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
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这是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倾毕生心血致力于“人生佛学”、“人间佛教”与“人间净土”之实现的太虚大师，于民国廿七年(纪元一九三八年)五十岁生日时所透露的心语。纵观清末民初的教内外情势，满怀宏法利生热忱的太虚大师，除了积极倡导“人间佛教”的理念外，更大声疾呼革新僧伽制度、整顿僧伽教育，并亲身参与世界性佛教合作事宜的拓展，以期完成“觉世觉人的佛化运动”。从七百万字的《太虚大师全书》，我们不得不再三叹服大师为护国护教、济世利群所展现的前瞻性智慧与过人的胆识!而从大师自言：“少壮的我，曾有拨一代之乱，而致全世界于治的雄图，期以人的菩萨心行(无我、大悲、六度、十善)，造成人间净土。”我们则不难窥知：大师盖世的功业，实奠基于“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广大悲心与坚固行愿上。

光绪十五年(纪元一八八九年)农历十二月十八日，师诞生于浙江海宁县长安镇，俗姓吕，乳名淦森。父亲吕公骏发，原是浙江石门(今崇德县)贫苦农家子弟，十多岁到长安县，从泥水工巨擘张其仁学艺；数年后入赘张家(时为光绪十五年春)。不幸，父亲在婚后第二年秋病故；母亲张氏时年十七，于守寡四年后，奉母命再嫁他乡。自此，师改由道、佛兼奉的外祖母周氏抚养。师十岁前后，曾跟随外祖母，朝礼九华山与普陀山，并因此结下日后投苏州小九华寺出家的宿缘。

师十六岁出家前，只断断续续在舅父张子纲所主持的蒙馆受学，然从光绪卅年(纪元一九零四年)出家，至光绪卅三年(纪元一九零七年)前后三年期间，却在浙江名刹天童寺，受到完整的传统丛林教育；由于师“少年聪敏，有志进修”，遂得到名师的特别器重与苦心栽培，“如参禅方面，有八指头陀寄禅(纪元一八五二至一九一二年)的指引。在佛学的启蒙上，有歧昌、道阶法师(纪元一八六六至一九三二年)的照顾”。复由于师有机缘从容优游于三藏十二部经典，其佛学根柢，因而得以深固。故谓此修学时期为师“日后能够融会贯通大小乘诸论，进而旁摄、会通世间学问的重要阶段”。

光绪卅三年秋，师十九岁，至慈溪西方寺阅《大藏经》，因而结识“真挚高纯，为生平第一益友”的昱山法师。师宿慧深植，不久即因阅读《般若经》而初获定境；师在《我的宗教经验》文中，有如下描述：

“看了个把月，身心渐渐地安定了。四百卷的《大般若》尚未看完，有一日，看到‘ 一切法不可得，乃至有一法过于涅槃，亦不可得’!身心世界忽然地顿空，但并没有失去知觉。在这一刹那空觉中，没有我和万物的世界对待。一转瞬间，明见世界万物，都在无边的大空觉中，而都是没有实体的影子一般。这种境界，经过一两点钟。起座后，仍觉到身心非常地轻快、恬适。在二三十天的中间，都是如此。”而在自传中，师有云：“从此，我以前禅录上的疑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无滞，曾学过的台、贤、相宗以及世间文字，亦随心所用，悟解非凡。师一生总计有三次悟境，不止生理、心理有所改变，思想、文字的风格，亦由空灵活泼，转为条理深细缜密。

师于西方寺阅藏的第二年(光绪卅四年)，巧遇深受西洋新思潮影响、具革新思想的华山和尚(觅元一八七零至一九一八年)。华山和尚“见大师神慧，乃为力陈世界与中国之新趋势，及佛教非速革流弊、振兴僧学不为功”。师初不信华山所言，还与彼“笔墨舌辩十余日，累数十万言”；及至看了华山和尚出示的“新学”书籍：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章太炎的《告佛子书》、严复译的《天演论》，不禁深心折服，尤其钦佩谭嗣同的《仁学》，师“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国、救民的悲愿心”，亦因此机缘，而勃然兴发，不可自已!与华山和尚成为莫逆之交后，师进一步认识了革命僧人栖云，得阅《民报》《新民丛报》及《革命军》等革命书刊，萌发 “中国佛教亦需经过革命”的思想。

宣统元年(纪元一九零九年)，师受华山与栖云的影响，就学于“现代中国佛教之父” 杨仁山居士创办的南京“祗洹精舍”(光绪卅四年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虽然师在祗洹精舍，只待了半年，但该精舍的新式教育与国际观的弘法理想，无疑“影响其后来僧教育及佛学院的创办理念”，并“直接促成其未来世界性的佛教发展运动”。

师自廿二岁开始讲学著述，时为宣统二年(纪元一九一零年)夏；旋于该年秋季，出任广东白云山双溪寺住持。尔后卅七年中，师孳孳于改革僧制、讲学论着、出版刊物、兴学育才、护国卫教、弘化国外，为法奔波，矢勤矢勇，直到民国卅六年(纪元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于上海玉佛寺安详舍报。

师卅六岁时(民国十三年)作《志行自述》，表白个人的心志是：“志在整兴僧(住持僧)会(正信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文中特别强调佛法贵行；而行法以戒为本；而戒又必以菩萨戒为依归。盖因菩萨戒圆具三聚净戒(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涵盖断恶、修善及广度众生的一切佛法，而以广度一切众生的“饶益有情戒 ”为菩萨戒的特殊胜处。师云：“必能践行此菩萨戒，乃足以整兴佛教之僧会。必整兴佛教之僧会，此菩萨戒之精神乃实现。吾之志行如是，如有同志同行者，则何乐如之!”终其一生，师禀持如是志行躬行实践，以身示教，谦称自己是“为学菩萨发心而修行者”，而“非研究佛书之学者”、“不为专承一宗之徒裔”，更无求“及时成佛”之贪心。

师四十七岁(民国廿四年)时，发表《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指陈“愿以凡夫之身，学菩萨发心修行”为其意趣之所在，强调真发菩提心，为修菩萨行的首着，而后历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等阶段后，才得名为“集福智资粮之菩萨”，可惜“今人每多稍具信行，便尔心高气傲，不知尚未做到发菩提心之少分!”聆听师之自白，实足为今人学佛每多忘失宗旨、好高骛远之针砭!

民国廿九年(纪元一九四0年)师五十二岁，率领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自南洋归来，提出“今菩萨行”行动，效法观世音菩萨大悲无畏、普门示现的精神，去适应今时、今地、今人的一切需要，以革除中国佛教积弱不振的病因――空谈大乘、不重实行。而“今菩萨行的实行者，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优良的佛学和科学知识，参加社会各部门的工作”，多做救世利人的事业，使大众得到佛法的受用，进而对佛教生起信仰心和拥护心。师谆谆告诫：“我们想复兴中国的佛教，树立现代的中国佛教，就得实现整兴僧寺、服务人群的今菩萨行!”

师的改革理想，虽未能收立竿见影之效于当时，但“太虚精神”却藉由师的思想著作，传承下来，持续引导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在师圆寂五十年后的今日，事实证明：师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先知先觉――现今“领导台湾佛教界，成功地推动佛教转型，包括教育、文化、弘化组织及社会福利等各种杰出建设的教界领袖们，皆大都直接或间接地渊源于太虚的座下或法脉传承”，如印顺长老、星云法师、圣严法师与证严法师等。

师圆寂于民国卅六年(纪元一九四七年)，世寿五十九，僧腊四十四；荼毗后，得舍利三百余粒，而心脏不坏，亦缀满舍利。若非“天纵之圣”，师如何能在短暂的生命中，发挥对近代佛教如此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成为众所公认的佛教大师。八指头陀推崇师为“玄奘再来”；有人以师之夙慧几可与六祖惠能媲美；也有人将师与孔子相提并论；而师“生平第一益友”昱山法师，则称美师是“青莲火里光华灿，信是人间第一僧”。古德有云：“超伦每效高僧行，得力全赖古佛经。”惟愿有缘人，皆能“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师及门弟子慈航法师自箴语)，共同效学太虚大师的菩萨心行，为人间净土的实现，善尽一己之力!

（文据《高僧行谊》）