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时过境迁，人的思想难免发生变化。仅仅过了不到半年时间，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其间有三件事让他心情舒畅：一是祖父的病已痊愈，二是困扰他自己多时的癣疾好了，而最重要的则是他的官衔“骤升至二品”。于是，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口气大变，说祖母坟地“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与澄沅季书，中卷，61—62）半年前，他嫌祖母坟前地势不够开阔，不气派，希望改葬；现在，自己升官了，觉得是因为祖母的坟地风水好，若再改葬，则既不祥且大不孝。两年后，曾国藩对此更是深信不疑：“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斗）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九弟则进学补廪，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木兜（斗）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与诸弟书，中卷，84—85）在曾国藩看来，“福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此后几年，曾国藩对风水颇为热心，为自己不善此道而遗憾，还曾嘱咐弟弟曾国葆留心学习风水。

　　咸丰七年（1857）二月初四日，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丁忧在籍，为长辈寻求理想“阴宅”的念头一直在心中萦绕。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请过刘为章、杜茂才、许九霞等多位“地师”相地。但是，结果并不理想，“吉壤难得，即仅图五患之免，亦不易易。”（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与沅弟书，中卷，246。“五患之免”，据程颐《伊川文集》卷六《葬说》云，祖先坟墓“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与风水之说显然不是一回事。）以至于起复后，他仍无可奈何却又心有不甘地感叹道：“余于亲在日，不克笃一日之孝养；亲没之后，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灵。诸弟若能尽心竭力肩任此事，则余寸心之疚可少释耳。”（咸丰八年八月初十日河口营中与澄沅季书，中卷，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