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宋人吳曾的《能改齋漫錄》卷十三《文正公願為良醫》記載：宋代名儒范仲淹，有一次到祠堂求籤，問以後能否當宰相，簽詞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簽，祈禱說：“如果不能當宰相，願意當良醫”，結果還是不行。於是他長歎說：“不能為百姓謀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該做的事。”

後來，有人問他：“大丈夫立志當宰相，是理所當然的，您為什麼又祈願當良醫呢？這是不是有一點太卑微了？”

范仲淹回答說：“怎麼會呢？古人說，‘常善用人，故無棄人，常善用物，故無棄物’。有才學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輔佐明君治理國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個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溝中一樣。要普濟萬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現在簽詞說我當不了宰相，要實現利澤萬民的心願，莫過於當良醫。如果真成為技藝高超的好醫生，上可以療君親之疾，下可以救貧賤之厄，中能保身長全。身在民間而依舊能利澤蒼生的，除了良醫，再也沒有別的了。”

這就是後世相傳“不為良相，願為良醫”的由來。那些胸懷大志的儒者，把從醫作為僅次於致仕的人生選擇，正是因為醫藥的社會功能與儒家的經世致用（即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比較接近。元代戴良說的好：“醫以活人為務，與吾儒道最切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