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試圖適應失敗
中國比他上任時處境嚴峻得多。

尼爾‧托馬斯（Neil Thomas）是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的中國政治研究員。　2023年7月24日下午2:00

習近平統治中國已有十多年，但他統治的方式正在發生變化。習近平面臨的國內和國際環境明顯比他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更糟糕。經濟困境，信心動搖，債務迫在眉睫，與美國及其盟友的戰略競爭正在威脅中國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未來。
許多分析仍然將中國政治描繪成相對靜態的狀態，要麼是COVID後回歸以增長為導向的務實主義，要麼是捨棄經濟問題以追求專制控制和地緣政治主導地位。但這些觀點忽視了政策制定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因為中國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導致北京在意識形態議程與務實交付經濟增長之間搖擺不定。這種不穩定主要源於三個平衡行為：在經濟政策中平衡增長與安全，平衡與美國全球領導力的外交鬥爭以及避免與西方經濟脫鉤的平衡，以及平衡精英政治中不同派別之間的競爭。
習近平第三個任期國內政策制定的主題可能是對一切事物，特別是經濟政策的安全化。習近平於2022年10月向中共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提交的報告是中共系統中具有權威性的政策文件，報告中稱國家安全應該在治理的「方方面面和全過程中滲透」，要求黨到2035年「全面加強國家安全體系」，並在報告中增加了一個關於國家安全的新章節。今年5月，習近平主持了第一次黨代會後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該會議的記錄宣佈「當前我們面臨的國家安全問題的複雜性和重要性已經明顯增加」。
黨領導層今年的促增長情緒受到了對外企業的突襲、對西方芯片的國家安全禁令以及對《反間諜法》的修正的破壞。北京的消息來源還暗示政府計畫推出一個類似於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中國版，將加強對中國境內外國投資者的審查。
習近平對安全的日益關注似乎主要是出於一種信念，認為中國在地緣政治競爭日益加劇的時代必須減少對美國及其盟友的經濟和技術依賴。今年3月，他指責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實施全面遏制、包圍和打壓，給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挑戰。」這幾乎可以肯定是指出了華盛頓特朗普及現在拜登政府實施的制裁、出口管制和再工業化政策。
習近平報告中心在3月份的會議記錄說，北京將大量投資於建立一個以製造業和創新為核心的「現代工業體系」。西方高科技公司將受到歡迎，但習近平希望它們將幫助中國在本土競爭對手的「全國系統」上實現「自給自足」。
經濟政策的安全化很可能會在中國經濟的幾乎所有領域帶來更明確的黨的領導和更強有力的干預。近年來，在特定行業進行意識形態干預的現象有所增加，例如禁止營利性輔導以改善教育不平等，限制視頻遊戲以遏制青少年上網成癮，對平台技術公司進行監管以限制其市場權力和政治影響力。
與此相比，北京現在的想法更為廣泛：黨需要監督整個經濟以保護其安全。今年4月，習近平最具影響力的政策協調機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CCDRC）舉行了一次會議，會議記錄表示，黨應通過「全面規劃技術創新鏈條」，決定「誰來創新，誰應該創新，創新什麼，如何創新」。
公司將被要求與政策目標保持一致。其中一部分將通過立法強制要求企業為情報或軍事項目作出貢獻來實現，但更普遍的機制可能是企業主動調整自己的行為，以避免成為之前整頓運動中捲入的公司的命運。CCDRC的會議記錄中稱，黨將「積極鼓勵並有效引導私營企業參與重大國家創新」。習近平並非反對商業或市場，他只是支持黨；他希望更好地利用私營部門的活動來推進黨和國家的目標。
然而，並不是所有事情都以安全為重，至少在去年的黨代表大會報告等權威黨內文件中，「發展」仍然優先於「安全」作為習近平政府的優先事項。習近平已指示有關部門在發展和安全之間取得平衡。這表明經濟增長仍然至關重要，但他認為必須作出更大的讓步來確保國家安全。中國國內和國外的擔憂是，安全政策將加劇中國在COVID後的經濟復甦中出現的意外快速放緩，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軌跡。北京可能會週期性地在增長和安全之間變換重點，習近平的經濟和安全團隊將競爭爭奪上風。
可以看到，當前外國公司在中國感到困惑，因為地方政府呼籲它們投資，而中央政府則限制了對這些承諾所必需的商業服務。權力集中和政策執行的持續加強意味著信息傳遞的微小變化將比以前更快、更頻繁且更具破壞性地傳播到官僚機構中。不確定性已經抑制了私營部門投資，使中國經濟的前景黯淡。
然而，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最大問題是美國聯盟體系中高科技脫鉤的勢頭，習近平在他的第三個任期內對西方全球領導力日益加強的外交回擊可能會加劇這一問題。習近平幫助促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間關係的正常化，將中國提出為俄羅斯和烏克蘭未來任何和平協議的調解方，並提出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談判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他通過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推動多極國際秩序。他通過與西方領導人保持對話、緩和一些更極端的「戰狼外交」，並告訴外交團隊改進關於中國的全球敘事來避免挑釁。
習近平的外交努力是為了將中國定位為重要的經濟夥伴，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支持者，並在解決氣候變化和公共衛生等跨國問題上成為不可或缺的利益相關者，部分原因是為了平衡美國及其盟友日益上升的敵對態度。還有一個強烈的國內動機，習近平希望在經濟困難時期鞏固自己的合法性。許多分析人士猜測，習近平認為實現與台灣的統一是為了證明他的長期執政合法性的要求，因為這將超越過去最高領導人的成就。但習近平另一種不那麼冒險，但更有回報的做法是成為一個在威望和國際事務上與美國總統不相上下的全球領導人，而這是毛澤東和鄧小平從未真正實現的目標。
儘管拜登政府希望穩定雙邊關係，但中國增加外交影響力的努力可能會加強華盛頓對北京的威脅感知，在其他西方首都中也可能略有影響。如果共和黨在2024年贏得白宮，美國可能會進一步推動旨在削弱中國地緣經濟力量的政策。這可能加劇習近平國內增長問題，但他也可以利用西方的威脅來激起民族主義情緒，強調黨團結圍繞他的領導。這種動態可能成為短期政治收益但長期地緣政治痛苦的惡性循環。
隨著中國經濟和外交挑戰的不斷增加，習近平對黨的控制力也在增強。他在第20次黨代表大會上推動了任何殘留的政治對手的退休，並用忠實的支持者填補了高級職務。這種情況可能看似自相矛盾，但對習近平來說，重要的不是贏得普選，而是控制著專制權力的關鍵工具，即軍隊、安全機構、反腐敗機構、人事部門和宣傳機構。從這個標準來看，被他挑選的人所包圍，習近平的主導地位從來沒有顯得如此明顯。
然而，習近平選擇自己的團隊並不意味著他的團隊中的所有人都互相友好。在未來五年內，中國精英政治中最重要的發展可能是習近平支持者之間「小派別」之間的競爭出現。習近平已經組建了一個領導團隊，其中包括曾在不同省份為他工作並隨著他進入黨中央的官員集團的代表。這種安排似乎有助於習近平確保沒有其他人變得太強大，因為他可以將盟友對抗彼此，儘管這樣的策略可能以穩定和可預測的政策制定為代價。
習近平在黨和國家人事和政策決策中是決定性的主角，但現場的人士表示，在習近平支持的幹部網絡之間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競爭，特別是那些通過浙江省和福建省與他聯繫在一起的幹部。據報導，這兩個派別分別將他們的影響力追溯到常委李強和蔡奇。副總理何立峰也是福建的一名主要權力經紀人。這兩個團體據說正在試圖將他們的關聯人員調入關鍵機構的低層職位，包括管理黨務的中央辦公廳、監督人員的組織部門以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經濟機構。
習近平時期的派系角逐與之前的派系政治模式有所不同，後者幫助解釋了習近平之前領導人之間的精英爭鬥。在習近平領導層內部，對黨首的領導和願景的內部辯論將幾乎不存在，但在政策執行或意識形態強調方面可能會出現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政治鬥爭的小差異。這種權力分裂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北京已經削弱的治理能力，並妨礙中央政策的有效實施。
習近平在第三個任期中面臨著艱巨的任務：在經濟政策中平衡增長和安全，在外交政策中平衡雄心和克制，在精英政治中平衡不同派別的競爭。在這種平衡的基礎情況下，中國將繼續艱難前行，繼續建設國家實力，但未能充分發揮其經濟潛力。但從長遠來看，如果不加以改變，經濟增長放緩、治理能力不可預測以及日益敵對的外部環境將使國家停滯的可能性比國家復興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