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算命大師
百科名片
曹汝霖（1877年—1966年）清末民初高級官員，
新交通系首領。字潤田。清光緒三年（1877年）
生於上海。幼年入私塾，後去漢陽鐵路學堂讀書。
早年留學日本。五四運動時期，被指為賣國賊，
住宅慘遭燒燬。抗日戰爭時期，曹汝霖不願意與
日本人合作，拒絕擔任偽政府總理大臣一職。
後被動掛上「偽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
「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等虛銜。
與之相反，「五四運動」的健將，火燒曹汝霖
住宅的北京大學學生梅思平，卻主動投靠日本人
，做了一個名符其實的漢奸。
大事年表
1900年赴日本留學，鼓吹君主立憲，反對孫中山共和革命。
1904年歸國，任職商部商務司。後被調入外務部。
1913年被袁世凱指派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
1904年8月任外交部次長。
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務部副大臣。
1913年8月任袁世凱政府外交次長。
1915年1月參與同日本公使談判「二十一條」。
1916年4月任交通總長，後兼署外交總長，並任交通銀行總理。
1917年1月通過西原龜三向日本興業等銀行借款500萬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次年3月兼任財政總長，
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軍餉。
1918年秋，不惜喪失山東鐵路主權，向日本再次借款。
他依仗在交通、財政方面所據要職，成為新交通系的首領。
1919年初任錢能訓內閣交通總長。五四運動中，北京學生
包圍並衝入曹宅，放火焚燬其房屋。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
下令罷免他的職務。
此後轉入實業界，仍任交通銀行總經理，
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天河煤礦公司總經理，
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井陘、正豐煤礦公司董事長。
1927年任張作霖軍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長。
1936年7月，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
抗日戰爭時期任漢奸組織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
1942年3月，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新民印刷公司董事長。
1949年去台灣，
1950年赴日本。
1957年遷居美國。
1966年8月4日逝世於美國底特律，終年89歲。
生平概述
西太后自逃難歸來，腦子已經變得很開通了，整天介跟
一群西洋貴婦（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慣也忍著，
還時不時地賞她們一點中國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質層面
的玩意進來，對這老太婆來說，最擔心的，一是皇家的
位置，二是大局的動盪。立憲究竟會怎樣，她心裡還是沒底。
這時候，一個人進入了她的視野，此人姓曹名汝霖，
日本中央大學法律政治科畢業，回國應留學生考試，
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進士頭銜。
此人後來在五四運動中，成了著名的親日派賣國賊，
但是在1905年，尚無此惡名，在政府裡的地位雖然不高，
卻是屈指可數的幾個能幹的「知日」專家之一。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緒的召見。
召見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凱的特別關照，告訴他此次召見，
老佛爺必定有所垂詢，讓他留意準備。果然，西太后開門見山，
上來就問日本的立憲是怎麼回事。什麼時候立憲，立憲前都到
哪些國家考察過，以哪國的憲法作為藍本，議會的上下兩院如何，
議員是怎樣選舉的等等。很明顯，在召見曹汝霖之前，
西太后已經有了一些關於日本議會的知識，她最擔心的，
是立憲開議會之後，會出現亂局，因此，西太后特別問道，
日本國會開會，是不是時常會有黨派爭吵？曹汝霖回答說，
是這樣的，但是朝議決定之後，各黨即團結起來，沒有爭議了。
比如日俄戰爭，開仗前爭議很厲害，但後來開御前會議，
日皇決定宣戰，日本國會的兩大黨即一致主戰，團結起來了。
聽到此，西太后長歎一聲說：「唉，咱們中國即壞在不能團結！」
顯然，曹汝霖的陳述，並沒有消除西太后對立憲後出亂子的擔心，
大概曹汝霖也意識到此，馬上對了一句：「以臣愚見，若是有了憲法，
開了國會，即能團結。」西太后聽了很詫異，提高聲音問道：
「怎麼著，有了憲法國會，即可團結嗎？」曹汝霖回答說，
團結必須有中心，立了憲，憲法就是國家的立法中心，
議員都是人民選出來的精英，是人民的領導中心，內閣總理大臣，
是國會和皇帝欽命的，屬於行政中心，後兩個中心，
都圍繞著憲法中心做事，如果意見不一致，總理大臣可以被彈劾，
總理大臣也可解散議會重選。只要總理大臣選對了人，
國會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濟。聽到這裡，據曹汝霖回憶，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頃不語」。
曹汝霖的這堂政治學課作用有多大，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他確實講了，而且屬於比較有份量的一講。
此後，清廷立憲的步伐邁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
次年，宣佈預備立憲，各省的咨議局選出來了，中央的資政院也組成了。
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連立憲的時間段都定出來了，預備期為9年。
1916年正式開國會。1910年，又在各方的壓力下，將立憲期提前到1913年。
只是由於西太后死後，新當家的滿族親貴，少不更事，執意要把權力收到自己手裡，
1911年5月成立皇族內閣，閣員13人，滿族占9人，其中又有7人是皇族，
冷了多由漢人官僚構成的地方實力派的心，更冷了立憲派紳商的心，
革命到來的時候，大家都站著看，好事的還幫著起哄，於是，清朝結束了，
小皇帝宣統，還沒懂事就退到了皇宮裡面做富家兒。
稍微懂點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滿族親貴，多數都屬於保守派。
就世界範圍而言，那時西方各國的代議制，由於沒有實現普選，
基本上處於精英權力分享的層面。當時清朝的立憲，由於取法日本，
更是保守，無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權的基礎上，把權力適度地
與官紳、紳商分享，尤其是和實力強勁的漢人精英分享。
顯然，當初決定預備立憲的西太后，是知道這個道理的，
可她的不肖子孫卻不明白，一場倒霉的痢疾，送了老太婆的命，
一群紈褲上了台。結果，皇族內閣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權力的舉措，
使得包括立憲派在內的所有官紳和紳商，都涼了半截，
等於是把立憲最核心的成分淘空，形成了時人所謂的「假立憲」。
報應來得很快，1911年4月，皇族內閣未問世之前，革命黨人傾全黨之力，
由副領袖黃興統帥的廣州起義，一敗塗地，幾個月後，武昌一群群龍無首的士兵，
一哄而起，卻奪下了武漢三鎮，大獲全勝，全國響應。
皇族內閣幾個月的壽數，就讓這些頭腦冬烘、卻又自作聰明的紈褲子，丟了祖宗的江山。
趙家樓的故事
趙家樓是漢奸曹汝霖的府邸
北京趙家樓的歷史該不算太悠久，但卻極有知名度，
因為當年震驚中外的「五四」、「火燒趙家樓」即發生於此。
趙家樓是老北京的一條胡同。樓為何冠以「趙家」，至今仍是一個謎。
清光緒十一年朱一新撰《京師坊巷志稿》，於當時北京坊巷考注甚詳，
也許是趙家樓在當時不甚有名氣，朱一新對趙家樓主人未加註解。
歲月流逝，至今更加湮沒無考了。趙家樓是條小胡同，位於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
據考原為前後曲折U字形走向，總長不超過三百米，後被一分為二，
前邊稱前趙家樓胡同，後邊則稱為後趙家樓胡同。「五四」一把火，
曹汝霖宅邸的東院基本焚燬。上世紀50年代後曹氏舊宅被拆除，
於原址建起新樓，成為某單位招待所。後來又改為趙家樓飯店，
門牌是「東城區趙家樓1號」。
趙家樓何時成為曹汝霖的宅邸，迄今未見到準確資料。
從回憶資料來看，曹宅當時分東、西兩院，西院為中式房屋，
東院則為西式平房。我所見過曹氏差人的回憶是1918年9月至曹公館當差，
可見成為曹宅起碼是1918年。其實，曹汝霖不僅在趙家樓有公館，
他還有兩房姨太太，分別在錫拉胡同和西觀音寺有宅寓。
大太太帶著幾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從原籍上海亦遷來，均住趙家樓。
曹汝霖與陸宗輿、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學，
1904年一同歸國參加「經濟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職銜。
曹汝霖任職商部商務司，後調外交部。北洋時期當了大官，
幾次喪權辱國，向日本大借款，還是「二十一條」談判的參與者，
被視為親日派，所以「五·四」運動中曹氏受打擊最沉重。
而最令曹汝霖生氣的是，火燒曹宅說蜂起，有漏電失火說，
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說，而支持、同情學生運動的報刊，
也多採用此二說。當然目的是保護學生免遭當局迫害
（學生激於義憤，首先點火者即當年北京高等數學科四年級學生匡互生，
後隨毛澤東在湖南從事驅張運動，1933年病逝）。
6月10日總統徐世昌頒令罷免曹、陸、章三人職務，也否認學生燒燬曹宅，
曹汝霖在醫院看到報紙後，大為生氣，馬上找徐質問。
始憤而以辭去交通總長等職務洩憤。罷官之後，仍擔任交通銀行經理
（當時報章說曹辭去交通銀行經理職務，實際依然保留）。
但他經「五·四」風波，受刺激很深，發誓不再過問政治，
願做在野之民。他先潛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一天後又躲進
東單三條同仁醫院，仍覺得不保險，又搬到北海團城（
當時團城由京綏鐵路局管轄），閉門謝客。1919年冬，
曹又避到天津德國租界居住。他每以宋人戴石屏《述懷詩》
表述自己今後的志向，其詩云：「人生安份即逍遙，
莫問明時歎不遭。赫赫幾時還寂寂，閒閒到底勝勞勞。
一心水靜唯平好，萬事如棋不著高。王榭功名有遺恨，
爭做劉阮醉陶陶。」看來，曹汝霖是將安分守己視為座右銘的。
儘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鬱鬱寡歡。因為他儘管在租界當寓公，
深居簡出，但人們並沒有忘記和原諒他。他的兒子在天津南開讀書，
卻沒有一個同學肯與他同坐，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獨桌。
課間、放學，也沒有一個同學理睬他。這種情況，曹汝霖不會不知道，
其內心痛苦之狀可想而知。
在趙家樓修葺後，曹汝霖及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處。
但曹仍以天津居住為多。1922年，他於燈市口同福夾道又蓋起一座新樓，
東院有戲樓，甚為宏偉，後門則在箭廠胡同7號。11月，
曹為父親辦「彩觴」堂會，大宴賓朋。直繫上台後，
因曹在北洋集團中屬交通系，與皖系親密，故他又搬到天津。
同福夾道宅寓則租給丹麥公使作為公使館，只留下後院，
家人改從箭廠胡同後出入。1937年始將此處宅寓賣掉。
火燒趙家樓時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個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謎團。
一般都認為曹恰巧不在，學生們則痛毆了章宗祥。實際上，據後來考證，
曹汝霖早就聞聽「學生們要鬧事」，在家與章宗祥、日本人中江丑吉
（此人在學生痛打章宗祥時以身體護住，才使章僥倖活命）、
警察總監吳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對付學生（當時院中還有荷槍實彈的警察）。
一種說法是學生們衝進來時，曹汝霖藏進兩間臥室夾層的箱子間。
但據曹氏僕人目睹:曹聽到叫罵聲後，溜出小後門直奔廚房，
換上廚役的衣帽，又出東小門逃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
個人評價
抗戰軍興，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
發誓不在日偽政權任職，決不在自己被國人唾棄的歷史上再加上賣國罪孽。
據說，日寇佔領軍在籌組華北偽政權時，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
總理大臣的理想人選。但曹氏始終不為所動。後來，漢奸王克敏為拉攏他，
給他掛上「最高顧問」虛銜，王揖唐出任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時，
又把曹掛上一個「咨詢委員」的空銜；但曹汝霖從不到職視事，
也從不參與漢奸賣國活動。北平淪陷前後，日本人特別注意拉攏北洋時期的
高官顯宦，如段祺瑞、吳佩孚、袁世凱之子袁克定、靳雲鵬等，
但這些人都拒絕了。特別是吳佩孚，還因此被日本特務毒死。
靳雲鵬的例子與曹汝霖相似，靳是北洋時期國務總理，日寇多次拉攏，
靳不為所動。後來，華北偽政權也給他掛上了「顧問」空銜，但靳也從不到職。
據說，日寇特務機關長喜多非常氣憤，曾指斥曹:「為什麼我們『皇軍』來了，
你不出頭幫忙，你究竟做什麼打算？」曹汝霖怕於己不利，
才接受了新民印書館董事長、「中日懇談會」會長等職，但並無實權。
在日偽時期，曹也利用與日本人的關係，辦過一些對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如前文提到曹在天津讀書的小兒子曹樸（字君實），後去日本留學，
歸國後曾任張學良的副官。「九·一八」後隨張學良至北平，
後任天津市警察分局局長。「七·七」後，日寇襲津，
在新車站用機槍掃射難民，曹樸轉請父親阻止日寇暴行，
曹即出面給日軍打電話說：「新車站住的都是難民，不是軍人，
並無敵對行動，為何要開槍射擊這些無辜的老百姓？」日寇這才停止掃射，
後由曹樸聯繫商會，在河北公園設收容所、粥廠，將難民陸續送走。
以今天的審查眼光來看，曹汝霖在淪陷期間，或多或少盡量減少日偽
對老百姓的殘害，這恐怕也是應該是予以肯定的。
五四運動後的曹汝霖
五四運動前，曹汝霖曾集交通總長、財政總長、交通銀行總理等數職於一身，
是北洋政府權重一時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由於部分列強與
日本事前簽署了密約，協約國公然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
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
當時，交通總長曹汝霖因負責把部分權益讓予日本，與貨幣局總裁
陸宗輿及駐日公使章宗祥並稱為「三大賣國賊」。五四運動中一句
著名口號即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五四」當天，學生遊行到
趙家樓曹宅，曹汝霖躲了起來。學生誤把當時在曹宅的章宗祥當成
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頓，並放火燒了曹宅，此即火燒趙家樓事件。
後來，一些學生被抓，事件演變成大規模的罷課、罷工及罷市。
6月10日，曹、陸、章三人被免職。
「五四」過後，曹汝霖先在醫院躲了幾天，後搬到北海團城
(當時由京綏鐵路局看管)暫住。曹在這裡足不出戶，每天以寫字打發時光，
還改了個名字叫「覺廠」，有點閉門思過的意思。
五四運動時，曹汝霖不過42歲。此後他沒再任過要職，
似乎也沒有東山再起的企圖，而是熱衷於慈善活動。每年冬天，
曹家都向拉洋車的車伕施捨100套棉衣。施捨的方式也比較特別，
每次由家裡當差的抱著幾套棉衣出門，看見街上有衣不蔽體的車伕，
便雇他的車，拉到僻靜的小胡同，叫車停下來，施捨給車伕一套，
然後再去物色下一個對象。據說這個辦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領。
曹家還經常向人施捨棺木。
上世紀20年代，由曹汝霖發起，共有20多人出資，在阜城門內白塔寺
溝沿建了一所醫院，取名中央醫院。醫院落成並買進所需醫療器材後，
尚餘20萬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銀行。中央醫院屬於慈善性質，
用這20萬元支撐醫院的開支，窮人來看病，一概不收醫療費。
後來新亨銀行倒閉，醫院所剩的幾萬元，改存匯業銀行。匯業銀行歇業後，
又改存中南銀行。曹汝霖一直擔任中央醫院的院長、名譽院長等職，
經費方面都由他籌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長的井陘正豐煤礦公司供給。
但曹汝霖不從醫院拿任何薪水，只有他到醫院時，由醫院給他的汽車灌滿汽油，
這就是他從醫院得到的全部報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醫院達十餘年，日軍侵佔華北後，曾想強佔這家醫院。
曹去找日軍交涉說:「這家醫院原來是私人經營的，而且是慈善性質。」
日軍方罷手。日軍接管了協和等醫院後，一些名醫如鍾惠瀾、周華康
等不願為侵略者賣命，紛紛被中央醫院網羅過來。醫院的婦產科，
也在此時創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戰勝利後，曹汝霖辭去院長，
請鍾惠瀾繼任，他對鍾說:「我本是個外行，維持了十幾年，雖然沒有成績，
但幸而沒有大過。日本人在這裡，我不能不頂著名字應付應付。
現在日本人走了，還是你們幾位專家多負些責任吧。」新中國成立後，
中央醫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為人民醫院。
抗戰爆發後，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
不在日偽政權任職。據說日軍在籌組華北偽政權時，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選，
但曹始終不為所動。後來，王克敏曾給他掛上「最高顧問」的虛銜，
王揖唐出任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時，又給曹掛了個「咨詢委員」的空銜，
但曹汝霖從不到職視事，也未參與漢奸賣國活動。敵偽組織還曾打算讓
曹汝霖出任糧食局偽職，他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訓，曾說:
「日本人吃糧食不受限制，單管中國人，我怎麼管，這不是找罵嗎？」
當時北平的老百姓多吃雜和面，一次，曹把用雜和面蒸的窩頭帶到
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對王克敏說:「這樣的糧食怎麼能讓老百姓下嚥。」
王克敏聽後拿起窩頭就咬了一口，說:「這怎麼不能吃！」
日軍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對曹的不合作十分不滿，曾指斥曹:
「為什麼我們『皇軍』來了，你不出頭幫忙，你究竟做什麼打算？」
值得一提的是，素有「親日派」之稱的曹汝霖在大義面前沒有淪為漢奸，
而當年的北大學生，在火燒趙家樓事件中衝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
抗戰期間卻墮落為一個大漢奸，出任過汪偽政權的組織部長、內政部長、
浙江省長等要職。1939年12月15日，梅13歲的女兒梅愛文在《浙甌日報》
發表文章《我不願做漢奸的女兒，我要打倒我的爸爸》。當中寫道:
「我的年紀雖小，對於在艱苦戰鬥中的祖國，我是懷著最熱情的愛的。
而對我那做了漢奸的父親，我卻懷下了切齒的仇恨。今天我要公開宣佈
同梅思平脫離父女的關係，我要公開宣佈我父親梅逆思平的漢奸罪狀，
我要打倒我的爸爸。」這篇文章雖然不過800字，卻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
隨後，梅思平的繼母梅王氏率同他的兩個異母妹妹在報上刊登啟示，
與梅脫離一切關係，稱其「附逆作賊，害國辱祖」。抗戰勝利後，梅思平被處決。
曹汝霖晚年在憶及五四運動時說:「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
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
總算得到代價。」
相關資料-民國十大漢奸
頭號漢奸 汪精衛
二號漢奸 陳公博
三號漢奸 周佛海
四號漢奸 褚民誼
五號漢奸 王克敏
六號漢奸 梁鴻志
七號漢奸 丁默邨
八號漢奸 齊燮元
九號漢奸 羅君強
十號漢奸 傅筱庵
曹汝霖（1877年—1966年）清末民初高級官員，
新交通系首領。字潤田。清光緒三年（1877年）
生於上海。幼年入私塾，後去漢陽鐵路學堂讀書。
早年留學日本。五四運動時期，被指為賣國賊，
住宅慘遭燒燬。抗日戰爭時期，曹汝霖不願意與
日本人合作，拒絕擔任偽政府總理大臣一職。
後被動掛上「偽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
「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等虛銜。
與之相反，「五四運動」的健將，火燒曹汝霖
住宅的北京大學學生梅思平，卻主動投靠日本人
，做了一個名符其實的漢奸。
大事年表
1900年赴日本留學，鼓吹君主立憲，反對孫中山共和革命。
1904年歸國，任職商部商務司。後被調入外務部。
1913年被袁世凱指派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
1904年8月任外交部次長。
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務部副大臣。
1913年8月任袁世凱政府外交次長。
1915年1月參與同日本公使談判「二十一條」。
1916年4月任交通總長，後兼署外交總長，並任交通銀行總理。
1917年1月通過西原龜三向日本興業等銀行借款500萬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次年3月兼任財政總長，
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軍餉。
1918年秋，不惜喪失山東鐵路主權，向日本再次借款。
他依仗在交通、財政方面所據要職，成為新交通系的首領。
1919年初任錢能訓內閣交通總長。五四運動中，北京學生
包圍並衝入曹宅，放火焚燬其房屋。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
下令罷免他的職務。
此後轉入實業界，仍任交通銀行總經理，
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天河煤礦公司總經理，
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井陘、正豐煤礦公司董事長。
1927年任張作霖軍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長。
1936年7月，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
抗日戰爭時期任漢奸組織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
1942年3月，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新民印刷公司董事長。
1949年去台灣，
1950年赴日本。
1957年遷居美國。
1966年8月4日逝世於美國底特律，終年89歲。
生平概述
西太后自逃難歸來，腦子已經變得很開通了，整天介跟
一群西洋貴婦（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慣也忍著，
還時不時地賞她們一點中國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質層面
的玩意進來，對這老太婆來說，最擔心的，一是皇家的
位置，二是大局的動盪。立憲究竟會怎樣，她心裡還是沒底。
這時候，一個人進入了她的視野，此人姓曹名汝霖，
日本中央大學法律政治科畢業，回國應留學生考試，
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進士頭銜。
此人後來在五四運動中，成了著名的親日派賣國賊，
但是在1905年，尚無此惡名，在政府裡的地位雖然不高，
卻是屈指可數的幾個能幹的「知日」專家之一。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緒的召見。
召見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凱的特別關照，告訴他此次召見，
老佛爺必定有所垂詢，讓他留意準備。果然，西太后開門見山，
上來就問日本的立憲是怎麼回事。什麼時候立憲，立憲前都到
哪些國家考察過，以哪國的憲法作為藍本，議會的上下兩院如何，
議員是怎樣選舉的等等。很明顯，在召見曹汝霖之前，
西太后已經有了一些關於日本議會的知識，她最擔心的，
是立憲開議會之後，會出現亂局，因此，西太后特別問道，
日本國會開會，是不是時常會有黨派爭吵？曹汝霖回答說，
是這樣的，但是朝議決定之後，各黨即團結起來，沒有爭議了。
比如日俄戰爭，開仗前爭議很厲害，但後來開御前會議，
日皇決定宣戰，日本國會的兩大黨即一致主戰，團結起來了。
聽到此，西太后長歎一聲說：「唉，咱們中國即壞在不能團結！」
顯然，曹汝霖的陳述，並沒有消除西太后對立憲後出亂子的擔心，
大概曹汝霖也意識到此，馬上對了一句：「以臣愚見，若是有了憲法，
開了國會，即能團結。」西太后聽了很詫異，提高聲音問道：
「怎麼著，有了憲法國會，即可團結嗎？」曹汝霖回答說，
團結必須有中心，立了憲，憲法就是國家的立法中心，
議員都是人民選出來的精英，是人民的領導中心，內閣總理大臣，
是國會和皇帝欽命的，屬於行政中心，後兩個中心，
都圍繞著憲法中心做事，如果意見不一致，總理大臣可以被彈劾，
總理大臣也可解散議會重選。只要總理大臣選對了人，
國會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濟。聽到這裡，據曹汝霖回憶，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頃不語」。
曹汝霖的這堂政治學課作用有多大，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他確實講了，而且屬於比較有份量的一講。
此後，清廷立憲的步伐邁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
次年，宣佈預備立憲，各省的咨議局選出來了，中央的資政院也組成了。
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連立憲的時間段都定出來了，預備期為9年。
1916年正式開國會。1910年，又在各方的壓力下，將立憲期提前到1913年。
只是由於西太后死後，新當家的滿族親貴，少不更事，執意要把權力收到自己手裡，
1911年5月成立皇族內閣，閣員13人，滿族占9人，其中又有7人是皇族，
冷了多由漢人官僚構成的地方實力派的心，更冷了立憲派紳商的心，
革命到來的時候，大家都站著看，好事的還幫著起哄，於是，清朝結束了，
小皇帝宣統，還沒懂事就退到了皇宮裡面做富家兒。
稍微懂點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滿族親貴，多數都屬於保守派。
就世界範圍而言，那時西方各國的代議制，由於沒有實現普選，
基本上處於精英權力分享的層面。當時清朝的立憲，由於取法日本，
更是保守，無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權的基礎上，把權力適度地
與官紳、紳商分享，尤其是和實力強勁的漢人精英分享。
顯然，當初決定預備立憲的西太后，是知道這個道理的，
可她的不肖子孫卻不明白，一場倒霉的痢疾，送了老太婆的命，
一群紈褲上了台。結果，皇族內閣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權力的舉措，
使得包括立憲派在內的所有官紳和紳商，都涼了半截，
等於是把立憲最核心的成分淘空，形成了時人所謂的「假立憲」。
報應來得很快，1911年4月，皇族內閣未問世之前，革命黨人傾全黨之力，
由副領袖黃興統帥的廣州起義，一敗塗地，幾個月後，武昌一群群龍無首的士兵，
一哄而起，卻奪下了武漢三鎮，大獲全勝，全國響應。
皇族內閣幾個月的壽數，就讓這些頭腦冬烘、卻又自作聰明的紈褲子，丟了祖宗的江山。
趙家樓的故事
趙家樓是漢奸曹汝霖的府邸
北京趙家樓的歷史該不算太悠久，但卻極有知名度，
因為當年震驚中外的「五四」、「火燒趙家樓」即發生於此。
趙家樓是老北京的一條胡同。樓為何冠以「趙家」，至今仍是一個謎。
清光緒十一年朱一新撰《京師坊巷志稿》，於當時北京坊巷考注甚詳，
也許是趙家樓在當時不甚有名氣，朱一新對趙家樓主人未加註解。
歲月流逝，至今更加湮沒無考了。趙家樓是條小胡同，位於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
據考原為前後曲折U字形走向，總長不超過三百米，後被一分為二，
前邊稱前趙家樓胡同，後邊則稱為後趙家樓胡同。「五四」一把火，
曹汝霖宅邸的東院基本焚燬。上世紀50年代後曹氏舊宅被拆除，
於原址建起新樓，成為某單位招待所。後來又改為趙家樓飯店，
門牌是「東城區趙家樓1號」。
趙家樓何時成為曹汝霖的宅邸，迄今未見到準確資料。
從回憶資料來看，曹宅當時分東、西兩院，西院為中式房屋，
東院則為西式平房。我所見過曹氏差人的回憶是1918年9月至曹公館當差，
可見成為曹宅起碼是1918年。其實，曹汝霖不僅在趙家樓有公館，
他還有兩房姨太太，分別在錫拉胡同和西觀音寺有宅寓。
大太太帶著幾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從原籍上海亦遷來，均住趙家樓。
曹汝霖與陸宗輿、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學，
1904年一同歸國參加「經濟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職銜。
曹汝霖任職商部商務司，後調外交部。北洋時期當了大官，
幾次喪權辱國，向日本大借款，還是「二十一條」談判的參與者，
被視為親日派，所以「五·四」運動中曹氏受打擊最沉重。
而最令曹汝霖生氣的是，火燒曹宅說蜂起，有漏電失火說，
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說，而支持、同情學生運動的報刊，
也多採用此二說。當然目的是保護學生免遭當局迫害
（學生激於義憤，首先點火者即當年北京高等數學科四年級學生匡互生，
後隨毛澤東在湖南從事驅張運動，1933年病逝）。
6月10日總統徐世昌頒令罷免曹、陸、章三人職務，也否認學生燒燬曹宅，
曹汝霖在醫院看到報紙後，大為生氣，馬上找徐質問。
始憤而以辭去交通總長等職務洩憤。罷官之後，仍擔任交通銀行經理
（當時報章說曹辭去交通銀行經理職務，實際依然保留）。
但他經「五·四」風波，受刺激很深，發誓不再過問政治，
願做在野之民。他先潛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一天後又躲進
東單三條同仁醫院，仍覺得不保險，又搬到北海團城（
當時團城由京綏鐵路局管轄），閉門謝客。1919年冬，
曹又避到天津德國租界居住。他每以宋人戴石屏《述懷詩》
表述自己今後的志向，其詩云：「人生安份即逍遙，
莫問明時歎不遭。赫赫幾時還寂寂，閒閒到底勝勞勞。
一心水靜唯平好，萬事如棋不著高。王榭功名有遺恨，
爭做劉阮醉陶陶。」看來，曹汝霖是將安分守己視為座右銘的。
儘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鬱鬱寡歡。因為他儘管在租界當寓公，
深居簡出，但人們並沒有忘記和原諒他。他的兒子在天津南開讀書，
卻沒有一個同學肯與他同坐，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獨桌。
課間、放學，也沒有一個同學理睬他。這種情況，曹汝霖不會不知道，
其內心痛苦之狀可想而知。
在趙家樓修葺後，曹汝霖及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處。
但曹仍以天津居住為多。1922年，他於燈市口同福夾道又蓋起一座新樓，
東院有戲樓，甚為宏偉，後門則在箭廠胡同7號。11月，
曹為父親辦「彩觴」堂會，大宴賓朋。直繫上台後，
因曹在北洋集團中屬交通系，與皖系親密，故他又搬到天津。
同福夾道宅寓則租給丹麥公使作為公使館，只留下後院，
家人改從箭廠胡同後出入。1937年始將此處宅寓賣掉。
火燒趙家樓時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個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謎團。
一般都認為曹恰巧不在，學生們則痛毆了章宗祥。實際上，據後來考證，
曹汝霖早就聞聽「學生們要鬧事」，在家與章宗祥、日本人中江丑吉
（此人在學生痛打章宗祥時以身體護住，才使章僥倖活命）、
警察總監吳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對付學生（當時院中還有荷槍實彈的警察）。
一種說法是學生們衝進來時，曹汝霖藏進兩間臥室夾層的箱子間。
但據曹氏僕人目睹:曹聽到叫罵聲後，溜出小後門直奔廚房，
換上廚役的衣帽，又出東小門逃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
個人評價
抗戰軍興，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
發誓不在日偽政權任職，決不在自己被國人唾棄的歷史上再加上賣國罪孽。
據說，日寇佔領軍在籌組華北偽政權時，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
總理大臣的理想人選。但曹氏始終不為所動。後來，漢奸王克敏為拉攏他，
給他掛上「最高顧問」虛銜，王揖唐出任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時，
又把曹掛上一個「咨詢委員」的空銜；但曹汝霖從不到職視事，
也從不參與漢奸賣國活動。北平淪陷前後，日本人特別注意拉攏北洋時期的
高官顯宦，如段祺瑞、吳佩孚、袁世凱之子袁克定、靳雲鵬等，
但這些人都拒絕了。特別是吳佩孚，還因此被日本特務毒死。
靳雲鵬的例子與曹汝霖相似，靳是北洋時期國務總理，日寇多次拉攏，
靳不為所動。後來，華北偽政權也給他掛上了「顧問」空銜，但靳也從不到職。
據說，日寇特務機關長喜多非常氣憤，曾指斥曹:「為什麼我們『皇軍』來了，
你不出頭幫忙，你究竟做什麼打算？」曹汝霖怕於己不利，
才接受了新民印書館董事長、「中日懇談會」會長等職，但並無實權。
在日偽時期，曹也利用與日本人的關係，辦過一些對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如前文提到曹在天津讀書的小兒子曹樸（字君實），後去日本留學，
歸國後曾任張學良的副官。「九·一八」後隨張學良至北平，
後任天津市警察分局局長。「七·七」後，日寇襲津，
在新車站用機槍掃射難民，曹樸轉請父親阻止日寇暴行，
曹即出面給日軍打電話說：「新車站住的都是難民，不是軍人，
並無敵對行動，為何要開槍射擊這些無辜的老百姓？」日寇這才停止掃射，
後由曹樸聯繫商會，在河北公園設收容所、粥廠，將難民陸續送走。
以今天的審查眼光來看，曹汝霖在淪陷期間，或多或少盡量減少日偽
對老百姓的殘害，這恐怕也是應該是予以肯定的。
五四運動後的曹汝霖
五四運動前，曹汝霖曾集交通總長、財政總長、交通銀行總理等數職於一身，
是北洋政府權重一時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由於部分列強與
日本事前簽署了密約，協約國公然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
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
當時，交通總長曹汝霖因負責把部分權益讓予日本，與貨幣局總裁
陸宗輿及駐日公使章宗祥並稱為「三大賣國賊」。五四運動中一句
著名口號即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五四」當天，學生遊行到
趙家樓曹宅，曹汝霖躲了起來。學生誤把當時在曹宅的章宗祥當成
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頓，並放火燒了曹宅，此即火燒趙家樓事件。
後來，一些學生被抓，事件演變成大規模的罷課、罷工及罷市。
6月10日，曹、陸、章三人被免職。
「五四」過後，曹汝霖先在醫院躲了幾天，後搬到北海團城
(當時由京綏鐵路局看管)暫住。曹在這裡足不出戶，每天以寫字打發時光，
還改了個名字叫「覺廠」，有點閉門思過的意思。
五四運動時，曹汝霖不過42歲。此後他沒再任過要職，
似乎也沒有東山再起的企圖，而是熱衷於慈善活動。每年冬天，
曹家都向拉洋車的車伕施捨100套棉衣。施捨的方式也比較特別，
每次由家裡當差的抱著幾套棉衣出門，看見街上有衣不蔽體的車伕，
便雇他的車，拉到僻靜的小胡同，叫車停下來，施捨給車伕一套，
然後再去物色下一個對象。據說這個辦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領。
曹家還經常向人施捨棺木。
上世紀20年代，由曹汝霖發起，共有20多人出資，在阜城門內白塔寺
溝沿建了一所醫院，取名中央醫院。醫院落成並買進所需醫療器材後，
尚餘20萬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銀行。中央醫院屬於慈善性質，
用這20萬元支撐醫院的開支，窮人來看病，一概不收醫療費。
後來新亨銀行倒閉，醫院所剩的幾萬元，改存匯業銀行。匯業銀行歇業後，
又改存中南銀行。曹汝霖一直擔任中央醫院的院長、名譽院長等職，
經費方面都由他籌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長的井陘正豐煤礦公司供給。
但曹汝霖不從醫院拿任何薪水，只有他到醫院時，由醫院給他的汽車灌滿汽油，
這就是他從醫院得到的全部報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醫院達十餘年，日軍侵佔華北後，曾想強佔這家醫院。
曹去找日軍交涉說:「這家醫院原來是私人經營的，而且是慈善性質。」
日軍方罷手。日軍接管了協和等醫院後，一些名醫如鍾惠瀾、周華康
等不願為侵略者賣命，紛紛被中央醫院網羅過來。醫院的婦產科，
也在此時創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戰勝利後，曹汝霖辭去院長，
請鍾惠瀾繼任，他對鍾說:「我本是個外行，維持了十幾年，雖然沒有成績，
但幸而沒有大過。日本人在這裡，我不能不頂著名字應付應付。
現在日本人走了，還是你們幾位專家多負些責任吧。」新中國成立後，
中央醫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為人民醫院。
抗戰爆發後，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
不在日偽政權任職。據說日軍在籌組華北偽政權時，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選，
但曹始終不為所動。後來，王克敏曾給他掛上「最高顧問」的虛銜，
王揖唐出任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時，又給曹掛了個「咨詢委員」的空銜，
但曹汝霖從不到職視事，也未參與漢奸賣國活動。敵偽組織還曾打算讓
曹汝霖出任糧食局偽職，他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訓，曾說:
「日本人吃糧食不受限制，單管中國人，我怎麼管，這不是找罵嗎？」
當時北平的老百姓多吃雜和面，一次，曹把用雜和面蒸的窩頭帶到
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對王克敏說:「這樣的糧食怎麼能讓老百姓下嚥。」
王克敏聽後拿起窩頭就咬了一口，說:「這怎麼不能吃！」
日軍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對曹的不合作十分不滿，曾指斥曹:
「為什麼我們『皇軍』來了，你不出頭幫忙，你究竟做什麼打算？」
值得一提的是，素有「親日派」之稱的曹汝霖在大義面前沒有淪為漢奸，
而當年的北大學生，在火燒趙家樓事件中衝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
抗戰期間卻墮落為一個大漢奸，出任過汪偽政權的組織部長、內政部長、
浙江省長等要職。1939年12月15日，梅13歲的女兒梅愛文在《浙甌日報》
發表文章《我不願做漢奸的女兒，我要打倒我的爸爸》。當中寫道:
「我的年紀雖小，對於在艱苦戰鬥中的祖國，我是懷著最熱情的愛的。
而對我那做了漢奸的父親，我卻懷下了切齒的仇恨。今天我要公開宣佈
同梅思平脫離父女的關係，我要公開宣佈我父親梅逆思平的漢奸罪狀，
我要打倒我的爸爸。」這篇文章雖然不過800字，卻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
隨後，梅思平的繼母梅王氏率同他的兩個異母妹妹在報上刊登啟示，
與梅脫離一切關係，稱其「附逆作賊，害國辱祖」。抗戰勝利後，梅思平被處決。
曹汝霖晚年在憶及五四運動時說:「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
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
總算得到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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