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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永久值得人們懷念的人物弘一大師，他那離奇的身世，跌宕起伏的人生，給世人留下一串深思與驚歎！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緣，使這位才華橫溢，光彩照人的藝術大師，從那輝煌閃耀的藝術宮殿中，步入清冷孤寂的空門落發為僧呢？
一、大師的天津緣
弘一大師（1880年—1942年），俗名文濤，字叔同。
光緒六年九月初四日，生於天津，父李筱樓（小樓）為道光甲辰（1844年）進士，官吏部尚書，早期業鹽商，後從事銀行業。母王太夫人，有較高的文化修養，能做詩文。五歲父喪，從兄長受啟蒙教育。在生母王太夫人的撫育下長大。少年即聰慧好學，六七歲時，於《百孝圖》《返性篇》《格言聯譬》，即可琅琅成誦。十七歲時，從天津名士趙幻梅學習詩文駢文，又隨唐敬之學習書法及篆刻。十九時，康有為、梁啟超掀起維新變法，大師認為“非變法無以圖存”。於是自刻一印雲：“南海康君是吾師”，然而，變法維新運動失敗了，京津當局懷疑他與康、梁有關。為免災避禍便奉母偕妻全家移居上海。1905年4月大師之母王太夫人逝世，大師悲痛欲絕，親撫靈柩從上海回到天津經過與兄長“鬧了一仗”之後，才爭取把亡母靈柩安放在李家大院接官廳正中央，此時，大師痛苦、絕望、悽楚、悲哀。他埋掉了“李文濤”刷去了“李成蹊”的別號，更名李哀，字哀公。大悲痛中親自為亡母王太夫人天人撰寫挽聯歌雲：
汨半生哀東之長逝兮，感親思之永垂！
同年七月份，二十六歲的“李哀”，帶著對母親的無限哀思，東渡日本留學。
1911年，大師從日本留學回國，在“天津工業專門學校”任教，這是大師第一次為人師表。然而平靜的生活中，突然掀起了一陣巨浪，淹沒了祖輩留下的“義善源錢莊”。李家的百萬財富，除了在河東的一座住宅外，蕩然無存了。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使大師深刻地感受到財富的無常。從此大師的表情更加嚴肅，衣著也更加樸素了。1912年，大師再一次離開了天津，到上海任城東女學音樂教員，並受聘為《太平洋報》的文藝編輯。自此，大師在天津的因緣，就永遠地告一段落。
二、大師的上海因緣
1898年，大師為避免災禍，而遷居上海的“城南草堂”，與義兄弟許幻圓同居。時大師，“文采斐然，於詩文詞賦外，尤好畫畫”。許幻圓是當時上海新學界的著名人物，由他的推薦，大師參加了由許幻圓、張小樓、蔡小香、袁希廉等組成的城南文化社，並與他們結成金蘭摯友。從此，大師在學術界的成就，一發不可收拾。1901年他考入了南洋公學，從當時文壇巨擘蔡元培先生受業，與邵力子、謝無量、黃炎碚等同學，並參加了滬學會。正當大師春風得意之時，孰料他的母親王太夫人突然病逝，他悲傷至極。第一次離開上海，踏上了留學日本的旅程。1912年，留學回國的弘一大師，在天津遭遇了破產之厄後，再一次告別了七年之久的上海。負責《太平洋報》副刊及廣告事宜。此間刊出了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有陳思曾作插圖。因大師曾號朽道人，所以當時有人請他們兩人“僧道合作”。有了此次的合作，大師又與柳子，蘇曼殊，叫楚倫聚會一堂，以《太平洋報》為中心，而發起組織“文美會”，編輯名家書畫比較而成《文美雜誌》。後因《太平洋報》場面大而收益少，且被員警查封。大師終於再度離開上海，進入杭州的“浙江兩級師範”，主持音樂與圖畫兩科。《太平洋報》在上海夭折了，但是，大師在《太平洋報》的廣告設計，卻成為我國近代廣告畫的先驅之一。
三、大師的日本因緣
大師的日本緣，始於1905年秋，東渡日本留學，大師到日本後，根據自己所長和興趣，從事藝術方面的研究，撰寫《圖畫修得法》、《水彩畫法說略》，刊載于留學生所編的《醒獅》月刊。1906年9月，大師考入日本美術教育學府上野美術專門學校。大師是中國留學生進入日本美術學校的第一人。他從日本著名的畫家黑田清輝學習西洋畫，開始了藝術的登攀，進入後，大師學習非常認真刻苦，日本國民新聞社記者特地採訪了大師，並發表了題為《清國人志於西洋畫》的訪問記，對大師的學習行為大中讚賞。留日期間，大師在東京除了學習繪畫外，同時還學習鋼琴、音樂、外語等。尤其對戲劇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引發了演話劇的強烈欲望。一九0六年，大師與曾孝會、歐陽予倩、謝抗白等創辦了“春柳劇社”演出話劇《茶花女》、《黑奴天錄》、《新蝶夢》、《雪蓑衣》等劇碼。大師在《茶花女》中扮演的茶花女，得到了日本戲劇評論家松翁很高的評價。他在《對於中國劇的懷疑》一文中說：“中國的徘優（演員），使我最佩服的李叔同君！”“尤其李君的優美婉麗，決非本國的徘優所能比擬”。“倘使自‘椿姬’（即茶花女）以來李君仍在努力這種藝術，那末，豈容梅蘭芳、尚小雲輩馳名於中國的戲劇界……”《茶花女》片段演出的巨大成功，使日本人在讚揚之餘，驚為創舉，有好幾個日本學生也加入了“春柳社”。“可知李叔同君，確是放了新劇最初的烽火。”由此亦可見，大師是中國話劇運動的最早創始人。他對話劇運動的貢獻，是應該永遠彪炳於新劇運動史冊。大師的日本因緣，一直延續到1918年出家後，為了佛學研究，經常通過朋友以及在上海的日本書商內山完造與日本書聯繫，購求留傳在日本的中國佛教典籍和日本佛學著作。1936年，經大師親自整理的日本大、小乘經律有萬餘卷，編成《佛學叢書》四冊，交上海世界書局出版。大師手編《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扶桑集釋》一書，多達五十余萬言，均采揖自日本古本，校勘注釋、直到圓寂前仍然筆耕不輟。
大師根據從日本請的古版律學，用了七年時間，圈點南山三大部並講律修持，精心地撰寫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一書，使淹沒了七百餘年的絕學南山律宗，得以重興。該書也被稱為宋靈芝律師之後第一巨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出版之後，由夏丐尊居士將三十五部交給日本書商內山完造，由內山先生將此分寄贈到日本的東京、京都等大學的圖書館去。
1929年，大師在福州鼓山湧泉寺的藏經樓裏，發現了清初為霖禪師所著的《華嚴經疏論纂要》。此書在日本新修的《大正藏》中，也沒有收入。大師慧眼識珍，於是倡印數百部，並以十多部贈與日本各大學和寺院，由此可見，大師與日本因緣之深遠。
四、大師的杭州緣
1912年10月《太平洋報》停刊，大師應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之聘，任圖畫音樂教師。校長經子淵早就對這位藝術全能的上野才子欽慕不已，更兼該校教員：夏丏尊、薑丹書、錢均夫、馬敘論、朱光潛等都是文壇名匠，所以學校的藝術氣氛十分濃厚。大師的教育方法既嚴肅又熱情，使“莘莘弟子如坐春風”。
1914年，大師開始用人體模特作畫，這種新的教學方法，一掃過去臨摹的舊習，使西洋畫、素描等西洋畫方法，步入傳統的中國畫壇，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偉大的創舉，大師還在學生中組織“桐陰畫會”，後改為“洋畫研究會”和“樂石社”（金石篆刻組織）後改為“寄社”。這些課外的藝術活動，大師都曾付出過不少精力。他為學生介紹外國“人體畫”和“日本正則洋畫講義”，編寫《西洋美術史講義》。他熱情負責的教學精神，使許多頑皮的學生為之一變，開始愛好藝術了。
1915年，大師應南京高等師範之聘，任該校美術主任教席，他身兼兩職，往來于甯杭之間，在大師從事藝術教育的七年間（1912年~1918年），為我國早期藝術教育培養了不少人才。如音樂家劉質平、李鴻梁；古文學家黃寄慈、蔡丐因；漫畫家豐子愷；國畫家潘天壽、沈本千等等。此七年間，是大師投身于藝術教育成果最為豐碩、輝煌的時期，他創作的《春遊》、《送別》、《悲秋》、《傷春》、《晚鐘》、《西湖》、《落花》等數十首樂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數十年久唱不衰。
然而，在藝術成果輝煌、如日中天之時，大師卻毅然摒棄了世俗，懷著“肩荷南山（律宗）家業，作將盡綿力，誓舍此身而啟道之”的宏願。於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正式披剃為僧。這一舉動，在俗人眼光中，怎能不感到震驚、嘆惜呢？但是，“出家乃大丈夫之道，豈世人可知”？在大師醇厚、博雅的藝術胸懷中，早已覺悟了人生的悲憫，契合了佛陀慈悲的本懷，他的出家是與生俱來的“善根”發展的必然趨勢。如在黑暗中探見一盞明燈，向著佛陀光明啟開了人生新的航程！
大師出家後，法名“演音”，號“弘一”。同年九月，在杭州西湖靈隱寺受具足戒，自此，大師以振興佛教，弘揚南山律宗為己任。視名利如草芥，置個人利害於度外。雲水飄泊，萍蹤無定。掛單、弘法的寺院多達幾十上百處，而從不把那個寺院看作個人私產，一旦離去了此緣便了，並聲明終身不作住持、方丈。
五、大師的閩南緣
大師出家二十四年，在福建閩南弘法先後達十四年之久，最後圓寂于泉州溫陵養老院的晚晴室。這段時間，無疑的是大師弘法利生重要時期。
1928年10月，大師首次到達閩南的廈門。在南安小雪峰度歲後，返回廈門南普陀寺，寓居閩南佛學院共三個月。大師在此結識了性願、芝峰、大醒、寄生諸法師。並坦然地建議佛陀學院“把英文和算術刪掉，佛教卻不可減少，而且還得增加。就把騰出來的時間教佛學”。院方接此建設調整課程，學僧成績果然明顯提高。
1930年大師應性願、廣洽法師的熱情相邀，二下閩南，于南普陀寺水陸圓滿後，暫居南普陀寺功德樓。以一紙《悲智訓》的墨寶，使閩南學生相習成誦，教學秩序亦逐漸恢復正常。
1932年10月大師三下閩南抵達廈門，最終定居閩南。這在給本妙法師作的《般若經論解序》中說：“餘以宿緣，三游閩南，始於戊辰，次己巳，逮及壬申十月，是為最後。”
閩南氣候宜人，生活安定，為大師弘法和著述提供了較為安定的外部環境，且閩南的民風古樸，深為大師所讚歎。大師在閩南的法緣非常殊勝，在大師于1938年給圓淨居士的信中說：“今年在各地（泉、漳、廈、惠）講經，法緣殊勝，昔所未有。”大師在閩南弘法不拘場所，隨緣而定。內容巨集擴，日期緊湊，效果極佳而富於特色。所講之處，聞著無不歡欣鼓舞。如1938年在泉州講《行願品》時，“聽眾甚多，党部青年乃至基督教皆甚歎贊。同年四月，在寫信給豐子愷居士的信上說：“乃今歲正月至泉州後，法緣殊勝，昔所未有，幾如江流奔騰，不可歇止。”
大師的佛學著述大多在閩南完成。1933年8月於泉州點校《南山鈔記》完稿，此項工作，“詳閱圈點，並抄寫科文，改正之訛誤，迄今三年，始獲首尾完竣。”
同年十一月於泉州開元寺作《南山道宣律祖弘傳佛教年譜》。1935年春，於泉州承天寺完成了《藕益大師年譜》，1936年8月，閉關廈門鼓浪嶼日光岩別院，校錄《東瀛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通釋》完稿。1939年4月至1940年10月，大師于永春普濟寺校錄《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上、中、下三卷。大師的校閱工作極為辛苦，有時傾數月至數年之力。在他于惠安淨峰寺寫給廣洽法師的信中說：“每日標點研習《南山律》約六七個小時”。可見大師論述工作的緊張。大師編撰校注的大批律學著作中，《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和《南山律在家備覽備略》最為重要。此外大師尚有序、跋、題記、法事行述等累累著述。
大師在閩南十四年中，極力推動促進閩南的僧教育，培養了大批的佛教人才。1932年、1934年，大師兩次受常惺院長之請，幫助整頓閩南佛學院學風，並現身說法，教導青年學僧要“習勞、惜福、持戒、自尊”。後終因學僧紀律鬆弛，不受約束，而無從入手。因此，大師取《易經》“蒙以養正”之義，創造佛教養正院于南普陀寺。
大師曾于1931年發願以弘律為己任，故十分地重視並樂於啟導僧人自發組成學律組織。1933年大師應泉州開元寺住持轉物和尚之請，由廈到泉，集合學僧十余人，於開元寺創建南山律學苑。“學員除了聽律以外，並各自閱讀圈點南山三大部，以作深入之研究”。
在閩南，大師之書法亦隨時日而精進，一改早年形較方扁，稍後略變修長的作風。形成了一種淡無煙火氣的獨特風格。大師出家後，唯獨沒有放棄的是書法，他是把書法用來作為紹隆佛法與眾生廣結法緣媒介。並且把以字結緣看作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演講再忙，也要抽空寫字以廣結法緣。1938年4月18日，大師在泉州承天寺致豐子愷居士的信中說：“于泉州各地及惠安，演講甚忙，寫字極多，居泉不滿兩月，已逾千件”。同年12月15日，大師在承天寺致慈航居士的信中說：“本擬掩關習靜數月，乃人事紛忙，意未如願，到泉州後，已寫字五百件左右”。
大師漳州、晉江等地弘法時，大師也常以字廣結法緣。
大師在閩南弘法成功，為眾人所欽慕。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是他的道德品行，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精神。他持戒謹嚴，淡泊無求，一雙破布鞋，一條舊毛巾，一領衲衣，補釘二百多處，青白相間，襤褸不堪，還視為珍物。素食唯清水煮白菜，用鹽不用油。信徒供養香菇、豆腐之類，皆被謝絕，真正做到一物不遺，一絲不棄。他手書門聯曰：“草藉不除，時覺眼前生意滿；庵門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是大師在一九三七年宣導的。當時日本侵華的氣焰囂張，大師居廈門萬石岩，自題居室為“殉教”室。並說：“為護法故，不怕炮彈”。大師以為：“吾人吃的是中華之粟，所飲是溫陵之水。身為佛子，於此時不能共行國難于萬一，自揣不如一隻狗子”。後廈門遭日機轟炸，彈片入室，大師泰然無懼，誠如他的一首詩雲：“亭亭一枝菊，高標矗晚節。雲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大師的這種愛國愛教的精神，將永遠地值得人們學習與歌頌。
一1942年10月13日，大師習書最後墨蹟“悲欣交集”四字，在徹悟止境中圓寂于泉州溫陵養老院。享年六十三歲，法臘二十四。縱觀大師一生跌宕起伏，但大師始終以藝術家敏銳的感受力與深邃的洞察力，矢志不移，最後，讓我們牢牢地記住大師的諄諄教誨：“要發菩提心，即要發成佛之心，廣修一切善行，利益一切眾生，具慈悲之心，植成佛之因，以後才能成佛。”
AI算命大師
那看看就好
（類風濕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紅斑性狼瘡）我的經驗八字水過旺之病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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