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對風水的態度

曾國藩早年是不信風水的，他曾說過“我平日最不信風水”，只信朱熹“山環水抱”、“藏風聚氣”之說的話（《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與諸弟書》，鍾叔河編 《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上卷第84—85頁。以下引文只注明卷別和頁碼）。曾國藩不信風水是有家族傳統的，至少他的曾祖父曾玉屏（字星岡）就不 信這套迷信的東西，“平日最惡人子欲求吉地久暴親柩”（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父親來書，上卷，94）。曾國藩年輕在家、尚未走上仕途前想必常聽祖父談起過對風水的態度，他自己後來回憶說：“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咸豐十年十二月廿四日與澄弟書，中卷，412）受祖父潛移默化的影響，曾國藩不信風水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道光二十六年（1846）九月十八日，祖母去世，曾國藩面臨長輩的“陰宅”問題。他對祖母的墳地選址不甚滿意，給祖父寫了一封信，希望改葬：“孫幸蒙祖父福佑，忝居士大夫之末，則祖母墳塋必須局面宏敞，其墓下拜掃之處須寬闊，其外須立誥封牌坊，又其外須立神道碑。木鬥沖規模隘小，離河太近，無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孫不甚放心。意欲從容另尋一地，以圖改葬，不求富貴吉祥，但求無水蟻無兇險，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爲如何？”（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與祖父書，上卷，68）次日，他又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可是，祖父不同意改葬。大概與此同時，曾國藩的弟弟曾國潢、曾國荃等也希望改葬，所以他反過來又寫信勸他們尊重祖父的意見，不要太固執：“日前所開山向凶吉之說，亦未可盡信。山向之說，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孫從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堅，而爲子孫者乃拂違其意而改蔔他處，則祖父一怒，肝氣必鬱，病勢必加，是已大逆天理，雖得吉地，猶將變凶，而況未必吉乎？自今以後，不必再提改葬之說，或吉或凶，聽天由命。”（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與澄沅季書，中卷，57）曾國藩認爲，“地理”（風水）應服從“天理”（孝道）。我們看到，曾國藩在考慮“陰宅”的時候，重點不在於風水，而在於排場。由於他此時已躋身翰林院，他希望祖母的墳地“面前宏敞”，有足夠的地方立誥封牌坊和神道碑，以光宗耀祖。

　　但是，時過境遷，人的思想難免發生變化。僅僅過了不到半年時間，曾國藩對風水的態度就有了很大的變化。其間有三件事讓他心情舒暢：一是祖父的病已痊愈，二是困擾他自己多時的癬疾好了，而最重要的則是他的官銜“驟升至二品”。於是，他在給幾個弟弟的信中，口氣大變，說祖母墳地“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與澄沅季書，中卷，61—62）半年前，他嫌祖母墳前地勢不夠開闊，不氣派，希望改葬；現在，自己升官了，覺得是因爲祖母的墳地風水好，若再改葬，則既不祥且大不孝。兩年後，曾國藩對此更是深信不疑：“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鬥）沖之後，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則升閣學，升侍郎，九弟則進學補廩，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驗……木兜（鬥）沖之地，予平日不以爲然，而葬後乃吉祥如此，可見福人自葬福地，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與諸弟書，中卷，84—85）在曾國藩看來，“福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此後幾年，曾國藩對風水頗爲熱心，爲自己不善此道而遺憾，還曾囑咐弟弟曾國葆留心學習風水。

　　咸豐七年（1857）二月初四日，父親曾麟書去世，曾國藩丁憂在籍，爲長輩尋求理想“陰宅”的念頭一直在心中縈繞。一年多時間裏，他先後請過劉爲章、杜茂才、許九霞等多位“地師”相地。但是，結果並不理想，“吉壤難得，即僅圖五患之免，亦不易易。”（咸豐八年五月三十日與沅弟書，中卷，246。“五患之免”，據程頤《伊川文集》卷六《葬說》雲，祖先墳墓“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與風水之說顯然不是一回事。）以至於起複後，他仍無可奈何卻又心有不甘地感歎道：“余於親在日，不克篤一日之孝養；親沒之後，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靈。諸弟若能盡心竭力肩任此事，則餘寸心之疚可少釋耳。”（咸豐八年八月初十日河口營中與澄沅季書，中卷，261）

　　咸豐八年（1858）十月，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華在安徽廬州三河與太平天軍交戰中陣亡。曾國藩得到消息後，“悲慟填膺，減食數日”（黎庶昌：《曾國藩年譜》，嶽麓書社1986年版，101）。曾國華雖然過繼給叔父，兩人終究還是同胞兄弟，感情並不因此而稍減，曾國藩聞聽凶訊時的悲憤心情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過了三個多月才找到一具無頭的屍體，只能權當是曾國華的。經過這次心靈上的刺激，曾國藩對風水的態度有了一些變化。此前丁憂期間，雖然一直希望爲祖父母、父母另擇吉城，而且請了許多風水先生，跑了不少地方，但那時的心態並不急切，沒有找到理想的地點之前，不輕易改葬，因爲在他的心目中，自己官運亨通畢竟多少與祖母墳地風水還有些聯繫。這次則有所不同，他開始懷疑曾國華陣亡可能與父母墳地的風水有關，因而強調要儘快改葬二親：“如溫弟（曾國華字溫甫）之變果與二墳相關，則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溫弟事不與二墳相關，亦宜改葬，以符溫弟生平之議論，以慰渠九泉之孝思。”（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建昌營中與諸弟書，中卷，282）不僅如此，他還對當年沒有仔細爲父親尋求理想“陰宅”而懊悔：“自溫弟遭難後，余常以（咸豐）七年擇地不慎爲悔，故此時求改葬之意，尤形迫切。”（咸豐九年二月廿三日與諸弟書，中卷，299）

　　曾國藩向來以老莊之道爲修身之本，經過這次變故，他回顧了家族30多年來的歷史，“吾家自道光元年（1821）即處順境，曆三十餘年均極平安。自咸豐年來，每遇得意之時，即有失意之事相隨而至：壬子（1852）科，餘典試江西，請假歸省，即聞先太夫人之訃；甲寅（1854）冬，余克武漢田家鎮，聲名鼎盛，臘月二十五甫奉黃馬褂之賞，是夜即大敗，衣服、文卷蕩然無存；六年（1856）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師於外，瑞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合圍之時，氣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喪；今年（1858）九弟克復吉安，譽望極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銜諭旨，初十即有溫弟三河之變。”（咸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與諸弟書，中卷，287）正所謂“福兮禍之所伏”。此時的他雖然仍未放棄改葬祖父母和父母的想法，但是，求平穩的念頭已經重于追求富貴功名：“人力所能謀，只能求免水、蟻、凶煞三事，斷不能求富貴利達。明此理，絕此念，然後能尋平穩之地。不明此理，不絕此念，則並平穩者亦不可得。”（咸豐九年正月十三日與諸弟書，中卷，292）“須將求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蟻以安先靈，免凶煞以安後嗣而已……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尋得大地者。沅弟（曾國荃字沅甫）主持此事，務望將此意拿得穩，把得定，至要至要！”（咸豐九年二月初三日與諸弟書，中卷，295）不僅如此，曾國藩還對風水及其它迷信活動進行批評。咸豐十年（1860），曾國藩聞聽弟弟曾國潢（字澄侯）迷信活動後，寫信回去，語氣頗爲嚴厲地批評了他：“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今年白玉堂做道場一次，大夫第做道場二次，此外禱祀之事，聞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節，已失家風矣。買地至數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節，又與家風相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來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爲習俗所移，以後尚祈卓識堅定，略存祖父家風爲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見有一家不敗者乎？”（咸豐十年十二月廿四日與澄弟書，中卷，412）曾國藩對風水已經轉而持批評態度了。

　　到此時，曾國藩對風水的態度經歷了由不信到熱心再到批評的轉變：早年他不信風水；1847年，他官升幾級，便開始相信並熱心於風水；1858年曾國華陣亡後，他開始反思自己的家史，開始批評風水之類的迷信。總體而言，他對風水可以說是信而不迷。曾國藩之後，朝中許多大臣在反對“洋人”修建鐵路、鋪設電線、開辦電報業務的提議時，將破壞風水、斷絕地脈作爲重要理由。比起他們來，曾國藩在風水的問題上要理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