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源於「貪」與「淫」，西方社會要重建它的道德城堡，大可乞援於中國傳統智慧。

金融風暴一週年，大家都在試圖總結經驗和汲取教訓。比方說，美國上訴法院法官、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波斯納（Richard Posner）的新作《資本主義的失敗：2008年的危機及其導致的衰退》（A Failure of Capitalism: The Crisis of '08 and the Desent into Depression），所探討的就是金融危機的近因（proximate causes）與遠因（underlying causes）。

他認為亞洲國家過度儲蓄、美國聯準會不計後果降低利率、金融機構奉行冒險主義，以至高風險借貸、低利率導致房地產泡沫、急功近利的抵押業務，以及過於寬鬆的監管環境，通通都是大蕭條在八十年後重演的罪魁禍首。他特別批評負責監管和研究經濟的學者「疏於防範、錯失防患未然的良機」（asleep at the switch）。

波斯納以上所言，當然不是甚麼令人眼前一亮的真知灼見，卻完全符合西方知識界對金融危機的主流論述。我在這裡不厭其詳地加以轉述，只是想說明西方社會特別是它的經濟學界（economics profession），到今日然在沉迷於誰該負責的「怪罪遊戲」（blame game），而未能對事件作出沉痛、深刻的反省。怪罪遊戲沒有意思，因為那些公認的奸角——不管是臭名遠播、涉嫌五百億美元詐欺被捕的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公司前董事會主席馬多夫，還是恬不知恥、因過度投機而令公司瀕臨破產，得到政府注資後仍收巨額紅利的金融機構高層——其實都只是小角色。金融危機源於不懂滿足的「貪」與不懂節制的「淫」，而貪跟淫不但是資本主義的原罪，也是人性。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把人性最猙獰的一面暴露出來（bring out the worst in people）。從這個角度看，奸角所做的一切對我們並不陌生，我們跟他們一樣都有同樣的犯罪意志（will），只是我們沒有他們手上的犯罪工具（instrument）而已。換言之，金融危機的爆發，整個社會都難辭其咎。正因為這本質上是一宗集體罪行（或至少是collectve guilt），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金融改革，而是哲學家尼采所說的、對今日一切價值的重新估定（transvaluation of values）。

今日的主流價值，就是用金錢來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money a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這種金錢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oney）使人活在倒懸的狀態下，將對幸福的追求簡單化和粗糙化為對快感、速度和即時滿足的追求。互聯網與全球化帶來的虛幻權力感（false sense of power）與非理性亢奮（irrational exuberance）進一步蒙蔽世人的心智。既然賺錢享受是生命的至高目的（highest purpose），能夠幫助我們取得最大財富的知識自然成為最重要、最有價值的所謂「超常知識」（superior knowledge）。於是今日擁有複雜財務（high finance）知識的人，就像基督教諾斯替派（Gnostics）的聖人一樣，擁有通往救贖之路的神秘知識。

其實世上「最重要、最有價值的超常知識」就是對自己的認知（self knowledge），即中國人所說的自知之明。金融危機其實也是一場價值危機，西方社會要重建它的道德城堡，大可乞援於中國的哲學和傳統智慧。例如莊子的哲學，本來就是要為在混亂時局惶惶不可終日的世人設計自處之道。的確，莊子哲學對支撐資本主義的兩條大樑——「貪」與「淫」——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修正。莊子說：「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勸告我們探求知識要適可而止，不要超出極限範圍之外；對我們力不從心或超出我們認知能力的事，應安於無知。莊子提出「自然無為」，告誡擁有權力的人不要將自己的意欲強加於其他人身上。他又奉勸囂囂逐利的世人，學習「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水裡逍遙自在的野雞。凡此種種，對於在金融風暴中弄得焦頭爛額，到今日依然隱隱作痛、猶有餘悸的現代人來說，不是大有切身關係嗎？重新學習做人（learning to be human again），也許就是我們可以從金融危機汲取的最大教訓。

後記打趣：「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是否也在告訴吾等D網諸老師、半仙們：不要玩命玩過頭，該喝喝清茶、飲飲小酒休息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