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人的十字架

吳敦義
　
　五十七年五月廿四日，當時聲望日隆，而仍充滿神秘色彩的國防部長蔣經國，在他兼任主任的救國團總團部約見我，接待我的是李煥主任秘書、宋時選秘書和簽請約見的文教組馬鶴淩副組長（臺北市馬英九市長令尊）。

用筆關懷大學環境
蔣主任會主動約見一位台大二年級學生，是因為一篇四月十七日台大「大學新聞」週報的社論——台大人的十字架，我寫這篇文章的確是有感而發。

我心目中的台大，不僅是臺灣人人嚮往的最高學府，更應該像英國的劍橋大學、中國的北京大學一樣，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發揮學術自由，不料，觸目所及，竟多令人失望！女生宿舍常有偷竊狂出沒，車輛在校園內橫衝直撞，加上自行車屢見失竊，牆壁上貼滿懸賞尋車的告示，整個台大，似乎有逐漸被物慾惡習污染腐蝕的趨勢，所以，才感慨地寫出這篇文章，提出關心、同情、奮起三件事和台大人共勉。

「台大人的十字架」刊出後，首先在校園內激起廣大的迴響，繼而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自立晚報等國內各大報刊紛紛轉載、評介或發表社論，蔣主任在接見時親切、平易地對這篇文章能喚起社會廣泛的重視和迴響，多所肯定；一個多月後，他以國防部長身分，到成功嶺主持大專集訓班開訓典禮，在「要往下紮根、向上結果」演講中，再度提到「台大人的十字架」這篇社論「指出了青年人應走的正路與活路，全國有志青年，都應該起而回應這群朋友的呼聲。」

學生時代的自我期許，竟得到輿論和政府高層首長的強烈共鳴，更加強了我追求理想的熱忱與信心，而關心、同情和奮起，就不僅是當年與台大人相互勉勵的座右銘，更成了我日後從政的基本推動力！

大學新聞成為改革的動力
儼然成為自由主義最強堡壘的大學新聞，也因為拒絕校方事前審稿而成為言論自由的標竿。就事論事，不避權貴，終於直接衝撞到新接任的閻振興校長。

民國五十九年六月一日，閻振興校長到任。隔天出刊的大學新聞，用一篇震撼性的社論——「辭去兼職，辦好台大！副題——向閻振興校長進一言」歡迎他。

這是我為「大學新聞」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了。六月十八日畢業典禮，以一個即將踏出校門的畢業生，臨別贈言，希望當時身兼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又兼任一個超級神秘機構中山科學院院長的閻校長，能夠心無旁騖辦好台大。下筆雖重，卻是語出至誠，所以付印之際，心中坦然。但在卅幾年前的台大，星期一的大學新聞甫一出刊，立刻就造成轟動。校方補助經費出版的校刊，直接挑戰校長了，不少同仁心中忐忑不安，校園裏也有許多同學屏息在看校方會怎麼「辦」？

閻振興校長透過當時的訓導長韓忠謨教授（之後曾任司法院副院長），在校長室約見了我。

閻校長的氣度和風範完全折服了我。他先聽我侃侃而談（讓我頗有「說大人，則藐之」的快感！）然後不疾不徐的說，你的見解很對，但因接任校長事出倉卒，的確需要一小段時間。隔了一個星期，閻校長辭掉了中山科學院院長的兼職，六月十七日，就在畢業典禮前一天，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也辭掉了。閻振興校長以專職校長的身分主持了我們那一屆的畢業典禮，我在畢業生行列中注視著雍容儒雅的閻校長，不禁熱淚盈眶！

追求革新的信念和堅持
校園中的點點滴滴，豎立了我追求改革的信念和堅持。服預官役一年後退伍，我幸運的進入中國時報，有機會追隨創辦人余紀忠先生，並在張屏峰主任帶領下從事採訪工作。
第一條路線是跑臺北市政府，民政、地政和財政。三個月後，張主任調我主跑臺北市議會新聞，對市政瞭解的範圍和視野更為寬闊，許多議事運作、府會折沖的技巧和「眉角」，逐漸深入，將近兩年的採訪生涯，目睹若干市政積弊和市井小民的疾苦，更激起了學歷史辨別忠奸、秉筆直書，為生民立命，為社會伸張正義的決心，幾件市政興革，就在中國時報一篇又一篇的新聞報導和評論中進行：

第一、市府在信義路興建的信義國宅，樓下市場、樓上住家，因為偷工減料嚴重，鋼筋多處裸露，遇雨更是四處滲水，數百戶居民苦不堪言，連年陳情，不是碰壁，就是小修小補，敷衍了事，官官相護的結果，許多住戶眼看求告無門，瀕臨絕望，都快放棄了，經過輿論大篇幅揭發，市議員仗義質詢，終於遮蓋不住，違法瀆職的市府高官撤職法辦，對偷工減料處大規模整修補強，終於為哀哀無告的市民出一口氣！

第二、重慶南路通往永和是交通要道，市府為紓解壅塞，興建臺北市第一條高架橋，從和平西路銜接中正橋。高架橋兩旁樓房，從此受害，街道變窄，噪音突增，而樓房售價則一一暴跌，但是依照當時「工程受益費徵收辦法」，高架橋兩旁的樓房、地主，卻都收到從數萬到數十萬不等的工程受益費繳納通知，要負擔這一令他們毫無受益，卻深受其害的高架橋工程費，這是多麼不合天理、違背正義的惡法呀！經過我深入採訪，中國時報大幅報導，市府和議會終於從善如流，修正惡法，使實質受害的兩旁樓房、土地，免征工程受益費，進而接受我的建議，對收容安置在高架橋下的百余攤販，准許分期繳納租金，而不是一次收足九年十個月將近十萬元巨額租金，令小攤販難以籌措。

以記者為民喉舌
回顧民國六十年當時，尚未解嚴，報紙不但禁止新設，還要限制張數，像中國時報每日也僅出版三大張，如非余董事長紀忠秉持開明理性改革，領導報社，張屏峰主任等支持興利除弊的新聞處理方針，要在寸土必爭的版面中與社會新聞競爭，為民喉舌，實在並非易事。

跑議會新聞，有一事值得一提。六十年代的大臺北瓦斯，其售價調整須經議會通過，所以每次調整價格，都必須過關斬將，尤其議會這關，從建設小組到大會，審議過程冗長，正反主張紛呈，保駕護航和反對漲價的兩軍對峙，不僅臺面上舌槍唇劍，互不相讓，臺面下更是合縱連橫，交易頻傳。報導深入、分析精准的我，自然也成為兩軍決戰中雙方爭取的目標。

有天午後，大會劍拔弩張的戰役暫歇，我抽空上洗手間，忽然一位護航派主帥某議員快步靠近，看左右無人，將一大紮由報紙包裹的東西（想也知道是現鈔！）塞到我手中，我毫不思索的拒收，推讓數次，我臉色一變，嚴肅的告訴他：「中國時報的記者不會收這種錢！」他才收回。事過年余，這位元老級的議員大力向國民黨推薦提名我參選臺北市議員，我當選議員後，他告訴我，他推薦我是因為我經得起考驗，「月薪三千元的記者，能毫不思索拒絕三萬元的外快，不簡單！」我想，這也是從小受家父身教言教的庭訓，讀書時老師教誨，進中國時報後余董事長紀忠先生以他超然卓越的風骨，令我們敬仰景從的緣故吧！

站在第一線為民服務
八年的議員任期，對我又是另一個受益匪淺，學習成長的歷程。因為不能再做採訪記者，余紀忠董事長希望我擔任主筆，原則上每週為中國時報撰寫一篇社論，分工的範圍是內政方面，我知道必須更用心鑽研內政事務，特別是省縣地方的問題才能夠言之有物，中國時報是第一流的大報，而主筆群更多的是一時之選，像王作榮、王昭明、汪彝定、楊乃藩這些巨擘和前輩，無形中鼓勵我充實自己、力求精進。

八年說長不長，說短卻也不短，可述之事自然甚多，限於篇幅，只能舉較具指標意義的案件。

民國六十六年，接到可靠的人士提供資料，臺北市銀行延平分行，因為主事者人謀不臧，已造成二億五千萬元的驚人呆帳。駭人聽聞的是貪瀆手法的膽大妄為，透過眾多人頭——甚至還有已去世多年的人頭，冒貨、超貨，簡直到匪夷所思、人神共憤的地步。不過，提供資料的人看到我義憤填膺，似乎已有迎頭痛擊的決心，臉色一正告訴我，要打這個人，要衡量衡量，因為這個將臺北市銀行掏空二億五千萬鉅款的分行經理，來頭甚大，竟是行政院蔣經國院長的表弟，正是如此，所以罪行雖大，而知情者皆一一束手，無一敢打老虎！

正義所在，勇往直前
這樣更堅定了我「義之所在、勇往直前」的決心！要打就打老虎！

我一向認為，地位越高，權柄越大，就越應該以身作則，為民表率。行政院長蔣經國，厲行十大革新，除弊興利，身為其表弟，就更必須奉公守法，萬萬不能扯蔣院長的後腿，如今膽大妄為，貪污誤國，我既自許為經國先生改革的信徒，只有揮寶刀、斬貪官，為民除害！

議會的那場質詢果然震驚全臺北市。

那一位虧空二億五千萬元的分行經理撤職法辦。總經理也以監督不周受處分，臺北市銀行以至其他國、省營行庫則因而進行一波深入的檢查。

然後呢？許多人開始擔心：打老虎的吳敦義，會不會被反噬呢？雖然我理直氣壯，處之泰然，但是朋友、同僚；甚至父親、母親，妻子也開始關切了，他們一波又一波的探詢，會不會因此惹了禍？

答案很快就揭曉了。大約一個星期之後一個餐會的場合，已經位高權重的李煥先生悄悄的告訴我：你做得很好！過兩天，宋時選先生也面告我，秉公質詢，為民除害，不必怕得罪什麼人！

印證了經國先生行政院長、總統任內，我由二任臺北市議員，二任南投縣長，經國先生不只關心栽培，鼓勵有加，他那廓然大公，雍容高潔的領袖風範和人格，是多麼令人肅然起敬，心悅誠服啊！

我從政以來的信念和堅持，受經國先生的啟發和感召，是一股源源不絕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