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文膽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裡稱，這是明末農民革命的“一場大悲劇”。該文脫稿於1944年，重慶《新華日報》全文連載，後來又在延安《解放日報》轉載，還印了單行本，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1944年在延安會議上和講演《學習和時局》中特別談及此文，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對於明末農民造反的失敗，郭沫若指出，首領們進京後，「似乎都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裡去了，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為天下就已經太平了的一樣。」
在闖王執政的40天裡，牛金星大擺丞相架子，“玉帶藍袍圓領，往來拜客”，忙於籌備登基大典﹔一品權將軍劉宗敏則終日拶挾降官，搜刮贓款。幾十萬大軍則屯於京城，搶掠民財，盡情享樂。往昔嚴明的軍紀，如“不得藏白金”，“馬騰入田苗者斬”，“犯淫劫者立時梟磔，或割掌，或割勢”，“夜四鼓蓐食以聽令騎射”等等均被置諸腦後，忘得一干二淨。對近在肘腋、嚴陣以待的大敵，則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僅派出幾千兵士去山海關鎮守，可謂麻痺輕忽到了極致。李自成捉到吳襄，命他給兒子吳三桂寫信招降，而劉宗敏卻對吳襄綁票、抄家，還掠走了吳三桂的愛姬陳圓圓，終至把尚在躊躇觀望的吳三桂逼反。
據史料記載，農民出身的闖王自律還是嚴格的，連明史也稱他“不好酒色，脫粟粗?，與其下共甘苦”，進京時“氈笠縹衣，乘烏駁馬”，還說他在京殿上“戴尖頂白氈帽，藍布上馬衣”。《明季北略》卷十九記載了馬世奇的一段“廷對”，當著崇禎皇帝的面把明朝官兵和農民起義軍作了一番對比。他說，官兵苦害百姓，“人不得守其田園”，“人不得有其家室”，“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李自成的義軍“收拾人心”’“散財賑貧，發粟賑飢”，眾百姓“視賊如歸”。
而今檢討起來，闖王沒有執政經驗固然不能辭其咎，但更為致命的是，他全然沒有去管束他那左膀右臂牛金星、劉宗敏的胡作所非為。天下剛得就自以為大功告成的自滿情緒大膨脹，毫無戒慎恐懼的觀念，也就無怪乎得而復失了。
悲劇還不止於此，在於勝利之後闖王聽不進逆耳之言，卻偏信負恩賣友的牛金星的讒言，殺了能進諫忠言的謀臣李岩，重蹈了歷史上在野黨上台只能共患難不能共富貴、馬上得天下卻不能下馬治天下及屠戮功臣的錯誤。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岩很懂得一些輿論宣傳的奧妙，他派人扮成商人，在民間廣布流言：“闖王仁義之師，不殺不掠”﹔還編出童謠，讓小兒到處傳唱：“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家都歡悅”。嗷嗷待哺的河南飢民如大旱之望雲霓，“惟恐自成不至”，“從自成者數萬”﹔李自成從此走出隱伏商雒山中時的低谷危厄，面前展現出柳暗花明的轉機。
所以說，崇禎十三年以後反對黨的曇花一現，李岩是多有建樹立了大功的。不幸的是，進京之後李自成對李岩的進諫就“毫不介意”了。一度“能納人善言”、“凡事皆眾共謀之”的作風也不見了。就在牛金星、劉宗敏等昏昏然陶醉於勝利鑼鼓聲中之時，李岩曾進諫提出治國建言，其中就有嚴肅軍紀和招撫吳三桂父子這兩項重要策略。但李自成的態度如何呢?“自成見疏，不甚喜，即批疏曰‘知道了’，並不行。” 註：『悉』是「知道了」的文言文。
闖王自崇禎2年殺死縣官開始造反組織反對黨，與執政黨輾轉周旋，奮鬥十六年歷經危難（1628 ~ 1644），並且幾乎成就了大業，但是進京短短40天後卻即敗走西安，然後又連吃幾個敗仗一路向南撤退，1645年（乙酉）退到湖北至九宮山，見山勢險峻，打算在此佈下陣勢伏擊追兵，於是率領親兵二十八騎上山勘查地形，留下大軍在山下等候，結果當地村民不知大順皇帝駕臨，以為是小股流竄的山賊，於是招集鄉勇突擊，一代梟雄與二十八騎皆被打死。
死亡實在是一大烏龍，闖王在九宮山遇刺時，其實手下還有數十萬的軍隊，如果運氣不是那麼差，其實到那個時候仍是大有可為。當年造反時車箱峽之戰尚且未能困住他，焉知他不能東山再起？可是命運冥冥之中自有定數。360年後（2004年 ~ 2005年），回顧歷史闖王李自成的故事會不會在台灣重演？請大家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