硫酸不能烤蛋糕─如何教孩子再「相信」？

編案：向來有「台灣文化界重炮」之稱的龍應台，在辭去台北市文化局長官職後，重拾銳利的筆鋒，陸續於本刊發表她充滿勇氣與理性的評論文章，為台灣的社會現狀把脈，所碰觸的問題，涵蓋了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緊張、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的競合、價值的失落與人心的迷惘等等，無不在華文世界引爆熱烈的回響和討論。無論贊成或反對，都不能漠視她點燃的爭議性、話題性的新火苗。如今，這些精闢而感性的文章，終於結集成書《面對大海的時候》，書中並收錄近二十篇觀點、立場互異的「挑戰龍應台」回應批評。本文即是她特別為新書所撰寫的序言。
解構的年代
　八○年代寫「野火集」時，被「請」去吃飯，那位掌管意識形態的國民黨官員對我說：「你寫的，是禍國殃民的東西。」
　他很明白：我，還有許多比我勇敢比我早慧的前輩和同輩們，在進行主流價值的拆解。
　主流價值，譬如愛國。為什麼要愛國？國如果不可愛呢？國的形成如果沒有人民共識呢？譬如不能「侮辱元首」。元首為什麼不能侮辱？誰來界定「侮辱」？元首應該憑什麼來讓人民尊敬？
　譬如讀書報國。讀書為什麼要報國？可不可以讀書為了自己？可不可以根本不讀書，只是生活？無所事事可不可以作為生存的理由？譬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誰決定何謂「大我」？「大我」不是為了「小我」才存在的嗎？「小我」犧牲了，還有沒有「大我」？
　譬如「大有為」的政府。「大有為」的政府就是危害最大的政府，進步的最大障礙。譬如新聞要「自律」、國家要「安定」。新聞自律是箝制言論的藉口，國家安定是愚民統治的幌子。
　譬如「孝順為齊家之本」、「助人為快樂之本」、「忠勇為愛國之本」、「服從為負責之本」等等，沒有一項不是可以徹底推翻或局部顛覆的價值觀。
　「三年級」、「四年級」的我們，活在一個鋼鐵打成的機器裡，於是我們用盡心機地去拆，拆，拆，那是一個「解構」的年代。現在三十歲的人，當時大約十歲，不會認識鋼鐵的強大也不易體會解構的艱辛，就如同我們不盡理解我們的先行者面對顛沛流離和殖民統治的心境一樣。當「六、七年級」的人進入耳聰目明、人格定型的二十歲時，原來的鋼鐵價值被拆得差不多了，九十年代的「主流」價值已經接近我們當年的追求：強調個人價值，從而漸漸演繹出自由重於自律，進步重於安定，解放重於守成，享受重於責任，個人，重於集體。七十年代的大學生談家國重任，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紀初的大學生談自我完成。「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在八○年代以前幾乎不可能的一種處事態度，變成流行的哲學。
　每一個少年大概都曾經拆過音響，打開盒子，鬆掉螺絲釘，卸下所有的零件讓機器徹底解體。解構帶來快樂。但是，解構當然不是終極目的，建構才是；要在有限的條件下組成一個高品質的音響，重新建構卻困難得很。
　在重新建構的過程中，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沒有範本可依循，也沒有標準可評斷。從璩美鳳到「非常光碟」，從軍校學生作弊到林毅夫的叛逃處理，從李登輝上法庭到核四或統獨的公投拉鋸，是和非，像雨水不小心滴到墨，一片模糊，看不出界線，只剩下個人立場的選擇。黑和白的概念被抽掉，所有的事情都在一個灰色混沌區中攪拌，理直氣壯地發生，大剌剌地存在。
　這，不就是你們這一代人當年的主張嗎？有什麼不對嗎？
沒有線的風箏
　沒什麼不對。混亂，是「大破」和「大立」之間必經的過程。當原來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因為僵化空洞而被丟棄，每一件事情其實都在挑戰這個社會重建價值的能力：「外籍新娘」的人權尊嚴和台灣人的種族偏見怎麼拉鋸？政治操弄和公共利益之間怎麼平衡？國家安全和個人自由的界線怎麼釐清？自由和自律怎麼可能並存？有沒有更高的價值和商品化抗衡？在現代化的語境裡，個人的修身還有沒有意義？公民道德在各種價值的矛盾中，究竟指的是什麼？在許多曾經被尊敬的價值已經成為被訕笑、被鄙視的東西之後，在解構了「道德」之後，我們究竟還需不需要「道德」？
　在「不相信」之後，是不是還得找回「相信」？
　從前做了太多的起立敬禮，今天，總統走進來，許多人卻不站起來。有人說，對，這就是民主的表現。我卻認為這是失禮──失禮的原因這裡不論。我或許不欣賞、甚至全力反對這個做總統的人，但是只要他擁有「總統」這個公器，被投以全民的期待，被託以全民的信任，我就必須以禮相待──尊重這個公器其實是尊重那賦予公器意義的人民；站不站起來，不是民主的問題，是文明的問題。
　從前被灌輸了太多的國家認同，今天，談國家固然被視為絕對的落後，即使談文化認同都可以被恥笑。要國家幹什麼，有人說；文化認同是什麼，也有人說。「我的孩子到澳洲讀國中，美國讀高中，英國上大學，讀博士，國際人的認同才是真正的身分證。」
　國際化是現代化中極重要的一環，但是在這樣一派輕鬆的「國際主義」邏輯裡，我卻看見深層的問題：有「辦法」的人，都把孩子送往先進英語國家受教育，於是紐澳英美的學校擠滿了來自中國、韓國、台灣、香港的孩子。學費可以高得離譜，而排隊候補的亞洲孩子成千上萬。也就是說，英語國家在教育上經過長期的耕耘已經打好基礎，亞洲人來享用現成，但是，當有現成的可以利用時，亞洲人本國的教育基礎又由誰去長期的耕耘呢？英美教育出來的孩子成材之後，繼續耕耘英美文化土壤的多，回頭來灌溉亞洲本土的少，於是強勢文化越強，弱勢文化繼續弱。大量的亞洲少年被送往國外就學，所凸顯的不是國際化的多元含意，反而是亞洲本土教育文化基礎的不健全，反而是強弱文化的對比與一元化的繼續。
　與國際接軌是一種競賽，誰越快學會全球性思維，誰就越進步，但是，所謂國際主義，如果脫離了本土與傳統的觀照，就變成一種文化的虛無主義。風箏飛得再高，線，必須握在自己手裡，否則，怎麼知道那是誰的風箏呢？
　堅持本土和傳統重要，不是出於狹義的民族主義，而是希望比較弱勢的文化傳統不至於被全球化統一，被現代化掏空，從而保持世界的豐富多元。
硫酸不能烤蛋糕
　從前被賦予太多的責任，今天，直率的年輕人對我說，龍應台，你們「三、四年級」的人背負了「救國救民」的十字架，但是我們「六、七年級」的人，對不起，不想背你們的十字架。我們唯一的十字架是「如何在成千上萬yahoo交友的照片中，找到一個自己最麻吉的伴侶。」
　我啞然失笑。
　誰說我們這一代人都是憂國憂民的呢？大學時代，有那麼多同齡人選擇過自己的日子：整天打麻將的、通宵跳舞的、到處找「麻吉伴侶」的、出了國就誓死不歸的、立志「玩物喪志」的、吃喝玩樂無所不為的……，不管哪個時代，認真地心懷家國社會的總是少數，那少數中，學而有成的，又是少數；學而有成還對家國之思持之有恆而且加以實踐的，更是少數中的少數。社會的進步，是這些少數執著的人鍥而不捨的推動，發揮影響而造成的。大多數的人，就搭了進步的便車，順勢前行。
　即使只是一個燈光迷炫、樂鼓沸騰的酒吧舞場，也不會憑空而來。在舞場存在以前，有人努力過，使這樣的狂歡文化被容許而不是被取締。然後，在「狂歡」的背後，必須有人制訂法規，有人做消防檢查，有人處理噪音，有人組織音響，有人籌備樂隊，有人清理垃圾，有人設計下水道。每一百個享受狂歡的人背後可能有一千個默默工作的人。
　假設說「三、四年級」的人解決掉了專制的問題，現在的社會，是不是一個沒有問題以至於年輕人無可發揮的的社會？怎麼可能？貧富不均，是非混淆、公平與正義不明、權力與責任的規則混亂……，我看見的是一個更複雜、更難理解、需要更高智慧去面對的未來。如果「六年級」的人覺得他們唯一的十字架就是尋找「麻吉伴侶」，那麼他的「輕」可能正是他不堪負荷的「重」呢。
　沈重的「十字架」，不管是哪一個時代，總是在的；願意看見它而且去背負它的人，不管是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年級」，總是少數人。重點是，那少數人不能沒有。
　搭便車是容易的，但總得有人開車，而且是清醒地開，因為上車的可能是一群盡情完成自我、狂歡歸來的醉客。
　凡是在謊言中長大的人，「不相信」是琢磨出來的智慧。可是「不相信」像硫酸一樣，可以溶解掉謊言，卻不能拿來為孩子烤蛋糕。要建立讓孩子世世代代生長的家園，是不能靠硫酸的。我們需要「相信」：相信政治人物的誠實，相信文明的不可或缺，相信自己腳踩的土地有人灌溉，相信沈重的十字架有人背起，相信在翻來覆去喧嘩浮躁的潮流中還是有一些恆久不變的東西，怎麼顛倒都不被腐蝕，譬如責任、品格、道德、勇氣……。
　教孩子重新學會「相信」──這十字架你說輕嗎？
華文世界公共論壇
　「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一系列文章在「人間」副刊發表，同步在廣州「南方週末」、新加坡「聯合早報」、吉隆坡「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香港「明報」刊出，在網路上則像電線嗤嗤走火似地流傳，引起整個華文世界的討論和辯論，廣度遠遠超過八○年代的「野火集」。顯然文章所碰觸的問題──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緊張，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的競合，價值的失落與人心的迷惘等等，正是一個讓人隱隱疼痛又說不明白的點。一個文本，不同地區的華文世界卻各有解讀，為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留下一幅輪廓鮮明的素描，更令人期待一個視野寬廣的華文世界公共論壇的浮現。那怒斥我的、指教我的、鼓勵我的文字，我低頭感謝，像秋天採蘋果的農人，感謝天地遼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