家(及其譯經年代)可考的有十五人,即法天(譯經年代974—1001)、天息災(980—986,後改名法賢,987—1000)、施護(980—1017)、法護(中印人,980—983)、法護(北印人,1006—1056)、惟淨(1009—?)、日稱(1056—1078)、慧詢(1068—1077)、紹德(1068—1077)、智吉祥(1086—1093)、金總持(1095—1112,下四人均同)、天吉祥、相吉祥、律密、法稱。其中惟淨、慧詢、紹德都是由傳法院培養出來的中國僧人,天吉祥等則幫助金總持翻譯。諸人所譯的總數是二百八十四部、七百五十八卷。其中以密教的典籍占最多數,論部最少。當北宋之初,印度密教正盛,有關的梵本流入中國的不會太少,但在天禧元年(1017),宋代統治者注意到密典中有些不純部分和佛教的傳統相違反,因而禁止了新譯《頻那夜迦經》的流行,並不許續譯此類經本,這就大大限制了以後的翻譯。此外,從宋代譯經的質量上看,也不能和前代相比。特別是有關義理的論書,常因筆受者理解不透,寫成艱澀難懂的譯文,還時有文段錯落等情形,因此,儘管譯本裏也有中觀一類的要籍(如龍樹、陳那、安慧、寂天等的著作),但對當時義學界似未發生多大影響。

宋代譯經多屬小部,就其種數而言,幾乎接近唐代所譯之數,因而在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1011—1015)、天聖五年(1027)、景祐二年至四年(1035—1037),曾經三度編撰新的經錄。祥符時所編,稱《大中祥符法寶總錄》,二十二卷,爲趙安仁、楊億等編修。所載譯籍乃從太平興國七年到祥符四年(982—1011)三十年中間所譯,共計二百二十二部、四百一十三卷(此外,還收有東土著撰十一部、一百六十卷)。這部目錄的主要部分完全依照各次進經的年月編次,除列出經名、卷數、譯人而外,還附載進經表文,這都依據當時譯經院的實錄,所以連帶記載著有關譯場的各事,如新獻梵筴、校經、更動職事等等,其體裁和過去的各種經錄完全不同。天聖時所編新錄稱《天聖釋教總錄》三卷(亦作三冊),譯經三藏惟淨和譯場職事僧人等同編。它系當時全部入藏經典的目錄,記載著《開元錄》各經、新編入藏的天臺慈恩兩家著述、《貞元錄》各經、《祥符錄》各經,再附載其後新譯各經,一共六百零二帙、六千一百九十七卷。景祐時所編新錄稱《景祐新修法寶錄》,二十一卷,呂夷簡等編。體裁和《祥符錄》一樣。所收譯籍即緊接《祥符錄》,從祥符四年到景祐三年(1011—1036),二十六年間譯出的各經,共糀E二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另外,還收有東土著撰十六部、一百九十餘卷。又由於漢文佛教經典的影響,當時的回鶻、西夏地區,都用民族文字譯成回鶻文及西夏文經典。

從五代以來,我國木版雕刻技術有了很快的發展,因此宋代對於佛教的大藏經,很早就利用了木刻。綜計宋代三百餘年間官私刻藏凡有五種版本,這也算是宋代佛教的特點。第一種爲官版。這從開寶四年到太平興國八年(971—983)費了十二年功夫在益州刻成,因此也稱蜀版。所刻數量達到六百五十三帙、六千六百二十餘卷,它的印本成爲後來中國一切官私刻藏以及高麗、日本刻藏的共同准據。第二種是在福州私刻的東禪等覺院版。元豐初(1078)由禪院住持沖真等募刻,崇寧二年(1103)基本刻成,到政和二年(1112)結束,共得五百六十四函、五千八百餘卷(南宋乾道、淳熙間又補刻十餘函)。第三種是福州私刻的開元寺版。即在東禪版刻成的一年,福州人士蔡俊臣等組織了刻經會,支援開元寺僧本悟等募刻。這從政和二年到紹興二十一年(1112—1151)經四十年,依照東禪版的規模刻成(南宋隆興初曾補刻兩函)。第四種是湖州思溪圓覺禪院刻版,通稱思溪版。此版開刻時期約在政和末(1117)。刻費由湖州致仕的密州觀察使王永從一家所出。內容依據福州版,而略去一般入藏的著述,共五百四十八函、約五千六百八十七卷。第五種是平江磧砂延聖禪院版。此版是受了思溪版的影響而發起,在南宋紹定初(1229)由當地官吏趙安國獨自出資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經典作爲首倡,端平元年(1234)仿思溪版編定目錄,刻至鹹淳八年(1272)以後,因戰火逼近而中止,後入元代才繼續刻成。因此,它對原定目錄的內容頗有更動,並補入元刻各書,共得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

宋代一般佛教徒著重修持,故禪淨兩宗最爲流行。宋初,雲門和臨濟並盛於各地(禪家五宗內潙仰數傳以後即不明,曹洞與法眼當時也都不振)。臨濟宗由風穴(汝州)延沼(896—973)上繼興化存獎(830—888)的系統傳承而下。其後各代爲首山省念(926—992)、汾陽善昭(947—1024)、慈明楚圓(986—1039)。楚圓的門人黃龍(隆興)慧南(1002—1069)和楊岐(袁州)方會(992—1049),分別開創了黃龍、楊岐兩派(和臨濟等五宗合稱七宗),都盛行於南方。南宋時,楊岐且進而成爲臨濟的正統。楊岐方會再傳爲五祖法演(?—104),三傳爲佛果克勤(圜悟,1063—1135)。佛果克勤曾就雲門宗雪竇重顯的著作《頌古百則》加以發揮、講說,門人錄成《碧岩錄》,爲禪學名著。他門下有虎丘紹隆(1077—1136)、大慧宗杲(1089—1163),都在江浙一帶活動。大慧提倡看話禪,其影響尤爲久遠。後來黃龍、楊岐兩宗還遠傳於日本。

雲門宗在宋初也很佔優勢。得香林澄遠(?—987)一系再傳的雪竇重顯(980—1052)著《頌古百則》,大振宗風。仁宗皇祐元年(1049)汴京新創禪院,即是請雲門五世的大覺懷璉(1009—1090)去住持的。其另一系由緣密圓明三傳的靈隱契嵩(1011—1072),祖述《寶林傳》,反對天臺宗所信奉的《付法藏傳》之說,而厘定了禪宗的世系爲二十八祖,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及《傳法正宗論》。他強調禪爲教外別傳,一反當時禪教一致的常見。他還針對其時辟佛的議論作了《輔教篇》等。由於他擅長文章,得著仁宗和在朝的官僚們的稱賞,他的著述也被許入藏流通,這更加強了雲門的宗勢。但到南宋,此宗即逐漸衰微,其傳承終於無考。

此外,曹洞宗僅洞山嫡傳的雲居道膺(?—902)一系,綿延不絕,從六世芙蓉道楷(1043—1118)以後漸盛。再經丹霞子淳(1064—1117)傳弘智正覺(1096—1156),提倡默照禪,與看話禪並行。又丹霞子淳一系,在天童如淨之後,傳入日本。

除禪宗之外,律宗和賢首、慈恩的義學,在宋代也相當流行,天臺宗則有新的發展。律宗是南山一系單傳,其中心移於南方的杭州。宋初,得法寶律師傳承的贊寧(911—1001)有律虎之稱。另外,從法寶七傳而有允堪(1005—1061),普遍地注解了道宣的著述,達七部之多,所著解釋《行事鈔》的《會正記》尤其重要,因而繼承他的一系有會正宗的稱呼。他的再傳弟子靈芝元照(1048—1116),原學天臺宗,後即採取台宗之說以講律,也注解了道宣的三大部著作。

他對《行事鈔》的注釋稱《資持記》,就一些行儀如繞佛左右、衣制長短等,都有不同的見解,於是別成資持宗。後來此宗獨盛,傳承不絕,並東傳於日本。宋末寶祐六年(1258),臨安明慶聞思律師,還請得道宣三大部著作及元照的記文入藏印行。

賢首宗(即華嚴宗)學說在宋初流行的是宗密一系,溝通《圓覺》、《起信》的理論,著名人物有長水子璿(?—1038)。他的師承不明,但嘗從琅琊慧覺(傳臨濟宗善昭的禪法)學禪宗,受到慧覺的起示,而重興賢首宗,因之帶有教禪一致的意味。其門下有晉水淨源(1011—1088),他雖曾受學《華嚴經》於五台承遷和橫海明覃,但由於子璿的影響,推崇《起信》,以爲從杜順以來即或明或暗地引據《起信》而立觀門,所以他在賢首宗的傳承上主張立馬鳴爲初祖,而構成此宗七祖之說。其時高麗的僧統義天(文宗的第四子,1051—1101)入宋,曾就學於淨源之門,後從高麗送回好多《華嚴經》的章疏,大大幫助了賢首宗的復興。到南宋時,淨源的三傳弟子有師會,注解了《一乘教義分齊章》,嚴格處理同教別教問題,而以恢復智儼、法藏的古義爲言。他還批判了在他之前道亭和同時的觀複對於教判的說法。他的弟子希迪,頗能發揮其說。後人即並稱他們爲四大家。又南宋初,慧因教院的義和請准賢首宗著述編入大藏,他又向高麗搜羅到智儼、法藏著述的佚本,重新雕版流通,因此華嚴義學在南宋一代始終活躍。

慈恩宗入宋以來的傳承不明,但繼承五代的風氣,講《唯識》、《百法》、《因明》各論的相繼不絕。宋初著名的有秘公、通慧、傅章、繼倫等。在譯場的執事也多能講諸論。慈恩章疏四十三卷,在天聖四年(1026)並編入大藏刻版。宣和初(1119),真定龍興寺守千(1064—1143)爲一大家,他嘗校勘遁倫的《瑜伽師地論記》刊版流通。

天臺宗經五代時吳越王錢弘俶,向高麗求得重要著述而復興。入宋以後的傳承,從義寂(919—987)、義通(927—988)到慈雲遵式(964—1032)、四明知禮(960—1028)益趨興盛。遵式嘗于乾興元年(1022)在天竺替皇室行懺,並請得天臺教典入藏(天聖四年編入),一宗的勢力即以四明、天竺等地爲重心。與知禮同時,而屬於義寂同門慈光志因一系的有慈光晤恩(912—986)、奉先源清(996頃)。源清傳梵天慶昭(963—1017)、孤山智圓(976—1022)等。他們受了賢首、慈恩學說的影響,只信智顗《金光明經玄義》的略本爲真作,而主張觀心法門應該是真心觀,即以心性真如爲觀察的物件,連帶主張真心無性惡、真如隨緣而起等說。這些主張都爲相信《玄義》廣本爲真、並專說妄心觀的知禮所反對。知禮曾以七年的長時間和晤恩、智圓等往復辯難,意見終於不能一致,而分裂爲兩派,知禮等稱爲山家,晤恩等稱爲山外。其後,知禮還闡明別教有但理(即真如)隨緣,與圓教的性具隨緣不同,以及色心在一念中都具有三千等說法,以致引起門下仁岳(?—1064)和慶昭門下永嘉繼齊等的異議。最後,仁岳和知禮法孫從義(1042—1091)都反對山家之說,而有後山外一派之稱(亦稱雜傳派)。不過知禮門下廣智(尚賢)、神照(本如)、南屏(梵臻)三家繼續發揮師說,影響甚大,終至以山家之說代表天臺一宗,而盛行於南宋之世。廣智系有善月(1149—1241)、宗曉(1151—1214)、志磐(1253年前後)。志磐以著《佛祖統記》而著名。神照系有有嚴(1021—1101)、了然(1077—1141)等。南屏系有宗印(1148—1213)、法照(1185—1273)、法稱(1088—1158)。法稱著有《翻譯名義集》。宋代天臺宗義也前後好幾次對日本的天臺宗發生影響。

律、賢、台等宗在修習方面,本來各有其觀行法門,但宋代很多宗師常聯繫淨土信仰而提倡念佛的修行,這就幫助了一般淨土宗的傳播。天臺宗對淨土的關係尤見密切,從知禮起就很重視智顗的《觀經疏》,而用本宗觀佛三昧的理觀方法來組織淨土教,並還結念佛淨社。其次遵式則重視《淨土十疑論》,而採用天親《往生論》的五念門,並參以懺願儀式。他常常集合道俗修淨業會。此外,智圓同樣地闡揚《觀經疏》。各人門下的傳播也很廣,如知禮門下的本如即繼遵式之後結白蓮社以弘揚淨土。其次,律宗元照受遵式的影響,以觀心與念佛並重,而視同定、慧之學,與持戒並爲實修法門,其門下用欽跟著弘傳。南宋初,天臺學者道因,曾一度評破其說,但其門人戒度反加以辨正。又其次,賢首宗因有普賢行願求生西方的典據,開始淨源即主張修習淨土,後來義和提倡華嚴念佛三昧,也盛讚往生法門,但未能繼續發展。另外,禪宗當雲門盛時,象天衣義懷、照圓宗本、長蘆宗賾等,都是禪淨雙修,而約集蓮華等會。

至於純粹的淨土信仰,宋初南方有省常(959—1020),效法廬山蓮社故事,在杭州西湖集合僧俗結淨行社,提倡念佛。後來由於各宗都傾向修行淨土的推動,各地結社集會益多;有些寺院建築了彌陀閣、十六觀堂,專供念佛修行的場所,就越加在民間推廣淨土信仰,而成爲風俗。特別是一些在家居士也相隨提倡,如馮揖之發起繫念淨土會,張輪之發起白蓮社等。於是淨土法門逐漸形成一固定宗派。在南宋四明石芝宗曉所編《樂邦文類》裏,即以蓮社爲專宗,和禪、教、律並稱;還以善導、法照、少康、省常、宗賾上承慧遠爲淨土教的歷代祖師。其後志磐更改定爲七祖(從慧遠而下爲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一直爲後世所沿用。又在淨土信仰發展的中間,有關淨土的《往生傳》類也陸續傳出,如遵式、戒珠、王古乃至志磐都有這類著作,其中可以看出淨土和各宗相涉的事實,這也可說是宋代佛教的特點之一。`宋代禪教各家的理論組織都有一定的成就,它和一般思想界接觸既繁,乃引起種種反響。先是一些儒家學者,仍舊用傳統的倫理觀點,對佛教著文排斥,如孫複的《儒辱》、石介的《怪說》、李觀的《潛書》、歐陽修的《本論》等,都是其代表之作。佛徒對於此等攻擊卻是用調和論來緩和。如契嵩作《輔教篇》即以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又說佛儒兩者都教人爲善,有相資善世之用。在這種說法的影響下,儒者間也出現了調和之說。如張商英、李綱等,都以爲佛與儒在教化上不可偏廢。另一方面,由於禪宗的修持趨向於簡易,理論典據又集中在有限的幾部經論,如《華嚴》、《楞嚴》、《圓覺》、《起信》等,一些中心概念如理事、心性等,有時也牽合到儒家的經典《中庸》來作解釋,這些都使儒者在思想上、修養上更多更易地得到佛家思想的影響,終至構成一套有系統的理論來和佛教相抗衡,這便是宋代勃興的理學。

宋代佛教的發展也影響到國外的佛教界。如高麗,從五代以來常有禪師來中國受學各宗禪法。宋元豐末(1085)更有教家義天入宋,從汴京覺嚴寺有嚴、杭州大中祥符寺淨源、從竦等學賢首宗,天臺宗,攜歸章疏三千餘卷,後編錄刻入續藏經。他在高麗,弘傳賢首宗而外,還弘天臺之教。又日本在北宋時入宋僧人不多,知名的有奝然、寂昭、成尋等三數人。他們多爲巡禮祖庭,到天臺、五台等地。奝然還接受了宋帝贈送的新刻大藏經印本,又模造旃檀佛像攜歸,近年在佛像中還發現了當時裝藏的各種寶貴文物。成尋也帶去宋代新譯和著述的印本。及入南宋,中日交通驟繁,日僧入宋者很多,現在可以指數的幾達百人,宋代禪宗和律宗即因以弘傳於日本。如在南宋孝宗乾道中(1171),先有日僧覺阿、金慶入宋參靈隱慧遠禪師,歸國談禪,引起日本佛教界極大注意。其後榮西於淳熙末(1187)再度入宋,學禪於天臺萬年寺懷敞禪師,回國提倡,因有臨濟宗的立。榮西的再傳弟子道元,隨其師明全于甯宗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曆遊天臺、徑山等處,從天童長翁如淨得法而歸,創曹洞宗。嗣後日僧來宋問禪者還很多,宋僧蘭溪道隆也去日傳授禪法。又日本律宗原由唐代鑒真律師傳入,後漸衰微,南宋甯宗慶元五年(1119),日僧俊芿入宋,從明州景福寺如庵了宏(元照直傳)學律三年,又學禪與天臺教,一共在宋十年,歸創泉湧寺,大傳律學。又有淨業,於嘉定七年(1214)入宋,就中峰鐵翁學律,在宋十四年,歸創戒光寺弘傳律學,與泉湧寺並峙。

宋代的佛教文學、藝術,也有其特色。當時禪宗盛行,各家的語錄,都運用接近口語的文字,別創新格,因而影響到一般文學。特別是儒者說理的記錄,也時常模仿它。還有俗講變文一向在流行,並演變爲唱曲,雖遭到當時政府的禁止,但俗文學中評話、小說及唱講詞本都已受其影響而益加發展了。在佛教藝術方面,塑像技巧顯著提高,而以寫實見長,形象亦端嚴優美,能刻畫性格。遺存的代表作品有麥積山石窟中供養人像、長清靈岩寺羅漢像、太湖洞庭東山紫金庵羅漢像等。石刻比較稀見,但如杭州南山區及飛來峰諸刻,又四川省大足縣寶頂摩崖各像,都極生動精致,技巧也很洗煉。宋代造塔以多簷多角的爲常見,僅江西一省遺構即不下十處(如浮梁西塔寺塔爲宋初建築,安遠無爲塔爲南宋建築等)。又仁宗寶祐初(1048),開封建塔供奉阿育王寺佛舍利,其塔連基高二十餘丈,用褐色琉璃結構,有鐵塔之稱,尤爲突出。在繪畫方面,則發揮宋畫寫實之長,多畫觀音、羅漢、高僧等像。作者有李嵩、梁楷、賈師古等。僧人以佛畫著名者有牧溪、玉磵、仲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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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佛教 (遊 俠)


金代佛教是指西元1115—1234年間女真族統治中國北方地區建立完顔王朝時代的佛教。女真族在開國以前,就已有了佛教信仰的流行,這是從它鄰境奉行佛教的高麗、渤海等國傳入的。迨建國後,它以武力滅遼,又繼承了遼代社會盛行佛教的風習。其後南進,佔領宋都汴京(今河南開封市),攻略黃河流域以至淮水以北的地區,更受到了宋地佛教的影響。因此,佛教在金代有所發展。

金代帝室的崇拜和支援佛教,開始于太宗時期(1123—1137)。傳說太宗常於內廷供奉佛像,又迎旃檀像安置於燕京憫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每年設會、飯僧。天會二年(1124),太宗命僧善祥于山西應州建淨土寺。同在天會年間,太宗後爲佛覺大師海慧在燕京建寺,至熙宗時,命名大延聖寺(以後金世宗時改名大聖安寺,成爲金代燕京的名刹)。當時營建塔寺,偏于河北、山西等地,這是和攻佔了宋都而加強黃河以北地區的治理經營有關的。但在天會八年(1130),曾經一度禁止私度僧尼,可知那時佛教範圍已相當擴大。熙宗時期(1138—1149)金的國境已擴展到淮水以北地帶,金王朝的典章制度急速地漢化,對於漢人所信奉的佛教尤其表示尊崇。熙宗巡行燕京,見到名僧海慧(?—1145),就邀他到首都上京(今會寧市),特建大儲慶寺,請他做寺主。著名律師悟銖(?—1145)也同受優遇皇統中被任爲中都右街僧錄。到了世宗繼立,是爲金代的全盛時期(1169—1189),開始對佛教採取有節制的保護政策,積極整頓教團,防止僧侶逃避課役,並嚴禁民間建寺。其間由於財政困難,曾仿照北宋政策,利用佛教教團對於社會的影響而公賣度牒,以助軍費,但於軍事告一段落之後即行停止,仍持續統制整頓的方針。而世宗自己卻喜歡巡遊名山古刹,營建塔寺,優遇名僧。他爲玄冥顗禪師在燕京建大慶壽寺,又在東京創建清安禪寺。他的生母貞懿太后出家爲尼,又特別在清安禪寺別建尼院,增大寺塔。他對各大寺都賜田、施金、特許度僧,表示對佛教的好意支援。章宗時期(1190—1208)繼世宗的統制方針,取締宗教教團的法制更臻完備,嚴禁私度僧尼,並積極地規定由國家定期定額試經度僧,並限制各級僧人蓄徒的名額。金代試僧制度大體上承襲遼制,而較爲嚴格。對於童僧,一般是以《法華》、《心地觀》、《金光明》、《報恩》、《華嚴》等五部的談誦爲試課,童尼分量減半。又規定僧人度蓄弟子的限額,即長老、太師得度弟子三人,大德度二人,戒僧年滿四十以上的度一人,這大概是和一般試經度僧的規定並行的。僧侶的考選規定三年一次,就經律論三部門課試,中選的授爲三宗法師,這種考選每次以八十人爲限,由朝廷指定官員辦理。法師中學行優異的,更由朝廷敕加種種名德稱號,如佛覺大師、宣秘大師等。國家又制定僧官制度,但不象遼代那樣與聞國政,專事統理管內僧衆的威儀律行,及處理教團內部的訴訟事件。僧官最高的住首都,號稱國師,其餘四京各設僧錄、僧正,列郡設都綱,各縣設維那,都三年一任。此外,如五台等佛教勝地,則別置僧官,負責莊嚴名刹。禁僧尼和朝貴來往,要求僧尼隨俗拜父母及奉行喪禮等,這充分表現了政府對於佛教僧團各方面的安排。但章宗在位末年因財政困難,又采行公賣度牒、紫衣、師號和寺院名額的措施,遂使政策缺乏一貫性。他自己曾召萬松行秀禪師于內廷說法,奉錦綺大僧伽衣,內宮貴戚羅拜,各施珍品,並爲建普度法會,以表示對佛教的尊崇。章宗以後,金代面臨著崛起的蒙古族的威脅,爲了籌措軍費,空名度牒的發行更濫;到了末期宣宗、哀宗時代,這種傾向更甚,遂使金境佛教教團因濫雜腐化,終於日趨衰退而後已。

總的說來,金代佛教是相當隆盛的。大部分寺院都繼承遼代舊習,擁有廣大的土地和殷富的資財,這些主要出於帝室的佈施,如世宗在位期間,於燕京建大慶壽寺,曾賜沃田二十頃,錢二萬貫;重建燕京昊天寺,賜田百頃,特許每年度僧十人;又修建香山寺,改名大永安寺,賜田二千畝,錢二萬貫;他的生母貞懿太后出家後住東京,特爲創建清永禪寺,別築尼院,由內府給營建費三十萬,寺成後更施田二百頃,錢百萬,寺內僮仆多至四百餘人,其富饒可想而知。另一部分遼代舊寺還保留著原來的經濟基礎,甚至還有二稅戶制度的遺存(這一制度是遼帝室和權貴將平民戶籍隸屬寺院,使納一半賦稅供寺院之用)。二稅戶中,有的已隨遼代朝貴階層的崩潰而得到解放,有的淪爲寺院的附屬民戶,仍爲寺院有力的經濟基礎。到了金代中期,二稅戶的殘餘竟成爲當時含有政治性的社會問題。經過世宗、章宗兩度詔免二稅戶爲民,才全部消滅了這種制度。一般社會對於寺院佛事的支援,也仍沿遼代遺風,以邑社的組織形式,集資爲寺院補充道糧或建置藏經,以及舉行種種法會。如興中府三學寺的千人邑會,就是專爲維持寺衆的生活而組織的,規定會員于每年十月向寺院納錢二百,米一鬥,這不僅以維持寺院經濟爲目的,還兼有推廣佛教信仰的作用。由於寺院的經濟充裕,常以餘力來舉辦各項社會事業,最普遍的是施藥和賑饑二事。施藥大都就寺內設置藥局,以施給貧民,其制創始於清州辨公,後各地寺院相繼仿行,很爲普遍。賑饑系昭儀軍觀察判官梁姓倡辦,章宗明昌二年(1191)在祐聖千佛院施粥百天,後各地大寺院亦多采行,以濟饑民。擁有大量資財的寺院更在寺內外設置質坊以貿利,如《松漠紀聞》載延壽院一寺即設有質坊二十八所,這種經營更促進了寺院經濟的不斷發達。

金代國祚雖短,但在佛教教學方面,如華嚴、禪、淨、密教、戒律各宗都有相當的發展。其中禪宗尤爲盛行,這可說完全受了北宋佛教的影響。本來黃河流域的中原一帶,在金人未佔領以前,禪宗的楊岐、黃龍二派已很興盛。楊岐系克勤(1063—1135)住汴京天寧寺,黃龍系淨如(?—1141)住濟南靈岩寺,各弘宗風,爲北方禪宗的二重鎮。金人佔領中原以後,道詢(1086—1142)繼承淨如在靈岩寺弘法,著有《示衆廣語》、《遊方勘辨》、《頌古唱贊》諸篇。汴梁則有佛日大弘法化,傳法弟子圓性(1104—1175)於大定間應請主持燕京潭柘山寺,大力復興禪學,著有語錄三編行世。門弟子中得法的有普照、了奇、圓悟、廣溫、覺本五人。廣溫(?—1162)又參學于燕京竹林寺廣慧之門,後住河北薊縣盤山雙峰寺弘化。另有政言(1125)從慈照禪師處得法,著有《頌古》、《拈古》各百篇,《金剛經證道歌》、《金台錄》、《真心說》、《修行十法門》等;相了(1134—1203)從懿州崇福寺超公處得法,他們先後都曾住潭柘山寺弘化。道悟(1151—1205)得法于河南熊耳山白雲海禪師,後住鄭州普照寺弘化。教亨(1150—1219)從普照寺寶和尚參學有得,弟子宏相傳其法。此外,更有河朔汶禪師、利州精嚴寺蓋公、五台鐵勤寺慧洪、上京寶勝寺善英諸師,都著名於禪門。這時期的禪學,大抵是看話禪一派。末期的萬松行秀(1166—1246),尤爲金代著名禪師。行秀,河內人,初從勝默、雲岩諸德參學,

各契深旨,爲兩河三晉的佛教徒所欽敬。後住邢州淨土寺,築萬松軒自適,因有萬松之稱。他傳曹洞青源一系之禪,嗣法磁州大明寺雪岩滿禪師,雖治禪學,而平時恒以《華嚴》爲業。他曾在從容庵評唱天童的《頌古百則》,撰《從容錄》,爲禪學名著。其他著述有《祖燈錄》、《請益錄》、《釋氏新聞》、《辨宗說》、《心經風鳴》、《禪說》、《法喜集》等。他兼有融貫三教的思想,常勸當時重臣耶律楚材以儒治國,以佛治心,極得楚材的稱頌,說他“得曹洞的血脈,具雲門的善巧,備臨濟的機鋒”,一時傳爲的評。行秀的法嗣少室福裕,所弘尤廣;林泉從倫繼事評唱頌古,撰《空穀傳聲》、《虛堂習聽》各六卷。

金代以治華嚴學著名的,有寶嚴、義柔、惠寂和蘇陀室利。寶嚴於天德三年(1151)住上京興正寺,兩度開講《華嚴》,聽受的達五百餘人。義柔精究《華嚴》,有華嚴法師之稱。惠寂從汾州天甯寺寶和尚受《華嚴法界觀》,後弘化于鄂城,轉徙流離,不廢講說。遺憾的是三師著述都已失傳。蘇陀室利傳系印度那爛陀寺高僧,以專精《華嚴》著名。他以八十五歲的高齡,率弟子七人航海來華;弟子中三人中道折返,三人死亡,僅一弟子相隨,歷時六載才到達五台,未及宣譯,即示寂於五台靈鷲寺。

密教在遼代末期已衰落,金代可考者有法沖和知玲。相傳法沖於大定三年(1163)和道士蕭守真角力獲勝,所習教法未詳。知玲從嵩山少林寺英公傳總持法,後於皇統中(1141—1149)住河北盤山感化寺專弘密教。從現存五家子磚塔遺構推測,似金剛界曼陀羅法仍在流行。他如《華梵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大准提陀羅尼》、《佛頂准提咒》等,在民間亦極流行。又遺留在河北房山雲居寺附近的金代石刻遺物上,發現和密教有關的文獻也占大多數,這主要是承受了遼代佛教的影響。此外,西域密教僧人來華的,有北印呼哈(囉)悉利和他的從弟三摩耶悉利等七人,巡禮五台、靈岩諸勝地。呼哈(囉)悉利於大定五年(1165)示寂,其他事迹不詳。

金代弘淨土教可考的,有祖朗、禪悅、行秀、廣思及居士王子成等。祖朗(1149—1222)於大定年間(1161—1189)曆主燕京崇壽、香林諸寺,日課佛號數萬聲,感化甚衆。廣思于河北臨城山建淨土道場,結白蓮華會,謹守廬山慧遠的規模,開北地蓮社念佛的風氣。關於淨土的著述,有萬松行秀的《淨土》、《洪濟》、《萬壽》、《四會》等語錄及王子成的《禮念彌陀道場懺法》。

金代治戒律的以悟銖、智深爲最著名,都以律行精嚴而受叢林敬仰。悟銖(?—1154)兼通經論,尤爲燕京佛教界巨匠。他如法律和廣恩,都以戒師著稱。法律(1099—1166)於天眷三年(1140)住燕京淨垢寺,皇統二年(1142)奉命普度僧尼十萬餘人,後爲平州三學律主。廣恩(1195—1243)在邢州(今河北邢臺縣)開元寺,度僧千餘,著有《密蓮集》。

金代居士中最著名的有李屏山(1185—1231),他是章宗朝的進士,初宗儒學,反對佛教,後讀佛典有得,喜和禪僧交遊,曾師事萬松行秀,撰《鳴道集說》,批判宋儒的排佛論,主張三教調和之說,對於當時人士影響極大。又撰《楞嚴經解》、《金剛經解》、《西方父教》諸篇,其主要思想本于華嚴圓融無礙的教學,以佛教爲中心,實踐以禪爲主體,這樣很自然地走向三教融會的思想,而成了金代佛教的特徵,並反映於他的著作上。

金代佛教文化方面,值得特別記載的是大藏經的刻印。金代文獻殘缺,關於這一刻藏事業原未見記載,直到1934年,偶于山西趙城廣勝寺發現其印本。據今人考定,全藏凡六百八十二帙,約七千卷,現存的僅四千九百五十七卷(現收藏於北京圖書館)。發起刻藏的是比丘尼崔法珍,她在山西省南部斷臂發願,募資翻刻北宋官版大藏經,並加以補充。始于熙宗皇統九年(1149),中間歷時三十多年,到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這部藏經才告成,標誌著民間刻藏的巨大成就。金藏既保存了宋刻官版藏經的面目,又補了好些重要的著述,對於藏經版本、校刊乃至義學諸方面的研究都起了極重大的作用。此外,金代對於房山雲居寺的石經,亦曾進行續刻,現在續有發現。至於零本木刻經典可考的,則僅有《華嚴》、《大般若》及《無量壽》等經。

金代佛教藝術之可考的,有建築、雕塑和壁畫等方面。建築現存的有寺院、塔和經幢。金代寺院大都保存著晉唐以來的門樓廊院環布的傳統形式,圍牆四面設門,四隅築角樓,和門殿廊廡相連接。僅其在正殿後殿之間添置柱廊一點,稍異於前代。現存的寺院遺構,有山西大同普恩寺的大雄寶殿、普賢閣、三聖殿和天王殿,系太宗天會六年(1128)僧圓滿重行修建;上華嚴寺的大雄寶殿,系熙宗天眷三年(1140)僧錄通悟大師等就遼代遺構重修的。又同省應梁淨土寺的大殿,系天會二年(1124)建;朔縣崇福寺的阿彌陀殿,系熙宗皇統三年(1143)建。此外,可考的還有大同葾E化寺的三聖殿和山門,五台善文延慶寺的大殿,曲沃大悲院過殿和河北正定隆興寺的山門等。至於現存的金代佛塔,和遼代的相比,形式上大體相似,但細部略有變化:如各層向上的縮減比例漸小,基壇和初層各方面雕刻不多。立體多層塔有八層、九層的,有平面作六角形的,都於經律無據。塔身多塗飾白色以象徵國號等。塔形有八角五層式的,如沙鍋屯石塔,章宗泰和六年(1206)建;有八角七層式的,如冀東摩天塔,世宗大定十年(1170)建;有八角十三層的,如開原石塔,傳廢帝正隆元年至世宗大定三年(1156—1163)建;有六角八層的,如朝陽五家子磚塔,正隆二年(1157)以前建;有六角五層的,如林東街西塔。此外,雜式的更有舍利塔、雁塔、萬部華嚴經塔以及墓塔諸式。金代經幢大體承唐、遼舊制,更普及於各處。其中梵字幢咒語多用梵書,年月題字用真書,亦有梵書一行和真書一行相間的。經幢中製作優美的頗多,如河北正定龍興寺東方經幢,山東泰安岱廟經幢,大定準提陀羅尼經幢(現藏日本京都藤井鬱鄰館內),河北盧龍陀羅尼經幢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雕塑以定州圓教院僧人淨璋所造的木雕彌陀像最爲著名。關中僧人法誨,以長於繪畫著名,華原延昌寺壁畫即出於他的手筆,其中大殿壁面八明王變相是他個人的作品,法堂華嚴壁則是和山水名家楊澤民合作繪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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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佛教 (林子青)


元代佛教,是指元世祖即位至順帝末年的百餘年間(1260—1368)蒙古族在全中國範圍內建立元王朝時期的佛教。爲了敍述方便,將元朝未正式建立以前蒙古時代的佛教也在本文內略加敍述。自十三世紀初葉,元太祖成吉思汗就曾命其後裔,給各種宗教以平等待遇。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前,即邀請西藏地區的名僧帕思巴東來,即位後,奉爲帝師,命掌理全國佛教,兼統領藏族地區的政教。帕思巴圓寂後,他這一系的僧人繼續爲元帝師的有亦憐真、答兒麻八剌乞列、亦攝思連真、乞剌斯八斡節兒、輦真監藏、都家班、相兒家思、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蔔、旺出兒監藏、公哥列思八沖納思監藏班藏蔔、亦輦真吃剌失思等喇嘛(《新元史·釋老傳》)。又終元之世,每帝必先就帝師受戒,然後登位。凡舉行法會,修建佛寺,雕刻藏經等佛事費用,多由國庫支出,並常給與寺廟大量田地以爲供養。而喇嘛僧則享有一些政治經濟特權。

此外,漢族僧徒與河西回鶻僧,仍受到相當的待遇。元初佛教界一些著名人物,如耶律楚材、劉秉忠等,或爲朝廷所尊信,或居政府的要職,對於當時佛教的護持,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且禪宗盛行江南,天臺、白雲、白蓮等宗亦相當活躍。但對佛教教義未有多大的發揚,僅寺院經濟的發展與僧尼人數之增加,有甚於過去。而寺院大力經營工商業等,尤成爲元代佛教的一特殊現象。

元代管理佛教的機構,最初設總制院,即以國師爲領導。後又設功德使司(簡稱功德司)。至元二十五年(1288)總制院改稱宣政院,擴大管理職權,且在各路設行宣政院,代替了功德司的事務。僧官如僧錄、僧正、僧綱等,也都由宣政院管轄。後來到至順二年(1331)撤銷行宣政院,另於全國設立廣教總管府十六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務。元統二年(1334),又罷廣教總管府,複立行宣政院。

元代寺院和僧尼的人數,據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統計:全國寺院凡二萬四千三百一十八所,僧尼合計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若將私度僧尼糀E算在內,恐怕還不止此數。

元代皇室所建官寺很多。從至元七年(1270)到至正十四年(1354)在京城內外各地,建有大護國仁王寺、聖壽萬安寺、殊祥寺、大龍翔集慶寺、大覺海寺、大壽元忠國寺等,這些土木費用都很浩繁。英宗至治元年(1321)所建的壽安山佛寺,鑄一佛像曾冶銅五十萬斤(即今北京西山臥佛寺的臥佛)。

隨著寺院的興造,又規定每寺住僧約三百人,於是朝廷將大量田地給與寺院。例如,中統初(1260)給慶壽、海雲二寺地五百頃。大德五年(1301)給興教寺地一百二十頃,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萬安寺地六百頃,南寺地百二十頃。皇慶初(1312)給大普慶寺田八萬畝,崇福寺河南地百頃,上都開元寺江浙田二百頃,普慶寺山東益都田七十頃。至正十二年(1352),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成,以江浙廢寺之田歸之。據大略統糀E,自世祖中統二年(1261)到至正七年(1347),前後共給寺田三千二百八十六萬一千畝(《續文獻通考》卷六)。這些寺院土地的主管機構是太禧宗禋院。各寺都設有總管府、提舉司或提領所來經管業務。其一寺的田地散在各路的,便就各地設立主管機構。如大護國仁王寺,有襄陽、江淮等處營田提舉司、大都等路民佃提領所。大承華普慶寺,有鎮江、汴梁、平江等處稻田田賦提舉司。大承天護聖寺,有平江善農提庫司、荊襄等處濟農香戶提舉司、龍慶州等處田賦提領所等(《元史·百官志》)。

元代寺院經濟成了畸形的發展。因爲寺院在擁有大量土地的同時,還大力從事商業和工業。當時各地解庫(當鋪)、酒店、碾磑、湖泊(養魚場)、貨倉、旅館及邸店(商店)等,很多是寺廟所經營。如皇慶初(1312)給與大普慶寺腴田八萬畝外,還有邸店四百間,即其一例(《陔餘叢考》卷十八)。其在工業方面,如開採煤炭和鐵礦,也有寺僧參加。成宗大德元年(1297)有禁權豪僧道擅據礦炭山的命令(《元史·成宗紀》)。仁宗延祐三年(1316)於山西五臺山靈鷲寺置鐵冶提舉司(《元史·仁宗紀》二),這也是前代寺院所無的經濟活動。還有銀礦的開採雖非寺院直接經營,而其收入卻歸寺院所有。如至順元年(1330),聞蔚州廣靈縣地産銀礦,文宗即令中書太禧院派人經營,而以其所得歸大承天護聖寺(《元史·文宗紀》三)。寺院的工商業經營,當然和政府賦稅收入有關。政府對於寺營的解庫,有時禁止,有時命其納稅。而政府對於各處住持僧人將常住金穀掩爲己有,修建退居私宅,開設解庫,也有禁令(見《元典章》卷三十三)。至元三十年(1293)曾命僧寺之邸店、商賈舍止(旅館),其貨物照章納稅(《元史》卷十七)。其後更時有明令,使僧道爲工商者納稅。特別是諸河西路僧人有妻子者,當差發、稅糧、鋪馬、次舍,與庶民同;以防止當時富戶冒爲僧道,規避差役(《元史·刑法志》卷一百零三)。

元代沒有大規模舉行官刻藏經的事,這是因爲大都(今北京)弘法寺原來已有金代刻成的大藏經版,世祖至元中曾重加校訂,成爲元代的弘法寺大藏(當時有《弘法入藏錄》,今已佚)。至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間,更召集漢藏大德僧人學士等對勘漢藏兩種大藏經的異同,編成《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此外,民間私刻的藏經也還有幾種版本。先是杭州余杭縣南山大普甯寺白雲宗僧徒于至元中募刻了大藏經版一副,約六千卷,此即通稱的普寧寺本。稍後,在成宗大德年間(1297—1307),宋末創刻未完的磧砂版藏經繼續雕刻,至仁宗至治末年(約1323頃)完成,共六千三百餘卷。又在大德十年間(1306),松江府僧錄管主八從弘法寺大藏中選出南方各種藏經刻版所缺之秘密經類等,刻成二十八函,約三百一十五卷,以爲普寧寺版和磧砂版的補充。管主八還於大德六年(1302)以來刻成西河字(西夏文)大藏經版一副,共三千六百二十卷,並印施三十余部於各地。又白蓮宗復興而傳入福建之後,也于仁宗延祐二年(1315)在建陽縣發起開雕毗盧大藏,得到當時福建行省長官亦黑迷失的贊助,擔任了勸緣主,但只刻成《般若》、《寶積》、《華嚴》、《涅槃》四大部,今福州鼓山和山西太原崇善寺還存有它的一些印本。至於蒙、藏文大藏經亦于武宗至大年間(1308—1311)由嘉漾在內地和西藏地區分別刻成版片,但印本久佚。

元朝喇嘛教的著名人物,首推帝師帕思巴(1239—1280)。他在至元六年(1269)曾受命爲蒙古族製造文字,進號大寶法王。他曾說出《根本說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圓羯磨儀軌》一卷。後來又爲世祖太子真金講《彰所知論》。其著名弟子有膽巴、阿魯渾薩裏、沙羅巴、達益巴、迦魯納答思等。

膽巴(?—1303),藏族人。幼年依止帕思巴,被命赴國外學習梵典。中統間(1260—1264)帕思巴薦之於朝廷,號爲金剛上師。因不容于宰相桑哥,被謫於潮州,後召還。寂後進號帝師。

阿魯渾薩理(1245—1307),維吾爾族人。從帕思巴修學,旁通一些民族語言並漢文經史百家之學。帕思巴回西藏時,攜他同行;後薦之於朝廷,官至集賢館學士、平章政事。

沙羅巴(1259—1314),西域人。幼從帕思巴剃染爲僧,學諸部灌頂法。他能操一些不同民族的語言,尤精通藏文,任世祖和帕思巴之間的譯人。他譯有帕思巴《彰所知論》二卷、《藥師琉璃光王七佛本願功德經念誦儀軌》二卷、《佛說壞相金剛陀羅尼經》、《佛頂大白傘蓋陀羅尼經》、《文殊菩薩最勝真實名義經》各一卷。後授江浙等處釋教總統,所譯經典都雕板流通。

達益巴(1246—1318),師事帕思巴十三年,帕思巴回西藏時,他送到甘肅臨洮,又親近其地學者綽思吉十九年。武宗即位,召問法要,寂後諡祐聖國師。

迦魯納答思,維吾爾族人,通達佛教及諸民族語言。他被薦入朝後,世祖命他從帕思巴學習佛法和藏文,期年而通。他曾用維吾爾文翻譯梵文和藏文的經論,世祖命鋟版,散給諸王和大臣。

此外,還有必蘭納識裏(?—1331),是帕思巴死後仕於元朝的維吾爾族學者。他精通佛教三藏及諸國語言。皇慶中,受命翻譯梵文經典。西域各地送來的文書,都由他翻譯。至順二年(1331)給以國師之號。他用蒙古族文字譯了漢文的《楞嚴經》,梵文的《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大乘功德經》和藏文的《不思議禪觀經》等,皆行於世。

元代的禪宗,北方有金代萬松行秀、雪庭福裕一系的曹洞宗師、與海雲印簡一系的臨濟宗師。南方則有雲峰妙高、雪岩祖欽、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元叟行端等著名臨濟宗匠,傳持禪學。

萬松行秀(1166—1246),在金代極有盛名。他撰有評唱天童正覺《頌古百則》的《從容錄》六卷,與當時江南的天童如淨並稱爲曹洞宗二大宗匠。他的及門弟子有雪庭福裕、林泉從倫、全一至溫及居士耶律楚材等,而以福裕的法嗣繁衍最盛。

耶律楚材(1190—1244),出身遼的皇室而仕于金,後來成了有名的政治家。他從萬松行秀參禪三年,得到印可,號湛然居士。他隨成吉思汗出征西域時,致書請行秀評唱天童正覺的《頌古百則》,行秀即在燕京報恩寺內從容庵撰出,楚材爲作序刊行,即後來有名的《從容錄》(《從容錄序》)。

海雲印簡(1202—1257),曾爲忽必烈講說佛法並傳戒。他重興真定臨濟寺,時人稱他爲臨濟中興名匠。嗣法者十四人,有語錄曰《雜毒海》。元代著名政治家劉秉忠,就是他的弟子。

劉秉忠(1216—1274),原是雲中南堂寺僧人,名子聰。印簡應忽必烈之召赴蒙古,途經雲中時,聞他的才名,約之同行,很受忽必烈器重。印簡南還,他遂留於行帳,參決軍政大事,後恢復本來的劉姓,命名秉忠。世祖即位時,他起草的朝儀、官制等一切典章,成爲元朝一代的政治制度。遺著有《文集》十卷。

當時南方,自南宋以余杭徑山、臨安靈隱等爲禪宗五山小刹後,禪門宗匠輩出,其代表人物有:

雲峰妙高(1219—1293)於至元十七年(1280)住徑山,時教家大毀禪宗,妙高與一、二同志入京力爭。和教僧仙林論辯得到勝利(《佛祖通載》卷二十二)。

雪岩祖欽(?—1287)得法於徑山無准師範。曆主潭州尤興寺、湖州光孝寺,最後主江西袁州仰山,人們稱他所住的地方是法窟。他的語錄力說儒釋一致。有《雪岩祖欽禪師語錄》行世。

高峰原妙(1238—1295),從雪岩祖欽問道,後入臨安龍須山力參。又至天目西峰獅子岩隱居,常設三個疑問(三關)勘驗學者,時稱“高峰古佛”,有語錄行世。

中峰明本(1263—1323)是高峰高足。他有時住庵,有時住船,到處稱其所居爲“幻住”。丞相脫歡和翰林學士趙孟等多從他問法。仁宗時高麗王子王璋特往參謁,明本作《真際說》開示之。遺著有《幻住庵清規》、《山房夜話》及《語錄》等,收於《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元代編入大藏經中流行。嗣法弟子天如惟則、千岩元長等,皆爲宗匠。

元叟行端(1255—1342)和天目中峰同時,闡揚大慧(宗杲)門風於徑山,名聞京國。門下人材甚盛,楚石梵琦,夢堂曇噩是他的高足。有《語錄》行世。

一山一寧(1247—1317)是南海普陀山的名僧。大德三年(1299)奉成宗命持詔書使日,住鐮倉建長寺、圓覺寺及京都南禪寺等處。寂後,給以國師之號,稱一山國師。其所傳禪學稱一山派(《元亨釋書》卷八)。

此外,天臺、華嚴、慈恩、戒律諸宗,仍餘緒未絕。如天臺宗的湛堂性澄、玉崗蒙闊、浮休允若、大用必才、絕宗善繼等;華嚴宗的仲華文才、大林了性、幻堂寶嚴、麗水盤穀等;慈恩宗的普覺英辯、雲岩志德、吉祥普喜,以及律宗的光教法聞等,都是當時各宗碩果僅存的學者。

湛堂性澄(1253—1330)從佛鑒銛(音先)學天臺教觀,弘法於杭州演福寺。至治元年(1321)應召入京,校正大藏。著有《金剛經集注》、《彌陀經句解》等行世。蒙潤、允若、善繼等,都出其門下。玉崗蒙潤(1275—1324)從古源、湛堂等受業,盛弘《法華》於杭州。晚年隱居龍井白蓮庵,率衆修法華三昧,著有《四教儀集注》,爲台宗學徒入門書。浮休允若(1280—1359)從大山恢學天臺教儀,後依湛堂于南天竺寺,極受器重。他的風度嚴峻,被稱爲僧中禦史,著有《內外集》。大用必才(1276—1343)從蒙潤受教,遂嗣其法。至正二年(1342)大弘天臺教於杭州。著有《法華》、《涅槃》諸經講義。絕宗善繼(1286—1357)爲湛堂法嗣,曆住天臺薦福、能仁等寺,闡揚《法華》三大部教義,晚年專修淨業。他的弟子如玘是明初的名僧。

仲華文才(1241—1302)是元代華嚴名僧。他講授經論,主張通宗會意,視語言文字,不過糟粕而已。世祖命爲洛陽白馬寺住持,號“釋源宗主”。後爲五臺山佑國寺開山第一代住持,署真覺國師。了性、寶嚴等是他的高足。所著有《華嚴懸談詳略》五卷、《肇論略疏》三卷、《慧燈集》二卷(《佛祖通載》卷二十二)。大林了性(?—1321)曆遊諸方講席,學賢首教,後從文才至五台,備受啓迪。當時喇嘛受朝廷尊寵,所有名僧莫不摳衣接足,乞其摩頂,謂之攝受;了性惟長揖不拜。寂後諡曰弘教。幻堂寶嚴(1272—1322)是文才的嗣法弟子。文才三坐道場,他都隨從。後住普安、佑國二寺,與了性大弘《華嚴》教義(《大明高僧傳》卷二)。麗水盤谷的師承不明。他一生好遊名山。詩名著當世。世祖的附馬高麗王子王璋,請他講演《華嚴大意》於杭州慧因寺,備致禮敬。有《遊山詩集》三卷行世(《大明高僧傳》卷一)。

普覺英辯(1247—1314),受慈恩學于柏林潭,弘法于秦州景福寺,道俗稱爲無佛世之佛。雲岩志德(1235—1322)從真定龍興寺法照學慈恩教義。至元二十五年(1288)朝命江淮諸路立禦講所三十六所,他被選爲講主,開講《法華》、《唯識》等疏,號佛光大師。吉祥普喜通達《唯識》、《因明》諸論,也是江淮禦講所的講主之一。當時雲南僧端無念爲《唯識》名家,曾和普喜辯論《唯識》,對他的造詣極爲傾服(以上見《大明高僧傳》卷二)。

光教法聞(1260—1317)是元代唯一律師。他從溫公受學《法華》、《唯識》及《四分律》。帝師亦憐真請他講《般若》,指授《因明》要義。後被召居京師大原寺、大普慶寺。當時從他受戒的僧俗很多,號光教律師(《佛祖通載》卷二十二)。

元代佛教在傳統的各宗以外,江南還有白雲宗、白蓮宗等教團。這兩家都起源于宋末,都提倡念佛,勵行菜食,只是白蓮宗許有妻室爲異。白蓮宗是宋蘇州延祥院沙門子元所倡。子元自稱白蓮導師,其徒號爲“白蓮菜人”。此宗因發展迅速,遭受“妖妄惑衆”之嫌,子元被流放到九江,教團也被解散。後來小茅闍黎糾集信徒,重新倡導,但他的見解就差遠了(《釋門正統·斥僞志》)。另外,白蓮在被禁以後,由於優曇宗主普度的活動,在廬山得到復興。普度所著《廬山蓮寶鑒》旨在顯彰子元的教義,破斥當時彰德朱慎寶、廣西高仙道等附托白蓮的異說。至大三年(1310)他親自入都,呈上白蓮宗書,進行白蓮宗的復興運動,因而得到宣政院的認可。以後,一般遂以白蓮教中得到朝廷認可的稱爲正宗,未得到認可的稱爲邪宗(明果滿編《廬山複教集》)。

元代的佛教藝術有好些特色。特別是由於帕思巴等弘傳西藏地區流行的密教,使元代的佛像塑造及雕刻藝術起了一大變化。尼泊爾著名的佛像工藝家阿尼哥擅長畫塑及范金爲像。中統元年(1260)帝師帕思巴在西藏地區建黃金塔,阿尼哥和尼泊爾一批匠人到了西藏。帕思巴因他技術優異,命他監工。塔成以後,即從帕思巴出家,相隨至北京。最初奉命修補了明堂的針灸銅像,京師金工都佩服他的巧妙。至元十五年(1278)還俗,授大司徒,領將作院事。兩京(大都和上都)寺觀之像,都出其手(《新元史·阿尼哥傳》)。其他自西藏地區和蒙古地區來的工匠,如塑造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大小一百四十尊的稟搠思哥斡節兒八哈失,塑造青塔寺四天王像助手阿哥撥,鑄造玉德殿三世佛、五方佛等鍮石像,又製造文殊、彌勒布漆像的諸色人匠總管府總管雜兒只,及奉文宗皇后命鑄造八臂救度母等鍮石像的八兒卜等,多是阿尼哥的徒弟(《永樂大典》本《元代畫塑記》)。

從阿尼哥學塑梵像最矨E絕藝的是漢人劉元。至元七年(1270)世祖建大護國仁王寺,求造梵天佛像奇工,劉元被薦見阿尼哥,從學西天梵像,遂成絕藝。元朝兩都名刹的塑土、范金、摶換(即夾紵漆像俗稱脫沙)爲佛像,出於劉元之手者,皆精絕無比。官至正奉大夫秘書監卿。後人稱爲劉正奉(虞集《道園全集·劉正奉塑記》)。

阿尼哥、劉元一派以前的佛像手法稱爲漢式佛像。自阿尼哥始稱爲梵式佛像。這種梵式佛像,不但盛造於北方寺刹,現今南方杭州也有一些遺迹。如著名古刹靈隱寺前飛來峰岩壁上的幾百尊佛像,就是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1287—1292)之間所鑿造的梵像。

元代僧徒的著述,雖不及唐宋之盛,但如禪宗僧徒行秀的《從容錄》、明本的《中峰廣錄》、普度的《蓮宗寶鑒》、德輝的《敕修百丈清規》、慶吉祥的《至元法寶勘同錄》、念常的《佛祖歷代通載》、覺岸的《釋氏稽古略》等,都是一代的要著。

元代僧人中以詩文著名者頗多,如明本、行端、祖銘、栯堂、大圭、宗衍、子庭、本誠、子貢、圓至、實存、善住、大


編輯者: 不才 (2004-04-05 10: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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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82 - 2004-04-05 09:03:40 ○「明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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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佛教 (林子青)


明代佛教是從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毅宗崇禎十七年(1644)前後二百七十六年間朱明一代的佛教。

明代政權建立之初,有鑒於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轉而支援漢地傳統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嘛教在內地漸衰,而禪、淨、律、天臺、賢首諸宗逐漸恢復發展。太祖早年出身于僧侶,對於佛教有意加以整頓。洪武元年(1368)即在南京天界寺設立善世院,命僧慧曇管領佛教,又置統領、副統領、贊教、紀化等員,以掌全國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三年(1370)又召集各地僧耆,規定寺院爲禪、講、教(包括依瑜伽教修行及應赴佛事等)三類,要求僧衆分別專業。隨後又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啓建“廣薦法會”及點校藏經,進行刻版。對於僧人普給度牒,廢除過去計僧賣牒的免丁錢,並命各地沙門講習《心經》、《金剛》、《楞伽》三經。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對於佛教的整頓更爲積極,仿照宋制設各級僧司、僧官[其制在京設僧錄司,各府設僧綱司,州設僧正司,縣設僧會司。僧錄司諸僧官由禮部任命,有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左、右覺義等職。主要任務是監督僧衆行儀及主管考試等。從洪武二十五年(1392)起,僧錄司務僧官都按級給俸,最高的月給米十石,最低的五石。見太祖實錄],制定僧服色別,嚴格區分禪、講、教三類。十七年(1384)採納禮部尚書趙瑁的建議,規定每三年發度牒一次,並加考試,不通經典者淘汰。二十四年(1391)命各州府縣只許保留大寺觀一所,僧衆集中居住,限各府不得超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規定男子非年達四十歲以上,女子非五十以上者不准出家見《明史.職官志》三)。複通告全國,防止僧俗混淆,規定僧人誦經儀式和施主佈施金額,這就是所謂《申明佛教榜冊》,是明初整理佛教的一項重要文件。又命各府州縣的僧官,就地調查雜處民間的僧人實數,要他們集中居住。次年(1392)通知全國各級僧司造僧籍冊,擬刊佈各寺,使互周知,名爲《周知板冊》。後以執行手續過煩,不久就停止了。

明初以來,僧道度牒是免費發給的。但考試限制很嚴,私度因而激增。代宗景泰二年(1451)因救濟四川、貴州饑荒,採納朝臣建議,實行收費發牒制度,凡僧道納米五石者,給與度牒。憲宗成化二年(1466),淮揚地方大饑,也用同法以賑濟。成化八年(1472)淮揚巡撫張鵬請給僧道空名度牒一萬道,以買米濟荒,雖一度遭到反對,但到了次年戶部卻發給空名度牒十萬道,以賑濟山東。這樣,有牒僧道既大量增加,寺觀自然隨之而增。據成化二十一年(1485)統計:在成化十七年(1481)以前,京城內外的官立寺觀,多至六百三十九所。後來繼續增建,以致西山等處,相望不絕。自古佛寺之多,未有過於此時者。而納費發牒之舉,直繼續到明末爲止(《大明會典》卷一百零四)。

明代寺院的土地雖不如元代的多,但明初對於大寺,也常有給田贍僧之舉。如報恩、靈穀、天界,號爲南京三大寺,都有許多寺田。南京報恩寺的田地塘蕩就有一萬餘畝(《金陵大報恩寺塔志》)。江南各地著名寺院也都有相當多的土地。常州武進縣土豪陸衡典了彌陀寺田土三千畝,到期不肯全部交還,因此興訟,於是開始禁止買賣寺田(《欽錄集》洪武十九年條)。洪武二十七年(1394),規定全國大寺有錢糧者,設鑽基道人一人,專辦差稅,其餘僧衆都不許在外奔走,交結官司。到了景泰年間(1450—1456),令各處寺觀田地,每所限置六十畝爲産業,其餘都撥給農民佃種納糧(《大明會典抄略》“僧錄司”),鑽基道人之制也就跟著廢止了。明代對於喇嘛仍給以應有的宗教上優遇。洪武六年(1373)前元帝師喃迦巴藏蔔入朝,即與以熾盛佛寶國師稱號。洪武七年(1374)帕思巴後代公哥監藏巴藏蔔入朝,又尊爲帝師,加國師稱號。設置西寧僧綱司,任喇嘛三刺爲都綱;於甘肅河州,設置番漢二僧綱司,以藏僧任僧官。成祖即位後,對喇嘛更加重視。永樂元年(1403)遣中官侯顯入藏,迎哈立麻至京,親往慰問,請于南京靈穀寺啓建法會,給與大寶法王稱號。當時宗喀巴(1357—1419)在藏傳弘佛法,名稱普聞,成祖又派大臣四人往請,宗喀巴派遣上首弟子釋迦智(1354—1435)前來京師,成祖即給他以大慈法王稱號。後釋迦智回西藏創建色拉寺(拉薩三大寺之一),又再度至京,任永樂、宣德兩代國師(張建木《宗喀巴大師傳》)。計永樂時代(1403—1424)受封的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頂國師、十八灌頂國師(《明會要》卷七十八)。憲宗、孝宗、武宗三代(1465—1521)都深崇喇嘛。來京藏僧,也多給以西天佛子、灌頂國師等尊號。武宗且通達梵語,自號大慶法王,給藏僧食茶八萬九千餘斤。神宗萬曆五年(1577)蒙古可汗俺答入青海,聞第三世達賴索南嘉措(1543—1588)至西寧附近弘法,即率衆萬人歡迎,給以“遍知一切瓦齊爾達賴喇嘛”尊號(達賴喇嘛之名就從這時開始)。索南嘉措遂致書當時宰相張居正致敬,表示當勸順義王(時俺答受封爲順義王)早日回蒙,並獻禮物四臂觀世音、氆氌、金剛結子等。萬曆十六年(1588)神宗曾派人迎索南嘉措前來北京,但他於是年即在內蒙逝世了。

明初各宗派中,禪宗盛行,而以臨濟爲最,曹洞次之。元末禪僧繼續傳法于明初的,有楚石梵琦、夢堂曇噩、愚庵智及。明初知名的禪僧有季潭宗泐、恕中無慍、呆庵普莊、見心來複、斯道道衍、雪軒道成、南洲溥洽等。中葉以後,則有楚山紹琦、空谷景隆、笑岩德寶、無明慧經、無異元來、永覺元賢、湛然圓澄等,各闡禪學於南北各地。

梵琦(1296—1370)和曇噩都曾參加蔣山法會,爲太祖所禮重,著有《北遊集》、《鳳山集》、《西齋集》及《六會語錄》。曇噩(1283—1371)著有《新修科分六學僧傳》三十卷行世。智及(1311—1378)四主名刹,爲元叟行端以後的有名宗匠(《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

宗泐(1318—1391)與來複齊名。洪武五年(1372)于鍾山建法會,太祖命他升座說法,並作《贊佛樂章》八曲,又命主金陵大天界寺,掌全國僧事。與如玘箋釋《心經》、《金剛經》、《楞伽經》,頒行全國。所著有《全室外集》九卷。無慍(1309—1386)從元叟行端出家,居台州瑞岩時,日本懷良親王慕他的名望,遣使請往日本傳教,太祖因此召他至南京,但無慍以老病辭。所著《山庵雜錄》二卷,稱爲宗門七書之一(《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二)。普莊(1347—1403)深於禪學,又善講說。洪武十年(1377)朝廷命各地僧徒講習《心經》、《金剛》、《楞伽》三經,他受請講授於金山寺,由是著名。又曾主江西訟E居山及浙江徑山。所著《呆庵語錄》,後湮沒不傳(《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三)。來複(1319—1391)擅長詩文書法,曆主寧波天寧及杭州靈隱諸大刹,曾被召至京,受四衆歸敬。後因丞相胡惟庸案牽連被殺。著有《四會語錄》及《蒲庵集外集》六卷。道衍(1335—1418)號逃虛子。成祖起兵時,任爲軍師,即位後,論功授僧錄司左善世。永樂二年(1404)任太子少師,複姓姚,命名廣孝。常居僧寺,冠帶而朝,還仍緇衣。他除監修《太祖實錄》及監修《永樂大典》外,著有《道餘錄》一卷、《淨土簡要錄》一卷、《諸上善人詠》一卷、詩文《逃虛子集》十卷(《明史》卷一百四十五)。溥洽(1346—1426)博究教典,並通儒書,曾任僧錄司左善世。建文帝出奔時,成祖疑他與聞其事,把他拘禁十餘年。後因道衍臨終之請,始釋其獄。寂後,楊士奇爲撰塔銘(《補續高僧傳》卷二十五)。道成(1352—1432)出於萬松法嗣雪庭福裕一系,嘗住金陵天界寺,永樂初曾出使日本。

紹琦(1404—1473有語錄四卷曰《笑岩集》。德寶門下出幻有正傳,正傳門下有密雲圓悟、天隱圓修、雪嶠圓信三名僧,各傳道一方,時稱爲臨濟中興。圓悟(1566—1642)重興寧波天童寺,爲明末禪宗著名宗匠。嗣法弟子有漢月法藏、浮石通賢、破山海明、費隱通容、木陳道忞等十二人。其法系蕃衍,遍於全國。

慧經(1548—1618)住江西新城(今黎川縣)壽昌寺,倡導農禪,重振曹洞宗風。其法嗣四人,以博山元來、鼓山元賢二系最盛。由此二系的蕃衍,使曹洞一宗在江西、福建、廣東三省和天童一系的臨濟禪形成對峙之勢(《五燈會元續略》卷一)。元來(1575—1631)開法江西博山,門下出宗寶道獨、棲壑道丘、星郎道雄等,其法系頗盛於廣東。元賢(1578—1657)住福建鼓山,大唱曹洞禪,著有《補燈錄》、《繼燈錄》、《永覺禪師廣錄》(三十卷)等二十餘種。圓澄(1561—1626)在法系上與元來、元賢爲同門昆季。他開法紹興雲門顯慶寺,法席大盛。門下麥浪明懷、石雨明方、三宜明孟、瑞白明雪等,都是禪宗知名者。著有《慨古錄》、《宗門或問及語錄》八卷(《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五)。

華嚴宗在正德至嘉靖之間(1506—1565)稍弘於北方。無極(明信)由魯庵(普泰)傳授賢首教旨曆二十餘年,門下出雪浪洪恩(1545—1608),盡傳其學,著名於江南。雪浪弟子知名的有巢松慧浸和一雨通潤。一雨的弟子有蒼雪讀徹和汰如明河。慧浸(1566—1621)善於講說,通潤(1565—1624)精於著述。明河(1588—1640)曾疏《楞伽》、《楞嚴》二經,並著《補續高僧傳》二十六卷。蒼雪(1588—1656)別號南來,善講《華嚴大疏》,並工詩文,有《南來堂詩集》行世(弘方《賢首宗乘》)。

天臺一宗,宋元兩代盛傳于江浙。入明以來,只有東溟慧日、原璞士璋、白庵力金(一作萬金)等數家。慧日以後,繼述的有無礙普智、萬松慧林、千松明得、百松真覺諸家。至萬曆間無盡傳燈(1553—1627)住天臺幽溪高明寺,始重立天臺祖庭,大開講席。他著有《法華玄義略輯》一卷、《天臺傳佛心印記注》二卷等,時稱爲天臺中興。其後智旭繼之,著有《法華綸貫》一卷、《法華會義》十六卷、《大乘止觀釋要四卷》等,爲明代天臺最後的一大家。

慈恩宗典籍,宋元間漸次失傳,至明初幾乎成爲絕學。正德年間(1506—1521)魯庵稍弘於北方,無極繼之,漸傳于南地。雪浪從無極學《華嚴》,旁及《唯識》,輯有《相宗八要》。其門人巢松曾領學徒在焦山專攻《成唯識論》三年;一雨著有《成唯識論集解》十卷,可知其學風的趨向。後紫柏盛讚慈恩一宗,學者複繼起研究。明昱(1527—1616)曾講唯識于南京、北京及杭州等地,著有《成唯識論俗詮》等《相宗八要解》(王肯堂《成唯識論俗詮序》)。王肯堂(?—1614)亦治《成唯識論》,因感慈恩著疏亡失,乃輯藏中經論及《華嚴疏鈔》、《宗鏡錄》諸典正釋唯識之文,編撰《成唯識論證義》十卷。崇幀年間(1628—1644),祩宏的弟子紹覺(廣承)講唯識于杭州蓮居庵,其門下有靈源(大惠)、辯音(大基)和新伊(大真)等。廣承著有《唯識音義》八卷,未成而寂,由辯音補輯成書。大惠著有《成唯識論自考錄》十卷。新伊著有《成唯識論合響》十卷(《靈峰宗論》卷八之一)。新伊的法嗣智素,又撰《成唯識論音響補遺》十卷。此外,當時的唯識學者還有古德、內衡等(錢謙益:《上內衡法師書》,見《有學集》卷四十)。

律宗自明初以來,也很衰微。正統間(1436—1449)朴原主杭州昭慶寺,奉命開壇傳戒,時稱宗師(《新續高僧傳》卷二十八)。萬曆初,如馨(1541—1615)在南京古林寺傳戒,三昧(1580—1645)繼之,律學大振。晚年應請入南京寶華山傳戒,著有《梵網經直解》四卷。其法嗣見月繼制《傳戒規范》,古林遂成律宗道場。同時福州鼓山元賢,廣東鼎湖山道丘、弘贊等,均盡力於律學之復興。弘贊著有《四分律如釋》十二卷、《四分律名義標釋》四十卷(《鼎湖山志》卷二、三)。

淨土法門,自宋元以來成爲各宗的共同信仰。明初梵琦、大佑、慧日、妙葉、普智、道衍等,都弘贊淨土,各有著作。

嘉靖至萬曆間(1522—1619)宗本、傳燈等都宣揚淨土法門。

特別是雲棲祩宏,專志淨業,廣受緇素的歸向,建立了淨土一宗的道場。智旭精究各宗教義,亦以淨土爲三學(禪、教、律)的指歸。他的弟子成時,選編有《淨土十要》,流傳很廣。

此外,慧經、元來、元賢、圓澄等曹洞宗匠,也都提倡禪淨雙修。其影響一直延至今日。

明代中葉,自宣宗至穆宗(1426—1572)一百多年間,各宗都衰微。但到神宗萬曆時期(1573—1619),名匠輩出,形成佛教的復興氣象。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人物,是雲棲祩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藕益智旭(1599—1655),號稱明末四高僧。

明代在家居士對佛教的研究,也形成一種風氣。宋濂、李贄、袁宏道、矍汝稷、王宇泰、焦竑、屠隆等,都於佛學有相當理解,遺有許多有關佛學的著作。

宋濂爲明初翰林學士,曾三閱大藏,著有《宋學士文集》。所撰高僧塔銘等文字三十九篇,祩宏輯成《護法錄》,爲元末明初佛教史傳的重要資料。李贄出入儒釋之間,尤好禪宗。著有《文字禪》、《淨土訣》、《華嚴合論簡要》等書。袁宏道與兄宗道、弟中道三人,俱以文章知名。他初學禪于李贄,後歸心淨土法門,撰有《西方合論》,宣揚淨土。矍汝稷博覽內典,彙集禪門宗師語要,撰《指月錄》三十二卷,盛行於世。王肯堂精於醫學,學佛研習唯識,著有《成唯識論證義》。焦竑長於文字,舉進士第一,與李贄往來論學,因歸心佛法。著有《楞伽》、《法華》、《圓覺》等經的《精解評林》各二卷。屠隆是著名的文藝家,晚年學佛,著有《佛法金湯錄》三卷,駁宋儒排佛言論。

其他如嚴訥、虞淳熙、莊廣還等,多從祩宏習淨土法門。

莊廣還編有《淨土資糧全集》六卷。紫柏、密藏之倡刻嘉興藏,多得力于袁了凡、陸光祖、馮夢禎、陶望齡等的護持。這些居士對於明末佛教之復興起著很大的作用(《居士傳》卷三十七至四十六)。

明代佛教教義的研究,以《楞嚴經》爲最盛。現存明代研究《楞嚴》的著述,尚有數十種,著名者爲真鑒《楞嚴正脈疏》十卷、德清《楞嚴通議》十卷、通潤《楞嚴合轍》十卷、智旭《楞嚴文句》十卷及《玄義》二卷、錢謙益《楞嚴經疏解蒙鈔》十卷、曾鳳儀《楞嚴宗通》四卷等。《心經》、《金剛經》、《楞伽經》,自明太祖指定爲僧徒必須講習的三經後,注解極多。除宗泐、如玘所釋以外,《心經》有宋濂《般若心經解義節要》一卷、真可《心經注解》一卷、德清《心經直說》一卷、李贄《心經提綱》一卷等;《金剛經》有真可《金剛經釋》一卷、德清《金剛經決疑》一卷、智旭《金剛經破空論》一卷、曾鳳儀《金剛經宗通》七卷等;《楞伽經》有德清《觀楞伽經記》八卷、通潤《楞伽經合轍》八卷、智旭《楞伽經玄義》一卷及《義疏》九卷、曾鳳儀《楞伽經宗通》八卷等。《法華》、《華嚴》、《起信論》,亦極流行。天臺著述,有一如《法華經科注》七卷,如愚《法華經知音》七卷、通潤《法華大竅》七卷、德清《法華通義》七卷,智旭《法華會義》十六卷等。華嚴有德清《華嚴經綱要》八十卷、方澤《注華嚴經合論纂要》三卷等。戒律的著述,以《梵網經》爲最盛。現存的有祩宏《梵網菩薩戒經義疏發隱》五卷、寂光《梵網經直解》四卷、智旭《梵網經音義》一卷及《合注》七卷、今釋《梵網戒疏隨見錄》一卷等。

明代撰著的佛教史籍,現存的有玄極《續傳燈錄》三十六卷、文琇《增集續傳燈錄》六卷、加惺《大明高僧傳》八卷、明河《補續高僧傳》二十六卷、幻輪《釋氏稽古略續集》三卷、元賢《繼燈錄》七卷、《建州弘釋錄》二卷、傳燈《天臺山方外志》三十卷、如巹《禪宗正脈》十卷、淨柱《五燈會元續略》八卷、通容《五燈嚴統》二十五卷、通問《續燈存稿》十二卷、朱時恩《佛祖輩綱目》四十一卷及《居士分燈錄》二卷、黎眉《教外別傳》十六卷、郭凝之、圓信合編《先覺宗乘》(輯錄居士入道機緣語要)五卷、《優婆夷志》一卷、心泰《佛法金湯編》十卷、屠隆《佛法金湯錄》三卷、夏樹芳《名公法喜志》四卷等。其他禪僧語錄,爲《嘉興藏》及日本輯《續藏》所收的約有百餘種。

明代的刻藏事業,前後共有五次。即洪武年間(1368—1398)初刻于南京的《南藏》,永樂年間(1403—1424)再刻于南京的《南藏》和刻於北京的《北藏》,在這以後有刻於杭州的《武林藏》,乃至萬曆年間(1573—1619)開雕而完成于清初的《嘉興藏》。前三藏是官板大藏,後者是私刻大藏。

《武林藏》是中國最初刻成的方冊大藏經,開刻年代不明。《嘉興藏》是真可及其弟子密藏計劃,幻予繼之主持,經德清、袁了凡、陸光祖、馮夢禎等支援刻成的《方冊大藏經》。初開刻於山西五臺山,後褹E至浙江徑出,而由嘉興楞嚴寺發行。故依刻經處所稱爲《徑山藏》,依發行地稱爲《嘉興藏》。

此外,明代還有藏文藏經(甘珠爾)的刊行,在永樂和萬曆時代,前後曾翻刻過兩次。此甘珠爾原系十四世紀之初由嘉漾比丘刻成,藏于藏地奈塘寺,世稱奈塘版。永樂八年(1410),成祖遣使藏地訪求經典,即取其經藏全部翻刻,又翻刻其丹珠爾(論藏)部分要典《般若》、《中道》、《律論》、對論、二種《比量論》六論隨經藏發行,稱爲永樂版。這是明代初刻的“蕃本”大藏經(見永樂八年“藏經贊”)。其後萬曆三十三年(1605),又翻刻永樂版蕃本,以黑字印行,稱爲萬曆版(呂澂《西藏佛學原論》,深浦正文《佛教聖典概論》第十章)。

明代建國以後,爲實行和平外交政策,於洪武三年(1370)命僧慧曇出使國外,開了以僧爲使的創舉。慧曇率領使節團一行二十餘人,訪問西域各國,於洪武四年(1371)秋到達僧伽羅國(今斯里蘭卡)。他以高齡勞瘁,到僧伽羅後不久即患病,自知不能複命,預向僧伽羅王留下遺表而寂(宋濂《覺原禪師遺衣塔銘》)。洪武十年(1377),宗泐又繼慧曇遺志,奉命率領佛徒三十人,再使西域。往返六年,至洪武十五年(1382)歸國,從印度取回《莊嚴寶王》、《文殊》(真實名義)等經。

其次是對日外交。當時日本爲南北朝時代(1336—1396),南朝太宰府懷良親王曾遣日僧祖來來中國致書通好,洪武四年(1371)十月至京。太祖即命禪僧祖闡、天臺講僧克勤等送祖來還國(《明史日本傳》)。迨達九州時,懷良親王已出奔,新任地方官懷疑祖來乞師中國,把祖闡等拘留在九州太宰府。後經京都王朝得悉其事,派輿馬來迎。足利義滿欲請祖闡主持天龍寺,克勤未允,只爲日本僧俗演說佛法而已。洪武七年(1374)五月,祖闡、克勤等回至南京,太祖以他們不辱使命,給以嘉獎,並令克勤蓄發拜官(宋濂《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建文三年(1401)日本足利幕府也遣僧祖阿等來明。建文四年(1402)祖阿歸國時,惠帝亦遣僧道彜(天倫)、一庵(一如)赴日還聘。次年(1403)二月,明使歸國時,足利義滿又遣僧堅中圭密爲正使來明。時惠帝出奔,成祖即位,日使適到稱賀,逐遣趙居任、張洪及僧道成等,送日使者還國並贈書通好(《釋氏稽古略續集》卷二)。

明代中國和尼泊爾的外交往來,也以僧人爲使節。洪武十七年(1384),太祖命僧智光與其徒惠辯等齎璽書彩幣出使尼八刺國(今尼泊爾),其王馬達納羅摩遣使隨智光入京,送金塔、佛經及名馬方物,於洪武二十年(1387)到達南京。太祖報以銀印、玉圖書及幢幡彩幣等。智光在尼泊爾時,曾從麻訶菩提上師受傳金剛曼陀羅四十二會,歸國後譯有《八支了義真實名經》、《仁王護國經》、《大白傘蓋經》等(《明史》卷三百三十一《西域列傳》)。



編輯者: 不才 (2004-04-05 10: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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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983 - 2004-04-05 09:04:47 ○「清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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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佛教 (林子青)


清代佛教是從清順治元年(1644)至宣統三年(1911)共二百六十八年間清朝一代的佛教。清朝對於佛教的政策幾乎完全是繼承明代的。首先在管理方面仿照明代僧官制度,在京設立僧錄司,所有僧官都經禮部考選,吏部委任。各州府縣僧官,則由各省布政司遴選,報送禮部受職。所有僧官的職別名稱,都和明代無異(康熙《大清會典》卷七十一)。

清初對於寺廟僧尼悉有限制。順治二年(1645)禁止京城內外擅造寺廟佛像,造寺須經過禮部允許。已有寺廟佛像亦不許私自拆毀。也不許私度僧尼。對於僧道,一律官給度牒。康熙四年(1665)以來,對於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都有法律規定。但自乾隆四年(1739)以後,隨著人口的增加,私度僧尼人數也有增加,一時難於查補給牒,因之從乾隆十九年(1754)起,通令取消官給度牒制度。此項政令一直延續到清末。

清初寺廟僧尼數位,據康熙六年(1667)禮部統計:各省官建大寺六千零七十三處,小寺六千四百零九處;私建大寺八千四百五十八處,小寺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衆十一萬零二百九十二人,尼衆八千六百十五人。寺廟共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二處,僧尼合計十一萬八千九百零七人(《大清會典》卷十五、“禮部方伎”)。但自乾隆元年(1736 )至四年(1739)止,共頒發過各省度牒部照三十四萬零一百一十二紙,並令師徒相傳,不必再發。其後私度的人漸多,乾隆十九年(1754)便通令廢止給牒。至清末時,全國僧尼約有八十萬人(太虛《整理僧伽制度論》)。

清朝統治者最初接觸到的佛教,是中國西藏地區所傳的喇嘛教。當十七世紀初起,已有喇嘛到關外傳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禮遇。太宗時(1627—1643),盛京(今瀋陽)方面已開始和當時西藏的達賴喇嘛第五世(1617—1682 )建立關係。世祖順治九年(1652)達賴第五世應請入京,受清朝冊封。世祖又好參禪,先召京師海會寺憨璞性聰(1610—1666 )說法。又召浙江玉林通琇(1614—1675 )、木陳道忞(1596—1674)等入京說法。通琇弟子茚溪行森和道忞的弟子旅庵本月、山曉本晰相隨入京,也各助傳教。通琇後又入京,世祖命選僧一千五百人從他受戒,尊爲玉林國師,以表示他對漢地佛教的推崇(《普濟玉林國師語錄年譜》卷下)。其次聖祖出巡南北,常住名山巨刹,賦詩題字,撰制碑文,對佛教也表示接近。世宗常與禪僧往來,自號圓明居士,輯古德參禪語要,成《禦選語錄》十九卷,以禪門宗匠自居。又從章嘉國師參學。清朝對於西藏地區的政教事務非常重視,于雍正六年(1728)設駐藏大臣,管理西藏政務。乾隆五十八年(1793)制定章程二十九條(即《欽定章程》),確定了西藏地區政教合一的制度。所有西藏地區寺廟和喇嘛都受清朝理蕃院管理。

清代的譯經,主要是國內各族文字的互譯。雍正初年北京黃寺土觀呼圖克圖第一世奉命將藏文藏經甘珠爾部分譯爲蒙文。又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 )譯成蒙文丹珠爾全部。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1773 —1790 )又譯藏文大藏爲滿文。乾隆七年(1742)工布查布在北京依藏文佛典譯成漢文的有:《造像量度經》、《造像量度經解》、附撰《造像量度經引》及《續補》各一卷;《彌勒菩薩發願王偈》、《藥師七佛供養儀軌如意王經》各一卷;稍後阿旺劄什繼譯《修藥師儀軌布壇法》、《白救度佛母贊》各一卷;嘎卜楚薩木丹達爾吉譯《極樂願文》一卷、薩穆丹達爾吉譯《釋迦佛贊》一卷。

清代的刻經事業,在順治、康熙(1644 —1722)年間,民間各地所刻的僧傳、語錄等都集中于嘉興楞嚴寺,當時發行的有《續藏經》九十函,二百三十七部,《又續藏經》四十三函,一百八十九部(見1920年北京刻《嘉興藏》目錄),都是清初所刻而附於明版《嘉興藏》的典籍。此外,如福州鼓山清初所刻的有《華嚴經》、《華嚴疏論纂要》、《憨山夢遊集》等(《福州鼓山庋藏經目錄》)。清代官版藏經之刊行,始于世宗時代。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特開藏經館,延請博通教義的僧人于北京賢良寺校閱編稿。正式開刊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二月,至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完成,前後歷時四年,稱爲《龍藏》。內容系據明刻《北藏》本而增入經論義疏及禪宗語錄等,凡七百二十四函,一千六百七十部,七千二百四十卷;嗣於乾隆中,撤去其中五種七十三卷。總理藏經事務者爲和碩莊親王允祿,參加監造、校閱人員共七十余人(《大清三藏聖教目錄》)。版本形式爲梵夾本,國內名山大刹多請置,並建藏經樓貯藏。全部經版,現保存于北京柏林寺。康熙二十二年(1683)命刊藏文藏經甘珠爾(乾隆初略有修補)。雍正二年(1724)又刊丹珠爾,即今之北京版《西藏大藏經》。乾隆中又刊《蒙文大藏經》。後又續成《滿文藏經》。全藏共一百零八函,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經版于1900年毀於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之手。

清代從道光以後,國勢衰落,佛教也不振。佛徒多致力於經典的校刻與流通,有助於佛教的傳播。先是鄭學川(1826—1880 )于同治五年(1866)在揚州成立江北刻經處,他自己即在這一年出家,法號妙空。以後他又創立蘇州、常熟、杭州、如臯四個刻經處,前後十五年間,所刊佛經近三千卷。楊文會(1837—1911)字仁山,初時對鄭學川在揚州的刻經事業,極力護持,並募財相助。後在南京自創金陵刻經處,從事校刊佛典。光緒四年(1878)他隨曾紀澤到過英法,於倫敦認識日僧南條文雄(1849 —1927),知道中國唐宋間散佚的佛典章疏,尚多保存於日本。歸國以後,即托南條在日本搜購古逸經論撰述二百餘種。前後刻成經典三千餘卷,並圖像多種。到了清末宣統元年(1909),金山宗仰(1865 —1921)得羅迦陵之助,與黎端甫、汪德淵等在上海依日本弘教書院《縮刷大藏經》加以校印,全藏共四十函,一千九百十六部,八千四百十六卷,由頻伽精舍刊行,號《頻伽大藏經》。

清代佛教宗派,繼承著明末的遺緒,仍以禪宗爲最盛,淨土次之,天臺、華嚴,律宗、法相等又次之。

清初禪宗,有臨濟的天童、磬山二系和曹洞的壽昌、雲門二系相對峙。天童密雲一系,以漢月法藏(1537—1635 )、費隱通容(1593 —1661 )、木陳道忞(1596 —1674)、破山海明(1597 —1665)四支爲最蕃衍。法藏開法三峰(江蘇常熟),門徒最盛,後繼者有杭州靈隱具德弘禮(1600—1667)、蘇州靈岩繼起弘儲等。弘禮門下,出有晦山戒顯、碩揆原志等,各傳禪道于吳楚。弘儲曆主浙江大刹,廣受緇素皈依。他的門下金賦原直住南嶽和德山(湖南常德),楚奕原豫住潭州雲蓋山,靈岩之道,遂大行於湖南。通容曆主福嚴(浙江石門)、黃檗(福建福清)諸大刹,他的法系傳入福建,門下出有隱元隆琦和亙信行彌。隱元(1592—1673 )晚年應請東渡日本,成爲日本黃檗宗的開祖。亙信(1603 —1659)曆主雪峰和南山,大扇宗風于閩南。其徒如幻超弘(1605 —1678)住泉州小雪峰,被稱爲一方宗匠。道(忞)繼密雲主持天童,應召入京說法,受清世祖禮遇。海明門下出有丈雪通醉,其法系盛行於四川、貴州,至今傳承不絕。磬山天隱門下一系,出有箬庵通問與玉林通琇等。通問開法杭州理安寺,後主鎮江金山,成爲清初以後禪宗最盛一系。通琇自武康報恩寺應請入京傳戒後,名重朝野。晚年開法浙江西天目山,所居號禪源寺,一時稱爲法窟。

壽昌(在江西新城今黎川縣)、雲門(在浙江紹興)二寺,在明末並稱爲曹洞中興道場。入清以後,壽昌慧經的法嗣無異元來、永覺元賢、晦台元鏡等,各振一方。元來住江西博山,其道大行。門下出宗寶道獨、棲壑道丘、星朗道雄等,分傳曹洞禪法於嶺南和江北。道獨門下出剩人函可(1611—1659 )、與天然函昰(1608 —1685)等。函可以弘法罹難,充配瀋陽,開法於千山。天然爲廣東一大宗匠,明朝亡後,遺民士子多從他披剃。道丘(1586—1658)開山鼎湖,其法系在摻弘贊、迹刪成鷲等,皆一時名德。道雄(1598—1673)住安徽廬江冶父寺,鼓揚洞上宗風,著有《教外直指》。元賢(1578—1657)重興福州鼓山,法嗣爲霖、道霈繼之,講學刻經,頗爲曹洞生色。元鏡弘禪于建陽東苑,門下出覺浪道盛,開法于南京天界寺,其法系頗爲繁榮。

紹興雲門一系,自湛然圓澄以後,其勢力頗足與臨濟的天童一系相頡頏。圓澄門下出石雨明方、三宜明盂、瑞白明雪,在清初均爲有名宗匠。明方門下的遠門淨柱、位中淨符,明盂門下的俍亭淨挺、西遁淨超,明雪門下的百愚淨斯等,都是很有名的禪宿。

太平天國以後,金山、高旻、天童、天寧,號爲禪宗四大叢林。道華清澄的法嗣月溪顯諦與觀心顯慧(許樾身《觀心大師塔銘》)先後重興鎮江金山。其後,大定密源(1824—190)、常靜密傳、性蓮密法、隱儒密藏,相繼整肅禪規,宗風大振。金山遂成爲中國的禪宗首刹。揚州高旻寺,自清初天慧實徹(?—1735)經昭月了貞、寶林達珍至楚泉全振(1861—?),其禪規整肅,與金山齊名。常州天甯寺,清初原爲律宗道場,自大曉實徹(1685—1757 )改爲禪宗,至冶開清鎔(1850 —1920)繼主法席,宗風大盛。冶開與宜興海會寺妙參清虛、南京香林寺濟南清然、揚州高旻寺楚泉全振、蘇州西園寺廣慧圓德,同稱爲清末江南宗門五老。重興寧波天童寺的寄禪以及湖南衡陽岐山仁瑞寺的恒志(1811—1875 )、江蘇句容赤山真如寺的法忍(1845 —1905)都是清末著名的禪僧(寄禪:《恒志和尚道狀》、《法忍禪師塔銘》)。

明代以來各派禪僧競撰燈錄、世譜。紫柏以《傳燈》未續,爲他出世一大負,因此能文緇素,都發願有所著述。此種風氣,在清代尤爲流行。清代所撰的傳燈僧史,有道忞《禪燈世譜》九卷,通容《五燈嚴統》二十五卷,通問《續燈存稿》十二卷,本晰《宗門寶積錄》九十三卷,通醉《錦江禪燈》二十卷,如純《黔商會燈錄》八卷,性統《續燈正統》四十二卷,超永《五燈全書》一百二十卷,淨符《祖燈大統》十八卷,弘儲《南嶽單傳記》一卷,紀蔭《宗統遍年》三十二卷,自新、性磊《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十五卷,心圓、火蓮居士《揞黑豆集》九卷,聶先居士《續指月錄》二十卷,達珍《正源略集》十六卷等。

清初風氣,凡是開堂說法宗師,寂後常由門人輯錄其機緣法語付版。因之,當時續刻的《嘉興藏》以語錄爲最多。臨濟宗如天童密雲門下的通容、道忞等十二弟子;磬山天隱門下的通問、通忞;三峰漢月門下的靈岩弘儲、靈隱弘禮及其弟子等;曹洞宗如博山一系的道獨、函昰、函可、今無、今釋、今辯等;鼓山一系的元賢、道霈;東苑元鏡門下的道盛及其弟子等;雲門圓澄一系的明盂、淨柱、淨挺、淨斯、智操等,都有語錄行世。

淨土爲清初以來佛教各宗的共同信仰。最致力弘揚者以行策、省庵、徹悟、瑞安、悟開、古昆、印光等爲代表人物。行策(1628 —1682 )字截流,住常熟普仁院,創七日念佛法,著有《起一心精進念佛七期規式》,爲清代“打念佛七”的濫觴。省庵(1686 —1734 )名實賢,住杭州梵天寺,結社專修淨業。所著《勸發菩提心文》,廣爲緇素傳誦。淨土宗徒稱他爲蓮宗第九祖。彭際清輯有《省庵禪師語錄》二卷。徹悟(1741 —1810 )號夢東,初從北京廣通寺粹如參禪,後繼主法席,爲道俗所歸仰。嘉慶五年(1800 )居京郊懷柔紅螺山資福寺,倡導念佛,依從者甚衆,遂成北方著名淨土道場。有《徹悟禪師語錄》二卷(體寬《徹悟禪師行略》)。

瑞安(?—1864 )字悟和,住紅螺山,專修淨土。魏源在京時曾從他問法,後應魏源請至高郵弘法,信者極衆。仁和許息庵延住揚州藏經院,受院主觀如所歸敬。其後遍曆南京、蘇州、泰州、通州諸地,到處弘傳淨土(程兆鸞《悟和法師傳略》)。悟開(?—1830 )字豁然,號水雲道人,住蘇州靈岩山下寶藏寺。通達經論,而專以淨土接衆。著有《蓮宗九祖傳略》、《淨土知津》、《念佛百問》各一卷(江沅《念佛百問序》)。古昆(?—1892 )號玉峰,光緒四年(1878 )住杭州彌陀寺,摩崖刻大字《阿彌陀經》。光緒十五年(1889 )卓錫慈溪西方寺,盛倡念佛。著有《蓮宗必讀》、《西方徑路》、《淨土自警》、《念佛要訣》等書。其弟子芳慧著有《淨土承恩集》,照瑩著有《淨土業痛策》,都繼承他倡導淨土(沈善登《報恩論》卷下)。

印光(1861 —1940 )名聖量,號常慚。初學淨土於北京紅螺山。光緒十九年(1893 )南遊,居普陀山法雨寺專修。時人輯他所撰文章爲《印光法師文鈔》。晚年移居蘇州靈岩山,寂後門弟子尊他爲蓮宗第十三祖。

天臺宗自明末百松真覺再興,稱爲重興天臺教觀第一世,幽溪傳燈爲第二世;以後,藕益智旭、蒼輝受晟、警修靈明被繼尊爲第三、四、五世。天溪受登與受晟爲同門、受登弟子靈耀與靈明繼紹弘揚台教。受登(1607 —1675 )住杭州天溪大覺寺專弘天臺三十餘年。受登的弟子靈乘,字遐運,著有《地藏菩薩本願經綸貫》及《科注》各一卷。靈耀,字全彰,隨侍受登二十餘年,康熙初(1662 )住嘉興楞嚴寺,對《嘉興藏》的補刻流通很有勞績。著有《楞嚴經觀心定解》十卷、《法華經釋簽緣起序指明》一卷、《四教儀集注節義》一卷、《隨緣集》四卷等。

清代中葉以後,天臺的學者有觀竺、廣昱、隆範、幻人、尋源、通智、敏曦、定宗祖印、古虛諦閑等。觀竺弘教於上海龍華寺,與天童廣昱、金陵妙空、杭州玉峰、嘉興濟延五人,同被稱爲當時法門龍象(《報恩論》卷四)。幻人(1828 —1910 )名隆範、字獻純。初參大須于焦山,繼至天童從廣昱聽《法華》,衆推爲天童首座。常講經于南京及普陀山,與楊文會通信論學,累數萬言。著有《法華經性理會解》一卷、《穿珠集》(禪宗語錄)二卷(《天童寺續志》卷下《獻純首座塔銘》、楊文會《等不等觀雜錄》卷五)。通智名尋源,同治十三年(1874 )從北京龍泉寺本然出家,得法於浙江普陀佛頂山信真,屢講《法華經》于寧波天童、南京古林、揚州萬壽諸寺,于《楞嚴》尤有心得,著有《楞嚴開蒙》十卷(印光《通智法師公堂序》)。

敏曦(1827 —1899 )字日種,初從溫嶺明因寺永智受教。曆講《法華經》于嘉興楞嚴、上海龍華、杭州天龍諸寺。曾與海鹽張常惺同遊日本,考察佛教。晚年重興蘇州報恩寺,輯有《蘇州報恩塔寺志》(敏曦《蘇州報恩塔寺志》)。祖印(1852 —1922 )名定宗,出家于湖北當陽玉泉寺,後從敏曦、廣昱學天臺教義,與詩僧寄禪友善。光緒七年(1881 )回玉泉寺從香山受法,盛弘天臺于湖北荊宜間。光緒二十五年(1899)再遊江浙,所至頻開講席(太虛《玉泉祖印宗法師塔銘》)。諦閑(1858 —1932 )名古虛,號卓三,初于嘉興楞嚴寺從敏曦聽《法華》,後掩關慈溪聖果寺,專究天臺。晚年重興寧波觀宗寺,設弘法研究社。生平講席遍於各地,爲晚近天臺宗名家。遺著有《諦閑大師全集》。

清代華嚴宗的法系,正傳旁出,極爲紛歧。清初雪浪一系的蒼雪、含光等,盛講《華嚴》于蘇州。杭州方面則以柏亭續法爲代表人物。同時北方寶通賢首一派,也出有知名學者多人。蒼雪(1588 —1656 )專講《華嚴大疏》,但他好詩,其學爲詩名所掩。含光(1599 —?)爲汰如(明河)弟子,亦弘《華嚴》。康熙時(1662---1722 )雪浪三世孫佛閑(勗六)住南京普德寺,盛講《華嚴》、《法華》,時稱爲華嚴宗中興名家(《法華經科拾》卷七後跋)。

柏亭(1641 —1728 )名續法,從明源學《華嚴》教義,爲明末祩宏五世法孫。他在杭州弘揚《華嚴》五十多年,著書二十余種,達六百餘卷。他的主要著作有《賢首五教儀》六卷、《賢首五教儀科注》四十八卷、《華嚴宗佛祖傳》十四卷、《般若心經事理解》一卷(吳永芳《般若心經事理解序》)。

寶通賢首一派,創始於不夜照燈。照燈爲顓愚觀衡弟子,北遊開法於通州寶通寺,門下出玉符印顆,遂開寶通一派。印顆(1633 —1726 )於康熙十三年(1674 )繼席寶通,爲賢首第二十八世。他的弟子耀宗圓亮、濱如性洪、波然海旺、有章元煥等,分別傳法于河北,稱爲寶通四支(《寶通賢首傳燈錄》)。元煥的法嗣通理(1701 —1782 )字達天,是清代中期有名《華嚴》學者。通理于雍正十一年(1733 )奉召入圓明園校勘藏經,因得研《華嚴大疏》;後至永祥寺從元煥傳《華嚴》宗旨,遂嗣其法(《寶通賢首傳燈錄》卷下《有章元煥傳》)。乾隆十八年(1753 )通理任職僧錄司,其後清字經館成立,他又助章嘉國師校譯滿文藏經。乾隆四十五年(1780 )班禪六世入京,通理奉命和他談論佛法,被封爲闡教禪師。著有《法華指掌疏》七卷、《楞嚴經指掌疏》十卷、《圓覺經析義疏》四卷等(《新續高僧傳》卷十《通理傳》)。

清末《華嚴》學者,以月霞爲最後代表人物。月霞(1858 —1917 )名顯珠,爲常州天寧寺冶開法嗣。初學天臺不契,繼至金山、高旻參禪,後隱終南山,始專究《華嚴》。他弘法數十年,足迹遠至日本、暹羅諸國。晚年創辦華嚴大學於上海,後遷杭州海潮寺,造就人才不少。著有《維摩經講義》等(持松《月霞法師傳》)。

律宗自明末古心如馨傳戒于南京古林寺,三昧寂光(1580 —1645 )繼之,分燈于寶華山,其後遂分爲古林、寶華二派。古林一派,清初以來,海華(1608 —1679 )、寂鼎、普璠、本修等相繼,至清末輔仁(1862 —?)傳戒不絕(《律門祖庭彙志》)。寂光重興寶華山,不久圓寂,門下出香雪戒潤與見月讀體。戒潤弘律于常州天寧寺,見月(1601 —1679 )繼主寶華,發揚光大,遂成律宗著名道場。他著有《傳戒正範》四卷,又自述《一夢漫言》,記其生平參學及重興寶華山始末。他的弟子定庵德基,繼主寶華。宜潔書玉(1645 —1721 ),分席杭州昭慶寺,都繼承寶華山的規範。又四傳至文海福聚(1686 —1765 ),應請入京傳戒,成爲北京法源寺第一代律祖。著有《南山宗統》十卷,記載南山律宗世系傳承。

與見月同時的有福州鼓山元賢、道霈,廣東鼎湖山道丘、弘贊等,均致力於戒律之弘傳。弘贊著有《四分律如釋》十二卷、《四分律名義標釋》四十卷。乾隆時北京潭柘寺源諒(1705 —1772 )亦盛傳戒法,著有《律宗燈譜》二卷。湖南方面,先齡長松以各地傳戒戒科不一,撰《戒科刪補集要》,盛傳于湘鄂。太平天國以後,金山的觀心、焦山的大須,天臺的敏曦等,都倡傳戒律于江浙。光緒二十三年(1897 )發朗重建杭州昭慶寺戒壇,時稱爲律宗中興(俞樾《昭慶寺重建戒壇記》)。

慈恩一宗,自明末昭覺廣承于杭州蓮居庵講《唯識》,其弟子靈源大惠、古德大賢、新伊大真等繼之,入清傳承不絕,時稱蓮居派。大惠曾講《唯識》于京師及蘇杭等地,著有《唯識自考錄》。大賢弘法雲棲,智旭曾從他聽《唯識》。大賢的法嗣玉庵、法孫忍庵,也都傳承此學。大真繼主蓮居,精研戒律,曾講《唯識》,亦爲智旭所師事,著有《成唯識論合響》。其弟子本全、聖先,相次繼席,講學不替。同時內衡亦講《唯識》於杭州,爲錢謙益所稱道,是清初有數的慈恩學者。其後鑽研《楞嚴》者多,《唯識》之學遂漸趨沈寂。

清末松岩、默庵,亦頗研究《唯識》,講授學徒。松岩於光緒間(1875 —1908 )住南京清涼山,窮治相宗。嘗謂唐代俱舍法相諸論,實爲佛教梯航。時《天演論》、《民約論》相繼傳來,他曾以唯識理論加以評價。但他早年入寂,著述不傳(汪德淵《頻伽大藏經序》)。默庵(名果仁,1839 —1902 )居南嶽福嚴寺,精究三藏,常爲四衆講《唯識》,著有《唯識勸學篇》、《閱藏日記》等書。道階、佛乘等爲其高足。道階(1865 —1934 )弘法南北,時講唯識之學。佛乘(1872 —1922 )創辦僧學於南嶽,亦常以唯識授學人(羅傑《南嶽默庵禪師傳》)。

清代居士之弘傳佛學,成爲近世佛教的支柱。清初著名的居士有宋文森、畢破、周夢顔、彭紹升四人。與彭同時的有羅有高、汪縉。清代中葉,有錢伊庵、江沅、裕恩、張師誠等;清末有楊文會、沈善登等,都是熱心研究佛教的學者。

宋文森(?—1702 )字世隆,習禪學,曾受天竺行珍付囑。畢破(?—1708 )號紫嵐,從馬首山醒愚學禪,有《別傳錄》八卷行世(《居士傳》卷五十五)。周夢顔(1656 —1739 )字安士,學通經藏,深信淨土,著《西歸直指》二卷。其所撰述後編成《安士全書》行世(《西歸直指》卷首本傳)。彭紹升(1740 —1796 )法名際清,出身于蘇州儒士家。初學道教不契,後讀《紫柏全集》始歸心佛法。他深信淨土,自號知歸子。著有《居士傳》、《一行居集》、《二林居集》等行世。其侄彭希涑也深信淨土,編有《淨土聖賢錄》九卷。

羅有高(1734 —1779 )字臺山,因與彭紹升交遊,遂信佛法,從揚州高旻寺昭月了貞參禪。他出入儒釋,有《尊聞居士集》八卷。汪縉(1725 —1792 )字大紳,與彭紹升、羅有高三人結爲法友,從事佛學研究。他爲《居士傳》作有評語,楊文會稱他具宗匠手眼(《等不等觀察錄》卷三),著有《汪子遺書》十卷(彭紹升《汪大紳述》)。

錢伊庵(?—1837 )深入禪學,輯有《宗範》二卷。書中括引古德參禪方法,與戒顯《禪門鍛煉說》,爲清代禪學名作。江沅,字鐵君,曾與龔自珍共同校刊《圓覺經略疏》,爲自珍所師事。他爲悟開《念佛百問》作序,自稱淨業學人,其思想似傾向于淨土(龔自珍《重刊圓覺經略疏後序》)。

裕恩,號容齋居士,爲滿清貴族。好讀佛典,通達額納特阿克、西洋、藏、蒙、回及滿漢等文字。曾校讀大藏,凡佛典有新舊數譯者,或校歸一是,或並存之(龔自珍《己亥雜詩》自注)。校刊有新譯《金剛經》一卷(從藏文本譯出)行世。他又精通密宗布壇法儀及佛相方位,刻有《藥師七佛供養儀軌經》一卷(阿旺查什《重刻藥師七佛供養儀軌經序》)。張師誠(?—1829 ),號蘭渚,曾任江蘇、福建巡撫,號一西居士。抄錄古來有關淨土的善信、立願、勵行等語要,取祩宏所說“持名一法是經中之經”的意義,編成《徑中徑又徑》四卷。

楊文會(1837 —1911 )字仁山,他一生以流通佛經爲務,創金陵刻經處於南京,對清末佛教文化的復興起了很大作用。他著述頗多,今已編爲全集刊行。沈善登,名谷成,法號覺塵,清末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四年(1878 )杭州彌陀寺所刻摩崖大字《阿彌陀經》,即出於他的手筆。著有《報恩論》四卷。

清初,明末遺民出家爲僧的頗多。其知名的有戒顯、澹歸、藥地、蘖庵、擔當、大錯等。這些人物都以詩文爲世所重。而八大山人、石濤、石溪、漸江以擅畫,被稱爲清代四大畫僧。

八大山人,俗名朱耷,爲明朝宗室,明亡出家,久居南昌,擅畫山水、花鳥、木石,不泥成法,畫筆以簡勁勝。石濤,名道濟,亦明宗室貴族,俗名朱若極,號大滌子、苦瓜和尚等。善畫山水、花果、蘭竹,王麓台稱他爲清代江南第一畫家,鄭板橋亦極推重他的蘭竹。石溪,名髡殘,自號殘道人,受覺浪道盛衣缽,住金陵牛首山,每以筆墨作佛事,所畫山水,有破逸風格。漸江,名弘仁,善山水,好畫黃山松石,晚學倪雲林筆法,自成一家。這些人的畫風,在清代四王、吳、惲六大家之外,各別樹一幟,爲藝術家所重視。此外,如揚州的虛谷,焦山的大須,上海的竹禪等,都是清代有名的畫僧。

清代的詩僧也不少,比較知名的有蒼雪、天然、借庵、練塘、笠雲、寄禪等。蒼雪(1587 —1656 )名讀徹,雲南人,著有《南來堂詩集》八卷,吳梅村很推重其詩(《梅村詩話》)。天然(1608 —1685 )名函昰,番禺人,著有《天然和尚詩集》(一稱《瞎堂詩集》)二十卷。借庵(1757 —1836 )名清恒,字巨超,浙江海寧人,爲乾隆道光間(1736 —1850 )焦山寺僧,詩名甚盛,著有《借庵詩鈔》十二卷。練塘爲南京棲霞寺僧,與借庵齊名,寂後洪稚存題其墓碣,稱之爲“江左詩僧”,著有《旃檀閣詩集》。笠雲(1837 —1908 )名芳圃,湖南人,長沙麓山寺僧,詩書俱佳。王闓運、俞曲園等都推重他。著有《聽香禪室詩集》八卷、《東遊記》(日本紀行詩)一卷。寄禪(1851 —1912 )名敬安,別號八指頭陀,爲清末著名愛國詩僧,著有《八指頭陀詩集》正續共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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