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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信任:誰綁架了你的腦袋?
誰綁架了你的腦袋
總統府前五十萬民眾抗議,中正紀念堂學子絕食,八十歲老翁搖旗吶喊,「要真相、要真相」--槍擊真相,選舉真相。
每個人都在問:真相在哪裡?
泛綠人士認為真相已白,泛藍卻指出疑點重重,台灣為「真相所撕裂」。
近年來,台灣爭端從族群、阿扁施政成績、兩岸關係,大多數人看到的「真相」不一樣,卻都認為自己看到了真相。
為什麼真相有那麼多面貌?你看到的是真相嗎?
文/楊艾俐 天下雜誌297 2004/4/15
「誰愛台灣」現在是最常聽到的爭論,聖經記載,兩個母親爭一個孩子,都說這是他的親生兒子,請所羅門王判決,所羅門王說,那就切開來,一人一半,其中一位婦女放棄了,所羅門王就把孩子判給這位婦女,因為真媽媽捨不得兒子因切開而死。
「真正愛台灣的,會讓台灣像那個小孩一樣要被撕開來嗎?」文化工作者謝材俊問道。
一群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絕食絕水已過一百七十小時,訴求公布槍擊案真相,十四年前的野百合運動再現。國親聯盟四○三聚會,多張盾牌,寫著大大的黑字,「要真相」,後面站著神情肅穆,鬥志高昂的民意代表和兩黨主席連戰、宋楚瑜。
一位在營建公司女主管,政治中立,先生是泛藍,自從三月二十日開票,國親聯盟敗選後,晚上回家,飯桌上氣壓低沉,太太拒談政治,吃完飯後,太太到廚房洗碗,先生就手拿遙控器,不斷轉著各新聞台,TVBS、年代、東森,一定要看完「文茜小妹大」才肯睡覺。
「轉來轉去,他就是要看真相,」這位都會上班族說,「為了真相,我們已沒有生活品質可言。」
晚上,在中正紀念堂一角,一位八十餘歲的老先生,從三月二十一日起,每天花三個鐘頭,做一百個手工饅頭,從三重坐公車提到總統府及中正紀念堂廣場,捐給靜坐人士吃。在人群中,他默默地坐著,到十一點半,搭最後一班公車回家,有天晚上,這位老先生坐錯車了,走了三個鐘頭才回到家。所有這些也就是為了追尋真相。
這次選舉讓許多選民感受到疑雲重重。開槍的位置、子彈方向、子彈為何落在總統夾克裡,為什麼送奇美醫院,而不送成大醫院?總統輕傷,能夠走動,為什麼到第二天早上才親自現身?民進黨在此期間,有沒有趁機得利?國安機制有必要啟動嗎?到底有多少軍警不能投票而影響選局?這些都引起泛藍支持者懷疑。
真相為什麼那麼難尋?總統府已經公布了陳水扁總統受槍傷的紀錄片,總統的傷痕,副總統呂秀蓮也發表文章,談槍擊經過。有人認為至少大家應該相信槍傷是實,但是仍然有人認為這是自殘,更多人懷疑槍擊案背後陰謀,民進黨順勢操作選舉的真相,地下電台散播「連宋和中共勾結,刺殺台灣人總統」的真相,又許多人認為這是偏見,沒有證據的指控。雙方各執一詞,真相撕裂。許多事都成了羅生門。
泛藍悲憤莫名,泛綠選民同樣有著委屈、憤怒。立法院民進黨團所設的鬱卒專線,十二線不斷響起,有的說要跟他們對幹,一位住在高雄的老婦人哭著,疼惜陳水扁已經把肚上傷痕露給全國觀眾看,民眾還是不肯相信,「祖母疼金孫,再不好,也是我的孫,你們不能欺負他,」立法委員沈富雄說。
「簡直是荒唐,縱使是第三世界國家,總統遭刺,也不會有那麼多民眾懷疑,台灣怎麼了?」一位剛從美國回來的中間人士,一下飛機就對著這樁排山倒海而來的「世紀大疑案」說。
真相應該只有一個,事實卻有很多個,或很多個不同解讀。每個人所選取的事實,再加上自己的意見(事實和意見又有不同)所拼湊出來的真相,形成南轅北轍先入為主的定見。有人認為只要重新驗票已經滿足,有人卻覺得真相永遠不可能水落石出,不管司法怎麼判,刑事怎麼鑑定。
藍綠壁壘分明,逼得每個人選邊站,幾乎每個人也都認為自己公正客觀。但是根據心理學家分析,每個人都帶有先入為主的成見,透過主觀意識看外界,「每個人都戴著一幅眼鏡看世界,」《與成功有約》作者史蒂芬.柯維說,「這鏡片往往左右著我們對外界的詮釋。」
而主觀意識不在心中,是在腦中。最近十餘年來,醫學界對腦的研究突飛猛進,打破很多往日視之為當然的研究。例如憂鬱症並非只是心理問題,有的人是因腦裡某些化學分泌物不足,因此可以藥物治療。
學習障礙,也因為腦中某些神經化學物質失調,而能夠加以補救。
愈拖延,偏見愈不易消失
國立中央大學認知心理學教授洪蘭說,人的腦中有很多神經迴路,用得多的迴路,就會愈來愈粗,傳輸得愈快。當腦中接收到某些資訊時,會自動篩選、判斷,與原有資訊互相加強,就會成為固定意見,也就是成為偏見。
要改變偏見很難。她舉例,如果搬新家,你常會不自覺回到舊家。實驗顯示,金絲雀學會一首歌後再學另一首歌,舊歌曲會一直來干擾,除非讓負責唱歌的舊神經核死亡,春天再重新長出新的神經核,才可能學會新歌。
因此,洪蘭認為,這次選舉疑點,必須馬上驗票,把槍擊事件調查清楚。拖延以後,縱使告訴選民事實真相,已沒有用,選民已經形成偏見。「這就是先入為主,第一印象很難改變,」她說。
另一項著名心理學測驗,更證明先入為主的威力。
這張圖片到底是什麼人?有人會把她看成一個妙齡女郎,有人會把她看成面帶憂戚的老婦人。史蒂芬柯維在就讀哈佛大學時,一位教授用班上同學做實驗。先分別發給兩批同學各兩疊卡片,一疊是圖二的妙齡女郎,一疊是圖三的憂戚老婦人,請他們只看十秒鐘,再請他們看圖一。結果先看圖二的同學都說,這是妙齡女郎。先看圖三的同學都說這是老婦人。其實根據不同的事先印象,說她是妙齡女郎也可,說她是老婦人也可。也有少數人能同時看到兩種圖相。
「不同人對同樣一件事會有不同看法,都能成立,這無關乎邏輯,而是心理因素使然,」柯維說,而且第一印象會主導你後來的認知,也就是先入為主。
這項試驗也證明,雖然別人結論不同,並不能代表他們錯誤,而是受不同心靈地圖的影響。
集體記憶須共感、共享
泛藍與泛綠支持者,不單是對槍擊案本身,也對這次選舉結果有不同看法。從解嚴以來,不同人對不同事件,對歷史、對族群,解釋意見也百花爭鳴。各種意見解釋,都與個人生命經驗、知識背景、家庭背景,甚至與未來個人生涯發展及利益關係有關。
重建互信的第一步,可能要先設法理解,與自己不同的看法。並不是不對,而且對方的看法在他自己腦海裡是合理的,或其來有自。
六十餘歲的台大教授葉啟政就舉例說,從祖父、父親到自己,歷經中國、日本、國民黨。半世紀多,因為統治者交替,而影響到認同哪個政權,甚至嚴重影響個人生涯發展。例如他的祖父十二歲,正準備考清朝的進士之時,台灣就已遭清廷割讓日本。當他父親留日歸來,本在新竹州政府工作,日本人又戰敗,只有結束「公職」生涯,一生都抑鬱不得志。
二次大戰初期,如他父親輩,辛苦受正式日本學校教育,台灣光復後,卻聽不懂普通國語,現實上成為不折不扣的文盲,而且對照國民黨早期在台灣的作為,實在很難認同國民黨政權,反而懷念起治安良好、紀律嚴謹的日本。
另一方面,葉啟政認為,本省人對外省榮民所遭受顛波流離,滿懷熱情地認同中華民國及青天白日國旗,也應該要理解。「他們是整體台灣人另一面的歷史遭遇,一樣不幸,甚至更加為甚,」他說,「也因此,迄今台灣人對過去既不具有共識的集體記憶,也缺乏共感的集體情操,對未來更沒有共享的集體期待。」
例如,在台灣的許多人對日本人的觀感也大為迴異。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國民,深受日本文化薰陶的李登輝,慣用日文思考,講日本話,最驕傲自己深諳日本劍道。但自大陸來台灣另一批新移民,經歷八年抗日戰爭,眼見日本殘虐的人士,至今對日本人深無好感,很難理解台灣老一代對殖民者的懷念。
而李登輝在各種場合攻擊國民黨「請不要讓本土化政權消失」等言論,更讓已在台灣生根半世紀,視台灣為第一故鄉的外省人恐慌。
一位住在北投區的教授,半夜聽到民進黨宣傳車呼嘯而過,廣播著「外省豬」滾回去。「五十幾年來,我第一次這麼膽戰心驚,」她說。
經驗與歷史主觀影響認同
不同的個人體驗,不同的歷史觀形成了不同的主見。這些歧異不但影響族群認同,更影響對政治人物的評價。
如過去四年,民進黨執政,經濟成績不佳,使很多選民期待政黨輪替。但支持者卻認為,是民進黨政府承襲太多國民黨舊包袱,而且新手上路,應該再給他們四年機會。民進黨人得權後的貪污腐敗讓許多支持者失望,但也有很多人說與國民黨比起來,「程度上輕得多。」
「民進黨的可塑性,還是比國民黨高太多,」在九○年代初期領導野百合學生運動中,逼退資深立委和國代,現任中央研究院助研究員的范雲說。
尤其最近情勢來說,很多人看到陳水扁在三月二十七日的演講,前半段很能顯示政治家風度,後半段卻開始說,請連宋兩人閉嘴,功虧一潰。但看在某些民進黨人眼裡,卻是極具政治智慧的表示,「如果沒有後面那些話,一定撫平不了那些民進黨員的情緒,」立法院黨團辦公室主任李金億說。
但是雖然各人對政治各有看法,對真相各有解讀,但一般人都期望,領導人一定要身負誠信責任,不管藍綠,否則很難建立社會互信。台灣長期會被「撕裂」,更會被傷痕、瘡疤、恐懼所苦。德國哲學家湯姆斯曼說,「政治是少數人的工作,卻會毀掉全部人的生活。」
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一九九○年代中期出版《誠信》指出,社會互信的基礎是建立在誠信。誠信又是資本主義現代經濟社會的基石,沒有誠信,現代社會無法運作,因個人倫理是從社會倫理養成。
但遺憾的是,近幾年,政治領導人在各種場合,不但操弄族群意識,而且談話反覆無常,各黨派攻奸彼此貪污、舞弊,再加上媒體惡質發展,誇大、扭曲,甚至做假,更破壞台灣互信基礎,加強各方偏見。
尤其近年來民進黨政府在很多新聞節目裡,安插「置入性行銷」單元(政府以經費補助的新聞報導)。一位電視界人士坦承,一小時新聞裡有長達十分鐘的單元,屬於「置入性行銷」,使得新聞與廣告不分,破壞媒體追求「真相」的職責,政府難逃推波助瀾之責。
這些都影響社會倫理,更影響個人倫理和價值觀。一位大學教授驚訝地發覺,很多學生居然以捲款理律三十一億元潛逃的劉偉杰為英雄,認為劉偉杰聰明,能夠騙過最聰明的律師群。而且學生算出來,劉偉杰一天花一百萬,一生都花不完。良知、守法似乎對這些人已經不重要。
這位教授說,「聰明就好,不勞而獲更好,這樣叫老師如何教下去?」
「我們社會不但向下沉淪,」中央大學教授洪蘭說,「而且是要沒頂。」
信任是社會潤滑劑
但是很多政治人物卻以各種藉口,為自己缺乏誠信辯護。「我們在生活領域裡,就不注重誠信,你看大學生那麼多作弊,」一位民進黨立法委員說,「政治更是你死我活的割喉戰,誠信怎麼能生存?」
位在台中的雷虎科技董事長賴春霖認為企業領導人都必須對願景,產品,員工承諾有誠信,何況國家領導人主持大局,更需要誠信。雷虎科技今年本來要投資一億六千萬,現在只願意投資六千萬,因為看不出未來的方向,政治紛爭到底要何時才能解決。
沒有誠信,就沒有社會信任,社會信任是潤滑劑,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煩。精神科醫生兼作家王浩威最近遇到病人,都要問他是什麼顏色,已知道的,還要再確定他的顏色,才願意傾心交談。捷運上,甚至會猜測坐在對面的人屬藍、屬綠。一位上班族每天為穿藍、穿綠,或穿紫而大傷腦筋。看似無關,「在在腐蝕社會資本,每個人都要花很多精力,才能取得對方信任,」他說。
社會已如此分裂,專業無法讓人信任,公權力更讓人無法信服,台灣未來何去何從?
綜合採訪各人士的意見,都認為台灣民主社會已站上分水嶺,走到關鍵期。
這次大選,因為總統槍擊案所引發的抗爭、爭議,影響選局,已經不是勝負問題,而是誠信破產問題。很多不滿人士都認為,現任政府必須給人民一個合理的解釋,未來更應該確立民主遊戲規則。例如台北市長馬英九主張政府應該成立公正超然的調查委員會,「否則,家長在家,老師在學校,不知道怎樣教小孩了,」甚至一位支持綠營的南部文化界人士也中肯地表示。
這位泛綠人士指出,在地方選舉上,利用綁架、槍殺,影響選情,在所多見。這次因為是全國性選舉,才特別引人注目。但是,如果這次懸案不釐清,未來選舉所出現的手段,更將不可想像。
「到時我們驕傲於世人的民主,將和東南亞國家差不多,」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張寶芳說。
若要療傷止痛,恢復信心與信任,精神科醫生王浩威認為,應讓不同的人講出來他們的感受與失落,他們不同的生命經驗。聽的人應該真心頃聽,具同理心諦聽。
但大多數人民,包括官員,都不願意傾聽對方心聲,或嘗試去站在對方立場想,改變自己固定的思惟。
一位中小企業負責人說,台灣要有未來,從領導人到選民,藍營必須要傾聽綠營人的心聲,綠營則必須傾聽藍營的心聲,進而了解彼此的思惟,才能轉變思惟,相互諒解,才能夠有和諧的未來。
《與成功有約》作者柯維說,思惟一旦移轉(Paradigm Shift),情況就會完全改觀。思惟不但影響人際關係、生涯發展,更甚至影響國家社會存亡興衰。如果凡事從負面思考,社會就會充滿無奈,悲情,個人會陷入悲觀,不能忍受挫折。
若不能以開闊的、理智的心去傾聽,等高等法院做出任何有關驗票和選舉無效判決,神探李昌鈺的鑑識報告,可能仍然有人懷疑,司法是否獨立,李昌鈺是否有藍色或綠色系統,成為各說各話的疑案。
對話與同理心是互信機制
長期來說,台灣人民各族群、各團體,還是要展開對話,建立對彼此的同理心,進而建立互信社會,尤其年輕人可塑性較高。例如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孫曼蘋,讓學生去做眷村老榮民的故事,也要學生深入九二一災區採訪受難民眾,「他們了解了台灣歷史,也了解那些人的心情,相信將來都會成為他們的共同集體記憶,」孫曼蘋說。
對政治人物,文化評論家南方朔說,選民應該嚴格監督。現在有清望的人士都不願意出來,怕被貼標籤,使得台灣愈來愈積非成是。
「要讓搞權力只能胡搞一時,不能胡搞長久,」他說。
世新傳播學院院長成露茜則號召知識份子應該回歸本業,以論述及事實來檢驗民主,不要讓「民主」成為新威權的圖騰。
民進黨大老沈富雄說,阿扁應該知道,自己這次當選,運氣成分居多,不是多數人的付託(mandate),應常常想肚皮上皮肉之傷而更謙虛。今後應該言行一致,言語寬容。更要在立法院求朝野和諧,除非朝野立委都授意的公共政策,不要硬要強行在立法院通過。
樂觀人士認為,政治危機的此刻,也是台灣改革的關鍵期。中研院研究員王甫昌說,歐美各國政治人物都知道挑動族群的嚴重,必須刻意克制,稍一不小心,都要受到嚴格制裁。例如美國眾議長羅德一年前,間接對黑人發言不敬,三次在媒體道歉都還得不到諒解,最後仍然得辭去眾議院議長職。
台灣亂象,其實也非獨有。《跨越斷層》作者福山,舉證了從十六到十九世紀,世界各地都曾出現過幾次的社會危機,之後又重建秩序的例子。
如日本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盜匪行徑終於減少,同時日本也發展出一個全新的價值觀。美國在十九世紀初經過宗教復興,重塑價值觀,社會面貌一新。
但福山也認為,社會分裂不可能自動矯正。必須社會反省,而不是吵成一團。「人類必須認清社會的弊病,認清自己正陷入自毀的行為模式。然後透過討論、辯論,甚至文化戰爭,來積極重建社會規範,」他說。
現在是台灣人民彼此檢視,擺脫先入為主,脫下眼鏡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