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的悲劇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他是個武人，他真的想要雪恥和反攻，而且他夠聰明，知道雪恥和反攻需要怎樣的權力。因而在皇帝和朝廷文人的眼中，他是個跋扈且難以節制的部將，正符合祖宗家法中特別要防範的那種武人。他不受節制的方式不是割據地方，而是不顧現實地持續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北伐上。

岳飛抗金十餘年，他的故事中最令後世憤慨的，就是宰相秦檜給予他的罪名。韓世忠問秦檜，岳飛是因為什麼罪名被下獄？秦檜的回答是：「其事體莫須有。」（《宋史．岳飛傳》）那其實是當時的口語，意思是：「這不需要我明說吧，你應該心知肚明。」這和後世解釋為秦檜囂張跋扈，表示皇帝要殺他或我要殺他都不需要理由，是有相當差距的。
擁兵自重、自行宣布北伐，早早就得罪了皇帝
這樣的解釋，使得很多人以為岳飛被殺是沒有罪名的。事實上有，而且更早之前他就先得罪了皇帝。岳飛曾經公然宣布要帶十萬大軍北伐，皇帝為此拒絕將原本答應撥他指揮的淮西軍交給他，岳飛便憤而上了廬山以示抗議。皇帝不得不好言慰勸，岳飛才回朝請罪。

最關鍵的衝突出在高宗皇帝從來不想北伐，這既牽涉到對於現實勢力的評估，也牽涉到和徽宗、欽宗尷尬的關係。但正因為徽宗、欽宗在金人手中，高宗皇帝絕對說不出口他反對北伐。岳飛聚集了大軍，自己宣布要北伐，觸動了宋朝最敏感的歷史神經，這豈不就是將自己看作「節度使」，全權節度軍事事務嗎？

宋朝的制度絕對不能容許再出現一個節度使；高宗的立場也絕對不能容許一個任意發動北伐、致使產生不可控制的政治軍事變數的武將。

皇帝尚無兒子，岳飛卻無禮要求「早立太子」
岳飛的另一條嚴重罪名是他曾經面見皇帝，要求皇帝「早立太子」。在此之前，不是沒有大臣給過皇帝類似的建議，然而不同的是，那些人都是自命「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文人，而武人就算如狄青當到樞密使，都從來不曾取得可以干預皇宮事務的權利。

更麻煩的是，岳飛是在高宗沒有再生出兒子的情況下做出這樣的建議。當時的高宗已經為了不育而感受到極大的壓力，岳飛還要他「早立太子」，豈不意味著要他選一個不是他的骨肉子嗣來預先繼承皇位？這是什麼樣的居心！

岳飛的悲劇來自他從來沒有得到皇帝和文臣的信任，他們不曾認可他的軍事目標。要達成那樣的軍事目標，他必須控有地方上的壟斷性權力，的的確確就像唐朝的節度使所具備的。但在宋朝，不可能再允許出現這種節度使，岳飛的做法只會讓皇帝和文臣更加不信任他。

紹興十二年岳飛被殺後，南宋抗金的努力也大致結束了。金朝因為發展得太快，也需要時間來處理北方政務，於是形成了明確的南北分立局面。南宋這段歷史的重點，因而不在外患，而在對於南方進一步的開發。定都臨安後，南宋經濟、社會的布局與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尤其是城市的地位與作用，帶動南方的轉化，出現了從元朝聯繫到明朝的城市網絡中特殊的南方經濟，也就是在中國唯物史觀中所稱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