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成书时地及作者再探讨
唐世贵　唐晓梅

第一作者：唐世贵 男 四川攀枝花大学中文系 副教授 四川大学文学硕士、北京大学访问学者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从事巴蜀文化研究。
第二作者：唐晓梅 女 西南民族大学美术系200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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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 要] 《山海经》旧传为夏禹、伯益所作，有一定依据，但此书又并非一人一时一地所写。《山海经》作为口头文学在巴蜀历经了漫长的岁月，一当巴蜀图语文字产生后，这样便由口头文学转变为文字文学。本文从考古学、语言学、文献学角度对《山海经》的比较分析研究中，再与出土文物上的铭文相印证，由此推论出：巴蜀文字文本《山海经》成书于杜宇氏以前，直到战国中年由定居巴蜀的楚国贵族后裔，使用汉语的前身――“雅言”翻译、编写，成为中夏语言体系的《山海经》，最终才成为中国唯一的一部远古神话了的历史地理书。
[关键词] 神兽 青铜树 文献 探讨
巴蜀王国的辉煌，正是它的桑蚕文化向外传播时期，身在岷山（巴山）脚下――都广之野，敞开博大的胸怀，面对着尚不能科学解释的世界，由此，而孕育出了远古历史神话《山海经》，历经漫长的口头流传，直到巴蜀文字产生，才被记录下来。战国中年，巴蜀文本《山海经》由定居蜀地的楚人后裔用汉语的前身――“雅言”文字翻译、编写成为中国唯一的一部神话了的历史地理书。
《山海经》分《山经》与《海经》共十八卷，三万一千多字。这部书古代曾被说成是地理书、刑法书或小说。旧传为夏禹、伯益所作，有一定依据，但此书又并非一人一时一地所写。所以，司马迁在汉初，即言“《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可见汉时人即不信为禹、益所作。书中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秦汉以后郡邑之名，颜之推即曾以为疑。朱熹谓此书与《淮南子》乃附会屈原《天问》而作（见《楚辞辨证》）。胡应麟则谓其文体特类《穆天子传》，断为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又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见《四部正讹》）。朱、胡固善读书，特亦一孔之见。惟《四库提要》议论为持平。其言曰“观书中载夏后启、周文王及秦汉长沙象郡诸暨下隽诸地名，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殆周秦间人所述，而后来好事者又附益之欤？观楚辞《天问》多与相符，使古无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辞辨证》，谓其反因《天问》而作，似乎不然。”又云：“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竞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证，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小说之最古者尔。”近人蒙文通先生大致认为《山经》为古巴人所编，《海经》为古蜀人所辑，而袁珂先生却断定《山海经》的作者是战国初年或中年的楚国或楚地人。
　　按说，《山海经》的成书时代及作者，是很清楚的。因为西汉刘歆曾经明白地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这是刘歆给皇帝上表，绝不能信口雌黄的。上古传说黄帝时代的仓颉已经创造了文字，新近在山西帝尧故城遗址发掘出的青铜器上已经有文字的迹象，但我们现在仍然不能断定夏禹时代就有了文字，然而没有文字，却一定有口头文学。伯益不过是把蜀地的口头文学，经过自己的编排再口叙给大禹罢了。夏禹出生于蜀地，应是没有争议的，他治水从西到东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伯益该是他的随从罢。所以，在《山经》之后有大禹的结语，这应该是伯益讲完之后，大禹作的总结。不过伯益的《山海经》仍然是口头文学。因为是口头文学，所以随意性极强，后世一代一代的又补充了新的内容，为《山海经》的作者及时地设置了一个难解之迷。
　　首先，我们来看看古蜀国杜宇都城遗址广汉三星堆（包括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神兽和通天树，与《山海经》里描绘的各种山神――鱼凫、开明神兽及各种神树进行对照，找到它的契合点。
三星堆遗址曾出土了鸟首（其一高40.3cm ）、兽首（其一高20.5cm 宽26.6cm）等数十种青铜、玉石像。青铜鸟首正是鱼凫蜀王的图腾像，它印合了《山海经》中约23种动物的一种。《海内西经》多次描绘到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开明神兽被开明蜀王作为图腾，但人首兽身青铜开明兽像落入民间（见《三星堆文化探秘》第172页插图）。上引青铜兽首像，其实也是开明兽的变种，因为《山海经》在前，青铜兽在后。蚕丛、鱼凫、开明这几代蜀王都是以《山海经》中的神兽为其部落图腾的，并以此作为部落名称。《山海经》在杜宇氏之前已经由口头文学成为书面图语文学了，自然，前代神圣的书是绝不可能记载后世的东西的，否则就是后来的编纂者随意添进去的。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上得知古蜀国已经有了图语文字，足以证明在杜宇氏之前巴蜀图语文字已经形成，因为文字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是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后世的《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对蚕丛、鱼凫、杜宇、开明蜀王都有简略的记载，据此与之三星堆出土的鱼凫、开明等青铜、玉石神兽像完全可以与其图腾相佐证。
　　三星堆古蜀国遗址还出土了三株青铜树（其一高395cm），我们可以肯定这种青铜树，就是蜀王朝根据《山海经》中的记载而仿制的通天神树。后世文献中有关神树的记载，都是源自于《山海经》：如建木、若木、扶桑、穷桑、寻木、马桑……。青铜树到底是什么树的象征？屈原在《天问》中有“神树为何闪耀光华”一句，这“光华”就是青铜树的象征――成为《山海经》源自于巴蜀的绝证！把《山海经》中有关神树的描写与青铜树实物作一比较，与青铜树相近的，便有扶桑。《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这样描写道：“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水，九日居下技，一日居上枝。”《大荒东经》又写道：“汤谷上有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把这里的叙述与青铜树实物相对照：树座以山形，似汤谷。谷中有水以供日沐浴，所以有龙焉。“上与扶桑”，即青铜树。枝上栖有十乌，即为载太阳之金乌。树干又有节，或为阶梯，或因需镶嵌树枝之铸造方面的原因使然。无论乌、鸡（凤）皆与太阳有关，金乌为太阳，古书有载；丹凤朝阳，流传至今。铸此青铜树，上敬天神，祈求吉祥――成为巫师祭示时，与神交流的通天神树。
　　我们从考古学角度分析了《山海经》与古蜀国的关系，由此可以确证《山海经》源自于古蜀国，成书于杜宇氏（西周）之前。下面再从文献学角度进一步补证：上古文献《尚书．尧典》、《夏小正》、《帝系》等，完全可以与《山海经》相互印证。《尧典》有“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几个表示天文岁差的上古才有的词，而这几个古词恰恰在《山海经》中出现了，而战国其他文献中却找不到。《大荒东经》有“东方曰折（析）”；《大荒南经》“有神名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大荒西经》“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两文献的对比中，我们得知：当时伯益在口述《山海经》时，已经把中原语言加入进了巴蜀语言的《山海经》之中了，由此对后世《山海经》的口头流传便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就影响了巴蜀语言。
　　再从《山海经》的用语来看：它出自于巴蜀人之手，用巴蜀古文字写成，《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郭璞注曰：“播琴犹播殖，方俗言耳”。他并没有说明是何地方言。清初毕沅经过考证：楚人称“播种”为“播琴”。《西次二经》曰：“女床之山，其阴多石涅”。郭璞认为“即矾石也；楚人名为涅石。”清人吴任臣、郝懿行指出郭把石涅与涅石混而为一的错误，郝懿行说：郭注当移于《北次三经》“贲闻之山，其下多涅石”，郭注此亦相合，总之“涅石”乃是“矾石”的楚名。上述两例，就是移居巴蜀楚人后裔在战国中期用中夏语言翻译、编写《山海经》留下的楚语印记。因为，当时的蜀中楚人，早已被蜀人同化了，所以，从《山海经》中我们无法找到更多的楚语例证，来证明《山海经》就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所写，但可以反证《山海经》的作者肯定与楚人相关。楚人和其他各地先民一样，随着地区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已逐渐形成自己区域性和民族性的语言----“夏化的语言”。楚人既操楚言，又能说华夏之语，不影响楚国和其他各国的交往。楚国文字当在建国前就应已出现，但迄今为止，见于最早的楚文字是西周中晚期楚公钟、楚公逆的铭文。春秋时期，楚国铜器增多，铭文也大量增加。从这些铭文看，如与华夏文字相比较，其共性是主要的，但也有自己的个性。人类的语言是千差万别的，但也有其共通性，那就是语言中的语气词语，只能音译，而不能意译，同时也是语言中最稳定的一部分。《山海经》中有 “胥”、“牺”、“娲”、“羲”等语气词，这些语气词完全与巴蜀方言语气词相吻合。《路史》记载：“太昊伏羲氏，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对于这个记载，《路史》作注说：“所都国有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得名，乃阆中渝水也。”此记载说明华胥氏发祥于四川的阆中。“华胥氏”的“胥”字，用汉语解读不出意思（还包括上述词语），应该是巴蜀方言，杨雄《方言》说；楚人称女人为“婴”。按古语同音相通的规律，“华胥氏”的“胥”、与伏羲氏的“羲”、包牺氏的“牺”、宓戏氏的“戏”、屈原《离骚》中“女婴”的“婴”应可通假。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多称“花林女神”为“婴华”，读作“XiāFǎ”（胥华），译成汉语，就是“华胥”。“华胥”在楚越方言中就是“华女”或“华巫”，“巫”与“觋”大体同意，而且皆可读如“Xí”。楚越语中与上述巴蜀方言音相同的是“兮”字，从老子到庄子的哲学著作，从屈原到宋玉的《楚辞》，“兮”字比比皆是，而在《山海经》中却从未出现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楚地楚国人的手笔！所以，《山海经》中的上述语气词，证明了《山海经》在译成“雅言”时，保留了巴蜀图语文字中的语气词语。
　　蜀与华夏不同族，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从广汉三星堆蜀遗址发掘出来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与文献可以互证。再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中得知：“酒”曰“醴”，《蜀王本纪》又说蜀左言，以此推断“醴”原非蜀语，而是中夏语义，可能是受了荆楚华夏语言的影响。蜀语早在秦灭蜀后不久即消亡，从“蜀左言”变成了“言语颇与华同”。蜀文字直到汉初，仍屡有所见，以后才逐渐消失。《山海经》中有关盛酒或食物的器具曰“柸”，如《海内北经．蛇巫山上操柸人》；《海内北经．犬封国》中“方跪进柸食”。据袁珂先生考辩：“柸”即杯之伪，郭璞在《犬封国》下注云“与酒食也”。郝懿行曰：“明藏本柸作杯，注酒字作狗”。显然，“柸”是蜀人“酒（狗）”的古音，保存在《山海经》中，所以，《山海经》的成书楚国人是不可能独立完成的。
　　巴人作为一个远古族系，曾有过自己的灿烂文化，可以媲美于中原文化。安康市汉滨区与平利、旬阳两县交界的坝河乡古巴国2000多年前的祭示坑发现的画像砖中，有两块砖上分别刻有目前尚不能释读的方块文字：一块砖上的铭文分别榜书于熊、骆、虎、蛇4种动物身上。共6个字；而另一块砖上的榜书铭文竟达12字之多，分两段书写，应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最典型的是在一件刃部锋利的石斧上镌刻了3个类似结绳符号，造型很奇特。还有一件为陶质半月形器物，正中刻日、月之状，“日”以阴阳点连成天体之形，周围环刻5种符号；器脊刻星座和文字符号。这些符号和文字的含义目前尚不清楚。《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左传》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韩服为巴行人，韩为中原诸夏的姓氏之一，“邘、晋、应、韩，武之穆也”，显然操中夏语言。楚王族也是中原语言文字系统。故巴、楚在《左传》桓公九年、庄公十八年、十九年、文公十六年和哀公十八年等多次交往中，全无语言障碍。这表明巴、楚王族语言相近，同属中夏语言系统。巴国文字形成，同时受到了蜀文字的影响，但西周开始，巴国官方语言文字已经使用中夏语言文字了，但巴古语言文字并没有终结，因此，巴国就成为楚国与蜀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桥梁，移居巴蜀的楚人翻译、编写的《山海经》才成为现实。同时，我们还不能不看到：西周初年，巴人尚在巴山与汉水间时，巴王族中人，他们自己就有能力把古巴文的文献改写成中夏文字的新文献，这样也就为后来蜀国的楚人编写《山海经》提供了方便。
　　袁珂先生在《<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中说：“关于《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蒙文通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有过一篇论文，曾经论到。大意说：《大荒经》以下五篇的写作时代最早，大约在西周前期；《海内经》四篇较迟，但也在西周中叶；《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最迟，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作品。至于产生地域，则《海内经》四篇可能是古蜀国的作品，《大荒经》以下五篇可能是巴国的作品，《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可能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国的作品。”他认为《山海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二、《五藏山经》五篇和《海外经》四篇；三、《海内经》四篇。三个部分以《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成书最早，大约在战国初年或中年；《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稍迟，是战国中年以后的作品；《海内经》四篇最迟，当成于汉代初年。它们的作者都是楚人——即楚国或楚地的人。我想蒙先生与袁先生说的都有道理，《山海经》最早的文本应该是巴蜀文人用巴蜀古文字写成的，成书时代在西周以前。我们今天读到的《山海经》却是春秋战国时代移居巴蜀的楚人的后裔用中夏文字翻译巴蜀文字在战国中年编写而成的，秦汉文人又进行了穿凿附会。
　　袁与蒙两位先生都认为《大荒经》成书最早（4次提到巫山），究其原因，它是巴人自己用中夏文字编写的；《五藏山经》、《海内经》最迟，因为，《海内经》是由蜀地楚人后裔翻译、编写的，而《五藏山经》却是由秦汉时代的人穿凿附会的。至于，《山海经》中关于楚地神话，有《中次十二经》的“洞庭之山”的“帝之二女”；《海内北经》中的冰夷（河伯）等。前一条直接涉及楚地，后一条间接与楚地有关，这是因为移居蜀地的楚国贵族，他们应该知道楚国的神话传说，而传之后人，所以其后裔在翻译、编写《山海经》时，就把它们羼和进去了。楚国立国在当时已有数百年了，而《山海经》没有一处直接写到楚国历史神话的，这与屈原的《楚辞》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屈原是楚国人，他爱他的祖国历史文化而受其影响，而《山海经》的作者其先祖因种种原因流落异乡他国，楚国对他们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而蜀国才是他们真正的精神家园。
　　从屈原的《楚辞》（《离骚》、《天问》、《九歌》、《九章》、《远游》、《招魂》）中考察，可以知道屈赋中所写的神话故事与《山海经》里所写的相同者又极多，屈原作品里所写的种种神兽及神树，和《山海经》里所描绘的有这么多融合之处，应当说是决非偶然，足以说明：在屈原之时巴人用中夏文字改写的《山经》与蜀地楚人后裔翻译、编写的《山海经》先后流传于楚地。这样也就为屈原写作楚辞提供了参照系。晚于屈原的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即源于蜀地楚人后裔翻译、改写的《山海经．中次七经》中有著名的瑶姬传说：“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