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致力環保到關懷艾滋，剃著一個光頭、生就一副菩薩心腸的胡佳，生活方式類似「現代苦行僧」，工作幹勁活像「拼命三郎」，以出世的心態，做入世的事情。
　　在現實生活中，畢業於北京經濟學院（現改名首都經貿大學）的胡佳，當他的同學香車美人一應俱全時，他不為金錢物欲所惑，忠於自己的理想世界，追求吃力不討好的環保事業和為艾滋病患請命，選擇一條充滿風險與眾不同的人生道路，為的是「將青山綠水留給下一代」。儘管當理想與現實產生矛盾時，他的內心有過掙紮和動搖，但最終是理想壓倒一切。

　　剛滿30歲、已是「老資格」環保志願者的胡佳，現為「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執行所長，目前應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邀請，正在美國展開為期兩個月的艾滋病考察訪問活動，預定8月24日自舊金山返回北京。

　　「愛知行」由中國艾滋病預防民間組織的先行者萬延海（現為美國耶魯大學「世界學者」）創辦，是一個以企業性質私人研究所註冊但從事非營利工作的民間機構，致力推動大陸艾滋病患者法律和人權知識、公眾教育、社會調查及幫助艾滋孤兒等。「愛知」名稱的由來，取自愛心的「愛」和知識的「知」，發音與「艾滋」接近，意義卻在強調愛心關懷與知識教育的重要性。愛知行動網站（www‧aizhi‧org）已成為大陸獨立報導艾滋病狀況的重要渠道。

　　＊冰山一角艾滋孤兒境況堪憐

　　提到艾滋病在中國的迅速蔓延，胡佳憂形於色。據指出，大陸目前有100萬到600百萬艾滋病帶菌者，河南艾滋村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賣血、吸毒、賣淫、對艾滋病缺乏認識等問題，讓大陸艾滋病惡化，形勢日趨嚴峻。聯合國保守估計至2010年，大陸艾滋病帶菌者，可能達到1000萬人。目前在大陸31個省市自治區，有數以萬計的人經由賣血感染艾滋病毒，患者備受精神和肉體的雙重痛苦，很多人死不瞑目，因身後留下太多的牽掛，遺下的子女成為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孤兒，被人罵為「艾滋仔」，飽受社會歧視和白眼，處境堪憐。

　　胡佳多次走訪河南艾滋病疫區，就像因關注艾滋病失去工作的河南籍記者喻塵（本名張繼承）在穿行艾滋病疫區的感受一樣，胡佳的眼淚也多次「砸向大地」，他服從心靈的召喚，為了獻身自認「有價值」的事業，多次傷了父母的心，並在「忠愛不能兩全」的掙紮中，失去心愛的女友。他希望有一天，像他這種「志願者」，在大陸社會不再被視為「另類青年」，越來越多的同行者加入他們的行列。

　　胡佳原為北京電視臺編輯，負責環保節目，由於對環保一往情深，辭去令人羡慕的工作，以完全義務的方式，專職環保。從西藏到內蒙，從雲南到印度，從神農架到武當山，從青海的可可西裏無人區到內蒙的恩格貝沙漠，到處留下他青春的蹤影。

　　＊臨危受命鐵肩擔道義

　　一個偶然的機遇，2000年7月，胡佳因好友、大陸作家王力雄的關係，認識了致力研究艾滋病的萬延海，兩人一見如故，第一次見面就談了六、七個小時，萬延海希望他更多地關注艾滋病事業。

　　在這之前，胡佳對艾滋病的認識非常有限，並視此為「一種恐怖的病」。萬延海向他出示隨身帶來的一大袋厚厚的資料，包括河南省上蔡縣文樓「艾滋村」的情況，全面介紹了政策、法律和村民賣血感染途徑等。觸目驚心的事實，使他非常震驚。由於當時他的環保工作堆積如山，分身乏術，他向萬延海表示，願意加入志願者的行列，但只能將大約15%至20%的時間放在艾滋病的問題上，其餘時間仍要投入環保。

　　可是，大概胡佳命中注定要跟艾滋病患結緣。去年7月1日，剛從美國歸來的萬延海，為了探討未來工作計劃，興沖沖找胡佳午餐，告訴他愛知行動組織獲美國福特基金會撥款五萬美元的消息，「這能做多少事情，幫助多少人啊！」兩人正在商量如何將這筆資金用在刀口上、興高彩烈的時候，萬延海手機響起，接聽後臉色大變。

　　原來萬延海因關注艾滋被北京衛生部開除後，1994年成立「愛知行動項目」，掛靠在北京現代管理學院健康人類學系，但院方突然通知他說，由於頂不住「上級壓力」，被迫取消健康人類學系，萬延海也必須離職。「那一刻，我特別為他不平」。

　　胡佳一向的為人宗旨是，「寧願雪中送炭，不願錦上添花，只要朋友處在風險關頭，我一定不會離開他。」萬延海被迫離開學院，愛知行動項目辦公室被迫關閉。萬延海與胡佳、李丹等人商量，開始在工商部門著手登記註冊新的小型獨立法人機構「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

　　但在8月26日，胡佳接到萬延海「失蹤」兩天的消息，他冒著風險，不屈不撓調查他的下落，不但向當地警方報案，並向國際社會呼救。後來確定萬延海是因創辦愛知行動組織和網站，將大陸數百萬農民因賣血而感染艾滋病的真相公諸於世，而當局認為「艾滋病疫情是國家機密」，故以「泄漏國家機密」罪名將他刑事拘留。

　　胡佳臨危受命，以鐵肩擔道義的精神，義不容辭挑起萬延海的工作。萬延海被拘禁27天後，在胡佳等人奔走和國際社會壓力下獲釋，按照預定安排前赴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做訪問學者。留守大陸的胡佳，順理成章成了「愛知行」的「第二號人物」，「其實，那個時候我只想著如何與他一起承擔風險」。

　　＊凡事感恩撥開雲霧見青天

　　凡事感恩、知足，是胡佳為人的另一特性。8月4日晚，胡佳自華盛頓DC搭乘巴士返回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宿舍。當晚他在接受本刊記者訪問時，就談到對食物不能用「消滅」的語句，要抱著一顆感恩的心來享用食物。

　　他還提到，當他坐在巴士上，沿途欣賞美國高速公路的風景時，內心同樣充滿感恩之情：一來他感謝開闢這條巴士路線服務的華人業者，以如此低廉的價錢提供便利的交通服務；二來他感謝美國的先驅們，開山劈石修建成如此現代化的高速公路。

　　胡佳的父母在1957年雙雙被打成右派，當時他們都是20歲左右的年輕學生，分別就讀最高學府北京清華大學和天津南開大學，一夜之間卻變成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黑五類」、「臭老九」，此後天南地北各散東西20多年，分別被下放河北、甘肅及湖南等地。胡佳的父母因此一直不敢要孩子，直到母親成為高齡產婦，1973年36歲時，剖腹產下那個年代被視為「老來子」的胡佳。

　　胡佳的童年孤獨寂寞，沒有玩伴，在飽受歧視的環境長大成人。小朋友們從大人不屑的眼神和蔑視的語言中，知道他是個「右派的兒子」、「狗崽子」，都跟他「劃清界線」。由於父母被迫分居兩地，小小年紀的胡佳，由父親撫養，小他四歲的妹妹由母親照顧。由於胡佳沒人幫忙照看，當時處在「下放勞動」狀態的父親，父兼母職，只好背上他工作。在湖南湘潭鋼鐵廠「改造」期間，父親背著他，吃力地攀爬上高達60公尺的鐵架，生命系於一線間。

　　他最難忘的一幕是，有次他在父親背上，小孩子跟在後面向父子倆扔石頭，父親最擔心的是石子砸穿胡佳的小腦袋。這種提心吊膽的生活，一直持續到1978年鄧小平為右派「改正」，胡佳父母得以「落實政策」，撥開雲霧見青天，全家才能生活在一起。

　　＊孤寂童年以青蛙樹木為伴

　　胡佳童年最親密的玩伴是小青蛙、小蝌蚪、甲蟲等，父親「勞動改造」時，他坐在河邊看著小青蛙一蹦一跳的，自己也跟在後面學著蹦蹦跳跳。他還喜歡看螞蟻搬家，自言自語跟它們說話，直到夕陽西下才依依不捨回家。

　　他喜歡親近大自然，與日月星辰為伴，跟花草樹木為友，好象草木有情，花烏解語，日月能知他的心。「我覺得彼此的心意是相通的，它們跟我的生命有某種聯繫。我獨自品嘗著心靈的快樂。聽到風吹著樹葉發出沙沙的聲音，我彷佛聽到樹木在跟我打招呼說『嗨』！」

　　剛長得跟鐵鍬一樣高的時候，胡佳就堅持要跟大人一起去植樹造林，從早幹到晚，挖坑、填土、植苗、澆水，這種別人視為枯燥無味、又苦又累的活兒，他卻幹得特別起勁，甚至不知疲倦和飢渴。

　　他說：「不知為什幺，我天生喜歡種樹，覺得種樹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享受扶助生命的過。每種一棵樹，就像交了一個新朋友，特別開心。我能在一大片樹木中，認得每一棵自己種的樹。幹別的活，我會覺得累，但種樹種到黃昏還不想走，累得汗水嘩嘩地流，心情卻無比舒暢。我跟樹有某種心靈交流，感覺它們懂得我的心。」

　　他給小樹澆水時，就跟它們說：「喝水吧，喝得飽飽的。我似乎聽到它們高興得哈哈笑的聲音。我每天都跑去跟小樹打招呼，摸著樹身，就像摸著小伙伴的肩膀。」

　　凡事有偶然就有必然，大自然的山川靈秀孕育了胡佳，他對植物、動物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親近，從而使他對環境保護有著超乎常人的敏感，從喜愛自然發展成保護自然。他認為，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所有的生命都值得尊重。人們之所以提倡環境保護，是因為地球生了病。而關懷艾滋病人，同樣是基於人生了病的原理。童年苦難的經歷，使他過早知道人間有醜惡和痛苦，生活使他早熟，也培養了他悲天憫人的情懷。

　　1996年2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一位日本老人與中國漢子的沙漠奇緣》一文，報導日本九旬老人遠山正瑛連續六年，長期待在中國內蒙的恩格貝沙漠上植樹造林，而每年從日本都有上千名志願者分批來恩格貝種樹。胡佳覺得這篇報導寫得很感人，輾轉找到當地的聯絡地址，寄了100元人民幣，後來他才知道這是唯一的捐款，「我覺得這個反差太大了，因為人民日報是發行量很大的報紙，而且這篇文章寫得很有震撼力，為什幺我們沒有更多的人去關心呢？而日本每年都有上千人來來回回來幫助我們，這真是很尷尬的一件事情，令人汗顏。」

　　＊惺惺相惜與梁從誡成忘年交

　　從那時開始，胡佳開始關注動植物、河流和城市污染等問題，並實地到恩格貝跑了一趟。返京後，他加入北京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成為一位環保志願者，並與該會會長、國際知名自然保育學者梁從誡結為忘年之交，共同為保護藏羚羊奔走呼號。

　　胡佳非常推崇梁從誡教授致力環境及野生動物的卓越貢獻，梁從誡先後獲得日本「亞洲環境獎」、中國「地球獎」和「大熊貓獎」，所得的獎金全部捐獻回饋。身為梁啟超的孫子，梁從誡承襲家族深厚學養，在歷史學術、自然環保領域取得非凡成就，被譽為「對21世紀的中國最有影響的25位民間人士」之一。

　　梁從誡與胡佳因共同的理想和奮鬥目標惺惺相惜，提起胡佳也是讚不絕口。他在北京清華大學一個有關《志願者：人類進步的火炬》的學術討論會中，就公開稱讚說：「胡佳身上的精神，確實體現了一種真正的志願者的情操，事無鉅細，不管什幺時間，什幺地點，對別人的事情都是有求必應，而且不僅是做大事，還有小事。」

　　梁從誡舉了其中一個事例。胡佳在北京電視臺工作時，電視臺的車子在聖誕節之夜發生車禍，壓倒一名外地來京的女子，因那女子違反交通規則，橫跳防護欄時，車子躲避不及。胡佳與那女子素昧平生，也不是他闖的禍，但那晚他一直守護在病房內，直到那女子搶救無效去世。這種精神感動了所有的人。

　　梁從誡由此談到以德治國的問題，他說：「目前的中國社會，缺少的正是一種利他主義者的精神。我們這個社會應該尊重別人的利他主義精神，要培養這種精神，才能有真正的志願者精神。現在社會風氣是，你在社會上作一件好事，有人就會瞪你一眼，說你神經病。這種事我本身也遇到過，我們這幫人（環保義工）到外邊去，有時候作一些公益的事情，看見人家扔垃圾，我們跟著撿，別人認為我們是一幫怪物，或者是作秀給別人看的。所以我覺得培養公德心非常重要。」

　　大陸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補充梁從誡的講話說，胡佳本身特別感人，燃燒自己，照亮別人。這是一種非常高尚的行為，以前像雷鋒、白求恩都能做到這一點，他做到了毛澤東說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致力環保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自投身環保以來，胡佳默默做了許多工作，如開辦拯救藏羚羊網站同盟（www‧taic‧org）等，他不分日夜把來自可可西裏的最新消息，通過電子郵件傳到關心藏羚羊的人們的電子郵箱。他還參與組織聯合大學生環保的「綠色大學生論壇」，向大陸高校學生廣泛宣傳環保意識。期間，他自費去了不少偏遠、環境問題嚴重的地方。為保護藏羚羊，三度踏足青藏高原，深入可可西裏無人區，兩次參與野犛牛隊反盜獵行動。

　　野犛牛隊的靈魂人物紮巴多傑書記跟胡佳講述，在一次打擊盜獵者的行動中，親眼看到一只凍死的小羊，依偎在被打死後已剝皮的母羊身邊，嘴裏還含著羊媽媽的乳頭，睜著純潔善良的眼睛。從不打人的紮巴多傑，那次目睹小羊的慘狀，憤怒得把一個盜獵者一把揪起來摔得遠遠的。「你不在現場目睹，你永遠感受不到，這是刺在心靈上的東西，刻骨銘心永遠忘不了。」

　　有人認為人生在世，追求金錢才能快樂，胡佳則認為有能力幫助別人，才是快樂的源泉。他資助的河南艾滋孤兒石賀良，最近考上東北大學，他從中獲得的快樂比石賀良本人更甚。他認為知識就是力量。「應該讓別人的生活因為有了你的生存而更加美好。你若要喜愛自己的價值，你就得給世界創造價值」。

　　他現在每月支薪2500元人民幣，自己僅拿五、六百元（折合美金約70元），其餘全部捐給艾滋病人和希望工程。「太多人需要幫忙了，我的能力實在有限。」五、六百元，以北京的生活水準如何生活？他說，幸虧他住的是父母的房子，不用交房租，而且吃也是父母的。為此他對辛勞大半生的父母挺內疚的。

　　胡佳慚愧地說，活了30年，父母養育之恩絲毫未報，還讓父母有操不完的心，可憐父母被政治運動搞怕了，看他平日接觸的都是「敏感」的人，做的都是「敏感」的事情，從環保、保釣、西藏宗教問題到六四及艾滋病，那一樣都不為當局所喜，整天為他擔驚受怕，他自覺對父母「不孝」，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他說，父母不但要在經濟上支持他，還經常擔憂他的身體健康，心痛他透支生命，經常不吃不喝，不休不眠。他焦急自己每天的事情多得做不完，尋求幫助的人太多，他恨不能有三頭六臂，一天36小時。他經常整夜不睡覺，父母為此常跟他有小衝突，母親語重心長勸他：「兒呀，蠟燭可不能兩頭燒呀！」然而，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正是胡佳奉行的人生信條。

　　＊六四血案奉行素食至今

　　胡佳為何要吃素？原來與1989年「六四」事件有關。他回憶，6月3日晚上，與中共打了一輩子交道、高度政治敏感的父親，意識到當局一定會開槍鎮壓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時為中學生、年僅15歲的胡佳，執意要去天安門廣場，父親愛子心切，拼命堵在大門口，「死活不肯讓我走，當時，我真恨不得一頭撞在父親身上。」

　　北京東西長安街的槍聲，雖然沒有打在胡佳的身上，但似乎擊碎了他的心。多少個日日夜夜，那一幕幕血腥的鏡頭，在他腦海中一直浮現。以前他比較愛吃肉，「六四」後，他不希望再看到任何血腥，眼前經常出現那些倒臥在血泊中的「六四」死難者。從此，他不再吃肉，一心想與所有的殺戮絕緣。

　　他吃素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他的母親買了一袋田雞回家，做了一道色香味的「紅燒田雞」，以為兒子一定愛吃。誰知從小視青蛙為好朋友的胡佳，當即臉色大變，他彷佛看到「鍋子裏都是我兒時的玩伴，聽到它們哭泣的聲音」。當時他的激烈反應，幾乎嚇壞母親，因他自小與母親分開生活，母親並不知道他童年的這段經歷。

　　這兩件事，改變了胡佳的飲食習慣。「六四」事件至今已超過14周年，胡佳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素食主義者。

　　胡佳與大陸作家、政論家余傑是同齡人，他以此為榮。兩人在訪美期間，先後應邀在紐約法拉盛公共圖書館發表演講。與他們接觸的皇后區公共圖書館國際信息中心資深圖書員李江琳表示，許多人以為「六四」已被遺忘，但她驚喜地發現，「六四」事件對胡佳與余傑當年同為15歲的這一代年輕人，卻產生深遠影響。1989年北京的槍聲，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胡佳對這問題的回答是，中國人不可能忘掉「六四」，只是隨著歲月的流逝，當年的熱血沸騰，變成一種內在的沉澱，「中國人絕不會再走過去的老路，火把可能暫時熄滅，但火種仍在，只要風一吹會再度燃燒，六四將在人們的記憶中長存，十年內六四問題一定會見分曉，屆時將會出現史詩般的電影。」

　　＊忠愛難全剃掉三千煩惱絲

　　那幺，年紀輕輕的胡佳，為何要剃個光頭呢？

　　他說，他不希望別人以為他剃光頭是「前衛」或「標新立異」，事實上，此舉隱藏了他一段傷逝的愛情，也是他對那段刻骨銘心卻時不予我的初戀的紀念方式。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咀嚼著失戀的痛楚和苦澀，胡佳越能體會當初愛情的甜蜜。他與女友1997年相識於西藏「綠色夏令營」，女友當時是北京中醫藥大學五年級學生。胡佳在綠色營，就像他的生肖屬牛一樣，總是不聲不響、不辭勞苦為入夥兒服務，有時為了趕路，晚上只能睡三四個小時，他總是第一個起床，把每一個人的東西準備好，讓人們懷疑他晚上睡了沒有。

　　胡佳對女友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她是個稱職、有愛心及醫術高明的好大夫，對病人非常溫柔親切，許多人有高山反應，她整天為病人熬藥按摩忙個不停。」在綠色營結束時舉行的最佳服務評比中，胡佳與女友分獲第一、第二名。

　　胡佳認識女友差不多兩年後，都25歲的大小伙子了，才鼓起勇氣說：「我可能愛上了你。」沒想到女友也有同感，兩顆心共同撞擊濺出了愛情火花，雙雙墜入愛河，「其實很久以前我們都意識到了，但一直若即若離，因為大家都是初戀，很難有勇氣說破」。女友一度追隨他出生入死，他牽著女友的纖纖玉手，深入青藏高原探險，共同經歷和感受了同生死、共患難的可貴。

　　胡佳從青藏高原返回北京後，仍繼續日以繼夜工作，他發現過去一直引以為傲的運動健將的身子，經常容易疲勞，女友憑著職業敏感，強迫他作檢查，證實他因過度疲勞，患了乙型肝炎。

　　女友為了照顧他，搬來他的公寓，白天為他熬好藥，端到他跟前，晚上回來一看，藥好端端的仍在，胡佳居然忙得連喝藥的時間都騰不出來。女友最初還耐著性子哄他喝，後來屢勸不聽，就跟他急了。胡佳太忘我的投入，使女友既心痛他的身體健康，又氣他不聽話，她的一位醫學院教授就斷言：「胡佳這樣的生活及工作方式，如不改變恐活不過40歲。」女友「一輩子的眼淚都為胡佳流光了」，最後失望地離他而去。

　　人往往是在失去後，才想起曾經擁有，但想珍惜為時已晚，胡佳直到女友走後，才知自己有多愛她。為了挽回這段感情，最初他找過女友很多次，但每次女友見到他就哭成淚人兒，令他特別難受，他不忍心看女友哭，下決心治好病後，再去找女友，請求她的原諒，讓她回到自己的身邊。

　　可是，胡佳實在太忙了，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他沒有時間治病，只能大約一個月給女友發個電子郵件，告訴她一些艾滋病的訊息。去年8月萬延海被祕密拘捕，他廢寢忘食投入營救工作，忙上加忙，每天都超負荷工作，更顧不上去找女友了。

　　＊曾經滄海九一一周年他失戀

　　去年九一一，美國遭遇恐怖襲擊一周年紀念日，胡佳照常打開計算機查看電子郵件，當時他心裏就在默禱，「今天千萬不要再有不幸的事情發生」。結果他赫然發現女友一封回郵，告訴他已婚的消息，叫他以後不要再給她E─Mail。

　　那一刻，胡佳如遭雷殛，痛不欲生。當晚夜深人靜趁父母熟睡時，身為虔誠佛教徒的他，決定剪斷「三千煩惱絲」，對著鏡子拿著剃刀將自己剃了個大光頭，由於「笨手笨腳」的，而且是生平第一遭自己動手剃頭，將腦瓜割了許多道口子。為免父母受驚，第二天，他戴上帽子掩蓋自己滿腦袋的傷口，最終仍是被父母發現了，他一直不肯告知所為何事。

　　「一切都是我的錯，我實在太傷她的心，讓她太失望了。」胡佳彷佛已接受女友結婚，新郎不是他的既成事實，他不慍不火地回憶這件足以改變他一生（至少從髮型來看如此）的傷心事，痛苦中不無欣慰地說：「目前她正在中醫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她將來會成為一位很好的醫學人材，她的丈夫經濟環境不錯，有房子有車子，可以讓她沒有後顧之憂專心發展事業，而且，最重要的是聽說她丈夫人品很好。」

　　在胡佳純潔無暇的心靈中，他認為，愛一個人意味著什幺呢？意味著為她的幸福而高興，為使她能更加幸福而去做需要的一切，並從這當中得到快樂。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他平靜地吟出這句詩，表達他內心的感受。「此時此刻，我心中立即又萌生了對父母久已沉澱在心的歉疚之情。恐怕在這世界上，不但忠孝不能兩全，忠愛亦不能兩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