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ob M. Schlesinger

在筆者2009年末搬到日本之前，“衰退”、“停滯”和“蕭條”是我經常看到的用來描述日本的負面標簽。然而當我在日本安定下來之後發現可以用一個更好的詞來描述日本，那就是“舒適”，這個詞涵蓋了日本的諸多優點，例如便利、可靠、安全，甚至還包括魅力。

外界對日本的看法與親身在這裡體驗到的繁榮感之間存在令筆者吃驚的差異。這種繁榮感的參照物不僅有筆者20年前住在這裡時見証過的經濟泡沫時代的日本，還有過去20年中筆者在美國所經歷的泡沫期。

處於經濟衰退期的東京完全沒有在歐美可能會看到的困厄景象：例如被木板封住的商店大門、垃圾成堆、乞丐、臟亂的地鐵站，或者任何嚴重街頭犯罪的跡象。要說東京真的有什麼變化，那就是在我離開日本的“失去的幾十年”中，東京變得更加光鮮亮麗了。在我工作的金融中心區附近，以往開著煙灰色咖啡店的低矮的煤磚辦公樓已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熠熠生輝的摩天大廈，大廈底層開設了美食店和高檔服裝店，店內客人熙來攘往。而在我居住的東京老街區，經常有老式的商店關門，但這些營業場所在經過周末緊鑼密鼓的重新裝修之後，周一就會在門外擺上花籃慶祝新店開業。

數據不會說謊。從各個角度來衡量，日本經濟一直處於歷史性下滑狀態，對於那些缺乏永久性全職工作的底層工人、以及遠離東京、人口正在下降的地區來說，這的確帶來了不幸。但總體而言，日本在經濟滑坡的過程中還是成功地保持了相對舒適、平和的狀態。這些或許有助於解釋為何日本過了這麼長時間才針對經濟下滑採取了激進的應對舉措（具體體現為安倍經濟學），也解釋了為何日本民眾這麼快就產生了另外一些想法。

對於在過去五年中為《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報道混亂的日本政治經濟的筆者而言，我認為影響日本的關鍵矛盾是對日本未來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即通縮派與通貨再膨脹派的對立。

主張通縮的陣營強調穩定，認為人口結構是宿命，他們認為老齡化、不斷萎縮的日本人口不可避免地預示著日本經濟將停滯不前。所以他們主張把風險、幹擾和分化影響降到最低，確保日本盡可能地平穩過渡，就像一個為退休做準備的國家。主張通貨再膨脹的陣營認為這種看法是失敗主義，沒必要那麼悲觀。他們的觀點是，為了有一個更廣闊、更有活力的將來，風險和幹擾是值得付出的代價。

在過去2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通縮陣營一直處於主導地位。而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執政的過去兩年裡，通貨再膨脹陣營佔據了上風。雖然在上台執政初期贏得了高支持率，但近來安倍面臨越來越多的質疑聲。安倍計劃於12月14日舉行眾議院選舉，這相當於讓民眾對其經濟振興計劃（即安倍經濟學）進行公投。此次投票將重新調整治理理念之間的權力平衡，這不僅將決定日本經濟未來的方向，也將幫助確定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外交和軍事角色。

我認為安倍前政權屬於“通縮派”，我並不是暗示日本領導人刻意引導經濟走向物價、薪資、消費和投資均下滑的低迷周期，不過在上世紀90年代末，日本經濟也曾陷入這種狀況，而日本政府當時默認情況並不是那麼糟糕，擺脫這種狀況的常用藥可能弊大於利。

就失業率指標而言，在日本“失去的幾十年”裡，失業率最高達到5.5%，遠低於美國和歐洲在衰退時達到的兩位數失業率。2013年，白川方明(Masaaki Shirakawa)在卸任日本央行行長不久後表示，從某種程度上講，溫和的通縮是日本社會為確保最大化就業所付出的一個代價。嚴謹的白川方明成為了通縮陣營的代言人，同時也是再通脹陣營主要的攻擊對象。他暗示，在通縮環境下，物價下跌讓日本感到痛苦，但這種痛苦也是有限的，因為日本企業可以下調薪資，而不是像美國企業那樣實行大規模的裁員。

這種看法或許無法被美國人所理解，但似乎為日本主流社會所認同。日本對市場機制的懷疑情緒可謂根深蒂固。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曾詢問43個國家的民眾是否認同如下說法：“自由市場經濟令大多數人受益，盡管存在貧富差距。”在日本有51%的受訪者不認同這一說法，是多數民眾質疑資本主義利大於弊的四個國家之一。

有時我也對日本經濟停滯中的穩定感同身受。去年我協助報道了日本Seibu Holdings Inc.與其最大股東──美國私募巨頭Cerberus Capital Management LP之間的矛盾，後者力促Seibu實現與美國企業相當的利潤水平。Cerberus詳細講述了Seibu的業務是如何低效到難以置信的地步，其中談及東京郊外一條由四節車廂火車運行的經停六站的線路。對此我很熟悉，我女兒上學要乘坐這條線路。我能理解美國投資者的思維邏輯，但也能夠看到其規劃給社會造成的代價。

隨著日本人口在大約五年前開始下滑，“老齡化社會”的自我認知在日本確立起來，使得日本避險情緒隨之增強。通縮主義者的上一次大動作是在2012年立法將日本消費稅上調一倍。盡管他們承認此舉可能會拖累經濟增速並加劇通縮，但他們認為，增加政府收入有助於為嬰兒潮一代提供養老金，並降低投資者對日本政府巨額債務感到擔憂的風險。

通貨緊縮顯然有不利的一面，也顯然會引發人們的不滿。不鼓勵裁員的“社會契約”使得企業往往不願以優厚的薪資和福利雇傭員工。伴隨著日本低失業率的是低收入兼職或臨時工作越來越多，尤其是針對在通縮時期成年的年輕人。降低未來志向以便為老年人提供保障的做法，使得日本年輕人的機遇變得黯淡。


再通脹派的擔憂蔓延至日本在全球事務中重要性趨弱現象。中國經濟規模現在是日本的兩倍。對再通脹派來說，北京就中日領土爭端表現出的強硬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凸顯出日本GDP增長停滯對國家安全的危害。2010年，中國實施原材料出口禁運措施，2012年在國內市場上抵制日貨。

在經歷了這些中國因素的沖擊後，似乎一向沉默的再通脹派開始奮力疾呼，這並非巧合。另外，安倍晉三成為這場運動的領導者也並非偶然。身為政客的安倍晉三更為人所知的是，早年擔任首相期間就曾試圖恢復他所認為的日本失去的國家驕傲。從邏輯上而言，日本和平主義在很多時候與通縮政策如影相隨，成了一種符合國家影響力減退的規避風險的外交政策。

安倍經濟學“三支箭”中的大部分政策早在安倍晉三上台前就被研究討論，比如刺激短期增長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以及著眼於長期增長的結構性變化。新增內容是安倍晉三宣布實現再通脹是日本的當務之急。通縮主義者和再通脹主義者一般對潛在回報和影響有著同樣的理解，分歧在於對風險的容忍程度。

日本現在把刺激政策推向新極端：日本央行購買更多債務，政府也發行更多債務，債務與經濟規模的比例之高超過其他所有國家。日本的債務問題在安倍晉三上台前就存在，但他推遲第二階段消費稅上調計劃以刺激增長的努力表明，他更願意讓日本破紀錄的借貸極限接受考驗。上調消費稅由前幾位通縮派首相制定。

為何安倍晉三上台前的日本沒有抓住那些機會呢？通縮派曾擔心，投資者會得出日本經濟政策錯亂的結論，從而引發某種削弱日本經濟的市場崩盤。雖然永遠沒法估量這種災難的幾率，但僅僅是想到或許會發生這種災難就讓那些更大膽的刺激舉措偃旗息鼓。

至少到目前為止，安倍晉三擲出的骰子還未引發那種通縮派擔心的市場崩盤噩夢，不過也未實現再通脹派承諾的明顯復蘇。

12月14日的大選將直接影響到這場辯論的下一個階段。由於反對黨的混亂，安倍不太可能失敗。但如果他所在的執政黨失去較多席位，那麼他的騰挪空間將受到限制。如果能夠保住絕對多數，那麼大選之後安倍的計劃將決定他願意在多大程度上挑戰日本根深蒂固的通縮本能。盡管到目前為止安倍經濟學已經在日本社會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但安倍還基本沒有開始其日程表中最為徹底的改革部分，即“第三只箭”──結構性改革。

如何向日本憎惡社會劇變的公眾推銷結構性改革將是最難的部分，但即便是在這部分改革還沒開始的時候，通貨再膨脹派已經開始失勢。《日本經濟新聞》最近的一份民調顯示，33%的受訪者支持安倍經濟學，反對者比例則高達51%。

一些不滿來自安倍復興計劃進展並不順利的跡象。但一些卻來自安倍經濟學的成功，因為成功並不總是能帶來“舒適”。

安倍經濟學最明顯的成就莫過於帶動日本跨國企業利潤激增，並讓一小部分股東因股價飆升而賺了個盆滿砵滿。然而，中低收入家庭的工資上漲完全被通貨膨脹所抵消，而面向國內的小企業正在受到原材料成本不斷攀升的拖累。安倍經濟學已經導致貧富差距擴大，而這正是通縮派力圖控制的。

目前的討論可歸結為兩個大問題。第一，安倍經濟學是否能真正取得成功、加快日本整個社會的新陳代謝？盡管現在有人說安倍經濟學是“失敗的”，但我認為它將取得成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尤其是在最近新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政策陸續出台的情況下。

但已經出現的緊張狀況只會加劇，尤其是在結構性改革加快的情況下。

這就引出了第二個大問題：即便安倍經濟學能夠結束日本長期以來的通貨緊縮局面，但這是否是日本人真正想要的？

（Jacob M. Schlesinger是《華爾街日報》駐日本的資深記者。他最早於1989年至1994年間赴日本報道，之後從2009年底再次進行報道。本文改編自刊登在《華爾街日報》日本在線版上的一篇日文論文，是為了紀念日本在線版五周年而發。）

轉載自【華爾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