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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作為中華“群經之首”，已被譽為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不朽聖典”，引人注目。如果從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而言，人們稱許為“萬法之源”，便非誇飾之詞。這對於思考和研究《周易》現代課題——“科學易”，是十分有益的。江國樑君編著《易學研究基礎與方法》叢書一套近二十冊面世，不能不稱是易學界研究新著的重大收穫和卓著貢獻。書市上日益搶手，讀者廣傳，薦書亦多，成為“學易齋”開拓性圖書出版和經售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其實，十五年前，江君推出《周易原理與古代科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0年版）便這樣概述了“科學易”態勢和現狀：

　　“‘太極學說’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社會科學部分，長久以來，先儒已做了許多解釋，就不多贅述。二是自然科學部分，關於這部分的內容，古代雖有所述，如《漢易》之象數學，《宋易》的圖數學。但是真正能在自然科學領域研究中，有成效的專著似乎沒有。為彌補這一空白，目前《易》學研究者，正逐步組成一支‘現代易’，或稱‘科學易’，的研究隊伍，固然這支隊伍現在實力還不雄厚，我堅信，不久將來定是一支發展現代科學所不可忽視的力量。因為，這是《易》學原理與現代科學研究有機聯繫的結果。”（頁496）

　　這段頗有水平的評估和切合實際的分析《易》學現代科學研究的課題——“科學易”，是切綮之談，發人深省。十五年之後，我們觀察、思考和概述“科學易”課題，似乎仍可適用，並不過時。為什麼？一，隊伍有待擴大，這似有一個造就和培養人才的過程。以往，偏重於《周易》的注釋、疏解和今譯方面，對現代研究課題“科學易”，少有問津；二，課題有待更新，因為，致力於義理研究的多，象數研究的少，研究科學技術的更少。即使知道：義理源於象數，也難以介入科技方面的選題；三，素養有待提高，許多研究者偏重於本本，費力於考釋，好像較為得心應手，年有所獲，其實，對於科學技術，對於天文、地理、氣象、醫學、化學、生物學、人體生命學等多未涉及，其中有個“入門難”的問題。這說明研究者的素質與“科學易”話題，相去甚遠或有相當的距離，以致，許多人反映：入門難，研究“科學易”更難，研究《周易原理與古代科技》亦難。這一狀況，亟須改變。四，氛圍有待營造。從報刊園地，到學術交流，應該為“科學易”研究留有一席之位，提供活躍《周易》研究的“百花齊放”的和諧環境和氣氛。從潘雨廷教授《周易表解》出版，到江國樑君《周易原理與古代科技》面世，歷時已非短暫，但至今尚未引人關注和評說，包括若干《周易》研究的概述二十世紀末期成果等專著避而不談，好像“沒有這回事”狀況，這是極不公允的學術氛圍和很不求實的易林總結。這樣，不利於《周易》研究的隊伍擴大，素質提高和課題多樣化，當然也不利於《周易》和科學技術研究的有機聯繫。孫凱飛先生《中華文化和科技發展》認為《周易》“精華在於哲理，是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所謂‘易道’是天下萬事萬物變易發展的根本道理。說它了不起是因為它在幾千年前，中國古人已經對宇宙的根本規律把握得這樣高深。在《易經》裏沒有上帝創世說，沒有上帝創造人類的說法，也不是到神仙鬼神那裏去找答案，而是太極生陰陽（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生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八象（天地風雷水火山澤），然後演化出天下萬物萬象。”又說：“《易經》對中國古代科技發展有很大推動作用，許多發明創造是受《易經》啟發，所謂觀卦制器、類比物象製造器物，也是仿生，包括象形文字、繪畫、音樂、數學、蓋房子、種莊稼、造舟車、包括中醫理論和技術，以至現代化資訊技術、電腦二進位，也是受《易經》啟發影響。現在的機器人，我國古代也早有，道家人物列子《湯問》中講的偃師造的倡人，能言、能視、能步、能舞，如真人，把周穆王嚇了一跳，這就是中國古代的機器人。”從此，我們應當對《易經》與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不但認識其源頭和主幹，也認識其精華，這是中華民族的華夏基業，作為炎黃子孫，必須對自己先人的創造和貢獻，有一個充分熟悉和瞭解，心中不能一團漆黑，也不能有歷史虛無主義，只能講清楚歷史，才好繼承傳統，創新發展。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說過：“現代世界賴以建立的基礎性發明創造，幾乎有一半以上是源於中國。”因此千年之交，英國報紙發表文章說：“別提西方，是中國塑造了這個千年。”這是值得我們矚目的國際輿論和評價，誠如孫凱飛先生所指出的，“有的人又在批偽科學、批封建迷信的幌子下把中醫、氣功、人體科學、傳統優秀文化批了個夠，有的乾脆鼓吹歷史文化虛無主義，把西方近代科學當終極真理，月亮也是西方圓，鼓吹全盤西化。”

　　江國樑君《“科學易”研究之我見》較為全面分析現狀，很有針對性地敘及：“今人常讀‘科學易’，這是研究《周易》的一種可喜的局面。然而，我也發現它有被誤解的跡象。如人們一談到‘科學’，就馬上近靠電腦、量子學、生物學之類，認為這是科學，而一提到河圖、洛書、伏羲、文王，似乎就是‘不科學’。這可能是沿用了西泰的‘科學’說法，是現實的可知的，是狹義的‘科學’。而廣義的‘科學’又怎麼樣的呢？根據我研究的《易》的最深印象是：‘易學’蘊含有《易》前後人類的社會活動，自然科學活動以及華夏民族的思維方式等豐富內容，現有的‘科學’二字就難以涵蓋諸多領域，因此它應該有個廣義的概念，即‘客觀存在＋宏觀思維’。所謂客觀存在，就是可見與未見、已知與未知的事和物的存在。所謂宏觀思維，就是‘無限與有限統一’的思維方式。非此難言‘廣義科學’，若非用‘廣義科學’來研究《易》，就不足以言‘科學’。歷史上，或言《易》研究史上所出現的‘義理’與‘象數’之爭，‘經傳’與‘旁門’之爭，‘易萬能’與‘易無用’之爭等，都是不知‘科學易’的真義之故。”（《易學研究基礎與方法》二，第327頁）。我們應當熟悉和瞭解中華民族的歷史文獻，如《尚書•序》述及：“伏羲、神農、黃帝三書，謂之《三紋》（也稱《三墳》），言大道也。”

　　伏羲，作為三皇之首，創造華夏文化的源頭，包括作網罟、正姓氏、制嫁娶、造琴瑟，尤其畫八卦，這是有了時間和空間的概念之後，陰陽觀念成為此時期重要產物，江國樑君認為“其基本點是由‘兩手’十指的概念和太陽出沒、月亮圓缺、日月東西等觀念綜合構成的。真正把‘陰陽’作為哲學概念，最早見於八卦的符號排列和《老子》的道論。如‘萬物負陰而抱陽’，以及《易傳》的‘一陰一陽之謂道’”。

　　神農，即炎帝，倡民耕而食、織而衣，造耒耜、神五穀、制陶器、作斤斧、嘗百草、創醫藥，有《神農本草經》傳世。江國樑君認為，“神農氏基本上與黃帝相近”，但“從神農嘗百草創建了藥物到《黃帝內經》理論的建成，都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就是四方、四時和五體、五臟與四時五行的邏輯發展，“天地人相應”的“整體觀念”就成為中國醫學的理論精髓。

　　黃帝，統一華夏各部，初奠中華版圖。此時期，指南車創造，是古代科技應用的新物。其妻嫘祖養蠶繅絲，染五色衣，在紡織生產技術上的創新，其功大矣。還有倉頡造文字、大橈作干支、伶倫制樂器等，文化生活豐富多彩。黃帝時代的醫經《內經•外經》有傳承，還有《黃帝四經》《陰符經》等傳世。江國樑君認為，黃帝時期以農業生產為主，與之相應的天文學發展亦具有相當的水平。“建陽立地”，以太陽晷景投立於地為標示點。加上它的四時出沒、而建四方、四維，立五行。其主者維追求黃道而建地中。

　　三皇之後有五帝，其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這指堯、舜、禹、商、周。《尚書》《詩經》有堯、舜、禹記載，禹時已有青銅器，大禹治水，確有其事。以陰陽五行主而建皇極於人，稱“王道”。皇極為大極，三生萬物，太極所由始。夏屬龍山文化的時期，皇極正是《周易》的太極思想基礎。商為中國奴隸制時期鼎盛期，屬青銅文化、甲骨文，有黃老道（老主天道，黃主地道）；而文王道（王道）、孔子道（天道）和《周易》三才之道。關於周，《史記》說周文王囚而演《周易》，因為《易經》是繼承伏羲《山紋》，神農《氣紋》，黃帝《形紋》和夏《連山》、商《歸藏》發展出來。這是值得記取的歷史記載，易的哲理就是天下萬事萬物變易發展的根本道理。江氏認為二十一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而代表這一文化的應該是：一，一萬年前的伏羲文化：八卦；二，三千多年前周文王的集說：《易經》和春秋時期孔子為《易》作《傳》，合稱《周易》，包含中華民族思維、孔子社會學、老子自然學。三，中國當代科學技術發展。這便是繼承《周易》文化傳統和現代創新的標誌，這意味著向前和發展。因此，江氏對於“科學易”的認識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看法，值得一薦。第一，運用科學方法研究《周易》：融會貫通義理、象數和古今科技，研究《周易》的“宇宙總體理論”或言“宇宙統一自然場”。其中，以《我是怎樣研究〈易〉學的》《〈易〉之本義》《〈易〉學在古代科技中的應用》《〈易〉學中的“光——氣學說”》四個論題來回答了問題。這是繼《周易原理與古代科技》出版之後，江氏進一步發揮自己的立論，提出令人信服的重要課題。強調宇宙總體理論首先必須掌握《周易》哲理建立的特點，並從整體把握而建“中心”觀念，然後則從“光——氣學說”入手，求整體、總體，完成研究的立論。強調生命學理論首先必須掌握“廿四節氣”的時空含義，建“仲介世界”，然後再求生命的生成和變化，完成研究的立論。強調靈智學說首先必須掌握乾坤的時空物質存在與轉化，知“乾始坤生”以及“乾氣”的“伸屈”，然後再求“稟賦”的先天意義和後天變化：即靈與智，完成研究的立論。這些都屬於江氏個人獨特的思考和發現的收穫，提出切肯的見地，供人從中得益。

　　《周易》早已明告人們：“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序卦傳》）眾所周知，宇宙有萬物，那麼有物必有象有數，而理在其間。以現代的目光來審視古代的易象數，應有兩個內容：即象與數。數是指自然科學部分，象基本展觀於中國社會各個領域。所以，人們有誤稱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為思辯與象徵，其實內涵並非如此，因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始終展觀出“象”和“數”內容。必須明白，古時言及象數者，有《周易》的象與筮數，漢時言象數者當是以孟喜的“卦氣說”為主（即象與卦氣）。自京房演易法出，“納甲法”就是現在民間通演的錢卜法，即以卦象引六親、建六獸，推時位，言易象。而宋時邵康節則是用先後天卦數（河洛數）演“納甲法”，又成一法，稱“梅花易數”。事實上，除周易象數具有哲理和孟喜學派“象數”具有科學意義外，其他的，已是言“象”而非是言“象數”。這是不可不辨的前提。

　　《周易原理與古代科技》讀後，我以其思路拓新，資料廣博、立論獨到和結構別致四個方面，簡評全書的特色。

　　一，思路拓新。作者從宏觀上論述《周易》的發展過程，打破過去囿于文史哲的範圍注疏和詮解《周易》原理的格局，代之以古今科學技術應用為主線的“太極學說”（以“光——氣學說”為中心），構建了以《周易》原理為基礎的“宇宙統一自然場”，或稱“宇宙總體理論”。此古為今用，貫通中西，細探作者的思路，屬於運用《周易》來研究宇宙總體理論的，從這方面說，應視為世界上的首本。為了完成新著的主要課題，作者得益於尚秉和教授的《焦氏易詁》和《周易尚氏學》的象數內容、亦得益于潘雨廷教授的《論RNA與DNA中化學鍵的“象數”》的科學象數；當然作者更得益於黃壽祺教授的《周易譯注》的傳統義理，精思細考，觸類旁通，尋求自成一家的熔象數、義理為一體的“科學易”鑄造，即反映了易學在古代科技中的全面應用，也顯現了易學在現代科技發展中的實踐和理論的價值。因為，從古代科技的史況，探求和研究《周易》原理，涉及天文、氣象、地理、醫藥、文學諸多方面，確屬拓新《周易》研究的思路，值得矚目。

　　二，資料廣博。材料是觀點的基礎和依託，作者悉心研究《周易》和科學技術的應用問題，廣泛搜集前賢的論易注易的書文，也多方面搜集古今科技中闡述易學應用的資料，尤其當今世界範圍內的自然科學研究的新說，豐富論據，充實實例，很見廣博。如《周易》以前的社會和科技成果，介紹充分，以明史況，從而肯定易學建立的堅實可靠的基礎；《周易》以後的社會衍進，科技成果尤多，說明周易原理在中國古代科技發展中的應用，成就輝煌。從史前期的科學發展的歷史分期，到道與中國宗教的發展；從神話與科學，到數學圓周率的產生與發展；從中國天文曆法的史況，到八卦科學衍發進程，此書都能廣泛擷取實據，加以闡述，以貫古今，釋本還源，多有創見。其中“仲介世界”的新提法，頗為中肯。這些材料引述和論證，都是作者長期努力和精心記錄的結果。值得一提的是全書圖表設計精當，有助於示意說明，也有助於詮釋表述。如《六十四卦與十四經脈圖》《羅經透解全圖》等，與其他一些說易的書籍相比，勝之一籌。這亦見作者的廣羅資料的匠心和功力。

　　三，立論獨到。作者掌握充分的材料作為論據，結合《周易》原理與科技應用的成果，進行多方面的論證，以確立自己的見地。書中論點確立，有幾種方法。一是考據分辨，自立論點，如《易》中八卦六十四卦符號，隱奧難解的卦爻辭，眾說不一，奇幻神秘色彩尤濃。作者通過細緻考證，運用古代科技的應用實例，加以解釋。又如說明《乾》、《坤》兩卦的爻辰布列（即四時六位四分法）與科學內容時，專著一章，分析辨證，突出“乾元之‘萬物資始’與坤元之‘萬物資生’所構成的宇宙體系，正是中國古代生命學說的關鍵所在”的立論，令人信服。二是廣徵博引，說明立論。如立體八卦，“神鬼陰陽的物質觀”，“天道與王道”的科學觀，“九、六”數的由來和科學價值，“天地數”的科學應用價值等都以古今資料，有理有據地論證新義，自立見地。好些章節採取廣徵博引，反復論證地方法，解開《周易》中長久未解之謎，啟發人們思考《周易》原理在文史哲範圍之外地實踐性和應用性，顯示現代科學昌明和技術發達的新成果。三是承先自證，新立論點，如對中國傳統的“時空說”、科學之“易道”、“易數”，均以詳細論述，並涉及“陰陽說”、“參天兩地說”、“五運六氣說”、“時候說”、“虛實說”等理論與觀念，明確闡述構成宇宙萬物的兩大要素，建立嶄新的“光——氣學說”，並以此為核心，新立“太極學說”，作為全書的精髓。作者認為：時空相應、空氣相通，都是物質，都是自然場存在的形式。這些立論作為作者長期致力研究的成果，構成全書標新立異的主要內容，亦為傳統易學開拓新的發展道路。劉蕙孫教授認為《周易原理與古代科技》中多新義，成一家言，確是知書知人之論。

　　四，結構別致。全書包括緒論、上編和下編、計14章，45節，構成部分和總體的關係。當然，全書總綱在於緒論，可稱為太極，上下兩編，有如兩儀。下編第八章《“太極學說”是中國古代宇宙理論基礎》又可合稱為太極。形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的體例，作為全書結構的特色，是自成一格的。各章多引“易辭”列為章名，具有入門解說和科學論證的作用。如上編第五章《“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便是論證“九、六”數的先導。下編第一章《“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便是論述天地數的數學哲理及其科學意義的，醒人注目。作者之多學科相互貫通的比較研究，使各章既有單獨成章的特點，又能上下呼應，貫通全書的脈絡。這好比花樹一本，繁華似錦，而每一花枝，各具其豔。節構成章，章聯成編，編衍成行，既有總體的立論，又有分章分節的獨立城文。這種寫法在體例上，很是別致。

　　黃壽祺教授在醫院診治時，喜知本書的印行，語於我：“待我病癒後向海外推薦，《周易》在古代科技應用上的成果，要走向世界！”正懷此情，黃老曾書贈于作者一聯“古注已聞傳孟喜，遺文應許授侯芭”。而今，黃老仙逝，相信作者仰沾時雨之化，定會抑悲自奮，承繼師業，弘揚《周易》原理，對照日新月異的當今科學技術成果，撰述新著，為“走向世界”而不懈前行。

　　——以上是十五年前在《福建論壇》雜誌發表的書評，而作者在“走向世界”方面已有諸多業績，蜚聲國際易學之林。從在菲律賓組織召開緬懷黃壽祺老師易學貢獻的會議，到在臺灣“學易齋”出版一套《易學研究叢書》，包括《黃壽祺論易學》上下冊等，足知努力進取，卓有成績。“墨雨書花慰我思”作者的許多舉措，切實有效，令人欣慰，也引以自豪。畢業，從黃老門下踏上易學研究的路程，一步一個腳印，鍥而不捨，以示謹遵師訓，多出易學研究成果。謹此附筆，以補原來書評的收尾，讓讀者全面熟知作者的致力，是一項承前啟後的周易研究的工程。

本文作者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