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生命與安全”雜誌2003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薩斯 －遠遠不僅是病毒”的文章，從社會生態學的角度對薩斯在中國的流行進行了解釋。文章作者名叫固班諾夫‧B‧B‧，是一位俄羅斯社會生態學國際研究院的學者，他主要研究“有效幫助在危機狀態下的人的手段”等課題，其中一個專案就是研究如何在3－6天之內有效的控制、清除大範圍的流行病，其中包括薩斯病。作者表示，通過一系列各種各樣的試驗和實踐，他們得出了獨特而有趣的科學結論。

俄羅斯學者在這篇文章中寫道：通過研究發現，病毒“實際上是一種載有精神道德方面資訊的生物，而只有它的一小部分才是我們了解的生物（物質）的方面。所以現代的醫學只是在試圖治療病毒的生物（物質）的一面。而不是清除病毒的根本。”

作者表示：通過對於愛滋病、肝炎包括薩斯等流行病的獨一無二的產生及流行方式的研究發現，病毒總是能夠在本來健康的身體上自主的產生、發展。而被感染的人很多都是沒有接觸過感染源的。最後，這位俄羅斯學者得出自己的研究結果：任何疾病，都是患者精神道德方面潰敗的結果，其次才是患者機體外殼損傷的開始。病毒可以根據人的大腦所輻射的調色板似的光譜而產生。作者反覆強調了“思維是有形體”，人的大腦在活動時，就會產生這種“有形體”。輕微的疾病－這只是患者在精神道德方面有問題的暴露。人在感染肺炎的時候，就是因為身體周圍的能量層因為精神道德的原因而在左上半身的部位產生了裸露。

文章解釋說：最初病毒的開始，就是因為雖然人的機體健康，但是生物節奏不和諧。這樣人身體周圍的資訊能量層是變形的，所以它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如果人的機體和精神道德都是健康的，那麼病毒來到的時候，就會被粉碎掉，從而使人能夠保持健康。而總是發出不正的“思維有形體”的人，即使只是有病人從他身邊走過，或是問了他什麼，或者只是注意到他了之後，就可以通過他的不正的大腦輻射結構啟動極化他內在的結構。於是就產生了“偶然的捕獲”。不論是 “偶然的捕獲”還是“共振”，衰率不超過3－5米，而且共振不會因為病人和感染者之間距離的加大而減弱，電話、甚至手機都可以啟動這種“捕獲和共振”。

固班諾夫還舉例說明，在西藏發生的很多的搗毀寺廟，槍殺僧人的事情，和“文化大革命”時對大量的文人和藝術家們的殺害導致了中國人整體道德水準的下降。作者認為，精神空虛的生物量已經超過了許可的濃度，而現在正是在通過薩斯這個手段減少它的數量。因為，這個民族的肌體代表已經不能夠支持宇宙間甚至高於星雲的一種高道德水準的精神結構體。

他還強調說：薩斯－是一種具有遺傳特性的高質量疾病系統，而不是簡單的個體層次的疾病。薩斯－從進化的角度來講，是一個清除某體系中“不會結果的花”的過程。換句話說，薩斯病的流行－這是一個民族共同體在跨向新的資訊能量層的界限時的一個清理過程，只有這樣，才能夠騰出空間以供給那些夠標準的生命繼續生存下去。

這位俄羅斯學者還認為，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用於“清理”的疾病，它們會由於本民族的“資訊能量層”的不同而各異。

那麼如何才能擺脫薩斯呢？對於這個問題，固班諾夫在文章最後寫出了自己的答案：提高對“健康”實質的認識，努力“學會做人”。

其實，類似俄羅斯學者的長篇論文得出的科學研究結果，中國的“老話”、“警句”早就有了：諸如“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沒到”等等等等，都是教人通過提高內在自身的道德水準，不作惡事，從而達到外在身體的健康，生活的美滿。

不過，俄羅斯學者將整個民族看作一個整體的角度，倒也指出了存在著比“老話”、“警句”更高的標準：不但自己作為一個個體不該做虧心事，而且也將對整個民族的惡行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