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洪秀全,族名仁坤,因五行缺火,小名火秀,为避上帝「爷火华」4的名讳和回应上帝的教诲而自号秀全,生于1814年1月1日(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广西花县官禄布村人。村中共有巫、凌、钟、洪四姓,以洪族为最大,村民以耕种和畜牧为业,文化落后,生活简单,「由此可见秀全由童年以迄壮年长大于此之环境,至养成其单纯质朴笃厚刚直之性格,迨一接受外来的奇伟思想之影响,遂引起其雄心大志,终于成为一个狂信的革命者,生死以赴,务期实现焉。」5简又文先生这个结论可以说代表了相当大一部分人的看法,这是典型的社会人格者形成背景,然而简先生没有挖掘出由一个社会人格者转变为卡里斯马型人物的原因,也没有说出洪秀全为甚么会接受「奇伟思想」。
1864年3月,天京合围后,城内断粮。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北京。洪秀全,1814年1月11日生,广东花县人。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其后写的《原道救世训》、《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著作,为以后的造反作思想舆论准备,经冯云山的帮助,拜上帝会得以迅速发展。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到1853年攻占天京,1864年天京陷落前夕历时14年,势力曾发展到18省、先后攻占600多座城市。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1859年颁布了洪仁玕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写的《资政新篇》一书。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后,为巩固权力制造了“天京内讧”、后期又形成一个排斥异姓的洪氏集团,石达开是是唯一能团结群众辅佐洪秀全重振国势的人选。然而由于洪秀全的猜忌使石达开出走,造成太平天国分裂局面力量大衰,更在陈玉成、李秀成打破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后,洪秀全担心陈玉成、李秀成的权势大,竟封王2700多人,造成朝政混乱、吏治败坏、军事削弱的败像.transfer
洪秀全之父洪镜扬,共有三子两女,洪秀全排行第四,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姐姐洪辛英,妹妹洪宣娇6,「秀全若祖若父类皆德行善佳,且得享遐龄者。高祖英纶以慈善名,周济全族,享寿九十六岁。……秀全之父年高德劭,有长须,为人耿直,受族人推戴,司理祖宗田产。此为全族公产,其入息则作利于全族之事者。彼又为全族之父老,其职责不独为族中偶起争执者之裁判人,而且代表全族与邻族交涉等事。」7由此可以看出,洪秀全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与现代意义上的核心家庭存在明显的差别:「无可否认,这两种型式的家庭都是重要的社会化的承担者。但应当认识到,在这两种家庭中社会化所发生的过程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如此之大,以致于难以产生出对二者都适用的通则。」8一个生活在大家庭中的孩子,要学会尊老爱幼、礼仪规范,况且洪秀全的家庭有着很强的道德氛围,无形中会造成「子肖父性」的道德压力,这对于人的本能起到了潜抑的作用,当人的原欲长期得不到释放时,就蕴含了爆发的可能。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很注重遗传特性的社会,「三十年前看父敬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是很普遍的观念,人们往往拿其父亲的德行要求他未满成年的儿子,我们可以想见,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所背负的道德压力,每做一件违反常规的事情就会被人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他要时刻提醒自己:「我是某某家的孩子。」事实上,洪秀全也竭力按照家庭塑造的形象生活着,他学习刻苦,在玩耍时还要充当「孩子王」的角色9。正如《太平天国起义记》中所载:「秀全自幼好学,七龄入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读书未几即得其业师及家族之称许。其才学优俊如此。人皆谓取青紫如拾芥,行见其显扬父母。」10如果说洪秀全读四书五经是完成先生交派的任务,那么他读「奇异书籍」则是兴趣使然,反映了他被压抑的好奇心的萌动。他的父亲也以儿子为荣,这种偏爱甚至达到了反常的地步:「彼之老人每与人谈话,最喜谈及其幼子之聪颖可爱。每闻人称赞秀全,辄眉飞色舞。凡有说及其幼子一句好话者,即足令此老邀请其人回家饮茶或食饭而继续细谈此老所爱谈之题目矣。」11家人的怜爱、族人的垂青、老师的赏识都给洪秀全形成了外界压力,唯有获取功名方能报恩于父老乡亲。所有这些爱都期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压力是非正常的,「(人格理论家)经常谈到这个例子:一个孩子得到是外在的爱(这种爱是对预期行为的报偿)而不是内在的爱(这是没有附带条件的爱),在人格理论家看来,这个孩子将会发展出一种低度自尊和富有竞争性的人格。」12洪秀全的竞争性人格是和他的依赖性人格联系在一起的,从整体上讲,他们可以归结为社会人格类型。
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洪母早逝13,这很容易在孩子的心灵上投下阴影,使他把母亲的死与自己联系起来,从而加深其恐惧感和负罪感。如果洪秀全为其父原配王氏所生,产道压力造成的感受性沈溺人格的机会较少,如果为继配李氏所生,那么产道气氛和压力造成的「重复出生」愿望就大一些。为了保持结论的稳定性,我们避开这些争议,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是,洪秀全家境贫寒,虽然其父掌管了相当于全族基金会的「公产」,但或许出于道德压力和其他原因,并没有让洪秀全在物质丰裕的条件下读书和生活,物质匮乏是那个年代最为显著的特征,由此带来的焦虑感和剥夺感是农家子弟普遍的感受,口唇期的剥夺感对于后来的攫取欲产生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恋母情结因为母亲的早逝而无所寄托,继母不能马上取代生母的位置,家中唯一能够亲近的女性就是姐姐,这是很自然的,两个哥哥年纪居长,帮父亲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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