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占据时代，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苗栗大湖法云寺、台北五股观音山凌云禅寺、高雄大冈山超峰寺，并称为对当时台湾佛教影响最大的四大道场。这四大道场的开山祖师，只有法云寺的觉力和尚，不是台湾本土出生，而是唯一自大陆航海东来的“中国和尚”。然而觉力法师却以其精严的戒行，与席不暇暖弘法育僧的愿行，感召了宝岛中部善信的护持与官府的鼎力相助，不仅在民国初期的二十年中，对岛内教界，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其门下所造就的两百多位出家弟子，率皆禀承师志，固守以戒严身、弘法利生的家风，持续在台湾的佛教界，发挥作用。

觉力法师生于清光绪七年(纪元一八八一年)，俗姓林，名金狮，福建厦门鼓浪屿人。父林月，母黄玉，师（本文专指觉力法师，下同）为家中独子；父母以盐业维生。据《艋舺龙山寺全志》第九章《僧侣――历代之住持》所载，知师“幼而聪敏拔群，其炯炯眼光，有射人之概。”师十六岁时(光绪廿二年，他元一八九六年)，因班上同学生病猝逝，倍感人生病苦无常，遂于某日放学后，留言纸条予家人，即迳自出走，飘然有出尘之志!师于鼓山街头游走了一天，遇到一名僧人；师既抱出家之志，便随该僧人至涌泉寺，礼方丈万善老人为师。留止该寺三年后，师乃落发受戒，法名复愿( 系曹洞宗“耀古复腾今”之“复”字辈)，外号觉力，别字圆通，时年十九岁(光绪廿五年，纪元一八九九年)。越明年，师亲近该寺监院本忠法师，研习戒律，前后六年。师廿五岁时(光绪卅一年，纪元一九零五年)，涌泉寺常住以师“戒行纯洁，若净莲之不染尘；禅学玄妙，理论圆通，若金质无处能没其刚”，聘请师担任监院一职。该年，师曾随本忠法师至南洋弘法，所得“福缘不下数万金”，为涌泉寺“略增润色”!

宣统元年(纪元一九零九年)，师廿九岁，漫游东瀛与内地，考察大、小乘佛教状况；并初次渡海来台，住锡凌云禅寺(当时属台北州，现为台北县五股乡)、基隆灵泉禅寺，后归鼓山，奉命担任首座，翌年再任监院。宣统三年(纪元一九一一年)，师于涌泉寺度化了一台籍斋教徒为僧，此年轻弟子，即后来促成师来台开山建寺、大树法幢的关键人物――妙果法师。妙果法师(纪元一八八四至一九六三年，桃园人，俗名叶阿铭)旋即因事返台，并与热心参赞兴建苗栗法云寺的刘缉光厅事，邂逅于凌云禅寺。

回顾法云寺的创建因缘，肇始于清同治年间(纪元一八六零年代)。当时因“土地之争夺，外来的汉民与原住的高山族之间，屡动干戈相杀。降至日本政府领台时，旧习依然。”是以大湖区垦植之先躯吴定新先生，为镇定民心，感化原住部落，令人人安居乐业，发愿于当地观音山构筑佛寺，安奉佛菩萨圣像，以收佛力加持默化之功!虽然定新先生愿未遂，即先行逝世，幸赖其昆仲、子侄之戮力以赴，终能克竟其遗志，获得官厅核准建寺的申请与地方善信的赞助。惟以未觅得适当住持人选，而迟迟不能动工!当年刘缉光，就是为法云寺的住持人选，而走访妙果法师。“二人一夕倾谈，建寺计划遂得以底定”，妙果法师决定亲返鼓山，力邀觉力法师来台，共负开山重任。

民国二年(纪元一九一三年)，师应妙果之请，与吴氏兄弟之聘，拜别万善老和尚，再次渡海来台，负责筹划法云寺的兴筑事宜。是年四月，先行启建大雄宝殿；次年十一月完工，并举行落成典礼。因寺居观音山岭，“上接云霄，居此山上，宛如高超凡境的最高地菩萨――法云地”，遂以法云为寺名。佛寺创建后，汉民与原住民之向，干戈渐息，灾厉日弭，人们得以安家立业。当时曾流传“法云建而大湖平”之童谣，以颂美其事，威信佛法、辅弼教化之效，诚不可思议!“天下名山多属僧”，师自住持法云寺，即孳孳于法务之推展，两三年间，即宗风大振，“四方云集，闻风归仰之僧众，多达二百五十余人”，该寺被推崇为“空前之庄严道场”!

综观师自民国三年卅四岁，担任法云寺住持，迄至民国廿二年五十三岁圆寂，前后廿年间，全心致力于弘传戒律，培育僧尼，建寺安僧等菩萨行业；直至示寂前，师仍谆谆以培育僧材为嘱!师重视、弘护戒律之苦心，可从其于十一年中(民国七年至十七年 )举行七次传戒大会窥知一斑。师于《观音山法云禅寺菩萨戒同戒录》序文中，殷殷劝勉学人精研戒律，躬行戒法，以为人天师表，成就无上菩提之基，句句婆心恳切，能令顽廉懦立!

至于培养僧材方面，先是民国十四年(纪元一九二五年)，师为塑造女众弘法人才，于新竹县香山壹善堂，开办佛教讲习会(为期六个月)，首开宝岛为女众兴学之例。民国十六年，师于法云寺大讲堂创办佛学社；民国十七年，复于该寺后山创立“观音山研究院”，专事培养女众弟子。师为提升尼众弘法能力与地位，虽饱受毁谤委屈，却从不因此而气馁退心!

至若建寺安僧方面，先是民国十五年，师协助尼众弟子妙清，于中和创建圆通寺；接着在民国十六年，为徒众妙本姐妹等，建毗卢禅寺于台中后里；尔后在民国十八年，扶助徒众妙吉法师，于北投建立法藏寺。此三座道场，日后皆有可观之成就!

最后，谨择录师之轶闻一、二，以见其高风亮节之人格，与慈悲喜舍之情怀。师平日自奉俭约，律己精严，凡有所作，一以利济群生为念，尤擅“观机逗教，广度有缘，从不舍弃与众生种善根的机会。”至外地弘法时，为省却信众为其备餐之劳，师主动要求以自饭配咸开水，裹腹即可。居山修行，每天五堂功课，师皆以身作则，领众用功；二、六时中海青不离身，语默动静威仪庄严；“工作毕，一有空就拜佛、坐禅。”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每年除夕上午，师必亲自下厨，悉心营办年菜，以慰劳全寺两百多位住众，所谓：“脱却袈裟卷起袖，除夕之夜把菜做；大水缸中罗汉菜，慰劳诸师下厨来。”盛情无限，令弟子感怀不已!

民国廿二年农历五月廿一日，师示寂于台中毗卢寺，临终前，除任命妙果，接掌法云寺住持外；更嘱咐随侍在侧的弟子们：“山林收入，办佛学院，培植人材，不可挪作常住费用!”师毕生为教、为人之护法精神，感召了门下弟子承继其志，也因此成就了日后法云寺法脉流衍，遍及海内外的漪欤盛况!

（文据《高僧行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